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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 庆北京先达校友会成立10周年

2010-5-1 09:1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511| 评论: 0|原作者: 龙飞

摘要: 朝气蓬勃的北京先达校友会北京先达校友会既有初创的艰辛又有收获的喜悦胜利地走出光辉的十年.北京先达校友会(以下简称校友会)在成立之前有一个酝酿过程. 记得是前辈陈老丽水先生, 林克胜, 张爱兰等同志约陈静池, 黄 ...
朝气蓬勃的北京先达校友会

北京先达校友会既有初创的艰辛又有收获的喜悦胜利地走出光辉的十年. 

北京先达校友会(以下简称校友会)在成立之前有一个酝酿过程. 记得是前辈陈老丽水先生, 林克胜, 张爱兰等同志约陈静池, 黄书海, 杨国坚, 饶铁生等几次研究后决定成立一个联谊组织, 命名为北京先达校友会, 于1997年8月23日成立. 顾问陈丽水先生和林克胜同志. 第一任会长陈静池, 副会长黄书海, 秘书饶铁生, 财务李瑞华(瑞便), 联络张从汇. 校友会能发展壮大并有今天的硕果累累首先必须感谢劳苦功高的陈静池, 黄书海, 饶铁生等几位同志. 他们在几位前辈陈丽水, 林克胜等的热心指导下, 带领着晚辈张巧端, 张福隆, 李瑞华, 张从汇等一步一个脚印写出绚丽多彩, 刻骨铭心的先达情的篇章, 弘扬这珍贵的真情, 让先达情如高山翠松长青. 

如今静池, 书海, 铁生虽退居二线, 但他们一如既往积极热情关心和参与校友会的事务, 对新一届会长张巧端, 执行副会长张福隆, 副会长郑雄风, 和理事们李瑞华, 洪莲美, 杨珠莲, 张从汇, 饶艽宗等, 都给予全面细致的指导, 使校友会的工作依然顺利发展, 创立新业绩. 活动比过去更有深度和广度, 更具有人本思想.
 

新老会长左1、2同庆 07.10.24

在回顾校友会的种种成果, 我觉得首先应谈谈直接或间接应归功于校友会的重大成果.

伍英光等编的《难忘的[九•二0]》是我校友会积极支持与参与的重大活动.  撰稿的有陈丽水先生, 陈斯刚, 林克胜等. 而《忘不了的岁月》的编委会7人中, 我校友会5人:主任伍英光, 林克胜, 编委黄书海, 杨国坚, 饶铁生. 主编黄书海. 这书是有重大意义的, 是印尼华侨抗日斗争和爱国民主运动的英勇事迹的记录和阐述, 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组成部分, 是留给后代, 尤其在印尼的后代重要的历史教科书. 伟人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先达校友撰稿的有陈斯刚, 林克胜, 卢永杰, 李洁霜, 陈丽水, 王谦宇, 林少青, 林叔明, 杨国坚, 郑遂源, 黄书海, 林香玲, 饶铁生等. 他们或单独写, 或与人合作写. 有的写不止一篇. 黄书海写了书末的跋. 虽然一些重点文章是文集编辑组和棉兰华侨总会的朱培官先生等写的. 但先达校友的贡献也是显著又不可或缺的.

校友会从最初的由几位同志负责到现在有比较完善的理事会进行运作显示了校友会的成熟. 这也是校友会能取得成果的前提条件. 每年的聚会是校友会组织的最重要的活动. 从北京校友的聚会, 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先达校友的聚会, 而至来自香港澳门, 印尼, 美国等国和地区的先达校友的大聚会更是让人激动, 难以忘怀的重逢. 这可是数十年后的重逢! 那说不完的话, 道不完的情, 难舍难分, 念念不忘, 刻骨铭心.

