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毛泽东让我们站起来 作者：熊蕾 发布时间：2013-11-03 【按：熊蕾老师现任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高级编辑，是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是被毛泽东称之“一人可顶几个师”的中共情报英雄熊向晖之女。 熊蕾于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硕士学位、1988年度美国东西方中心杰斐逊学者。长期从事中国问题对外报道，在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菲律宾、泰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报刊杂志发表中国政治、文化、妇女、儿童、教育、科学、宗教、民族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英文专题报道数百篇。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问题的对外报道、西方国家的中国报道以及生命科学研究伦理中的人权问题。 本文是根据熊蕾老师今年在广州图书馆讲座时的讲稿整理，是份量较重的一篇大文章，是专门给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的供稿。】 对于毛主席这样一位领导中国人民在国际上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领袖，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道理把他贬低得一无是处?毛泽东是有大功于我们国家、民族的，不承认这一点，我们不仅有愧于先人，我们这个民族也无法真正强大。所以，我们应该永远怀念毛泽东。 这些年来，对毛泽东仇恨的咒骂和诋毁，不绝于耳。起初还是所谓“革命有功，建国有错，文革有罪”，功过相抵，过大于功，甚至于罪大于过。现在，则干脆把毛主席说成是希特勒一样杀人不眨眼的暴君。甚至直接说他要为5000万到8000万人的死负责。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干脆否定毛泽东思想——他们说，20世纪的中国，根本没有思想者。等于领导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什么也不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立场。作为个人，对毛主席或者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们不能不无视历史事实，不能不实事求是。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夺取政权，这28年的革命历史，毛主席在其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任何人也不能否认。就说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1976年9月9日去世这27年里，毛主席也不像那些人所诋毁的是无功有罪。毛主席在这27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居功至伟，即便是被非议被否定的一些错误曲折，包括文化大革命，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 在这27年里，毛主席最伟大的一个功绩，就是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国内，是被压迫的工人农民有了政治地位，在国际上，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虎虎生威，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本文着重回顾毛泽东主席领导我们在国际上站起来的历史事实。 战史专家双石在《开国第一战》中说：“在1949年以前的114年间——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9年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在列强入侵、群雄割据的混乱状态，人民在天灾、人祸和战火的蹂躏之中挣扎，田园荒芜、白骨遍野，每年死于战乱和饥荒者即达数百万之巨。”从1840年以后，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直到最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华北，大半个中国沦陷，中国屡屡割地赔款，积贫积弱，毫无国际地位可言。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内战剿共。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中共逼蒋抗日，再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开始实行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美英苏等大国才算把中国当成了盟友，但是迟至1943年秋天才把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并列为“四强”。可是作为这四强之一的中国，依然是仰人鼻息。1945年2月，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格局的雅尔塔会议，就根本没让中国参加。美国苏联英国在雅尔塔对它们在战后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瞒了中国4个月，才通报给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即使不满，也只能打落门牙带血吞，接受了旅顺为苏联海军的不冻港，接受了横贯东北的中长铁路的一半权益归苏联所有，同时还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当时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痛哭失声，说：“我们抗战八年，如今胜利了，为什么却落了个割地的下场?上一次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却要我们割青岛。如今呢?说什么中国是‘四强之一’，作为战胜国却丧失大片领土还失去这么多权益!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犹有可说，可是苏联怎么也这样损害中国利益?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国民党政府居然也同意签订!我们愧对先人哪!” 相比之下，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第一次出国去苏联，签订了新中国第一个对外友好条约，就推翻了陈嘉庚老先生说的丧权辱国的规定。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外蒙古的独立已成定局，它已经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收不回来了。但是中长铁路的权益和旅顺港，都收回来了。这还是新中国对自己当时的头号盟友，和美国平分秋色的苏联叫板收回的。中苏两国政府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说：中国新的人民政府“证明了自己能够坚持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 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大连的行政，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这还是在所谓的“一边倒”的时候，新中国对自己的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就没有一点含糊。