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美国四年

拜莫尔根、达文波特为师

    潘光旦就学期间师从的教授，最有名的有两位，一位是1933年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获得者，遗传学家摩尔根(T．H.Morgan)；另一位是优生学记录馆的创始人，有“美国优生学的组织者”之称的达文波特( C.B.Davenport)。留美期间潘光旦最下力气学习的是遗传学和优生学，这为他以后在社会学研究中注重生物学与遗传基础的学术取向奠定了方向，而这也恰恰是他与其他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学者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思想的不同之处。

    在美国期间，潘光旦以其扎实的中英文基础，担任留学生的巾英文杂志主编。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潘光旦把《总理遗嘱》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译成英文，交美国刊物发表。在他的同代学者中，国学造诣上超过他的大有人在，但同时兼通西学者却为数甚少，他英文之熟练，发音之准确，使他的美国教授隔室不能辨其为华人。有一次他与一个美国同学在屋子里交谈，隔壁是摩尔根教授的研究室，摩尔根听到有人讲话，推门进屋一看说，我还以为是两个美国人在谈话呢。^①

①《中和位育》，《回忆潘仲昂先生之一》，287页，邓锐龄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与闻一多等发起组织大江学会

    潘光旦与闻一多、罗隆基等人发起组织“大江学会”，探讨国际形势，交换学术意见，出版《大江月刊》。同时，他也开始在国内外的一些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国内的《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申报》及《留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及论文，介绍外国的学术思潮、表达对中国问题的见解。当时的中国，实在是需要科学的启蒙，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他主动参与国内学术思潮的发展，尽可能地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尽早回馈给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他有传统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情怀，自觉地以社会进步为己任。

    潘光旦曾经谈到在美国成立大江学会：

    大江学会的成立，是为了和青年党的“醒狮社”唱对台戏。“醒狮社”里有邱椿（一九一九级），他们也讲国家主义。我们看不惯，就成立一个大江学会。大江学会这些人，对国民党无好感，对共产主义则怕，政治立场是改良主义的，也提出国家主义，想搞一点势力。参加的有罗隆基、吴景超、闻一多、梁实秋（现在台湾）、顾毓琇和我，大多是一九二一、一九二二、一九二三级的。大江学会是清华人，出版《大江季刊》（梁实秋写的封面，出过三四期），大江宣言也搞了一大堆，文章是罗隆基的手笔。回国后，我们看到国民党刚兴起，还有点朝气，觉得何必多此一举；因此回国后大江宣言就压下来未发，大江的人也散了。^①

科学对待中西文化②

    随着潘光旦学识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他在思想信仰方面也有了一些改变。他在清华学校学    习时，在跳高摔伤有腿截肢以后，一度受到教会的感召加入基督教，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而到美国后，作为一个思想者，他力求在思想感情和宗教认知上弄清楚问题的症结，在深入地了解了西方文化之后，他反而认识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他以科学的态度对中西文化进行评判，他认为基督教在宗教感情和宗教认识上很难与中国文化相通，认为“基督教的内容不足以吸引中国智识阶级。……头脑比较莹澈的人，早年加入了，后来思想成熟，因而退出的为数不少。”^②他权且把中国的儒家思想也作为一种宗教来与基督教对比，而他对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论”的价值观和修齐治平的生活理念相当认同。他不卑不亢地从科学的角度反思中国文化，从优生学的观念出发，在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深度的同时，也看到儒家思想发展的缺陷，一是过于注重人，而忽略了宇宙间其他可以措意的事物；二是儒家主张的做人之道并不完全，没有打稳基础，也没能进行推广；三是儒家的家族主义也不健全，    回顾以往的太多，而展望前途的太少，产生的原因是误解了“中庸”二字，而产生的倾向则导致民族文化风格的保守化，民族生物品质的平庸化，最终使民族精神健康受影响。^③他觉得应该在对中国文化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来理解西方文化，基督教可以作为儒家文化的补    偏救弊之方。在今天来看他当时的这些见解，也是非常科学和先进的，是知己知彼的高论，对比现在的一些新儒学主义盲目夸大中国古老儒家文化的作用，他的这些分析的立足点是切中时弊和非常客观科学的，他不是从意识形态去考虑，而是把民族的精神健康，民族的发展和演化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生活和学术道路的选择上，潘光旦和与他同时期的留学生都有用一己之学尽快报效祖国的心愿，他们既有科学理性的新思想，又有传统士大夫的救国忧时的情怀，尽管美国的学术条件和生活享受都远较国内优越得多，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他们大多也有好感，但他们生于忧患，对国家对民族的富强白认为担有责任，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受的科学训练，使他们看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积弊和困境，并有改造社会的雄心。按照规定，清华留学生可以享受5-6年的公费，但潘光旦读了四年，取得了硕士学位后，认为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已经能够为今后的研究和工作打下基础，回国后可以根据中国的国情开展研究了，于是他于1926年下半年毅然回国。

①《过去的学校》，钟叔河、朱纯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

②《潘光旦文集》第八卷10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