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永不消失的记忆中，我的家就坐落在小山城——先达的大街上，离巴刹只有咫尺之遥。先达，虽说只有一两条主要的街道，人口也不多，可交通方便，山明水秀，环境清幽，气候宜人。经济上，她可说是西米龙坤地区土特产的主要集散地，商贸相当发达。父亲就在当时叫女王街（William Straat）的大街上开了一间洋杂货店。据说，父亲生意上鼎盛时期，在先达开了三间店。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小山城跟着遭殃，父亲的三间店，最后只剩下大街上的这间，而且是靠借高利贷，苟延残喘。 先达离苏北首府棉兰，只有120多公里的路程，当时是苏北各地养尊处优的白种人种植园主和达官显贵们消遣度假娱乐的胜地。方圆仅数十公里的小山城，有一个树木参天花卉盛开的公园，每当傍晚时分，三三两两的人群都会来这里散步谈心；公园附近有一家专供白种人和绅士门享用的高级酒店和网球场；再往上走，有一个绿草如茵的足球场，那个年代的“Pasar Malam”（夜市）就在这里举行；再向左拐过去，就是一个齐集各种禽鸟和异兽以及假山和小桥流水的动物园，每年的新年或节假日，动物园挤满了大人和欢蹦乱跳的小孩。此外还有一个设施不错的游泳池。除了那间高级酒店和网球场，这些好玩的去处，少不了我们儿时的踪影。
先达这个小山城，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式的电影院就有三家:Orangi（奥兰芝）、Deli（日里）和Rex（丽士），还有一家专演大戏或杂技的戏院。放映的中西名片(包括印度片和日治时代的日本片)应有尽有。记得三、四十年代的国产片《中华儿女》、《渔光曲》、《马路天使》、《夜半歌声》、《木兰从军》、《岳飞》、《孟丽君》、《秦香莲》等片子都曾在小山城上映。我印象较深的一部电影是讲孔老夫子周游列国的，片名反倒忘了。也许因为那时年纪小，只知道老夫子是圣人，电影里却只见他老人家东奔西走，犹如丧家之犬，到处碰壁，没人要。加上当时摄制技术水平低，画面灰蒙蒙的一片，令儿时的我看了替他难受。大些时候才知道，“不耻下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等名言，都是出诸老夫子之口。想当年，各种各式中西名片公演时，影院外那种人山人海的盛况，如今想起来依然还是令人兴奋不迭。
那时候，从先达到棉兰，坐汽车只需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坐火车则比较慢，少说也要三、四个小时，中途在直名丁宜(TEBING TINGGI)停留的时间最长,因这里是苏北铁路交通的枢纽。但在那个年代，坐火车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可以放松心情饱览沿途美丽的景色。当然，当火车在呜、呜、呜呼叫着全速前进时，你得当心从车窗外飞来的“星星之火”，虽说不会酿成“燎原之势”，可一不留神就会把你的衣服给烧成一个个的小“窟窿”。另外,还得提防火车走动时,车窗经不起晃动，会突然掉下来,把你的手砸伤。
如今闻名于世的多峇湖，离先达也只有数十公里、约一个小时的路程。还记得，小时候，学校组织野餐时，我曾“到此一游”，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特别是她那浩淼无际、碧波荡漾、清澈见底的湖水；归途上，斜阳辉映下，红霞满天，山水一色，湖面上扁舟一叶的美丽景色，令幼年的我十分陶醉。
此外，先达稍远的周边地区，还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可以和马来亚金马仑高原比美，气候特别凉快，盛产各种蔬菜和奇花异果的马达山（Brastagi）。聚居在马达山和多峇湖一带的居民，大多数是信奉基督教和以好勇斗狠、妇女不让须眉闻名的各个不同部族的马达人。这一带地区出产的水稻和蔬果，如红糙米以及西红柿、包菜、柑（Jerok）、马奇沙（Markisah）等，新鲜好吃，还输出到新马市场。这里流传的许多隽永动人的神话，以及传遍亚洲许多国家的荡气回肠、优美动听的民歌，如《Sengko Sengko Nai Nang》、《星星索》、《宝贝》等，更是我们自小就耳熟能详的歌曲。
还记得，小时候，父母亲特别给我们姐弟们缝制好了御寒的外套，准备带我们上马达山度假骑马，高兴得不得了。遗憾的是，不久便传来了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消息，于是，父母亲打消了带我们去马达山度假的计划，我们儿时这个小小的美梦因此给粉碎了。后来，当我有幸“到此一游”时，那已是到了“而立之年”有了儿子以后的事了。
先达地方虽小，又处偏僻一角，却得风气之先，并不闭塞。她可称得上是得天独厚、人才辈出的地方。这里汇聚着来自“唐山”各省市不同籍贯的游子，他们大部分都是由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冒着生命危险，飘洋过海来到这里寻找生计的穷苦人家。有福建省的龙岩人、福州人、闽南（即福建）人等，广东省的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等；还有少量的外省人，如湖南人、山东人、上海人和江浙人等。
外籍人方面，有白种人，还有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先达除了有KAMPONG
MELAYU（马来村），就有一条叫KAMPONG KLING（吉灵村）的街名，而且我依稀记得，皮肤黝黑的“吉灵人”，饲养各种牛只和挤牛奶卖。另外，1930年代家里常有阿拉伯人来“做客”，长大后，我才听母亲说，由于受到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打击，父亲为了维持生计曾不得已向这些阿拉伯人举债。 先达的乡亲父老都保留着各自家乡的习俗，讲各自的方言，做着各具特色的行业，人数多的还有各自的同乡会。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海外游子基本上都能同舟共济，而且都能“枪口对外，齐步前进”。当然，二战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外形势变化，“红屁股”和‘蓝屁股“之对垒，脱颖而出，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要特别提一提的是，先达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分省籍，不分政治派别，彼此之间都爱讲一种走遍印尼和中国都没有的“方言”，叫“先达国语”。听起来，很像四川话，据说，是早年来先达教书的先生，国语讲不正，以至以讹传讹，流传下来。直到今天，先达人不论走到世界任何角落，一碰面都爱用这种特有的国语交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现先达人之间那种他乡遇故知的亲热劲。
在先达也出了许多著名的印尼人，当中就有一位来自苏西的米南加保族的阿当-马力（ADAM MALIK）。他的家就在我家隔邻。三、四十年代，他家经营峇迪布和宋葛帽生意。因为是邻居，父母亲跟他们相当熟稔。五、六十年代，阿当-马力先是出任安打拉通讯社社长，9-30事件后担任“新秩序”的外交部长，成为印尼政坛的重要人物之一。据说，印尼政府现任情报主任也是先达老乡。可见，先达这方水土不仅成就了许多当地中国居民和华人，同时造就了许多当地土生土长的印尼人。
（20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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