这和1949年以前历届中国政府在洋人面前或者屡屡碰壁或者奴颜婢膝的状况，那是天壤之别。 关于“一边倒”，很多人，包括高考试题和一些外交部的人，都把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概括为对苏联的“一边倒”。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误解和误导。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没有一个单纯只倒向苏联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它是当时的外交方针之一，而不是外交政策的唯一和全部。 “一边倒”的提法，最初见诸于毛主席1949年6月30日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这是一篇很棒的文章，希望有兴趣的人找来看看。社论回顾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什么?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边倒”?不能。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发展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才是我们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优先发展和苏联的关系，但是从来没有脱离平等待我、互利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 周恩来总理1950年9月30日在全国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的报告时，根本没有提及一边倒，只是重申了《共同纲领》中提出的：“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周总理说，新中国一年来的外交，就是按照这些基本原则执行的。当时，和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波兰、蒙古、东德、阿尔巴尼亚、越南、缅甸、印尼、丹麦、瑞典、瑞士、印度17个国家，有6个不属于苏联阵营，同时又有巴基斯坦、英国、锡兰也就是斯里兰卡、挪威、以色列、阿富汗、芬兰、荷兰这8个国家表示愿意与我们建交，其中英国、挪威、荷兰、芬兰这四个国家已经开始同我们进行建交谈判。这几个国家都不是苏联阵营。这怎么是一边倒呢? 而且，这个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大阵营已经形成，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已经开始。冷战由曾任英国战时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1946年在美国发表的“铁幕”演说为标志，从意识形态延伸到经济领域，其主要体现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实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由美国发起，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西德)、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丹麦、挪威、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希腊、土耳其、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参加，于1949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将军事武器、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列为绝对禁运或数量管制及监视项目，禁止或限制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操纵联合国大会于1951年通过对中国、朝鲜的禁运法案，对中朝两国实行封锁、禁运。之后巴统又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执行禁运机构，开出了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所列禁止出口到中国的项目比禁运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项目还多500余种。在这种情况下，你想倒向美国，除非趴下投降，连门都没有。 1952年，周总理在驻外使节会议上做《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报告时，提出：新中国执行的和平的对外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他说，1949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做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称，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周恩来说，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周恩来说，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也解释了上边说的帝国主义者的胡思乱想。周总理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这是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周年的成绩，而且是在朝鲜战争还在打的情况下。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这样的外交方针和实践，能简单地用“一边倒”来概括吗? 对自己的盟友，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尚且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毛主席也是该怎样就怎样。 那个时候，中国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像样的工业基础，仅有的国家资产还被蒋介石全部席卷到台湾。美国又在对我们搞封锁禁运。就这样，毛主席也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该硬的时候绝不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警告美国不要干涉，不要越过三八线。美国人听吗?不听。长驱直入打到了鸭绿江边，美国飞机的炸弹还炸了我们的安东(即丹东)。毛主席怎么样?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一直把美国人打回了三八线。用双石的话说，就是：“一战扬威，震慑对手数十年;百年雪耻，稳定家国半世纪。” 关于抗美援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双石的《开国第一战》。这里我只想强调，那个所谓的联合国军，其实是违法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苏联代表缺席、而真正应该代表中国的合法席位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做出的决议。1950年1月，苏联就联合国中国代表的席位问题，与美国发生了严重分歧。