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杰出华裔政治人物萧玉灿的代表性及其主张
          萧忠仁：《萧玉灿——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忠诚建设者》一书的结语
                            张泰泉译

 

      本文抄录自萧忠仁著：《萧玉灿——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忠诚建设者》一书第16章：结语，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2014年11月第1版，现由张泰泉重新校正，同时把陈浩琦先生编译的《苏加诺总统在印尼国籍协商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摘要》当作附文，一并发表于此，仅供大家参阅和指正。
 
萧玉灿1914-1981
“1973年12月28日，在我去澳大利亚的前一天，母亲和我获准在监狱的一个小房间里见父亲萧玉灿。临别时，他大声说：
‘永远记住，忠仁是印度尼西亚人，别为自己而活着…….’
直到今天,他这句话还经常在我耳边回响。” ——萧忠仁

    萧玉灿的确是以一个华人代表人物身份，更为人们所熟悉。但他所从事的斗争领域是全国性的，是基于民族的利益的。

    萧的一个主要斗争纲领是有关民族建设的。这一纲领是为了实现一个由各个族群（包括华族）组成的印尼“民族”。近四十年以来，对于“民族”和“印尼民族国家”的理解已经变得混淆不清了。

    为了能够客观地分析历史的发展过程，必需对新秩序政权所混淆的历史加以梳理。希望这本有关萧玉灿斗争历史的传记，将有助于对未来仍然适用的政治主张（纲领）的理解和探讨。

 

                     萧玉灿的代表性
   萧玉灿之所以能成为其时代的代表人物以及取得各种成就，是跟他与生俱来的四个主要品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萧虽然是一个华人后裔，而且曾在各个立法和行政机构里担任华人少数群体的代表，但他一贯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祖国。因此，他所从事的政治斗争，都是基于民族的利益。尽管有的时候他为之斗争的是为了直接维护华人群体的利益，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全体印尼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印尼的爱国者。
 
    第二，萧非常明确地主张实现民族团结。从他的斗争蓝图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这一承诺。他在实现民族目标过程中，一贯地想方设法团结所有愿意与其合作的民族头面人物和政治集团，不管其背景和政治思想信仰如何。正是这点，使他可以跟革命时期、议会民主时期以及有领导民主时期的各种思潮的民族代表人物紧密合作。他的这些密友当中，有印尼国民党的沙多诺和阿里-沙士特罗阿米佐约；天主教党的卡西莫；印尼基督教党的谭文南；平民党的苏加妮和阿当-马力；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阿里芬；印尼伊斯兰联盟党的阿鲁齐-卡达威纳达；贝蒂党的迪万以及印尼共产党的鲁克曼和约多。

    第三，萧是一位讲法律的人物（法律主义者）。在他看来，印尼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尊崇各种现行法令和法律的国家。因此，萧在国会内和国会外的所有争论，都是围绕在与现行宪法有关的问题。他所进行的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即种族歧视不仅违反印尼民族（国家）法律，而且也是违反国际法的。萧基于这一法律论点，丰富了“印尼国籍和公民”的内涵。他认为，印尼的“原住民”一词是不应得到法律上的承认的。。

    第四，萧是一位能够深切体会经常与之打交道的三个集团的追求的政治家。这三个集团是，印尼所谓的“原住民”集团，依然极力坚持中华文化的俗称“新客”（或唐山阿伯）的道道地地的华人集团和文化上已经入乡随俗的俗称峇峇或侨生的华人集团。正是萧的这种品格，使他能够不用放弃自己的政治方向和智慧，如鱼得水似的投入这三个“世界”里畅游。

    以上所阐述的第四个代表性，使萧能够为民族（国家）领导人和自己所代表的华人群众接受，不管他们是印尼哪个政治时期的侨生华人或是新客华人。

 

                          政治活动

萧不是一个普通的华人，因为他的代表性是跟华人的种族旧框框格格不入的。他打从18岁起，就已投身于印尼独立斗争运动。印尼独立后，他继续活跃于被许多华人认为是危险职业的政治运动。

