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张泰永
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但是历史往往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本文是笔者以家春秋笔名于2011年2月发表在中国著名左派网站《乌有之乡》的一篇旧文，时间虽然已过去了好多年，如今读来仍觉得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决定重发给大家参考，并望大家指正，——笔者识，2017-1-3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燕归来
——介绍《失落灵魂的革命》
作者：家春秋 来源：乌有之乡 发布：2011-02-22 14:44 点击： 3095
介绍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篇批孔檄文：《失落灵魂的革命》——家春秋
笔者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数年前逛书店看到一本李继锋主编名为《1934：沉寂之年》的20世纪中国编年丛书之一，便买下来，想看一看笔者出生的年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令笔者有点失望的是，据主编介绍，1934年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年份，正如书名标明的那样，是一个沉寂之年，除了红军长征始于此年，算是一件能引人瞩目的大事件外，这一年有点平淡，它降临时就没人看好。
话虽如此，今天回眸一瞥，事实似乎并非完全如此，因为如果没有发生始于此年后来中国历史上称之为震惊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话，中共和中国革命成功之路会如何走，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如何建立，恐怕将成为后人们浮想联翩的问题。
另外，这一年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经济危机余波未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经济所受重创，远未恢复元气；日寇于1931年侵占东三省后，也没有放弃侵华的野心，而蒋介石则乘着日寇放缓侵华步伐，一面发起“新生活运动”，意图改善自己一介武夫的公共形象，一面悄悄地加强特务组织，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以加强军官阶层对他的效忠；他的密友和谋士、国民党反共理论家戴季陶也不甘寂寞，大搞复古、读经和尊孔等贻笑大方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对始于此年的红军长征进行围追堵截，必欲置红军于死地之同时，还血腥镇压了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和妄图一举消灭长江流域的苏维埃政权。
因此，笔者眼中的1934年，在20世纪中国编年史上，虽说是一个不起眼、平淡和沉寂的一年，却是一个不可多得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一年。
本书厚达251页，几乎涵盖了有关当年发生的各类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和文章，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到社会生活，名人介绍，风俗民情，无所不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生动有趣，值得一读。
而特别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一篇题为《失落灵魂的革命》的“随想录”，对当年以蒋介石密友和“文胆”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份子大搞尊孔读经等复古活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挞伐，勾勒出这些原先所谓的革命者，当激情一旦衰退后，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一副活脱脱的迂腐不堪的反动嘴脸和本性，读了不但振聋发聩，而且，大彻大悟，犹如醍醐灌顶。
联想起在建国近61年的新中国，世界也早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神圣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心脏地带，竖立起一尊有9米高佩带着一把利剑被历代帝王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尊为偶像的孔老夫子的青铜像，这无异于把这个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就被无数中国热血青年和先进的知识分子打倒的孔老夫子，重新抬上神坛，顶礼膜拜，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而这篇上世纪三十年代批孔的檄文，简直就像是一面照妖镜，把今天的这些丢失了灵魂的革命者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遁形。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历史似乎再次印证了自己往往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的客观事实。现将这篇“随想录”一字不漏照抄于下，愿与读者共享：
[随想录]
失落灵魂的革命
厉小健