1950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和秘书长及安理会成员国，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宣读了周总理的电报并称：“苏联代表团奉苏联政府训令特此知照安理会：苏联代表团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声明，并且坚持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马立克接着提出将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安理会开除出去的提案。在讨论过程中，轮值安理会主席、国民党反动残余的代表蒋廷黻被迫将主席职务让给古巴代表。美国代表反对苏联提案，理由是：美国“承认授权蒋廷黻出席安理会的政府”。1月13日，安理会对苏联提案进行表决，苏联、印度、南斯拉夫赞成，英国、挪威弃权，其余6票(包括蒋廷黻)反对。这样以简单多数否决了苏联的提案。马立克宣称：“苏联代表团将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直至国民党集团的代表被开除为止，苏联将不承认安理会在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参与之下所通过的任何决议，并将不理会这种决议。”苏联代表团随即离开会场。应该说，苏联代表团的这个举措，是非常不妥当的，是无法挽回的历史错误。但是历史就是历史，错误无法挽回也已经发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6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指出：“杜鲁门二十七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破坏”，并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不管美帝国主义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围绕美国武装侵略朝鲜和侵略中国领土台湾问题，中国同美国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在苏联缺席安理会会议的情况下，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意图通行无阻。美国于1950年6月27日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提供军队和其他援助。赖伊通知各会员国执行。7月7日，美国又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的16国的军队。7月6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各会员国，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安理会于6月27日“在美国政府指使和操纵下所通过的关于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协助南朝鲜当局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并且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不仅毫无法律效力，并且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的行动，正加深了这一破坏性”。“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以武力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的声明和美国海军侵入我台湾沿海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关于任何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秘书长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一公然侵略行动却又一声不响，放弃自己维护世界和平的职责，并成为顺从美国政府政策的工具。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这个立场和声明是堂堂正正的。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这其实是联合国对自己历史错误的一个纠正。我们今天再谈朝鲜战争，特别是我们中国人，真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不应该忘记我们当年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应该忘记联合国犯下的历史错误，不应该忘记真正制造朝鲜半岛分裂、侵略朝鲜的是谁。 除了抗美援朝，我这里还有一个记录，记载着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人民解放军对美国入侵中国领海领空的态度。 1950年8月27日上午10时04分，美国飞机B29和P51及蚊式飞机数架，分四次对鸭绿江右岸我建筑物、车站、车辆及人员扫射，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外交部长周恩来当天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美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美空军，赔偿我损失。同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安理会立即制止美国的这种侵入中国领空的“挑衅和残暴行为”，指出这是“中国人民所决不能容忍的”。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飞机第一次入侵我领空。当时，铁路工会、青年团铁路工委、东北总工会等团体纷纷发电报，举行座谈会，抗议美国的侵略行径，支持我国政府对美国的抗议。 1958年9月7日下午14时45分到19时，美国军舰四艘侵入我福建省金门、厦门地区领海12海里以内。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军舰第一次入侵我领海。我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对美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首都当天举行反对美国侵略的示威游行大会，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这是美国继1950年6月27日“用武力侵占我国的领土台湾”后，企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范围”，是“对我们六亿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 因为当时为国民党军舰保驾护航的美国军舰通常不会侵入到我们主张的12海里领海范围内，所以，对于美国军舰采取什么行动，毛主席有个指示，即对来犯敌舰，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侵入我12海里领海，则将其驱赶出去。但是在实施时，只要我们冲国民党军舰一开炮，尚未进入我12海里范围的美舰就掉转航向跑掉了。 1964年，美国扩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此后对中国领海领空的侵犯更加频繁。美国军舰和飞机多次对我飞机、渔船、商船和边境居民进行炮击、扫射和轰炸，炸毁我民房;打死打伤我渔民;击落我正在进行训练的飞机，使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严重威胁和损失。至1970年12月15日，对美国军舰和军用飞机侵犯我领海领空的军事挑衅，我外交部发言人共提出478次严重警告。 应该说，整个1950年代，我们的海军和空军都很弱，战斗机和军舰的数量质量与美国完全不能相比，比台湾国民党军也落后很多。