正如本书所描述的，萧自1946年起就在印尼中央民族委员会和行动机构等立法机构任职，直至1966年初被新秩序政权“体面地”解除他在人民议会（国会）的职务为止。在1945年至1949年的革命时期，他跟陈粦如、黄义发和吴银泉一起，参与了领导和影响社会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社会党是直至1948年初最主要的执政党。萧曾经在1947至1948年阿里尔-沙利弗丁内阁担任部长。在有领导民主时期，苏加诺总统曾委任他为最高评议会委员。此外，萧在各个时期还创办了各种报章和杂志。

萧在国会的出现以及他对含种族歧视意味的各项法令和条例的积极反对，削弱了这些法令和条例对华人群体的不利影响。很明显，某些政府领导人在民族经济和民族利益的借口下，实施歧视华人群体的种种经济措施，如巴士企业新方针、碾米业条例和“堡垒”输入政策时，遭到萧的坚决反对。萧认为，这些种族主义措施，给印尼带来全面性的损害，因为它不仅造成浪费和人才流失，而且还阻碍了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内工业的发展。  
   
                印尼国籍协商会、民族建设与融合论
   萧的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跟创建和领导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努力分不开的。在他的领导下，印尼国籍协商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能力在政治舞台上有效反对种族歧视的群众组织。
 
    印尼国籍协商会把政治运动和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政治取向完全建基于宪法。在议会民主时期，1950年宪法成为它的斗争基础，随后在有领导民主时期，就由1945年宪法取而代之。而萧和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基本斗争事业，是建设“印尼民族”。而朋加诺经常使用的“民族建设”这个词，对萧来说，是跟印尼国籍和国家座右铭“殊途同归”分不开的。

    从一开始，萧就希望有尽量多的华人成为印尼公民。这种希望是基于这个认识，即大多数的华人都是生长于印尼的，印尼才是自己的祖国。他们将不会在中国生活。此外，萧还认为，成为印尼公民后，他们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上更有保证。而更为重要的是，萧深信，有更多的华人成为印尼公民，建设印尼的发展过程就得以加快，因为他们受到应当忠于印尼的感情所推动。因此，萧一贯为坚持采用被动制的1946年国籍法而斗争。这个国籍法使每个出生于印尼的人都有可能（自动）成为印尼公民，而不必在事前主动地选择印尼国籍。

    萧坚定不移地为制定能够保证大多数出生于印尼的华人居民成为印尼公民的法令以及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而斗争。他的这一努力，成功地使大多数出生于印尼的华人于1965年成为印尼公民。到了1960和1970年代，他提出的在印尼生活的大多数华人最好是成为印尼公民的观点的正确性，获得许多人的承认。今天的实际情况表明，有超过70%的印尼华人居民已经是印尼公民。

    萧一向不会随便用Bangsa（民族）来翻译race（种族）和 nation（国家、民族）这两个词。根据他的意见，用bangsa来翻译两个意思和含义截然不同的词，业已引起混乱和理解错误，从而破坏了实现符合独立宣言精神的民族的努力。
独立斗争战士们为之而奋斗的民族，是由决心团结一致以及印尼领域内的各个部族组成的。

    种族的含义是指生物学上具有共同的生物特征的一群人类。而“民族”这个政治词汇，则是指因政治特点而形成统一体的一群人类。萧认为，印尼种族是不存在的，而由许多部族组成的印尼民族则是存在的。萧还认为，自1950年代起，在印尼已经代代相传的华人群体，应该获得部族的地位。因此，华族应该是印尼“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

    基于这一理解，萧提倡把融合论作为实现殊途同归的印尼民族的最有效途径。萧认为，每个部族，包括华族，应该通过政治、社会和经济活动，把自己融合到印尼“民族”的大家庭中去，从而使印尼这个“民族”的愿望，变成各个部族的愿望。基于上述原则，萧主张各个部族都应坚持自己的姓名、语言和文化，并与其他各个部族合作，一起建设印尼。

    萧认为，一个人对印尼的热爱，是不能以其所坚持的姓名、语言和文化来衡量的，相反，而是应以其为印尼服务的行动和真心实意来衡量。这一主张，随后于1963年为苏加诺所接受，他明确地表示，华人群体是华族，华族在为印尼服务的过程中，是不需要改变姓名或宗教的，是不需要实行混合婚姻的。

