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 可知兴衰 ——1998年5月椰城骚乱回忆录摘要 作者:李国章 中国经济日报驻雅加达高级记者 屈指算来,1998年的雅加达"黑五月"城市暴力骚乱已经过去16年了。印尼各界民众近日来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再次荡起我心中不堪回首的记忆涟漪。我找出1999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借《国际日报》一隅,与印尼的读者朋友、尤其是年青一代共勉:"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烽火连天雅加达 1998年5月,印尼首都雅加达和部分城市,爆发了震惊全球的城市暴力骚乱。这是印尼30多年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最严重、国际负面影响最恶劣的一次全国性灾难。我亲身经历了"黑5月"的全过程,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惊心动魄,历历在目。 “多米诺"激起千层浪 1997年7月2日,泰国第一个弃守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从此,一场破坏力空前的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这些昔日以"东亚小虎"为荣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相继被卷进这场"多米诺"骨牌式的金融危机,并在经济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相比之下,印尼的情况最糟糕,金融风暴的导火索,不仅点燃了印尼国民经济全面恶化的火药库,同时也使原本就危机四伏的各种社会矛盾发生了猛烈的碰撞,并在98年5月酿成大规模的城市暴力骚乱,最终导致执政长达 32年的 "铁腕将军"苏哈托总统被迫下台,社会大乱。 在"黑5月"之前,印尼近 25年年均经济增长率6.5%左右,人均收入达到1029美元,贫困人数减少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约1700万。按IMF1996年的统计,在当年世界新兴工业国家的顺序表中,印尼名列第7位。可惜时过境迁、风光不再。骚乱后,印尼国民经济几乎全面瘫痪,百业凋零,大量外资卷席而去,印尼盾一路暴跌,贬值80%多,98年国民经济增长率猛降至-14%,贫困人数激增到一亿多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恶化速度之快、范围之大、影响之广,实为世人始料不及。 燃烧的首都 98年5月,印尼民众期盼社会稳定、经济滑坡止步的美好愿望被"5.12"血案的枪声击得粉碎。 在此之前,印尼的青年学生和社会改革派,已经连续好几个月在全国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集会和示威,要改革、要民主的主旨口号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事态迅速朝着不利于当权者利益的方向发展。苏哈托及其在军方和政府内的强硬派发现大势不妙,极力压制学生运动。 5月12日,雅加达一家私立大学的学生在校园集会后,不顾军警的阻拦,强行冲出校园并与严阵以待的军警发生激烈冲突,一阵枪声之后,多名学生倒在血泊中,其中4人死亡。“5•12”血案的噩耗很快传遍全国各岛,冲突也升级为全国性的大规模烧、砸、抢城市暴力骚乱,并在13、14和15日达到高潮。 印尼是热带岛国,木质建筑物居多,加上常年高温天气,在拥有1000万人口的东南亚第一大都市雅加达,几乎没有一天不发生火灾。那几天从我们居住的公寓顶上近看远眺,雅加达全城烽火连天,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入夜之后,各处大火在黑暗的衬托下分外刺目。在紧张的日子里,我和妻子都处在一种恐怖和高度敏感的状态中,打开电视,印尼6家电视台播放的全是烧、砸、抢的画面,朋友们通报消息的电话白天黑夜响个不停,根本无法睡上个囫囵觉。在当地朋友的提醒下,我们也在门后放了一只盛满水的大桶,里面浸泡了几条毛巾,以求在万一发生的大火和浓烟中能抵挡一阵子。 16日,我想再到市区各处看看,但根本找不到出租车,只好自己开车冒险。妻子本来对我这几天一人外出就提心吊胆不放心,说什么也要同行壮胆,大有要死一块死的悲壮气氛。于是,我们怀里象揣着个小兔子,自己给自己提着虚劲出发了。 车子一出公寓驶入大道,我们就感到有一种紧张的压抑,所有通向市中心独立广场的大街小巷全部被全副武装的士兵封锁,重要地段停放着几十辆坦克装甲车,黑洞洞的炮口统统瞄着进入广场的方向。道路上行人稀少,爱看热闹的老百姓挤在各个胡同口,一个个把脖子伸得老长。马路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汽车、摩托车的残骸,柏油马路也被烧得坑坑洼洼,路标、隔离栏杆、电话亭等公共设施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出事地点临街的建筑物玻璃完好无损者几乎没有,特别是中国城华人商店集中的地区,连片的楼房成为废墟,不少高大建筑物只剩下黑黢黢的空壳,有的还冒着青烟。