尽管如此，当时的海军空军该出手时绝不含糊。对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不断侵犯我领海领空的美国入侵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多次给予迎头痛击。 资料显示，从1952年到1970年，我人民解放军空军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共击落入侵美机40架，他们自己乌龙击落自己飞机1架，共击落41架，击伤9架，其中两架逃跑途中坠毁。 典型战例有1965年9月20日，我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海南岛海口地区上空一举击落美国F-104型战斗机一架，并活捉美军上尉飞行员一名。1967年4月24日，在广西地区上空，我空军部队全歼美军F-4B型战斗机两架。几天后的4月29日，我空军部队又在广西地区上空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5月1日又击落美军A-4B型攻击机两架。这样，我空军在8天时间里连续打下5架美军入侵飞机，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 从1964年6月至1970年6月，我人民解放军共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20架，击落美国F-4C型、F-104型、A-3B型、RA-3D型等飞机11架，击伤一架。这期间，我国沿海军民还全歼美蒋特务多股。 1971年10月2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告诉为安排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来访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美国SR-71型高空侦察机经常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上空进行空中侦察，有时进入离中国边界几十公里的地方。我们命令我们的部队，凡是侵入中国领空的军用飞机都要打。基辛格表示：我们理解你们将保留对飞越你们领空的事件采取行动的权利。请看，这就是毛主席对首次来中国示好的美国人的态度。我们可以谈友好，但是你们的军用飞机要侵入我们的领空，我们就要打。对这样的中国人，美国人只能说，我们理解。 翻遍1840年以来的历史，中国在世界大国面前，何曾有过这样的硬气?挺着这样硬的腰板的中国人，是不是很扬眉吐气? 在尼克松来访之后，美国一度停止了对我领海领空的骚扰。加上间谍卫星的发展，这样的骚扰也不是很有必要了。像2001年4月1日发生的南海撞机事件中的美军EP-3型侦察机何时恢复的对我南海领空领海的侦查，我不掌握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是1980年代以后吧。 这30多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这话很需要质疑。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工业科技和国防技术比今天落后很多，比当时的美国苏联更是落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动地挨打。从出兵朝鲜，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到援越抗美，中苏边境冲突，我们都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尤其是和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的两次较量，美国输的一次比一次惨。所以才有了美国总统1972年的访华。我们如今挨打，也不等于只是因为我们落后。是不是挨打，不取决于我们是不是落后，而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甘于挨打。毛泽东时代，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时候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种气魄，应该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凡是愿意挺起腰板做人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笔遗产。 再看看打开中美关系过程中毛主席对美国是怎样的一种态度。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坚持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出现过1954年日内瓦会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和我们的周恩来总理握手的事。 关于这个事，有很多误传，这个误传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是周恩来向杜勒斯伸出手去，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这是没有的事。一个懂得外交的大国总理，像周总理那样永远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人，绝不会冒冒失失做出这样莽撞的动作，贸然去和一个敌对国家的官员握手。实际情况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在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上，由泰国代表团团长旺亲王、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外长、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外相，轮流担任主席。4月26日下午，在旺亲王主持下举行首次会议。英国首相艾登在会后曾走过会场与莫洛托夫握手。莫洛托夫然后把艾登介绍给周恩来。艾登和周恩来于是热烈地握手。这之后，英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英国驻北京的谈判代表，后来是英国第一任驻华代办)找到中国代表团成员宦乡。他说：艾登外相有一个设想，在第二次会议的会前或会后，由艾登外相介绍美国的杜勒斯国务卿同周总理相识，彼此握手致意。如果周总理同意，艾登外相再派人询问杜勒斯先生的意见。宦乡请示总理后答复杜威廉说：周总理赞赏艾登外相的设想，既然在一起开会，理应互相接触。周总理愿意经过艾登外相的介绍，同杜勒斯先生握手致意。但第二天上午，杜威廉对宦乡说，杜勒斯先生表示，不能接受艾登外相的建议。 据当时外电报道，“美国代表团来到日内瓦时奉有极严格的命令，规定不得与中国‘侵略者’交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会议第一天在这里对他的密友说，他与共产党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只有在我们的车子相撞的时候才会见面。’”“虽然杜勒斯差不多每天都和周恩来在同一间屋里，但是他从没有和他碰头，也没有和他谈过话，甚至没有朝他那方向看一眼。”杜勒斯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受到尖锐的抨击。如，《华盛顿明星报》说：“杜勒斯先生演了一出假装不知道共产党中国领袖周恩来之存在的滑稽剧。”《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在日内瓦，许多有经验的职业外交家认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在他们看来，由于共产党中国的存在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实而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就跟谚语所说鸵鸟把头埋在沙土中的行径差不多。”