    因此，萧反对民族统一建设机构于1960年代鼓吹的同化论。民族统一建设机构建议把同化论作为解决华人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主张的这个同化论，其目的在于企图通过放弃所有的华人特性，如把姓名改为失去华人味道的姓名，以及实行混合婚姻，以消灭华人的特性，如此一来，华人群体就不再自外于多数集体而生存。他们声称，如果按照这样做，种族主义歧视就会消失。

    不过，萧并不反对以自愿和自然的方式实行同化。他反对的是采用消灭某个群体特性的强迫做法，因为他认为，这种做法会引起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所遭遇的种族大屠杀。

    可惜的是，有关解决华人少数群体的灵丹妙药的辩论受到有领导民主时期政治发展日益两极化的影响，以致辩论的论点强调的是政治路线。融合论就被当作“左”的解决办法，而同化论则被当作“右”的解决办法。

     由于印尼国籍协商会在有领导民主时期获得倾向于印共的苏加诺总统的支持，其政治地位更加稳固，而正是融合论，得到苏加诺总统的支持。

    印尼国籍协商会的确是发展成为一个维护印尼华人，不论其为印尼公民或印尼居民的权利的组织。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大学和学校所容纳的学生大部分是华人。这点随后引起一种误会，即印尼国籍协商会已经变为一个排他性的组织。如果印尼国籍协商会的这种活动，确实是仅仅为了华人群体而不顾整个民族的话，这个指责是不无道理的。

    但是实际上，这种“排他性”也仅仅局限于社交场合而已。印尼国籍协商会鼓励自己的学子和会员们，为了民族利益，跟大多数人一起投身于各个领域的活动。它鼓励学子们参加印尼青年学生联盟，并推动他们领会和体验印尼的文化。这是一个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华族印尼传统舞蹈员的计划。对于那些有兴趣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会员，则鼓励他们加入印尼党。因此，这种“排他性”被运用于教育印尼国籍协商会的群众，以印尼为奋斗目标，积极地与其他的民族成分肩并肩地一起建设印尼。

                       

     经济纲领
    萧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协助制定全国性的经济纲领方面。他主张，应该把国内资本，不论其拥有者是谁以及其背景如何都发展起来，以便能够调动它们用来建设国民经济和加速人民过上富裕生活。

    萧认为，国内资本拥有者具有与外国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拥有者截然不同的特性。外国资本拥有者的首要目标，就是不顾印尼人民的繁荣和命运，尽量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并把它转移到印尼国外。而那些国内资本拥有者，则生活在印尼，并把所得利润在印尼周转，只要能得到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纲领的鼓励。

    因此，萧建议，政府最好是把优先发展国内资本，而不是把依靠外国，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放在第一位。这一明智的主张，从1963年起，被印尼共和国政府所采纳，并载入临时人民协商会所制订的大政方针里。

                

    印尼国籍协商会和萧的政敌都说他们是共产党。在新秩序时期，所有跟印尼国籍协商会和萧有关的事情，都被打上“共产党”的标签。甚至，萧所倡导的“融合论”也被标签为共产党的“灵丹妙药”。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某些头头，如辛杜纳塔（王崇海）和尤努斯-雅赫亚（刘全道）认为萧有罪，因为萧号召自己的群众和整个华人群体像朝圣者那样倾向于共产党，以致1965年政局发生更迭后，整个华人群体遭灾遭难。他们还声称，正是他们采取亲近陆军和信奉反共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才把华裔印尼公民群体从灾难中解救出来。他们还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客华人表示愤怒和攻击的号召，要求社会区别对待华裔印尼公民和新客华人。

    这种把印尼国籍协商会“共产党化”的后果，就是印尼国籍协商会遭到解散，其代表人物包括萧遭到逮捕，并不经任何法庭审判，蹲了长达十多年的监狱；那些免于逮捕的，则成了恐怖榨取的牺牲品；共和大学遭焚毁，接着被接管，如今命名为Trisakti（三大法宝）大学；而其他学校则改为政府学校。

    这种跟指控印尼国籍协商会和萧为共产党有关的烙印，至今的确仍深深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然而，具有批判眼光的历史观察家将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民族统一建设机构这个随后成为新秩序政权官方版本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萧玉灿所有演讲和文章以及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所有文件从来没有宣称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斗争目标。萧梦寐以求的是实现苏加诺总统所规划并符合1945年宪法的印尼式社会主义。

