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

    1949年之后，优生学被视为伪科学，潘光旦的生活和学术道路也由此发生逆转。在别人面前他几乎不再谈论有关优生学的话题。对当时酝酿中的院系调整，他在1950年夏的一次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上发言主张“稳步前进”，认为没有大事更张的必要，综合大学不但要包括文、法、理三字所代表的种种学科，更要包括工、农、医各路的学科。当时叶企孙、金岳霖等许多大学教授都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在1952年初开始的“三反”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潘光旦成了被批判的重点对象。主要从政治上批判他的“改良主义”和“中间路线”，还批判他的所谓“思想暗流”，说他领导图书馆任凭黄色书刊泛滥，存心散布毒素。他是清华思想改造运动中最先作检讨，而也是最后才通过的一个人。从1月份开始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作第一次检讨，作了三次还没有通过，被认为是特别顽固的“铁心皮球”。以后又召开全校大会对他作了一次批判，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说他解放前一贯地反共拥蒋，反苏亲美，解放后依然不改。经过大会小会、集体和个别的帮助，到最后作第四次检讨得以勉强通过，这时候是10月份，院系调整已经实施完成，他被调往中央民族学院。

从开封的犹太人看兼容并蓄才有融合与和谐

    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潘光旦对中国的民族问题逐渐形成了一套想法和工作计划。从1952年到1954年，他对中国境内的犹太人进行了研究，写出了一篇学术论文《开封的中国犹太人》。

    在以色列建国前，犹太民族很早就丧失了自己的领土，而且在全球的大部分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甚至在远东的中国，这个完全迥异于西方的地方，也有他们顽强生存的痕迹。大多数犹太人笃信犹太教，宗教是他们同类意识的纽带，宗教也使他们保持了一些与其他民族有若干差别的民族特性。潘光旦早就有抱负探究犹太人在中国生息、消长的状况，并切实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潘光旦在论文中揭示了犹太人进人中国开封后，与在其他国家和地方相比较的独特性，就其宗教信仰来说，如果越遭排斥，就越顽抗，越要保持不变；相反，如果是在宽容自由的局面下，反而会出现各种习俗文化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现象。而开封的犹太人，正是后一种情况，他们在中华民族的兼容并蓄的大气魄下，在“温和”、“让步”的宽容特性中，虽然有宗教经典，有传播教义之人，也有庙宇，虽然与周围的人的信仰迥然不同，理应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一样长期维持自己的信仰和民族特性，但恰恰相反的是，他们却在不很长的时期内被同化，逐渐和与之相近的教义融合，早已不再独树一帜。中国的统治者允许他们维持自己的风俗习惯，并允许他们通过平等的科举考试参与政治生活，这些都极大地消减和冲淡了他们的民族意识，使之走上融合的道路。潘光旦从这个典型的民族生存的事例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宏大气魄。他也对民族关系有深刻思考，认为在民族关系中，许多情况往往是互为因果的，只要一方是粗暴的强权，另一方必然负隅顽抗；一方有威胁，另一方就有对策。如此一来，双方间的鸿沟就极难填平或者逾越。所以需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

    潘光旦的《开封的中国犹太人》的论著，一直到现在都是非常宝贵的填补历史空白的研究资料。

扎根传统土壤  吸收现代科学精华

    潘光旦平生治学的特色：一头扎根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一头吸收现代生物学的精华，二者之间相互阐释，相互发明。而不论治学还是为人，他都取“推己及人”的“自我”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从近代社会思想演变的规律来看，这个“推己及人”的观点，带有近代中国现代性的“个人观念”的特定印记，带着现代性所赋予的“个人解放”的某种追求，但它的核心内容包含着一种以普遍的人类进化来论述民族命运的历史关怀，这种关怀的基本特征是知识的反思性与现实的人类行为之间的高度统一。它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洞察人类的普遍性遭际与文化的特殊性遭际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潘光旦把“推己及人”运用于民族关系上时，他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早在1951年就在《文汇报》上发表《检讨我们历史上的大民族主义》一文，文中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大民族主义的表现后，强调说：既然我们不愿遭受其他民族的支配，也就需要采取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弱势民族，对待中国内部的其他文化类型——即我们内部的少数民族。同时，少数民族的发展也离不开汉民族和其他民族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相互扶持。他的这些观点，是对狭隘民族主义的一种有力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