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达通讯（第136期）

广而告之 编  辑

翻译杂记（六） 黄书海

简单别致  中爪之旅 陈武炎

《越老人生越豪迈》 张尔乔

“HORAS!HALA KITA!” 铁  生

奉献精神  难能可贵 李瑞华

真情相聚  韵味悠长 朱  蓝

生命的纪念就是感动的重温 编  者

忆新加坡河 李英和

苏加诺总统有很深的中国情结。

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任中方印尼文翻译时，就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追本溯源，他的中国情结应萌发于对孙中山的崇敬，对“三民主义”的景仰。他曾不止一次公开说过：“我阅读过‘三民主义’，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三次四次，从头到尾仔细阅读。‘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年轻的灵魂”。

1956年8月，苏加诺总统在欢迎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尼的宴会上深情地说，“我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在思想上所给予我的启示。‘三民主义’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和人民”。类似这样的话，不胜枚举。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苏加诺领导的印尼政府很快给予承认，并宣布1950年中印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此两国友好关系迅速发展。苏加诺和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宋庆龄……频密交往，建立起新兴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之间相互尊重、互相支持的崭新模式。

通过这种平等互利、友好协商的合作关系，苏加诺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引领亚非国家共同促成万隆亚非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取得划时代的丰硕成果。

苏加诺总统第一次接触到新中国的外交家周恩来，特别是对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所表现的非凡外交才能，似有“相逢恨晚”之感。

于是，他特邀周总理访问雅加达，破例陪同周总理坐敞蓬汽车游览雅加达市容，破例出席周总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招待会。

  苏加诺总统这些史无前例的举措，引起印尼媒体，特别是国际媒体的高度重视。舆论离不开左中右三种倾向，但绝大部份还是看好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的迅猛发展。

接着，1956年7月，苏加诺总统盛情邀请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印尼。当时，我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有幸参加随团翻译，亲历苏加诺总统以最高礼仪接待宋庆龄代表团的整个过程。

苏加诺十分敬重宋庆龄，几乎把他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情都倾注在她身上。苏加诺邀请宋庆龄代表团下榻国家宫，并破格在独立宫为宋庆龄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

苏加诺赞扬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伟大女性之一，还亲切称呼她为“姐姐”。访问行程由总统亲自规划并全程陪同。

宋副委员长英文很流利，不通过翻译用英语和苏加诺交谈更感亲切、水乳交融。有几篇讲稿，都是宋副委员长亲自用英文撰写的。黄镇大使还安排一名英文翻译把讲稿翻成中文，以备公开演讲时使用。

宋庆龄高雅端庄的谈吐和讲究得体的衣着，给印尼朋友留下极其深刻和美好的印象。

宋副委员长代表团的访问，除了增进同苏加诺总统的友谊，还促进了中印两国议会之间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同年8月，印尼合作国会议长沙多诺率领包括印尼各党派议员在内的庞大代表团应邀对中国进行了回访。

苏加诺总统则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于同年9月30日至10月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印尼国家元首。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亲临机场迎送。毛主席还破例与苏加诺总统并排乘坐敞蓬汽车接受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

苏加诺总统先后访问了北京、鞍山、上海、南京、广州等地。还专程拜谒了南京中山陵和瞻仰了上海孙中山故居。他擅长演说。一路访问，一路演说。

他高度评价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早期印尼民族独立斗争的影响；

他提出的“建国五基”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他高度赞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丰功伟绩，赞扬新中国是反对侵略，捍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力量。

他一再强调，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是反帝反殖战线上并肩战斗的战友。

他的这些充满中国情结和兄弟友谊的讲话，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

后来，苏加诺总统还于1961年6月和1964年11月相继对中国进行短暂访问，主要目的就是与中国领导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热点问题的看法。这充分体现了中印两国在政治外交上的合作已经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1959年苏加诺总统受到国内右翼势力的多方掣肘，不得不签署第十号总统条例，禁止华侨小零售商在一级和二级行政区以外的地区经商，不准华侨在乡镇地区做买卖。这个法令明显地带有排华色彩，沉重地打击了成千上万的贫穷华侨小商贩。于是印尼各地出现了驱赶华侨小商贩的排华事件，顿时使中印两国友好关系发生大逆转。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排华恶浪，一场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是免不了。关键是怎么斗？与谁斗？矛头指向谁？

中国外交部和大使馆沉着应对，认真分析形势，做出正确判断。黄镇大使曾当面询问苏加诺总统：颁布第十号条例，是您的本意？总统回答：正相反。

总统的表态，对中方确定斗争重点起了关键性作用。这样，在这场外交斗争中，苏加诺总统和他周围主张中印友好关系的有识之士以及反对这场排华活动的广大印尼人民，就成了争取的对象，斗争矛头只指向一小撮不愿看到中印友好关系日益密切的右翼势力。

当时经我手翻译的抗议照会就有几十份。三天两头，或陪政务参赞或单独面见印尼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中国处处长送达抗议照会。一来二往，交道多了，彼此了解也多了。印尼外交部中国处处长达鲁斯曼（Darusman）竟成了我们的朋友。