    在印尼国籍协商会组织里的确有共产党人。但是，在它里面也有伊斯兰教党、民族主义党、天主教党和基督教党的党员。应该加以提醒的是，在有领导民主时期，所有的政治组织都响应包容纳沙贡份子，即民族主义份子、宗教份子和共产主义份子的号召，而且，印尼共产党在当时不仅是正式成立的，而且是最大的政党之一。萧本人从来就不是印共党员。

    萧的经济纲领建议，应该保持能够发展国内资本用来建设民族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理论显然是跟共产主义理论相对立的。

    印尼国籍协商会的群众来自中下层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中小商人。这些人显然是不会轻易接受共产主义理论的。

    很明显，印尼国籍协商会在有领导民主时期的最后阶段，的确支持苏加诺总统，从而站在苏加诺和印共联盟的阵营一边。萧的确跟苏加诺和印共头面人物亲近。但是，萧跟其他为人熟悉的印共政敌的民族代表人物的亲近，也毫不逊色。

                  

                     印尼国籍协商会与萧的罪过？
     许多印尼华人在1965年10月后所遭到的苦难，正如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头头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萧和印尼国籍协商会所采取的政治决策造成的吗？忠实的观察家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在苏加诺总统领导下的有领导民主时期后期的政治发展，由于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影响力的存在，的确导致政治局面的尖锐化。印尼共和国政府亲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引起欲图实行孤立中华人共和国政策的两个超级大国的不安。打击所有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亲近的力量的时机，是发生在1965年后期和1966年初期当苏哈多将军有步骤地从苏加诺总统手上篡夺政府大权的时候。苏哈多指挥的这一反共运动，随即添加上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反华的政治色彩，结果，导致了惨无人道的反华大杀戮。在1965年底至1966年初发生的反共运动之前，印尼国籍协商会和萧是否是左派，甚至说印尼国籍协商会和萧在政坛上是否存在，都丝毫影响不了这个反华运动的持续进行。

    尽管有几个前民族统一建设机构的头头声称，他们在新秩序时期初期，已经从日益深重的灾难中拯救了华人群体，但他们可能没有醒悟到，他们这样做无异于在向当时正在肆虐的反华之火泼“汽油”。他们还号召在打击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客华人的方式上，实行各种同化措施，如禁止使用华文，禁止华人的祭祀活动，“强迫”群众性改名换姓。所有这一切，反而产生了使本应动员来为印尼服务的华人群体遭到进一步孤立的种族主义措施。自同化政策在新秩序时期被“强迫”实施32年以来，华人问题日益严重，1998年5月终于尝到了其顶点的滋味，而且也很明显，并不能达到发动者们的愿望。

                       

                                    展望未来
    印尼国籍协商会和萧的经验表明：

1. 华人群体必须拥有一个能够在政治舞台上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这个组织，就像印尼国籍协商会那样，必需是拥有得到全国性（民族）代表人物接受和支持的民族性纲领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行动纲领，应该添加政治教育，一个能够推动华人群体在不失自己华人特性的情况下，融入到印尼民族大家庭里的政治教育，一个能够推动华人群体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各个领域内，全心全意地为印尼服务的政治教育。
2. 华人群体也应该在各个有影响力的政党里拥有自己的代表，以便能够影响这个政党的各个纲领，保证能够把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政纲加以废除。
3. 与此同时，华人群体也应该在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里拥有自己的代表，以便能够通过斗争，把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的法令加以废除，并代之以能够调动所有的民族组成部分共同建设印尼的法令。
4. 华人群体应该积极地深入到“草根”阶层里活动，并为加速印尼民族建设过程而奋斗。应该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跟人民团结一致，不应该仅仅在掌权者方面，而是应该加以扩大。

    希望萧玉灿传这本书，有助于梳理这一向来已经被伪造的历史，以便萧和印尼国籍协商会所倡议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得以更为客观地进行研究和学习。如果认为这些政策和措施仍然合适，请在为了整个印尼民族福祉而建设印尼民族的事业中加以运用。