中国有好多言行不一的怪事，只是大家习以为常，不觉其怪罢了。就拿最神圣的“革命”一词来说，便是一例。革命总伴随着革命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渴求、一股无法抑制的激情，为追求纯真的理想，功名利禄，甚至是生命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而当激情一衰退，革命就失去了灵魂，甚至显得不可理喻。如果这时还以革命者自居就有点虚伪可笑，而且有点居心叵测了。国共分手后的国民党领袖就是如此尴尬的一群，不管他们嘴上把“革命”讲得多么轰轰烈烈，总免不了让人有沐猴而冠的感觉。
一、戴季陶的故事
谁都知道，戴季陶是蒋介石的密友。他早年以“天仇”（与清廷不共戴天之意）笔名宣传革命、共和，为一情感激越的革命份子，五四前后对社会主义也有浓厚兴趣，还差点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
到国民党掌握政权后，他官居考试院院长，却一心一意回归传统。考试院成立时，戴季陶特意将办公楼和考场建造得和孔庙布局相仿佛。他有一个独特的理论，即中国由一个伟大的“道统”维系着，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孔子都是“道统”中的一环，可惜这一环到孔子和孟子时就中断了，到两千多年后才出了个孙中山给连接上。同时，他还下令卫兵一律佩剑而不带枪，显示主人的古雅不群。政府拟订文官的礼服时，又是他出头主张不宜有西化嫌疑的中山装为礼服，而以古典的蓝袍黑马褂为礼服，建议获得通过后，他很是自豪了一阵。他的保守心态在1934年的“古墓风波”和“时轮金刚法会”上再度充分显现。
1934年3月28日，戴季陶等一行三十余人由南京启程前往西北考察水利及交通。4月11日，上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及行政院长汪精卫、教育部长王世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同时收到戴季陶的西安来电，内容与他出行的使命无关，而是要求政府通令全国，严禁发掘古墓。他的措辞很严厉：“何必发墓，然后为学？民德之薄，至今而极。此心不改，灭亡可待。”他的态度极明朗，寻取学术材料的考古等于挖人祖坟，要与盗墓者一样，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
戴季陶的这一通电出自他日渐浓厚的佛教意念。自20年代一次投长江自杀被人救起后，他便开始信佛，老而弥笃。在西安杨虎城将军作东的酒宴上，他听到当时正在西安从事考古的徐炳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谈论，忽有所感。在这位一向提倡“将中华民族从根救起来”的党国元老看来，考古发掘无疑是挖了祖宗的根，同私掘古墓毫无二致。于是乎，“保墓贤人别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辞”（陈独秀狱中作《金粉泪》诗句），有了这么个被学术界贻笑大方的通电。
13日，南京的《民生报》、北京的《世界日报》等以《戴传贤反对考古 请禁科学家发掘古墓的通电》的标题登载出来。教育部长王世杰不敢怠慢元老，在戴电发出后的第二天，当即复电解释：发墓取物之事，颇闻各地有古董商或不良分子为之，在考古学术机关实际上尚属罕见。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他保证要从严取缔不法分子的行为，并提醒考古机关不得侵害有历史意义的古墓。14日，蔡元培代表学术界对戴季陶的西安通电作了答复，称学术性的发掘不仅没有破坏民族历史，而且足以恢复千余年历史的可靠性，不应该泛加禁止。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戴季陶不只在古墓风波中表现得迂腐不堪，他的佛教情结和对佛教的虔诚也逐渐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西藏的班禅九世是戴季陶最崇敬的活佛，关于他向班禅学习法术的各种传闻时常见诸报章。1935年3月，戴季陶等在上海发起组设“时轮金刚法会”，请班禅往杭州建立“时轮金刚法会”。各地军政首要黄郛、张群、张学良、朱绍良、马鸿逵、刘镇华、商震、沈鸿烈、韩复榘、熊式辉等二十余人响应。蒋介石也致电嘱浙江省及杭州市政府予以便利。与戴季陶不同，蒋介石此举纯粹是为了政治上讨好班禅，因为在处理内蒙古和西藏事务时，班禅的影响力是不可缺少的。
“时轮金刚法会”正式开场后，由九世班禅在杭州灵隐寺设置道场，祷告诵经，“祈世界和平，消除国内灾害”。但杭州市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杭州《民国日报》等公开批评“时轮金刚法会”是愚昧迷信之举，蒋介石为制止各方的反对，出面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法会意在慰劳班禅，联络汉藏感情。北京的刘半农教授为此写题为《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的文章痛加针砭。他评论说：“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目的只是要教一大堆俯伏在皇帝脚下的奴隶，站直起来做人。戴先生到了可站直的时候，却因站得腿酸，仍要跪到班禅脚下去做矮子，这原是戴先生个人的癖好，说得好听些是信仰自由，我们尽可以不理会，但如戴先生要利用他的地位，使他个人的癖好发扬滋长而遍及于全体民众，那是我们有脑筋的人决不能容忍的。”
从革命的宣传家一举变成传统的卫道士、佛祖的诚实信徒，戴季陶为我们演示了沧海变桑田的诡谲。如果再想到他是蒋介石的政治灵魂，事实就很清楚了：国民党虽然一直与革命相伴，但旧绅士的气息依旧是很重的。
二、 读经
南京政府建立后，对文言情有独钟，正式公文一直使用文言，迟至1934年才使用标点。除了文言的形式，读经也兴趣盎然。