而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外交风度赢得广泛称赞。路透社日内瓦6月2日电称：“有经验的外交家说，出席这里的亚洲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恢复了一些已不存在的国际会议的尊严与礼节。练达的西方代表团的评论是：注意一下中国代表团的举止，真的像礼貌大全书中所说的那样，合乎外交规范地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机做适当的事情。”“西方观察家给予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先生和他的同僚们以无懈可击的最高评价。” 经过20年较量，斗转星移到了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竟然派出自己的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希望访问这个他们拒不承认也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基辛格告诉周总理：尼克松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总理马上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驳。对此，基辛格只是说：请你们对我们的总统少用些尖锐的形容词。 在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主席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 这之后，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说：美国将支持今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它方式剥夺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行动。任何剥夺中华民国代表权的行动都将在大会上遭到强烈的反对。 针对罗杰斯这个声明，1971年8月20日中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对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进行义正辞严的批驳：“美国政府说，‘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存在的，并有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这真是荒谬绝伦。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二次大战后就已归还祖国。这才是不容争议的现实。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神圣主权。只是由于美国的武装保护，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才得以在台湾苟延残喘。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硬把蒋介石集团塞在联合国里，窃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这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联合国的极大嘲弄。” 声明说：“美国政府明目张胆地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说什么‘联合国不应被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华民国各自提出的彼此冲突的主张表明立场，以待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和平解决此事’。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肆意歪曲。联合国宪章所说的和平解决争端，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的。而中国人民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干涉‘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内管辖之事件’……必须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所以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二十二年前，中国人民推翻了蒋介石集团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中的中国席位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有不少会员国，曾经发生过政权的更迭，包括国家名称的改变，但都没有影响它们在联合国的席位。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本来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而美国却玩弄种种手法，横加阻挠……” 声明说，“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 由此可见，那时的中国，决没有因为已经决定尼克松要来，就软化了我们自己的立场。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的副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率先遣组来到北京，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做技术安排。黑格此行带来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重要口信：由于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极其生存能力。还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 毛主席得知黑格的口信后说：“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得了!顶回去!无非尼克松不来。不来就不来嘛!22年不来了，再等22年。” 毛泽东批准的中方答复说：“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妄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 当中方把这个答复念给黑格时，黑格非常尴尬地说：“我是个军人，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尼克松总统的意思。” 这就是毛主席对美国的态度。现在一说改革开放，就好像毛泽东时代就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完全忘了是美国对中国搞封锁禁运，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禁止和中国做生意。而毛泽东时代外交的主旋律，就是结成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关上中美谈判的大门，从1956年就在波兰华沙开始了中美两国大使级的谈判。到了70年代，承认中国、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加上美国在越南的不利局面，中国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世界格局的机遇已经到来，毛主席及时抓住这个机遇，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出信号，欢迎美国总统来中国访问，以什么身份都可以，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是多么开放的姿态!