（本文抄录自萧忠仁著：《萧玉灿——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忠诚建设者》一书第16章：结语。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2014年11月第1版。本文经张泰泉重新校正。——2015-12-29）

《苏加诺总统在印尼国籍协商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译）
 
苏加诺：我不是立足于“原住民”、“非原住民”基础上
（本文系在《南洋问题资料译丛》中的资料（学坚摘译自印度尼西亚《群众回声报》1963年3月28-29日第二版，丽娘校）的基础上，对照本书印度尼西亚文版附录中根据录音整理的《苏加诺1963年在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由陈浩琦编译的。凡与印度尼西亚少数民族问题无关的部分皆从略。）

……
需要指出的是，在1945年宪法中，只有一处提到“原住民”字眼，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应由印度尼西亚“原住民”担任。
这怎么办呢？1945年宪法写下了担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必须是印度尼西亚“原住民”。我本人便被认为是印度尼西亚“原住民”。这“被认为”下面要划上三条线。
我有时问自己：“嗨，苏加诺，你究竟是不是‘原住民’？”“没错呀，你就是被看作是印度尼西亚‘原住民’的。”同胞们，我自己也不知道。试试，有谁能指出我的血统是“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的？同胞们，我不知道是怎么被认为是“原住民”的，说不定我的血液里会有10%、5%或2%的华人血统呢！
如果从脸形来看，同胞们，我有点像华人。这不同于鲁斯兰（Roeslan）兄，他有点像诃陵人。
所以实际上有谁能说他自己是“原住民”或者“非原住民”呢？
就近代来看，我是爪哇族与巴厘族通婚后出生的。我的母亲是巴厘人，我的父亲是爪哇人。我是巴厘人与爪哇人的混血儿。大家知道萧玉灿兄讲东爪哇话，我也是东爪哇人，是“泗水仔”！
我的母亲是巴厘人，据说巴厘人的血统来自满者伯夷王国。满者伯夷有印度血统，甚至有许多人是占婆人的后代。同胞们可能从历史书中看过，满者伯夷有很多占婆女子，因而可能在母亲身上流着占婆人的血。
请问那位打着漂亮领带的兄弟，你是否能明确说出你体内流着的是什么血是什么血统的呢？
（听众答：不能！）
不能！因此我个人认为，“原住民”或者“非原住民”并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
所以我本人不是立足于“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的基础上，完全不是！
因此，我在1945年6月1日，即在8月17日宣布独立前夕，在日本的刺刀威胁下，发表了《潘查希拉（建国五项基本原则）的诞生》的演讲。它的主要内容刚才鲁斯兰兄已作了说明。鲁斯兰兄也问过大家：你们是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的会员，你们是否确实一直在坚持民族主义？是否坚持潘查希拉呢？（大家回答：是的，我们坚持民族主义，坚持潘查希拉）。你们回答得很好，正因为如此，我们热爱祖国，热爱这个从沙璜（最西端）至马劳奇（最东端）的印度尼西亚民族。
我在作《潘查希拉的诞生》的演讲时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引用了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语录。之后，我纠正了欧内斯特•勒南的观点，他的观点过于狭隘。我也纠正了奥托•鲍威尔（Otto Bouwer）的观点，他说：“Eine nation ist eine aus Schicksalgemeinschaft erwachsen Charaktergemeinschaft”（德语：民族就是那些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性格的人们的全部总和）。这个问题鲁斯兰兄已经作了说明。我纠正奥托•鲍威尔的提法，是进一步把这个问题与祖国的统一、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这是1945年的事，同胞们。现在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的意义比那时更丰富。我是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我是印度尼西亚人。我热爱印度尼西亚这个祖国，不仅由于我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团结的愿望，正如勒南所说的“le desir d’etre ensemble”（法语：团结的愿望）。我要同你们，同你们大家团结。我们大家是否能从沙璜至马劳奇都团结起来呢？
奥托•鲍威尔所说的，不仅是愿意团结。不单单是精神上的团结，而是气质上的统一，性格上的统一，共同的性格Charaktergeimeinchaft。我们有自己的性格、印度尼西亚的特性。你是否有这种特性呢？你的特性是什么？你的特性同我的特性一样吗？同胞们：它的意义广泛得多。