1932年年底，教育部颁布的《高级中学普通科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毕业最低限度第四条为“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字”。于是，雕琢的、铺张的、艰涩的文言文恢复了社会宠儿的地位。1933年6月，广东的陈济棠提案：各学校应该注重读“五经”、“四书”，每周至少在六小时以上，还要青年读《孝经新诂》。有一家报纸特撰评论，说“自北大所谓新潮流发生之后，斥经书为死物，署礼教为桎梏”， “于文字则尚白话”，“然行之数年，黉舍中之课艺，求一文从字顺者不可或得；而礼教既倒，共产党乃遍于中国矣”，为陈济棠的提案喝彩。193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禁止白话与强令读经》，鼓吹“复兴文言”。在广东，陈济棠与邹鲁一武一文均是文化保守派的核心。陈济棠耍祭礼，祭关岳，邹鲁坚持要中文系将《孝经》列为必修课。身为中山大学校长的邹鲁长期是蒋介石最坚定的反对派，但这两个对头在守护传统道德文化方面颇有些共同语言。在祀孔读经的文化活动中，戴季陶自不甘后人。1934年10月15日，他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教育问题，以发扬固有文化为由，反对中小学读白话文，主张读孔孟经书，称：“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学说均为充实。”湖南的何键、山东的韩复榘等一个个杀人不变色的将军大吏们，也对古色古香的经文和温文尔雅的孔夫子情有独钟。
靠白话文起家的胡适博士对国民党的文化保守主义长期耿耿于怀，激愤地批评了国民党的保守，并很不客气地用了“反动”一词，这个词对以革命政党自居，并动辄以反动之名迫害政治对手的国民党是极大的嘲讽和不敬。读经的争论在1935年《教育杂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出的“读经问题专号”上充分表露，七十二人就中小学应否读经问题发表意见，多数认为：“把读经当做一种专家的研究，都可赞成；若是把读经当做中小学校中必修的科目，则不必。”陈立夫、何健、江亢虎等人主张“学校读经，宜从小学开始”；古直强调：“舍经而言教育，吾惟亡国是惧。”柳亚子、周予同、林励儒等人反对中小学读经。柳亚子说：“时代已是1935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倘然读经可以抵制日本人的飞机大炮，那么我将引吭高呼：恭祝东方文明万岁！”
三、尊孔
1934年5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日，要求全国纪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后，一直运交华盖的孔老夫子至此吉星高照，道统重光，而且被抬到祈求国泰民安和世界和平的高坛。
距津浦铁路曲阜站约十八里的孔林，那里有古柏苍松，有石刻雕像，有“万古长春”的牌坊和刻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石碑，有子思、孔鲤乃至孔子后裔成百上千的坟墓，幽静而古朴。8月27日，这宁静被各种祭祀活动破坏了。这天，人称“好好先生”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率领南京政府各机关代表参加山东曲阜的祭孔大典，以为天下倡。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等高官在一道陪祭。同日，全国各地军政首脑都在祭孔。南京的祭孔活动由行政院长汪精卫、考试院长戴季陶主持，各地报刊也刊出祭孔专号，掀起尊孔风潮。
10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理孔子陵庙办法，规定除由政府拨款，另对全国各校毕业证书附收捐款来解决经费。11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一四七次会议通过《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规定：（一）将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给特任官待遇；（二）四哲给以“复圣奉祀官”名义，并给荐任官待遇；（三）至圣及四哲嫡裔，由国家资给培育至大学毕业；（四）特设小学于曲阜，优待孔子、颜回、曾参、孟轲后裔。同日，国民政府训令教育部，以《礼记》中的《大同》一书谱成纪念孔子的正式歌曲《天下为公歌》，以为孔子纪念歌。次年7月8日，十五岁的孔德成到南京受任“奉祀官”新职，而世袭的衍圣公被国民政府废除。与孔一起就任“奉祀官”的还有曾繁山、严世镛、孟庆棠，这四人分别祭祀孔子、曾参、颜渊和孟轲四位儒家圣贤。监督他们宣誓的便是戴季陶。
尊孔的复活和读经的提倡表现出一种向后看的精神。党国要人们看到国人沉醉于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想，像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之类，以为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就抬出了看家宝——儒家思想来抗衡。复古加思想控制，加党化教育，这就是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法则。新闻出版事业、教育事业是文化的重心，一国的发展，文化是它的表征。可是，国民党的宣传却告诉人们，中国不仅有十全十美的孙中山和三民主义，而且在两千年前，已经出了个博学多能的孔老夫子，精通六艺，发明了一切。这个党嫌弃知识分子的“思想”太发达，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言论就头痛，所以希望出版界只要有教科书就够了，甚至连教科书一项也统一起来，而别的著述一概多余。至于学校，则“自然科学”应当保留，“人文社会学科”理应取消。于是乎，当时有的敏感文人生出由衷的感慨：“知识分子必须改行”，“从此以后，会写的赶快去抄佛经，会讲的早该去加入‘宣传队’，不然，就得丢下笔杆子当什么‘国’的文化宣传处处长或者放下书去荣任什么委员。”幸亏国民党还没有一统天下，幸亏国民党自己内部就思想混乱，幸亏还有20年代思想、教育、学术自由和多元化的传统和基础，30年代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许多成就才能到现在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革命者从激进奔放回到保守专制，革命也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轮回。
（引自《1934年；沉寂之年》第136-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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