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 在清华期间，潘光旦一直靠T-资和稿费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但每有：节余，就添置藏书。 明朝灭亡后屈大均送顾炎武一首诗：“飘零且觅藏书洞，慷慨休听出塞歌！”抗战爆发后，潘光旦要离开北京在屏当书籍之时，也有同样的叹息。卢沟桥事变前夕，他把藏书运进北京城内，共有28箱，另有手书目日录一册。他告诉家人，若有变故，书籍不能运出，只需取出书目留作日后纪念。结果等到抗战胜利，藏书及其稿件全部遗失，但有幸的是，一部份书籍居然又从旧书摊上陆续买回。抗战结束后经济拮据，但他买书的兴趣仍然不减，琉璃厂的书商常带着布包送书上门，一看到好版本的书和难以觅到的书，他总是高兴地留下，为此还时常欠着书商的款，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结清。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师生南迁湖南长沙，任长沙临时大学教授兼注册组主任及秘书长等职务。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潘光旦随清华学人辗转于后方，从长沙到昆明，担任由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也曾一度出任联大教务长，后继陈达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在西南联大，潘光旦除了讲授优生学、家庭问题等课程外，又逐步开设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史、人才论等课程。 “中国人应该多多旅行” 30年代的一个记者叫景风的写：潘光旦先生游兴最浓，不要说像武侯寺那样平坦的所在，就是岳麓山一类险峻的名胜地方，也常常发现潘先生的。 潘光旦上个世纪30年代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到自己的爱好，除了收藏书籍，就只爱好旅行了，而且他旅行从来不跟家人一起，不需要别人照顾。潘光旦的女儿潘乃穆对父亲是这样回忆的： 父亲在清华学校上学的时候，因运动致腿伤，后来由于结核菌侵入膝盖而不得不锯去一条腿。奇怪的是我从小到大，思想上似乎从未把他和“残废”二字联系在一起。也许是因为他行动敏捷，性格开朗，并不觉得他与常人有太多不同之处，也许是由于亲属关系，太熟悉了反而不加分辨。……直到近年来国家兴办残疾人事业，听得多了，才忽然有一天悟到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残疾人”。推想起来，他当初遭此打击，思想上大概有过一番波折，行动上一定经历过很多的困难才磨练成后来的样子。叔父告诉我，父亲就在此时加入了基督教。不过，1 926年他写过《基督教与中国——一个文化交际的观察》一文，批判了基督教的观念。 潘乃穆还写道：在一张校友调查表的“爱好”栏里，他填的有：旅行。我初看到时觉得很新鲜，因为我过去并不了解这一点。虽然知道他常常出门旅行，出门前后也总是显得很愉快的样子，从无烦恼的表现，但是达到“爱好”的程度，似乎是另外一件事。再一想这种表格也许是信手填来，填的人和看的人都用不着认真。无论如何，残疾的身体条件和对旅行的爱好总像有些矛盾。还是看他自己怎样讲的吧。接着，她引用了父亲的一番切身之感和深刻见解： 我们的毛病是在旅行得太少。我们不但旅行得少，并且还要说些漂亮的自圆之词，例如“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之类。要是不景气时代以前的美国人所走的是一个动的极端，我们的便是一个静的极端了。……我是主张中国人应该多多的旅行的。中国的地方这么大，地理环境的变化这么多，历史的背景又这么悠远，而各地的背景又这么的不同，要是专靠一些书本的智识而不旅行，不给耳目一个实地接触的机会，要教一个民族分子对于本国的史地有一个差强人意的囫囵的概念，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从取得此种认识能这一天起，凡遇有旅行的机会，我是没有不利用的。 在求学时代除了靠近家乡的上海一带以外，只到过一次南京，一次宁波；北平，因为读书关系，每年必得来往一次，一起到过八九次之多。此外便没有可说的了。民国十六年（1927），总算第一次到杭州、到镇江、到苏州；十七年到普陀山；十八年到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十九年到过松江。二十年到青岛、烟台、潍县、济南，到九江、庐山，到广州、香港，到无锡。二十二年初到之处有汉口、有杭江路和钱塘江上下游所经过的各县。本年(1934)初次观光到的又有嘉兴，有杭徽公路的各要点，有扬州。最近乃有豫晋两省的行程。（《豫晋行程的第一段》）① ①《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94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潘光旦的旅行正是在他残废以后，而他的旅行，并不是简单地到此一游，他往往带着《徐霞客游记》或设法配备当地志书，把前人的记载和自己的观察相对照，并且写下一些知识丰富、文笔生动的游记或日记。作为残疾人他会比别人遇到更多的困难，实际上也曾经发生过爬山落马及滑跌等一类有惊无险的事故，反映在他的文字中，往往笔调诙谐，自我调侃。看到他的文字，才懂得他的“爱好旅行”绝不是叶公好龙。 著名学者，语言学家罗常培，在其游记《苍洱之间》中，叙述了他和潘光旦、费孝通等学者在1941年游历云南苍山洱海鸡足山的有趣经历，两个人都在旅途中出了岔子，潘在先，罗在后，潘露宿荒野，狼嚎终夜而不惧，罗常培在坐滑竿被甩，骑着一匹小马几次堕马，换一匹老马历尽波折后见到了潘光旦，他形容见到潘光旦后潘动员他加人他们老弱病残的第二队：“毕竟研究过社会学再读十三经诸子百家（霭理士的名著还没有算在里头）的人，修养胜过我许多，……他虽然对我伸一伸大拇指，紧接着却提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意思，……劝我加入他们一帮。”① ①《苍洱之间》之“鸡足巡礼”，163页，罗常培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 民族健康与民主政治互为因果 1941年，潘光旦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第一、第三届委员，第一、第二届中央常委。1943年，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一批进步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创办《自由论坛》杂志，潘光旦也给予积极支持，亲白筹措广告费，并亲自撰写社论。1944年民盟云南省支部机关筹办定期刊物《民主周刊》，宣传民主宪政，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内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潘光旦、闻一多先后担任周刊社社长。这一时期，他还在多家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主要有昆明的《今日评论》、《生活导报》、《时代评论》、《评论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民国日报》、《益世报》、《云南日报》、《正义报》、《当代评论》、《军民周刊》；重庆的《客观》、《星期评论》、《国风》等。1945年“一二·一”大惨案发生，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等教授始终站在学生一边，参加讨论会，并发表宣言。 在潘光旦关于优生强种的社会主张里，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民族健康与民主政治互为因果，也就是说，民族优生的实践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制度环境里才有可能持续、合理地进行，但国民党的党治却无法提供这样的制度环境。西南联大后期，尽管潘光旦兼任清华教务长，受时势刺激，他由学人议政而加入抗议政府的活动，成为“民主教授”群体的代表人物，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丰富清华图书馆藏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联大停办，潘光旦随清华大学复原回到北京清华大学执教，曾兼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社会学系系主任等职。担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多方奔走，为争取敌伪图书分配给清华做了很多工作，并洽购大批私人藏书，以丰富清华图书馆的馆藏。从1946年秋至1947年4月，馆藏图书数量已恢复大半，到1948年4月，藏书规模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当时《大公报》报道1947年4月清华校庆日情况：“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潘光旦馆长拄双拐笑立礼堂前，谦谢恭贺。” 潘光旦主张学校图书馆购书应以适用为主，不存偏见，不究版本，不专买太贵的学生不常用的专书；要汇集万象，穷究百家，但专事宣传且富于单方面引诱性之小册子，将不予陈诸大雅之堂。 潘光旦在清华连续工作过19年。1953年院系调整后，他调往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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