1989年9月，我以《世界知识》主编身份应邀访问联邦德国。访问期间，与印尼《独立报》（Merdeka）总编Darusman邂逅。彼此互换名片。我用印尼语交谈。他甚感惊愕。问我：你怎么会讲印尼话？我说，我曾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数年。他说，那你认识当时任印尼外交部中国处处长达鲁斯曼吗？我说，当然。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说：达鲁斯曼正是我父亲。有了这层关系，我们竟成了忘年交。他对我很尊重，并乘机对我进行采访。我就中印复交和印尼某些人诬告中国卷入印尼“九•三O事件”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澄清了事实。他“如获至宝”，并把我的谈话刊登在显著版面上。

《独立报》是印尼大报，立场鲜明，支持苏加诺，主张中印友好，是“知华派”。在苏哈托政权时期，不管遭受多大压力，它始终坚持“RRT”的正确称谓。这些都是后话。

当时印尼各地的排华活动愈演愈烈。

但后来相继发生的两个严重事件，使印尼政府十分被动，并遭到国际舆论的严厉遣责。

一是王日昇领事和我受大使馆委派驱车到苏加巫眉现场，抗议并制止当地军警武装驱赶华侨。军方的行动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采用武力，用装甲车把我们押送到军部，进行长达20多个小时的软禁。这种公然违背国际外交惯例的浑招，使印尼当局遭受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二是在武力驱赶芝马墟华侨时，抢杀了两名手无寸铁的华侨妇女。当地军警反而诬告这两名华侨妇女是因进行反抗，军人正当防卫而被误杀的。为了戳穿这一弥天大谎，大使馆立即派遣王日昇领事和我到现场进行验尸。随行的还有一名雅加达注册医师陈昭烈医生。

验尸对我是第一次。离尸体几十米处，就恶心不止，无法靠近。这时陈医生告我，先憋足一口气，迅速走到尸体边，把气吐出来，马上猛吸一口气，嗅神经受到强刺激，就不觉得臭了。

这一招果然灵验。验尸结果证明，每颗子弹都是从两名妇女背部打进去的。她们是在逃跑时被军人开枪杀死的。

法医鉴定的结论公诸于众后，当地军方制造的谎言便不攻自破。

这个时候印尼政府不堪受到国际国内严重压力，特别是中国政府为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毅然派船接回被驱赶的华侨，使印尼在国际社会处于孤立的窘境。印尼正在寻找下台阶。

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审时度势，为了制止排华逆流进一步蔓延扩大，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华侨问题，维护中印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大局，1959年12月9日主动写信给苏班德里约外长，提出全面解决华侨问题三项建议：一、立即交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批准书，同时讨论和规定实施条约的办法；二、切实保护自愿保留中国国籍或选择印尼国籍未获批准的华侨的正当权益；三、对于流离失所或不愿继续留居的华侨，中国政府准备安排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希望印尼分期分批遣送他们回国，并保证他们归途中的安全。

陈毅的信很快得到苏班德里约的正面回复。印尼各地的排华活动有所收敛。接着1961年4月，陈毅外长应邀访问印尼同苏班德里约副首席部长兼外长进行友好会谈，并签订了中印两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友好条约。

苏加诺总统向陈毅外长颁发印尼共和国二级勋章，以表彰他对促进中印两国友好关系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两国关系明显回暖。1961年6月苏加诺总统进行环球旅行，13日突然改变行程，从莫斯科特地飞往北京进行两天工作访问。

苏加诺此行显然是为了修复在处理华侨问题上失当而造成两国友好关系出现的严重裂痕。他在刘少奇主席举行的国宴上一再强调：中印友谊是发自内心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虽然在华侨问题上发生纠纷，但这是兄弟之间的纠纷。印中仍然是兄弟。

苏加诺总统还借访问之机，向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恩来总理颁发印尼共和国一级和二级勋章。

中印两国不愉快的一页就这样翻了过去。

接着便迎来两国友好交往的新高潮：

与此同时，两国文化艺术、宗教、工农青妇民间代表团的交往也十分热络。构成两国友好关系进入鼎盛时期的景象。

在此期间，苏加诺总统还做出两项具有浓厚个人色彩和充满中国情结的决定：

一是把《苏加诺文集》和《苏加诺藏画集》交由中国出版。据总统府画家杜拉(Dullah)称，当时确实有个别西方和印尼出版社曾经觊觎这两项出版业务，他们提出，要以高稿酬出版上述文集。但苏加诺总统并没有因此而动心，因为他对他们不信任。

苏加诺文集《在革命的旗帜下》交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1959年和1965年出版了一、二卷。其中有几篇讲话稿由我翻译（没有署名）。第三、四卷因“九•三O”事件而搁浅。现在是否出了，不得而知。

《苏加诺藏画集》共五卷，由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当时出版社派遣著名画家邵宇到印尼洽商此事。我当翻译。出面接待的是总统府画家杜拉。双方合作得很愉快。