结果就有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绝不拿原则做交易。该反对美国什么，毫不含糊。当年我们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我们热爱和平，但绝不乞求和平。我们愿意和美国交好，但是绝不求着你和我们好。这才是无欲则刚。 对尼克松访华，全世界的反应都十分强烈。美国新闻处在1972年2月17日有个电报说：“在本选举年度中(1972年为美国选举年)，正当国内政策的许多问题以及某些对外政策引起争论的时候，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受到了美国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两党所有的政治领袖实际上都和尼克松总统一样，具有同中国重新建立联系的愿望。”当时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还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支持尼克松总统的中国之行。决议说：“由于美国总统将在1972年2月21日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以同那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会谈，谋求两国之间较正常的关系，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由于美国人民对总统使命的成功抱有最大的最诚挚的希望;因此现在由众议院做出决议(参议院也同意)，……规定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为一致支持总统谋求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与持久正义和平努力的纪念日……” 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后，迎接他一行的，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机场仍有很显眼的反帝标语——当时请示过周总理，是否为了欢迎尼克松而撤下这些标语。总理说不用。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后乘坐的都是中国的国产汽车，红旗和上海。 按照原定计划，中美双方将在2月21日下午4点30分举行全体会谈。 下午4时许，美国记者到达人民大会堂外等候。可是到4点30分，周恩来和尼克松都没有露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对此评论说：尼克松迟到了。尼克松平时是严格遵守时间的，这次迟到不知是旅途劳顿了呢，还是另外别的原因。还有人猜测说，也许尼克松对机场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感到不满。 下午5时，中方宣布全体会谈推迟至6点开始。 5点55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突然宣布：尼克松总统在到达北京3小时后，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会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是临时做出的决定。21日下午2点30分，周总理到钓鱼台18号楼找到基辛格，对他说：毛主席马上要会见尼克松总统。当时基辛格还问总理：今天晚上的祝酒辞是温和的还是不温和的?总理说：我待会儿给你看。现在主席等着，要赶紧去。基辛格找到尼克松，一同来到毛主席住处，美方人员随去的还有洛德。 毛主席见到尼克松后，首先说：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 尼克松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泽东：(指基)他是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泽东：(指基)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哲学博士。 尼克松：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主席说：“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尼克松则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主席说：“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对尼克松的访华，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 尼克松：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恩来：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泽东：那还不是叫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对这些话，基辛格后来写道：“毛泽东是用一种故意显得很随便的方式来发表他的主要意见的。”“他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做中国内部的一个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关于双方如何对骂开的玩笑”，是“有政治意义的”;“连这也是一种传话的方式：中国人最终是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的”(意即不许美国及任何外国干预)。 这就从“哲学”方面阐明了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 谈话从2点40分持续到3点50分。年近80高龄的毛主席当时大病未愈。会见时，医护人员在附近房间里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后来周总理说：真不容易，70多分钟，主席一声都没咳嗽，忍住了。会见结束后，本来可以按时举行全体会谈，但基辛格又拉着总理商谈这次会见的新闻发布问题。 此前半年多时间里，基辛格两次来北京，商谈尼克松访华事宜。此事除尼克松外，只有基辛格的副手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基辛格的高级助理洛德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工作人员霍尔德里奇知晓，国务卿罗杰斯没有参与其事。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基辛格让洛德参加却没有让国务卿罗杰斯参加，所以会见结束后，基辛格对周总理说：发表消息和照片时千万不能出现洛德，否则国务院意见就更大了。周总理交代新闻电影制片厂进行技术处理后，又让有关人员审查一番。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的消息向外披露后，引起巨大反响。合众国际社华盛顿2月21日电：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今天说：“我对总统有机会这样快地会见毛泽东感到意外，但是感到高兴。” 法新社纽约2月21日电：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星期一上午10时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播送尼克松会见毛泽东的电视短片。“中国人和美国人看来都是兴致极好，尼克松先生、基辛格先生和周总理在与毛主席的会见完毕离开时都爽朗地大笑。这里的观察家说，毛主席看来身体非常健康。” 