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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毛主席两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经过(下)

已有 1147 次阅读2015-12-27 23:19 | 中央代表团, 毛主席

毛主席两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经过(下)  
                    张泰永编辑
 
       昨天,寄给大家的这篇文章(上)开头的一句话:今天,2015-12-26日,是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应更正为,今天,2015年12月26日,是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22周年纪念日。不是之处,敬请大家谅察。
        以下是介绍毛主席1967年1月底第二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经过以及马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开会经过。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材料也是从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五一书摘录下来的。另外,原来打算把陈平总书记回忆录有关章节也一并介绍出来让大家参阅的,但由于要与原文(英文版)重新校正,需时较长,赶不及今天一起奉上了,敬请大家谅察。笔者保证,将在日后,以“陈平总书记在中国”为题,另行编译一个专题给大家参阅。
                                                    ——张泰永识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经过
…….(前略)1967年1月底,中联部通知,毛主席要接见以陈平同志为首的马共中央代表团。
    得到通知后,陈平跟我商量说:“若毛主席问到国内的斗争情况就由你答吧,你刚从前线到来,了解最新的情况。”
    我说:“应该由你答。你是党的总书记兼中央代表团团长,最新的国内和边区情况,我都已向你报告了,至于过去的情况也都发电报来向你汇报过,你都清楚和掌握了,还是由你答好。”
    陈平听后同意了。
    北京的冬天是很寒冷的。1967年1月底的一个晚上,当时负责中联部工作的康生和中联部专职研究马来亚革命问题的干部黄薇,前来接我们去北京人民大会堂见毛主席。我们的成员包括:陈平、李安东、穆沙、我和陈田。(注1)
    我们被引领到一个大厅里,毛主席站起来,我们走到他老人家跟前,康生一一介绍了我们。我们大家都向毛主席问好。毛主席满脸笑容和我们每位一一握手,并招呼我们坐下。
毛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礼貌地问道:“你们身体都好吗?”
陈平:“都好。谢谢毛主席。”并传达了国内中央同志们向毛主席问好。
“好,谢谢!”毛主席又问道:“你们的革命武装斗争情况怎样啦?”
陈平:“陈瑞(我在中国的化名)同志刚从前线来,过去的劣势已经扭转过来。近年来武装部队和革命群众组织都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斗争也取得一些成绩,但距离应有的目标还远。”
毛主席听后赞叹地说:“有发展,那就好!”又问:”党对党会议(即指康生与我们在钓鱼台开的会)开得怎么样?“
陈平抓住这次的好时机,一开始就切入主题:“这次拜见毛主席,想向毛主席提出一点要求。”
毛主席:“说吧。”
陈平:“我们想向毛主席要求给我们一个广播电台。”
毛主席尚未开口,康生迫不及待地说:“你们和泰共共用一个怎样?”
陈平及我们几个一行人不约而同说道:“不行,很不方便。”
毛主席听后,不容置疑地说:“就给他们一个吧!”
康生便连连答道:“好,好。给一个,给一个。”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我们终于获得了我们迫切渴望已久的强大宣传工具,之后我们命名的——“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
“还有什么要求吗?”毛主席又问。
陈平:“请主席能增加给我党军的援款经费。”
“好,要多少给多少,康生,你去办。”毛主席非常爽快地答应批下来。
陈平:“感谢毛主席。”
接下来,毛主席把接见我们代表团的谈话带入了他的主题。
毛主席:“马共同志,你们知道吗?我调了两个师进来北京。北京市委水泼不进,针插不入。我没有办法,只好依靠群众。你们帮我们一手啊!”
我们代表团某位马上响应。我听后静静不出声。
毛主席继续说:“他们说我‘一句顶一万句’,哪有这回事,一句就是一句嘛!又说我是什么‘统帅’、‘舵手’、‘导师’,我原来只是个教师。”停了停他又说:“《论修养》,不讲政权问题,越养越修。”
当时这些话在我听来得出三点,有疑问有答案。(1)我曾经在北京市委工作过,对他们内部的人事很敏感,已感到有派系斗争存在,而且很厉害。难道毛主席已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2)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和一开始高喊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即四个“伟大”的人是林彪,难道毛主席的讲话是在批林彪?(3)最后,无可置疑的,“不讲政权,越养越修”就是针对刘少奇了,难道刘少奇真的是要被打倒吗?…….当时的情况不容得我细想,会议还在继续………
毛主席是深夜接见我们的,跟我们座谈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无论如何,我对毛主席拍板的最实质性的问题,甚感满意,特别是给了我们一个广播电台和答应增加援助款额。
最后陈平再次表示,感谢毛主席的帮助,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长寿!
陈平起身,我们也跟着站起来,一一和毛主席握手,握别的话都是“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长寿!
毛主席送我们到门口,陈平请毛主席留步,再次与毛主席握别。
(此节抄录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十六节“毛主席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一文,见第87——91页,2009年10月初版)
         