杜拉说，你们是第一批中国人获准全面观赏总统的藏画，包括他寝室里著名裸体油画。

当出版计划初步落实后，杜拉便邀请邵宇等访问茂物、万隆、日惹、泗水、巴厘等地。邵宇非常勤奋，画笔不离手。一路览胜，一路或写生或速描。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画家的工作状态。令人敬佩。

这里，我要庄重地写上一笔：在出版《苏加诺藏画集》整个过程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賛司马文森和随员张琼郁都做出了令人难忘的重要贡献。

二是聘请中国医生为他治疗肾病。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加诺患肾结石，有一颗结石掉入尿道出不来。苏加诺多次求治于奥地利名医，均无效。名医的结论是非开刀不可。苏加诺很怕开刀。万般无奈，只能求助于中医。

当时，他对中医疗效没有切身体会，只能将信将疑，试试看。

周总理对苏加诺的要求十分重视，决定派遣以泌尿科著名专家吴阶平为组长、心脏病专家方圻为副组长的中国高级医疗组到印尼为苏加诺治病。医疗组共九人，其中有著名老中医岳美中、针炙专家杨甲山、放射科专家胡懋化等。

医疗组于1962年1月飞抵雅加达，下榻于印尼政府安排的宾馆里，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姚仲明大使委派我去当翻译。所谓翻译，实际上就是联络员。由我负责与总统府联系，照顾医疗组的生活和出行。

谈体检和病情，均由吴阶平组长用流利英语直接同总统和总统私人医生交谈。只有当总统集体会见医疗组成员以及岳美中老中医每天给总统号脉时，我这翻译才派上用场。

整个医疗采用中西医结合。总统对中医的接受是有个过程的。

有几件事，不得不使总统折服于中医的疗效。

经过服用一个疗程汤药（总统称之为中国咖啡），原先堵在尿道的结石，居然被碾碎，并被排出体外。医疗组拍的X光照片已经确认无误。但总统还是将信将疑。为此还专程到奥地利医院复查。当医生告诉他，结石确已排出体外，右肾功能也比过去有所好转。这下总统才心服口服，对中医刮目相看。

总统好美色，尽人皆知。海外书刊也谈得很多，而总统本人，对性生活也并不讳莫如深。

 记得有一天午休以后，岳老给总统号脉。落坐以后，总统便侧身向我耳语几句，说刚行房事，看医生能号出什么来？还嘱我不要告诉岳老。

岳老以老中医特有的神态，双目微闭，神情贯注地号脉，手指不断地张驰，时间也比平时略长。号毕，岳老开口道：阁下今天的脉搏和往常不一样，很急促，有些不规则，紊乱。

我翻译语音刚落，总统开怀大笑，并伸出大拇指说：“真厉害！Hebat sekali”接着总统向岳老坦白了实情。

还有一次是，岳老还没开始号脉，总统就发问：昨天在我喝的汤药中，是否加进了减少性欲的药？岳老点点头。总统马上说，我不喜欢因服用中药而改变生活习惯。要求把这味药弃掉。

岳老回答说，加上这味药主是要为了阁下的健康。居然阁下不喜欢，那就弃掉好了。

中国医疗组治好苏加诺总统肾结石病，消息一传开，在印尼社会和舆论界便引起强烈反响。印尼达官贵人前来求医问诊者络绎不绝。

中国医疗组在印尼足足呆了五个月。

后来，1963年、1964年、1965年医疗组又三次赴雅加达为苏加诺总统治病。

这里顺带一笔，1961年6月黄镇大使调任回国。在任期间，大使和总统不但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私交也挺好。

有一天，大使嘱我与总统府大管家联系，说大使将托翻译给总统送上总统爱吃的芝麻酥饼。大管家说，下午2：30分即可送来。

使馆名厨把做好的酥饼码放在大使从北京带来的船型水晶篮里。我捧着酥饼按时到达总统府。大管家在指定地点迎侯我。

一见面寒喧几句。大管家说，这是吃的东西，还是请你当面送给总统吧。总统正在喝午茶，我领你去。

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并不紧张。因为此前在外交场合曾多次见过总统。

总统在独立宫后院草坪上，独自一人在饮茶。

大管家领我到总统跟前，说了几句介绍的话。总统微笑着和蔼地跟我握手，并请我落坐。大管家命侍从给我端上一杯咖啡后便离去。

我首先向总统转达黄镇大使的亲切问侯。随即打开保鲜纸，向总统介绍三种馅料（红豆沙、枣泥和黑芝麻）的酥饼。总统一一品尝，赞不绝口。握别时，总统一再要我转达他对黄大使的深切谢意和问侯。

大管家把我送到车门口，我握住他的手说，感谢你对大使馆和我本人的信任。他深情笑了。

当时总统穿着便装，没有戴帽子，头顶秃了。事隔半个多世纪，这一幕依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1970年6月21日，印尼开国元勋，印尼民族一代英豪苏加诺，在软禁中含冤去世。

虽经几十年打击和抹黑，苏加诺的历史功绩是磨灭不了的。他在印尼人民和世人心中的形象和历史地位，已开始恢复到应有的高度。

可以告慰他的是：如今中印两国友好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