尼克松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毛主席)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 会见结束后，尼克松总统安全官泰勒找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说：今天发生了很意外的情况，我们的总统跟我们失去联系70多分钟。我们不担心总统的安全，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保卫措施。不过如果在这个时间里发生战争或发生其他的意外情况，总统不了解情况，没法处理。按照美国的法律，总统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 杨德中说：这是两国领导人临时决定的，我也不清楚。 泰勒恳求杨德忠，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希望中方能给他提供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外，以保持他们和总统的联系。 可见当时美国的姿态有多低，中国在中美外交上又有多主动。 关于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首次出席联大的场景，我们或者遗忘了，或者根本不了解了。不了解这段历史来任意否定贬低毛泽东，说轻了是无知，说重了是无耻。 前文已经提到1950年苏联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被美国打掉的事。自1952年第七届联大起，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不再指使其他国家提出议案，而由美国单独提出议案。第七届联大至第十届联大，美国提案的主要措辞是：“延期审议所有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出席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提议。”自第十一届联大至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提案的主要措辞是：“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在这九年中，美国提案均以多数票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美国操纵第五届联大通过了诬蔑中国为对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但在美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中，却多年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称谓。 在这9年中，联合国会员国由60增至99，美国提案虽都以多数票通过，但赞成票1952年为42,1957年为48,1960年又降到42;浮动不大，反对票1952年为7，以后逐年增加，1960年为34，弃权票为22。可见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越来越困难了。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 这期间，中苏关系分裂恶化，挑头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最后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1971年7月15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函中说：“我们奉本国政府之命，谨要求阁下将题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作为紧急问题列入第二十六届大会的议程。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二十条，随函附去解释性备忘录和决议草案。” 不久，又有5国参加这一提案，提案国总数为23国。 这个被称为“两阿提案”的决议草案全文如下：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 联合国大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提案所附的“解释性备忘录”表达了提案国及赞成这个提案的国家对中国的高度评价，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外交文书。备忘录说： 一、这些提案国的政府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的问题，特别是对联合国组织的前途，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切身意义。 二、多年来，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断地谴责和反对少数国家政府，对享有威望的中国人民的唯一的真正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推行的敌对和歧视的政策。 三、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通过有计划地策划的阴谋，剥夺了约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是联合国组织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这个大国的法定的席位。企图把中国人民的代表权交给蒋介石集团，完全是处心积虑地、荒谬地、危险地和顽固地无视现实。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国际关系方面一贯奉行旨在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独立国家之间可能存在和产生的一切分歧的政策。这一政策最好不过的例证，就是中国作为签字国，严格遵守一九五四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和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五、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充分证明，中国真诚渴望和平，渴望在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平等、互相尊重以及各国人民有权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等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和平共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关系不断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同她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中国一贯支持各国人民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行使他们的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的斗争。 六、美利坚合众国根据对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行为制造的虚构的借口和指责，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这就违反了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驳倒这些指责。应该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充分地尊重其它国家的独立和尊严。 