我都力争参加这些聚会. 在会上常常会惊喜遇见多年没见面的同学, 看到他们气色健康, 年富力强, 不论是在商, 还是在文教界, 在事业上各有建树, 我很为他们高兴并由衷地祝贺他们, 也分享他们的欢乐. 和他们见面虽是短暂的, 但这先达情-师生情的温暖却是持续的. 这也常激发我回忆在先达华中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就是隔了半世纪再次和陈武炎, 张伟斌, 伟杰, 吴士琦, 陈强东等的聚叙, 后又领着他们给大会演唱《梭罗河》, 增添会上的欢乐气氛. 记得合唱的还有章列画, 也是50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还有是张爱琳和我用英语同唱《雪绒花》. 我又仿佛回到新民歌剧社在排练合唱的激情中. 这里真要感谢校友会提供了这么一个珍贵的机会. 先达情在持续发展. 今年元旦春节吴士琦等还发来新年贺卡表示祝贺. 这是千里送温暖, 在冬天更显得难能可贵!
 

来京印尼校友合唱留影

校友会为了方方面面还组织了一些较小规模的聚会. 

为老寿星的祝寿会更显示了我中华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 这祝寿会不仅是向老前辈祝福, 更重要的是聆听前辈传承心语. 我有幸被邀参加2004-12-28在陈老丽水先生家举行的祝寿会, 聆听了陈老对先达情的精辟深刻的阐述, 掷地金声, 字字千金, 获益匪浅. 他的心语我们会永远铭记, 并传承. 同时也欣慰地目睹巧端, 瑞华等为晚辈代表对陈老等前辈的由衷敬意及细心关怀. 陈老, 您走好!

每年春节期间在李花蓉家的聚会, 在节日的氛围中更显示浓郁亲切的先达情. 花蓉和开云的热情好客, 周密细致的招待, 让大家深感宾至如归, 就如在家过年一样. 我几乎每年都参加. 有一年就在聚会上惊喜见到我的堂弟永汉, 我三叔的儿子. 60多年前我到先达时见过一面, 那时他还小. 后来直到1991年我回印尼探亲时, 从巴拉八回程路过先达, 到他家拜访时再见一面. 这次在花蓉家是数十年来的第三次见面. 所以花蓉说 “这次聚会收获最大的是龙飞老师.” 的确如此, 先达情也包含亲情. 在此, 要感谢校友会组织了这样的活动, 谢谢华蓉开云的热情招待, 也谢谢瑞华为首的几位烹饪高手为聚会准备的美味佳肴, 尤其是印尼的风味小吃. 让我们似乎又回到那第二故乡的欢乐的时光. 我的新年过得没有比这更欢快舒心的.

有时有校友或从印尼, 香港等地单独或三三两两来北京.巧端, 瑞华, 莲美, 安娜等就热心组织接待. 而他们又尽可能通知我, 看我能否参加聚会. 我一般都争取参加. 而且参加了无数次. 例如96年李素娥来北京时我应邀参加. 素娥的家庭情况及个人生活情况我是略有所知. 在我的班上素娥是位努力学习, 与人为善, 尊师守纪, 蕙质兰心的好学生. 这次经过40多年后的见面真是分外亲切. 她特地和我留影和畅谈这几年的简况. 我衷心祝愿她一切顺心. 可是万万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是她和我们的最后一面. 真叫人至为痛惜. 上天不公, 怎么叫好人走那么早呀! 素娥, 安息吧.
 

和素娥合影

这样的活动增进相互了解, 加强了联系, 是很有意义的. 我参加了多次, 请恕不一一列举了.
我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巧端, 瑞华(阿便), 莲美, 琼藕, 桂花, 碧樵, 惠虹, 能基, 安娜, 玉暹等.为我这个过去的班主任和课任老师在我家举办的一次70岁生日聚餐会. 席上的美味佳肴, 包括印尼风味小吃, 都是他们分工准备和赠送的. 我再三要付款给他们, 都被他们坚决婉言谢绝.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 而更多是他们的心意和辛劳. 他们这是情义无价. 我至今仍刻骨铭心. 这是我一生过的最温暖的生日, 更让我回忆起在先达和他们度过的那欢快温馨的岁月. 这份真诚朴实的先达情- 师生情使我深切感受到知音的温暖, 感受到这近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的珍贵, 尤其当趋炎附势的恶习在抬头和物欲横流的倾向在侵蚀我们健康的环境时, 尤显得弥足珍贵.