           马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开会
1967年1月中下旬,连续数天,以陈平为首的马共中央代表团和以康生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中方的安排下,在钓鱼台召开了党对党的会议。我方出席的人员有陈平、李安东、我、陈田,陈田负责记录。
这次两党会议涉及的问题较深层。
康生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以往中共在研究马来亚革命时,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另一条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的反对革命的路线。(注2)具体表现在当年(1953年)王稼祥向马共提出:“考虑转变斗争形式“的建议,及随后由王稼祥带小章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一起,研究关于马共领导的革命战争所遭遇的问题。其间苏共再次向马共提出:“及时转变斗争形式比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下去为好!”的结论。
康生直接道出:当年这个“建议”是来自斯大林。中心问题是否定毛泽东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斯大林不主张以游击战争取胜利,也不主张毛泽东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武装革命夺取胜利的思想。1951年,斯大林谈到印度尼西亚、印度的革命斗争路线时曾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因它靠着(接壤)苏联,但印度尼西亚并不靠着(接壤)苏中。对印度的革命,斯大林同样也反对以游击战夺取胜利。毛主席与艾迪多次谈过武装斗争的问题,艾迪总是口头上接受而实际则不接受,什么原因呢?因为艾迪听取了斯大林的意见。王(稼祥)为什么要反对马共搞武装斗争呢?也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
康生长篇大论地讲完上述情况。
现在我们知道,当时康生如此激烈地、直言无讳地搬出王稼祥来鞭挞是有他阴毒、伪善的一面的,就是要借此事在那场极度颠倒黑白的运动中将王打倒。
我们暂且不论此“建议”的由来,但依据事实、按真理的原则而论,这项由王稼祥亲自两次并郑重向我们提出的“建议”,的确掣肘了当年我国武装革命斗争的发展。这项详载中苏两党1954年共同签署的《联合意见书》中的建议,即要马来亚共产党放弃武装,转取和平民主道路。
这次会议讨论的诸多问题,涉及的时间长,文件多,康生本人表明他对马来亚革命和两党以往存在的问题缺乏了解,因此希望多了解一些情况。
陈平在会议中详述了当年华玲谈判前后的情况,也谈到上述“建议”对我党革命路线产生的负面影响。
当然我们不是在推诿责任。那时我们对中共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主导思想,对中共的意见也不是“计听命从”。但中共革命胜利了,中国解放了,美帝在朝鲜战场失败了,这一切都无疑地、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党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老实说,当时我们是不大能接受那份《联合意见书》中的“建议“的,也提出过疑问,但最后我们还是试图去接纳了。当时,我党最坚定、最坚持的一点就是绝不缴械,绝不投降!
会议中,中共也承认,《联合意见书》的论点不仅对马来亚革命造成很大损害;不仅关系到马来亚革命的问题,而且也牵连到东南亚革命的问题。后来他们自己也驳斥了《联合意见书》中的“建议”,及当年会谈中的种种论调,如:
(1) 所谓“马来亚领土与人民民主国家不接壤”——对此,毛泽东曾提出和质问:苏联十月革命时又同谁接壤?
(2) 所谓“马来亚国土领域小,打游击回旋余地小”——阿尔巴尼亚不是更小,比海南岛还小。
(3) 所谓“民族问题复杂”——苏联的民族问题更复杂,如乌克兰、高加索等。
(4) 所谓“马来亚的农作物以树胶等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供应不足,难打持久战”——古巴是种甘蔗的,阿尔及利亚是种葡萄的,也是打游击打出来的,又如何解释?马来亚的武装斗争已坚持了几十年,这究竟长不长?算不算长?
   ………..
    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我们向中共党提出了我党中央北马局,希望中共党增加对我们援助的几点要求。康生只是听,没有当场答复,他的秘书负责记录,以向中央汇报。
最后,康生谈了相当长一阵有关毛泽东的思想,并引经据典地说明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此节抄录自马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十五节“马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开会”,见第83——86页,2009年10月初版)
注1. 毛主席接见马共中央代表团时,毛主席和陈平的讲话及康生的插话,陈田都有记录。中方是黄薇记录。我在文章中引述的话,基本上是凭记忆描述的,如要求证,应以陈田和黄薇的记录为准,出入之处,盼为指正。
注2. 当时我们并不懂得康生的真面目,其人心术不正,善于玩弄见风驶舵的政治手腕,在中共历史极具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占尽了“便宜”。1930年代末,他在莫斯科就与王稼祥认识。当时王对康在共产国际工作时虚夸诿过作风已非常反感。之后几十年,尤其是1960年代期间康多次遭到王拒绝其欲插手中联部的党务工作,耿耿于怀,终于文革时竭尽报复之能事,在各种场合、时机打击迫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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