在《潘查希拉的诞生》这篇演说中，我还说过：人和地是统一的，不可分的。真主赐予我们这片两大洲和两大洋之间的土地。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咱们和从沙璜至马劳奇的土地的统一是真主赐予的。对吗？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意义加以扩大，不单单是人与地的统一。不单单是我们同巴厘、龙目、加里曼丹、西伊里安等等的统一。不单单是我与你跟地理概念上的印度尼西亚的联系。
我还把它的意义提得更高，我在这个大厅里曾经说过，我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含义要比地理概念广泛得多。我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含义远比团结的愿望更为广泛；我认为印度尼西亚的含义远比一种性格的共同性更为广泛。
因为我用诗的方式在我的演讲中说过，如果我呼吸着印度尼西亚的空气，我就像吻着印度尼西亚；如果我站立岸边倾听着汹涌澎湃的浪涛声，我就像听着印度尼西亚的声音；如果我看着覆舟山（Tangkuban Perahu）上空的白云在飘荡，我就看到印度尼西亚的云同瑞士的或美国的云是有区别的；如果我听到树上的斑鸠在歌唱，我就像听着印度尼西亚在歌唱；如果我看到站在路旁的孩子们目光炯炯地高呼：“伯伯，要独立、要独立”，我就像看到印度尼西亚要独立，甚至像看到印度尼西亚的光明前途。
我认为印度尼西亚的意义是全面的。不单单是一种地理概念，不单单是团结的愿望，不单单是性格的共同性，不！我认为印度尼西亚是全面的，是印度尼西亚的自然、印度尼西亚海洋的浪涛、印度尼西亚的鸟声、印度尼西亚的眼神、在我们周围呼啸着的一切风儿都是印度尼西亚的风儿。我热爱这一切。
请问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的会员们：你们是否也有这样体会呢？因为我们大家已经异口同声要为革命服务，为《人民痛苦的训词》服务，我们要在《政治宣言》、《乌斯德克》［1］等的基础上实现《人民痛苦的训令》。
同胞们：我多次提到的民族团结统一，它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工具。在《我们革命的道路》中，我说团结是绝对必需的，是实现我们的目标所必需的。如果我们真的要实现我们革命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团结。如果我们真正要成为人类世界生活中的灯塔，我们就必须团结。
关于团结的问题，我已经说过，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我要求在这种团结中把一切因素都团结起来。不论那一个民族都团结起来！苏门答腊族、爪哇族、加里曼丹族、巴厘族、都团结起来！印度尼西亚人民不论信仰什么宗教都团结起来，不要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分裂。不论“原住民”还是“非原住民”都团结起来！！！
……
同胞们：革命一直在进行，而我们的革命，正如我说过的，不单单是《班查姆卡》（Pantja-muka）［2］若更深入地思考——实际上正如我在全国法学讨论会上所说的——我们的革命不再局限于《班查姆卡》，班查就是五的意思。实际上我们的革命比五个方面要广泛，可以说我们的革命是《沙塔姆卡》（Sapta-muka），沙塔就是七的意思；可以说《哈斯塔姆卡》（Hasta-muka），哈斯塔就是八的意思；可以说《达沙姆卡》（Dasa-muka），达沙就是十的意思。总之，这是我们的革命确实是多重复杂性的革命。“各种革命由一代人完成”。
印度尼西亚革命是最了不起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建设”。在民族建设工作方面的，所有民族建设的因素都必须实施。国家建设的因素是什么？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不单单是政治问题，不单单是文化问题，不单单是姓名问题。民族建设同时还是多重复杂的。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目标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建设。民族建设不是狭义的，不单单是组成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而是比这要多得多！
印度尼西亚民族是幸福的、有高尚的个性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是生活在没有人剥削人的公正与繁荣的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的印度尼西亚民族。民族建设是广义的。同胞们，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因此我说，如果我们建立的是广义的民族建设，我们就不能还立足于已陈腐的基础上，像鲁斯兰兄刚才所说的那样。
……

附注：
［1］乌斯德克是USDEK的译音，是1945年宪法、印度尼西亚或社会主义、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经济、印度尼西亚的特性的“五合一”的缩写。
［2］“班查”即五，“姆卡”是方面，“班查姆卡”意指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