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华侨周文炳的归国之路

“一路走来，我从一个海外赤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无愧于祖国，也无愧于归侨前辈的希望。”54岁的越南华侨周文炳向记者讲述自己的“归途”。

　　艰辛难忘的归途

　　由于历史原因，1966至1968年期间，出现了大批越南华侨纷纷回国的浪潮。回国前，周文炳居住在越南义路省芙安县的万安镇，小镇有一百多户人家，五百多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华侨。在回国的热潮中，小镇上几乎所有的华侨都强烈要求回国。周文炳的母亲是越南的傣族，不愿离开越南，出于家庭考虑，周文炳的父亲也决定暂时不回国，便把他托给弟弟带回祖国。1968年，周文炳只身一人跟着叔叔一家，与其他侨胞一道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

　　从万安镇到中越边境口岸，沿途要经过义路、安沛和老街三个省份，全程约 400公里。由于当时客车很少，加上沿途的越南公安有禁令，不准回国的华侨乘车，所以大家只能徒步回国。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人放弃回国。

　“中国”，自懂事起就深深的烙印在了周文炳的脑中，走在回国的路上，他难掩心中的激动，一直在想象自己回到中国后的生活，双脚也越走越起劲，一天下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累，因为他的“回国梦”就快实现了。周文炳说，“十一岁的我，光着脚丫，一天行走数十里，现在想来也不可思议。”

　　经过13天的长途跋涉，周文炳和镇里的侨胞们终于回到了祖国，但由于没有合法的手续，他们被暂时安排在云南省河口县的菜农家里，随后在政府的安排下搭建了临时住所，周文炳在这个木板搭建的简陋房子里一住就是三年。这期间，华侨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产自救运动，组织成年人上山砍竹伐木出售、开荒种地建立生产基地，承包一些急难险重工程。当时，周文炳的中文水平很差，没念过中文，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用汉字书写，除了越语、傣语外，只会讲一些简单的广东话，一句中国普通话都不会讲，一句云南方言也听不懂。后来，靠华侨自己开办的临时学校的教学，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他逐步掌握了一些汉语知识，学会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语和对话，慢慢的跟上了其他同学，适应了所处的环境。

　　1971年7月，114名归侨被正式安置在河口县城，并修建了永久安居房，分配了合适的工作，孩子们也能够正式进入当地的正规学校读书。

　　风华正茂的峥嵘岁月

　　正式安置后，周文炳依然和叔叔一家生活在一起，并正式进入河口小学读书。但由于他年龄偏大，便被直接安排进入五年级，为了赶上同班同学，周文炳几乎将睡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一年后，他的学习成绩就从倒数变为班里前几名，还被选为班长。周文炳热爱文体活动，是学校业余文艺宣传队的小提琴手之一，是班里的足球队员，是学校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

　　除了在课堂学习知识外，周文炳还经历了学工、学农、学军，参加过勤工俭学。通过学工，他学会了安装电灯电线，学会了简单的木工技术，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和一般故障的排除维修。通过学农，他学会了播种、插秧、割谷子、打谷子和其它一些农活。通过学军，他学到了解放军步调一致的严谨作风和铁的纪律，学会了瞄靶打枪。至今，周文炳都非常怀念那段峥嵘岁月。

　　无悔的选择

　　1977年，周文炳高中毕业，1978年10月被分配到河口县运输队工作。到单位报道没几天，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改变了周文炳的一切。

　　1978年以后，越南当局反华的浪潮不断高涨，11月，蒙自军分区派人到河口县征召临时越南语翻译，周文炳立即找到征兵干部报名应征，并很快获得批准。1979年1月，他和另外12名翻译分配到金平，配属边防14团完成对越作战任务。1979年2月，周文炳随部队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对越作战结束后，部队十分缺乏越语翻译，经部队政治机关进行认真考察和政审，认为周文炳适合留在部队工作。周文炳觉得自己懂越语，而眼下军队又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是自己发挥特长，报效祖国，服务军队的大好机遇，便答应留在部队工作。1980年初，周文炳到河口县人武部补办了入伍手续，同年12月被破格提为军队排职干部，1981年3月，周文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这样，周文炳由一名地方青年转变为一名军人，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一名军队干部和共产党员，踏上了戎马生涯。

　　“我实现了自己报效祖国的执着追求和崇高理想，体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无愧于党、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也无愧于归侨前辈的希望。”回首征途，周文炳这样说到“虽然历经了艰辛，坎坷和磨练，但我从未有过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