七、多年以来，某些大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隔离”政策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因为公认的是，没有这个国家的参加，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已经充分证明，在作出重大决定时，把中国这个核大国和宇宙大国排斥在外，而同时又要求她承担她没有参与签订的协定所规定的义务，是不可能的。同样，不能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作用，而另一方面又否认她在联合国组织内所占有的合法席位。这种立场在逻辑上和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现实，同把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捏造成所谓的“中华民国”的神话是不相容的。众所周知，自称代表中国、被安置在台湾岛的非法当局之所以还能够残存下来，那只是因为美国的武装力量常驻在那里。 九、联合国组织最基本的利益是立即结束某些人无视一切原则继续要强加给国际大家庭的这种不能接受的和危险的局面。而且，这种态度所开创的恶劣先例，只能使许多会员国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前途感到不安。 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和它所属的以及同它有联系的一切机构中的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唯一合法代表，对于加强这个组织的威信和影响是绝对迫切需要的。这就要求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它在与联合国组织有联系的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拖延这一不可避免的行动只能进一步导致在国际大家庭面前削弱联合国组织的威信。 为对抗“两阿”提案，美国伙同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向联合国提出了“同中国代表权有关”的两项决议草案。一个是“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即：在联合国大会“提出的结果将导致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宪章第十八所规定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另一个是“关于代表权的决议草案”(又称“双重代表权”决议草案)，主要内容是，既要“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且建议它得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又要“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并“建议联合国一切组织和专门机构在决定中国代表权时考虑本决议的条款。” 自1971年10月17日起，第二十六届联大开始进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10月24日辩论结束。 为了保住蒋帮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据外电报道，尼克松亲自向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美国驻几十个国家的使节积极开展“拉票外交”;罗杰斯和布什已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还用“准备提供援助”或“准备撤销援助”的办法对一些国家进行利诱或威胁。8月17日布什已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美国政府的主张。9月22日美国抛出的两个提案，形成“双保险”;同时把美国一国的提案变为多国提案，造成更大声势，并可多拉赞成票。美国以为它炮制的两个提案都会以多数票通过。特别是“双重代表权”提案有欺骗性。罗杰斯10月4日在联大的发言说：“美国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大会来”，“我们希望看到它作为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国只是反对“驱逐中华民国”。他说，“双重代表权”的方案“符合联合国要具有普遍性的原则”，“符合现在有两个政府对中国的领土和人民行使主权的实际情况”。 当时联合国会员国总数是131。如果不出现弃权票，过半数就是66票。而如果美国的“重要问题”案得到通过，就要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才能驱逐“中华民国”。 10月25日晚，联大在主席、印尼外长马利克主持下进行表决。1967年印尼关闭驻华大使馆，并要中国关闭驻印尼大使馆，两国关系中断。因此人们认为马利克不可能偏向中国。 沙特阿拉伯代表提出新提案：“北京回到联大和安理会的席位，台湾保留联合国的席位，直到台湾居民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究竟是与大陆中国结成联邦还是成为一个独立国为止。” 沙特阿拉伯提议，这些新提案需要各国代表考虑，所有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推迟表决。 发言赞成推迟表决的有日本、菲律宾，发言反对的有叙利亚、南斯拉夫、巴基斯坦。 经唱名表决，联大以56票反对、53票赞成、19票弃权、3国缺席(不丹、马尔代夫、阿曼)否决了沙特的这个推迟表决的提议。“美国受到程序上的严重挫折。” 沙特阿拉伯又要求对其修正案的前两部分进行表决，结果都只有2票赞成被否决。 这时，美国代表要求首先表决“重要问题案”，大会以61票赞成、53票反对、15票弃权，使美国的这个提案获得先议权。美国代表“兴奋起来”。 此时，17个代表要求发言，解释对行将表决的三项议案的态度。外电报道说，“支持中国派魄力非常巨大，一个一个地登台，彻底谴责了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之外的不合理和不正当。比起企图用手续方式取胜的美、日派，这一方是单纯明快，以理取胜。” 大会主席将美国的“重要问题案”进行唱名表决，结果是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外电报道说，“当电子统计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而美、日代表则“沉默不语”，“表情坚若石头”。“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蒋帮“外交部长”周书楷走上讲台，宣布“中华民国”决定退出联合国，率领他手下一帮人离开会场。 马利克主席将“两阿”等23国提案交大会唱名表决。美国代表跑上讲台，要求删去该提案中“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一段。在许多代表们的反对声中，马利克主席裁决美国代表的这一要求不符合议事规则，表决继续进行。 外电报道说：“在会场正面上方两侧，有表示投票颜色的电子统计牌。灯光按照副主席斯塔夫罗波尔斯的点名而挨次闪亮，赞成为蓝，反对为红，弃权为黄的灯光。”“代表们在点名过程中应答时，大厅里气氛紧张，当蓝色的灯光频频出现，表明23国提案将被通过时，气氛活跃。”“25日晚11点20分，电子统计牌显示，23国提案有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支持中国的代表们全部起立，高举双手用各国语言向会场四周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 “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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