校友会的工作是硕果累累的, 我上面只写了我个人感受的点滴, 我想其他更了解情况的同志应能写出全面反映校友会业绩的华章, 写出主持校友会工作, 多有建树的新旧会长理事们的感人事迹.
总之, 在此, 我要感谢校友会新老会长和理事们. 他们任劳任怨, 不辞辛劳, 精心运作, 义务地为全体校友服务. 让我们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先达情浓郁的《先达通讯》

《先达通讯》作为校友会的交流平台也应运而生, 于1998年11月1日出了第一期. 从当时这期的一张纸两面到目前最近的几十页, 从基本是消息, 到现在的多题材, 有回忆, 有游记, 有抒怀, 有杂感…, 可看到了《先达通讯》(以下简称《通讯》)从小到大, 从单一到绚丽多彩的稳步出色地发展. 而这一切, 不能不首先归功于两位主要编辑:黄书海, 饶铁生. 他们不仅努力组织和编审稿件, 而且也不时亲自提笔写出重点篇章和重要信息. 他们是《通讯》的顶梁柱. 这里也还应该感谢李能基同志. 他曾参与大量的电脑编录工作, 一丝不苟, 认真细致, 保证《通讯》高质量及时出刊. 你们辛苦了, 尊敬的编辑同志!
 
 
书海、铁生、清香、瑞玲

当然, 也不能忘记好多热心撰稿的各地校友, 他们或抒怀, 或回忆, 或报告…都发挥了《通讯》“交流, 沟通, 互相报”的平台作用. 让我们分享他们的真情感怀, 他们的珍贵记忆, 他们的铭心体验….从而使《通讯》更受欢迎, 更为珍贵.

从《通讯》我可获悉多年没见的同事, 同学的近况, 高兴地知道他们各有建树, 过得有意义, 过得实在, 过得开心. 我衷心祝福他们. 事业顺心, 生活康乐!

《通讯》也不得不登出伤心的噩耗, 如李素娥, 江炳松, 林绍辉等…不幸西去. 我们痛惜悼念之余, 愿他们安息!

我在先达生活和工作时间较短, 从1952年初到1954年6月, 两年半的时间, 可是却结出半个世纪的先达情的硕果.读《通讯》已是我现在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虽然有时文中提到的人和物我不认识或熟悉, 但我依然能感受其中表达的先达情. 因此每次收到《通讯》, 我都是一口气读完, 再办其他事. 有时读到感人至深的篇章, 往往许久始能平静下来.

《通讯》现在不仅是我们在国内的校友的人手一册的必读物, 也是香港, 印尼等地区和国外校友的争读的精品. 
(此次略去400字)

历史真实性问题 :《通讯》不是一学术研究刊物, 但在记述往事时, 仍会有历史真实性问题. 例如, 有不少关于[九•二0事件的文章, 在提到烈士遇难的地点时都写“武吉丁宜”. 严格讲, 这一地名在印尼完全独立后才成官方正式地名. 1943年时日本侵略者还沿用荷兰殖民政府的原地名“花的谷”(FORT DE KOCK)记得早年, 我在报上读到这事件的消息用的就是“花的谷”. 就如解放战争期间的北平, 要写成“北京”, 这是否有一个历史真实性问题?

译名问题 :《通讯》中很自然要出现地名, 街名. 我建议如不是技术上的问题, 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应注有原文. 因为译名往往会由于不同的翻译者而造成一地多名, 让读者无可适从. 特别是小地方, 或者不是翻译而是用中文名, 如去勿老湾(BELAWAN)路上的“半路店”(TITIPAPAN). 我1951年任教的BATANG TARU(TORU)华侨学校. 地名就有翻译为峇东打鲁, 峇东多鲁, 巴东大鲁等让人以为是三个地方. 现在我辈记得, 可再过若干年晚辈们还能记得吗? 有一天要有后人想故土寻根, 得怎么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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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以上三问题的粗浅看法, 仅供编辑同志参考, 用意只是希望我们的《通讯》越办越好, 越全面完善, 成为同类刊物中的精品.
                                                      
 
张巧端会长致词 07.•10•24


2007/10/6-1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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