许多商店被洗劫一空,北区的一家大型市场正在清理现场,一具具焦碳般的尸体惨不忍睹。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13至16日短短的4天中,仅在雅加达一地,有3029座建筑物、590辆汽车和513辆摩托车被烧毁破坏,数以百万美元计的商品财产被抢光,死亡人数高达499人,其中多数是趁乱抢劫葬生于火海的市民。 历经劫难的印尼华人 5月骚乱以首都雅加达为中心,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各岛的大中小城市。在这场大浩劫中,经济损失最大、心灵创伤最深的,不是原著民,也不是以苏哈托为首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而是在印尼有着800年生存奋斗史、为居住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千千万万华人。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印尼原政府的歧视政策,作为海外华人最大群体、当时总数超过800万之众的印尼华人,其生存环境之艰难,可为世界之最。他们不能从政从军,不能开办华文学校,子女也不能上国立大学,甚至连身份证上都标有特殊的记号。他们唯一的生存之路只能是在经济商贸领域。印尼国内部分舆论认为,印尼政府的腐败、官商勾结和经济垄断与华人有着密切关系,但持这种看法的人就是不愿正视华人对印尼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更不愿承认少部分华人的不法行为,实在是出于生存的无奈。把社会种种弊端统统归罪于华人是非常不公正的,而火烧华人工厂、住宅、汽车,抢掠华人财产,对华人进行人身侵犯甚至强暴无辜的妇女,则是十分野蛮和不人道的。这些公然违反国际人权准则的犯罪行径,已经遭到全世界人民的一致谴责。 骚乱期间我接触过许多华人,从他们披露的情况和谈话中我深深感到,印尼华人好几代人期盼民族团结和睦、家人幸福安康的美好愿望,再一次在空前的排华暴行中破灭了。他们、尤其是中小阶层的华人,在骚乱中经济财产损失很大,有的家破人亡,而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更是无以复加,其负面影响恐怕将要延续好几代人。年近50的林先生是第三代侨生,祖籍福建。当我在一次民间记者招待会后问他的遭遇和今后的打算时,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挤满了痛苦的皱纹,"皮鞋作坊被抢光了,家也被烧光了,幸亏老婆孩子跑得快,躲到乡下去了。你问我今后怎么办,我又去问谁呢。"话音未落,两行热泪已潸然而下。 救命的"通行证" 在98年,雅加达的道路状况不如北京,但城市汽车保有量却远高于北京,全市有汽车200多万辆,摩托车200多万辆,每天外地进城的车辆不下20万辆,塞车是家常便饭,好在住的时间长了,也能悟出一些行车方便的窍门。比如总统府、国会等重要场所举办活动时,都会随请柬附上一张车辆特别通行证。我一般都十分乐意让这些标志显赫、制作精美的通行证在前挡风玻璃上多保留几天,行车泊车方便多多。记得有一次我只身驾车刚进入苏迪尔曼将军街{当地规定,早6:30至10:00,除出租车外,一般进入市中区的车辆至少应乘坐3人,以缓解交通拥挤},善于抓车拿人敲竹杠的警察马上走过来,当他眼光落在右前挡风玻璃上那张国会通行证时,一脸的严肃立马变成了敬畏,举手敬礼并让我先行。 没想到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骚乱期间,而且对我的人车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段时间里,印尼文中最时髦、最响亮的一个单词是"独立"。一日我外出办完事上车时,发现前挡风玻璃不知被谁贴上一张写有"独立"的标语,心里虽老大不高兴但也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拿掉。返程时经过印大宗教学院,成百上千的学生和市民已经完全封锁住大街,拳头和棍棒雨点般地落在前面被困的车辆上面。我当时心想:今天起码这车算完了,不行只得弃车逃人。就在我紧张乱想之际,几个学生冲着我的车跑过来,其中一人指着我车上"独立"标语对同伴说:"萨马萨马 "(在当时的语言环境下,这句话可翻译成"自己人")。接下来,他们都站住了,友好地示意我掉头改道。就在我的车拐进一条小路、我暗自庆幸逃过一劫时,十几辆军车呼啸而至,双方在马路上大打出手......回到家才发现,丰田车强劲的空调似乎失灵了,T恤衫几乎湿透。 让人哭笑不得的方便面 动荡期间,城市物价连续飚升,雅加达掀起了一阵抢购风,各类生活用品、尤其是各种"进口"货,更是市民们抢购的主要目标。 妻子一日与朋友结伴去市郊一家大型仓储式超市购物,就亲身经历了一次抢购的洗礼,用她的话讲,"好似参与了一场抢劫"。事后她回忆说:"当时一进门就懵了,市场里的人都跟疯了似的,见什么抢什么,一点斯文都没有。货架上的东西也所剩无几,散落在地上的米面、白糖、咖啡、盐随处可见,一种世界末日降临的恐怖感顿时袭上全身,便身不由己地参与进去。