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华校友园地（第十期）

先达郑子经校长为教育鞠躬尽瘁   
（1897-1966）

北京 黄书海

    郑子经校长是先达华侨社会功勋卓著的文教工作者。郑子经这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先达华侨文教事业的历史。这段历史因郑子经而光彩夺目；郑子经亦因这段历史而“照汗青”。

　　在先达华校各个发展阶段，曾涌现过不少优秀的文教工作者。但数十年如一日，长期住在一个城市不挪窝、坚守文教阵地不换槽，其时间之长，桃李之多，扎根之深，影响之大，非郑子经莫属。

　 　我是晚辈，与郑校长属忘年交。在先达中华学校念小学时，我是他的学生的学生。在先达华侨中学念书时，他是我的校长。我的毕业证书就是他亲自签发的。             

1951年我离开学校到璜汶（Bangun）华侨小学当了两个学期的校长。后来，应郑校长之聘，我又回到先达华侨中学，在他手下当了一学期中学教师。1953年，我调到棉兰报社工作，每月回一趟先达，曾几次看望他，我们共事时间虽不长，但我对郑校长却心仪已久。为郑校长作传，并非此短文所能企及。我只想采撷他生命中最为闪亮的片断如实地奉献给广大读者，以寄托我们大家对郑校长深深的思念。　

1897年，郑校长出生在福建龙岩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幼年念过私塾。中学时接受新文化。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他影响很大。他和邓子恢、曹菊如等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二十多岁成了家。发妻为他生下一子后不久因病去世。1927年为躲避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追捕，他带着一颗因丧妻悲痛的心，带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只身飘洋过海来到先达，便一头扎人先达华侨文教事业，一干就是几十年。1932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他有缘同先达一位贤惠貌美的女生刘柳丝结婚。婚后不久，便把大儿子从龙岩接到先达来共同生活。他与刘氏共育有四男四女。长期以来，一家十几口人，全靠他微薄的工资支撑，其艰辛令人心酸。郑校长为先达华侨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先后当过国民学校校长、先华学校教务主任，先达三校（即国民学校、中华学校、韩江华侨学校）合并为先达中华中小学校，他出任教导主任。日占时期，中华学校曾一度停办，日寇投降后，该校复办，他出任代理校长兼教导主任。后来，学校被当地国民党右派势力霸占，他率全体进步师生撤出。1949年在先达华侨总会主持下，另组先达华侨中小学校，他荣任校长，直到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军事政变，学校被查封为止，历时15年。这同先达中华学校校长三天两头换人，形成鲜明对照。

　　他早期教学思想，深受他的侄儿、棉兰华侨教育界老前辈郑日辉的影响。1955年，他应邀回国观光，其间受邓子恢、曹菊如等领导人接见，考察了新中国教育情况，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教学思想更上一层楼。宣扬爱国主义和民主科学，成了他制定教学方针的主导思想。在治学治校方面，作为一校之长，他处处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尽量发挥年青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学风校纪建设，要求学生既要努力掌握文化知识，又要培养好的思想品德。古训曰：“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这既是他的思想境界，也是他的行为准则。先达华侨中小学校积极健康向上的学风校风，蔚然成风。这和他锲而不舍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曾为棉兰、民礼、丁宜等地一些青年教师慕名投奔先达，加盟他的教师队伍而深感欣慰。

　　郑校长毫无保留地把一生献给了先达华侨文教事业，同时享受着事业给他带来的愉悦和满足。每当看到学生毕业以后，一拨又一拨地走向社会，一拨又一拨地回国深造，参加祖国建设事业，他总会由衷感到无限慰藉。

　  1958年，先达华侨总会为表彰郑子经校长从教30年和卓著功绩，在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了一个空前盛大的表彰大会。我国驻棉兰领事许天林也应邀出席。当时正值大使馆派我到棉兰领馆出差，许领事邀我一同前往。显然，郑子经校长的卓著业绩和高尚人品给许领事留在深刻的印象。在回棉兰途中，他的话题一直围绕着郑子经，侃侃而谈。他深情地对我说：“郑子经是先达华侨教育界的楷模。他的事迹和功劳必将影响几代人。在一个追逐金钱、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商业社会里，郑校长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献身华侨教育事业，不畏清贫、淡泊名利，多么难能可贵啊！”这是祖国亲人对他最为中肯的褒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就是他一生最贴切的写照。

　　郑校长的一生也并非都是坦途。他曾经历过多次生与死的政治考验。每经过一次严峻的考验，他的坚强意志和思想境界就得到进一步升华。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郑校长率领全校师生积极参加筹贩救亡活动。1942年日寇侵占苏岛；他义无反顾地加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进行抗日地下活动，并担任反盟支委。其间，他同巴人有过几次接触。翌年发生“九•二〇”事件，他不幸被捕人狱。1947~1949年，荷兰殖民者发动所谓“警卫行动”妄图恢复对印尼的殖民统治。郑校长坚决站在支持印尼人独立斗争一边。他连续两次被捕人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他表现 得很坚强。据三次同他一起被捕人狱的陈丽水回忆说：在狱中，郑校长经常吟诵《正气歌》，并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名句自勉，也勉励周围的难友。他曾多次对丽水说，做人不但要有正气，还要有骨气，“时穷节乃见”。希望每个难友都能经得起考验。由于他的表率作用，周围难友遇到一些困难都愿意找他谈，无形中他成了难友的核心人物。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军事政变，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中。其时，郑校长正在国内参加国庆活动并 到各地参观访问。当他到达广州，得知先达华侨中学代理校长陈斯刚等已被捕时，他毅然决定中止访问，并对身边大女儿南风说：“不管印尼局势多么险恶，作为一 校之长，我必须对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安全负责，我必须马上回先达拯救他们出来。”字字句句掷地有声。面对父亲如此高尚的思想境界，女儿无言相劝，只能默默地祝愿年迈的父亲一路平安。

　　郑校长回到先达后不久，就被印尼军方逮捕，关押在浮罗巴烟集中营，他一家5口同陈斯刚一家7口共住宿在一个帐篷里。他的心脏病不堪艰辛的折磨，一再发作，最后终于倒下，并获准回先达老家保外就医。当时各地一片白色恐怖，无法找到高明的医生来救治。1966年底，无情的病魔便很快夺走了他的生命。临终前，他嘱咐妻子一定要把身边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带回国去。他怀着对祖国、对妻儿、对集中营里备受煎熬的同事、同胞深切眷恋之情，凄然地走了。此情此景，不禁催人泪下。

　　综观郑校长一生，在面对敌人的威迫利诱和贫困的折磨时，他始终表现出一种“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的坚强不屈气概。他生前没有留下鸿篇巨著，也没有留下万贯家财，但他的高尚人品和卓著业绩却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他的学生和他的同代人会永远敬仰和怀念这位可亲可敬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