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潘光旦先生（1899-1967）早已作古，于今恐怕已非闻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知道潘光旦的，大多是从他翻译的英国学者霭理士（Havelock Ellis，1859-1939）的著作《性心理学》开始的，至于再晚些的小辈，知道他的并不多。这也难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起，清华大学的社会学系取消，潘光旦和一批他那个年代的社会学精英们，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以后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这些当年的大师们，吴文藻、费孝通，大多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他们的著作除了译作以外，在长时间里难以在市面上看到，而且译作重版的也很少，他们所做的研究，大多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束之高阁。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些研究更被曲解成为反动，最后被用作把他们置于死地的炮弹。

    二十世纪，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极其动荡的世纪，识字的普及，工业革命，城市化，导致各种主义的泛滥。而在中国，古老的延续了五六千年的农业经济文明，在世界潮流涤荡下，在文化交流、社会形态更替的巨变中，发生了分崩离析的演变。帝制的结束，并没有消减日益频仍的内忧外患，那一代生于忧患的知识分子，大多自觉地承担起社会变革时期改变国家贫弱，促进国家富强的重任。特殊的时代和环境一方面造就了他们的才智，另一方面却也限制了他们的成就，然而，他们却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之中，不问收获，悉心耕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潘光旦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尚人格魅力的学者。他一生攻苦食淡，言动安详，为人宽厚，豁达大度，而且极富进取精神；他不顾身体上的残疾和社会动荡带给他的种种劫难，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终生勤学苦读，笔耕不止，用生物学的眼光盘浩人类社会，试图找出一条民族强盛之道。他对优生学情有独钟，但他所做的研究又远远超出了优生学的范畴，他毕生萦萦于怀的是中华民族在人类进化中的位育，他研究的这个问题却是贯通了全部人类文明史又与人生休戚相关的通才之学和实用之学。万分遗憾的是，他所处的时代，纷纭杂糅、动荡变幻，科学幼稚，闭关白守，他所做做出的种种努力，呼应无人。思想者是寂寞的，每一个巨变的历史时刻，都会有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被牺牲，而这些人，大多是有着聪颖才智敏锐眼光的极其优秀的人。潘光旦也就是在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境况之中，于1967年6月10日辞世。

    潘光旦的被折磨去世，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倘若天假以年，以他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根基，再加上流利的文笔，以及对中国文化湛深的造诣，完全有希望给现代社会学的前途添砖加瓦，他的逝世，是中国的不幸，也是社会学界的不幸。然而，他当年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并不会随着动荡的时代而消逝，他留下的600万字的文稿，是极其宝贵的财富，这些财富不会消失，而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显现出不可磨灭的永恒价值，不断启发着后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