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面对全球化的外交政策

                2013年1月28日

马尔迪•纳达勒卡瓦外长年度报告，理应指明印尼在全球化的战略地位。然而，在最近4年，他的年度报告显然没有能够反映我们的外交战略。这表明在全球化变局中，我国政府没有创意的对策。
对于印尼外劳的境遇，除了对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提供数字和作出反应外，印尼的外交政策没有能力为在外国工作的印尼外劳提供实质性保护。
印尼外交部长在2011年声称的“明智领导”，显然没有能力维护东盟的核心角色，由于中国的抵制，在金边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未能发表传统性的共同声明（金边事件）。中国的抵制是基于中国东海和南海地缘战略格局发生变化。
可笑的是，我们所引以为豪的，并被视为印尼外交战略基础的纳达勒卡瓦的灵活均势的理论，并没有融入到印尼为建立亚洲共同和平和繁荣所需要的全球地缘环境所遵行的理念、机制和行动准则。
结果，印尼的外交政策变得含糊，不独立也不积极，不均衡，也没有灵活性。这反映在一月初，尤多约诺总统在茂物行宫表示，为了和平解决叙利亚内战，叙利亚总统必须引退。而在2012年7月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表示，尤多约诺总统表示叙利亚“实现和平未必要改变现有的政府”。
我们观察到两个情况，第一，有迹象表明，在最近几年中，“纳达勒卡瓦理论”本身并没有被接受为印尼为应对全球格局所遵行的积极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给人的印象是印尼总统有自己的外交政策思路，其结果产生了“以礼相待”的外交政策。
结果，我国外交政策经常不全面，有玩弄措辞和象征性表达的倾向，应对诸如东盟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等国际事件和问题，所采取的是短期的对策。
第二，自2008年以来持续的全球衰退中，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了新的现实，当科技拉近了距离，民主与独裁相互竞争的时候，建设文明国际成了所有民族和国家的问题。由于资金、贸易和人员史无前例的互动造成世界经济的相互关联，国际社会的全球道德规范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当伊拉克和阿富汗反恐战争后的国际联盟由于西方控制力的趋弱而受到蚕食后，世界各个地区，包括东南亚，都面对有关和平与战争问题的挑战。阿拉伯之春和中国的崛起，引出了有关威信、逐步升级、诚信或军事能力的边缘问题。
印尼外交政策在贯彻“明智领导”、提出我们应对不断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看法，以及针对不确定情况和契机的对策，面临广泛和复杂的挑战。
其中包括，印尼外交政策如何应对中国在全球变局中面对华盛顿“亚洲轴心”均衡政策感到不安所采取的复杂的对策。
Musthafa Abd Rahman撰文
（苏仁译自《罗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