好不容易找到一辆小推车,成袋的大米搬不动,便随手就近抓到什么是什么,食用油、白糖、罐头、饼干等等,收获最多的是方便面,整整一大箱。"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后来她又经历了好几次,而且是一次比一次有经验。仰仗妻子的"料事如神"和"身手不凡",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我家倒是无口粮之忧,光是方便面,足足可供我们俩一天三顿地吃上一个月。妻子那段时间说话的口气都变了:"怎么样,要不是我......哼!"不过方便面这玩意儿总吃也倒胃口,再说印尼的方便面远不如国内的"康师傅"、"统一"那般美味,弄得我好长一段时间,看见那堆方便面嗓子眼就往外冒酸水。 国际大撤侨 "黑5月 "中,雅加达工厂停工,学校停课,银行商店大多关门闭市,经济体系处于瘫痪状态,连政府部门都无法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雅加达国际机场,不仅生意兴隆,而且是超负荷运作。那段时间里,各国相继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大批外交官、外国侨民和他们的家眷,还有大量外逃避难的当地华人,各种肤色的人携家带口,人山人海、大包小包地挤满了机场候机厅的里里外外。他们之中许多人几天几夜吃在机场睡在机场,为的是等上一张无论到什么地方的机票,尽快离开动乱危险的雅加达。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迅速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取得联系,紧急调专机撤侨。我们的外交官处乱不惊、临危不惧,四下通知联系,甚至派专人专车将有困难的同胞送至机场。他们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帮助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几百名中国侨民安全撤离回国。 台湾几十年来一直与印尼保持着较为密切的经贸往来,在印尼的投资累计超过100亿美元,在雅加达、泗水、万隆、巴淡岛开发区等地建了不少劳动密集型工厂,包括家眷在内的各类常驻印尼人员多达27000人。 骚乱中,许多台湾人的工厂、住宅、汽车也被烧被破坏。台湾人那受过这等窝囊气,情急之中,暴风雨般的电话就打到台湾驻印尼的经贸办事处。台湾办事处官员无法面面俱到人人满意,所以台湾人就气得大骂特骂,说他们号召"南进"时好话说尽,可发生骚乱又无力保护台商的安全和财产。一些台商纷纷表示,将来再也不到印尼投资。 “我支持改革,但痛恨暴力” 都市饭店是雅加达华人区一家有名的中档酒店,大火过后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骨架。坤达索是个中年汉子,他在饭店停车场管理员的位子上已经干了近30年。随着饭店在熊熊大火中化作废墟,他也失业了。他说的话很能代表普通老百姓的心声:"我支持改革,但痛恨暴力。一把大火烧掉的不光是老板们的高楼大厦,还有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赖以生存的饭碗。"骚乱期间,类似坤达索这样的失业者就有上万人。 金融危机再加上骚乱,印尼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货币和物价的一贬一升,不但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退步,同时也让许多中产阶层人士感受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生活拮据。Y君是印尼某政府部门的一位处长,每月工资 50万印尼盾(金融危机前约合 210美元),虽谈不上富裕,但加上妻子20万盾的月薪,一家5口却也能生活得有滋有味。当1998年8月底我任满回国前与他话别时,印尼盾已经跌到 11650盾兑换1美元。"不怕先生笑话,我们夫妇俩的月工资贬得只值60美元了。现在的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这点钱够干什么。再这样下去,看来我也只好辞职另谋出路,否则这日子没法过。" 听完他这一席话,我除了祝他和他的家人好运之外,实在也说不出更多。 人类在经历了成百上千年多灾多难的磨砺之后,都懂得了一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要实现民族兴旺发达、国家繁荣昌盛的幸福目标,民心不可违,稳定不可缺,经济发展不可少。 美丽迷人的印度尼西亚万岛之国,原你早日抚平身上的创伤,回到富民强国的健康发展轨道。1998年9月我离开雅加达时心里这么想,现在还是这么想。 原著 1999年5月15日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经济日报驻雅加达高级记者李国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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