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 达 通 讯 （第147期） 《先达人社区网站》 北京先达校友会 www.siantarpeople.org 2014年7月25日 目 录 温馨通告 北京先达校友会 张丹——香港乐坛 崭露头角 黄书海 不平凡的妈妈 燕 妮 我的二姐李月萍 李月蓉 老夫喜作黄昏颂 满目青山夕照明 卓 娟 温 馨 通 告 北京先达校友会定于2014年9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30在北京天赐饭庄举行建会十七周年聚餐，谨请全体校友踊跃参加，也热烈欢迎全国各地以及印尼等海内外先达乡亲、校友前来同欢。 对你们的关心和支持谨致深谢。 联系人：张巧端：13522026926 李瑞华：010-64215681 杨珠莲：010-62549665 北京先达校友会 张丹——香港乐坛 崭露头角 黄书海 张丹，何许人也？ 读者会这样发问，不出所料。 关注香港乐坛的读者，仅仅在最近一两年里，在多种媒体中，或电视采访、或互联网上、或报章杂志，如《福布斯》、《亚洲周刊》以及众多报纸上，才经常看到张丹这个名字。 香港乐坛，久负盛名。新老歌星云聚，演唱风格多姿多彩。各种娱乐公司多如牛毛，竞争剧烈，你方唱罢，我登场。物竞天择。 张丹以蜂鸟音乐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CEO），率领他亲自打造的著名年轻女歌手邓紫棋（G.E.M）和具有国际水准的乐队，高调闯入香港乐坛。他们的出现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令人注目，令人震惊。 《先达通讯》上一期介绍了李春潮的事迹。李春潮和张丹在事业上没有可比性。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是先达人的后起之秀。 仁强树西育有三个儿女，都很有出息。长子张璜，在房地产和股票投资领域卓有成效，身价几亿；女儿张雯，钟情于文化福利事业；小儿张丹，雄心勃勃，想在乐坛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张丹1978年生于香港。在香港受中文教育。九十年代留学澳洲。大学毕业后，九七年返香港。曾在香港会计事务所和澳门博彩业短暂打工。这些工作对他索然无趣。一心只想在乐坛上有所作为。 由于家庭优越的经济条件，为了音乐，他有机会到日本和美国进行专题深造。 当一切必备的条件具备以后，他毅然决然迈出重要的一步：2004年在香港创办蜂鸟音乐并自任首席执行官。 初创阶段，业务进展并不太顺利。他签约的两名葡籍男歌手开始走红时，却利令智昏，公然违约。张丹通过法律手段，炒了他们的鱿鱼。 机会总是留给时刻准备着的人。 2006年张丹应邀担任香港三十多家中学校际歌唱比赛的评委。当时刚满15岁的邓紫棋在比赛中所表现出的音乐天赋，引起张丹的深切关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考察，张丹下决心要培养这位极具潜质的小女孩。 周围的人对张丹这一极具风险的“投注”，看好的人不多，担心的人不少。但他义无反顾，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由于邓紫棋刚满16岁，未成年，合约由她母亲代签。 接着，如何有效且不落俗套地把邓紫棋培养成才？这是摆在刚满28岁张丹面前的一个极富挑战且艰难的工作。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精心部署，他对蜂鸟音乐在香港娱乐产业中的定位和对邓紫棋的培养模式逐渐明晰和坚定。他要把蜂鸟音乐打造成具有文艺气质的创业型公司。 张丹认为：音乐不是单纯的生意，不是只能量化的东西才有价值。他努力让蜂鸟音乐回归音乐本质，让有潜质的歌手专心致志地做音乐，不要把音乐当成唯一的“营业手段”。 他努力探索如何把西方成熟的健康的艺术风格本地化，如何把音乐艺术和商业运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拒绝一切与音乐无关的商业活动。他对香港乐坛为了捧红一名歌手，盛行请客送礼，买榜求上电视节目的庸俗做法也不屑一顾。 在这样一种明晰的主导思想下，他胸有成竹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经过七年的锻造，终于把邓紫棋这块璞玉，雕琢成如今香港及内地众多青年歌迷追捧的著名年轻歌手。 张丹对邓紫棋的培养充满人性化，引导和个性发展相结合。他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他让紫棋全面发展，接受系统乐理知识培训，提高中外文水平，练钢琴、打鼓、跳舞、健身，练声乐，创作歌曲，提高社交能力…… 他不希望靠刻意包装捧红紫棋，而是希望紫棋以她的音乐造诣，优美音色、演唱技巧和独具魅力的舞台风格，赢得观众的喜爱和推崇。 张丹安排紫棋参加湖南电视台举办的“我是歌手”竞赛，就是希望紫棋在实战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音乐素养。她并没有让张丹失望，在竞赛中，她荣获好几站的冠军。从此在内地声名远扬。 这是张丹蜂鸟音乐打进内地乐坛所下的一招好棋。 2014年5月，张丹率领蜂鸟音乐来京做两场演出。敢于到首都北京来开演唱会，这对张丹和紫棋来说，绝对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严重挑战。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瓷器活”。张丹紫棋对这一点充满必赢的信心。 演唱会安排在五棵松首都体育馆举行。 仁强树西特意赶来北京观看，并盛邀我们莅临观赏。仁强说，票很紧张。家属也没有所谓的“赠票”。头等座票价980元人民币。给我们买了两张。感谢仁强树西的盛情。 我对音乐是门外汉。但在美国工作三年，对西方音乐和现代音乐也略知一二。 演出前，仁强树西带我们去见见这位可亲可爱的外甥张丹。他正忙于演出前十几部电脑的调试，他掌控整个舞台的灯光、布景和音响，他正襟危坐在主控电脑前，见我们的到来，马上笑容可掬地前来相迎。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简单寒暄了几句，就让他回到岗位上去。 整个体育场座无虚席。演出一开始，人声鼎沸，乐器音响，振聋发聩。当歌手邓紫棋出现在舞台中央时，全场亢奋情绪达到最高潮。 环顾全场，尽是年轻歌迷，或曰“紫棋粉丝”。我对身边仁强说，“今晚，我或许是岁数最老的捧场者！”他说：“能有机会到现场，感受一下年青人的世界，十分难得”！ 演出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高潮迭起。 演出结束后，我对紫棋年轻貌美的母亲说：“你的女儿今晚很出彩”。她满意地说了声“谢谢”。第二天，首都多家报刊，对这场成功的别开生面的演出，做了广泛报道并给予高度评价。 蜂鸟音乐接着在武汉、广州、深圳等地的演出也获得圆满成功。 此前，我曾当面问过阿丹（家人和亲戚对他的昵称）：“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他略加思索后说：“希望能把中华音乐带入国际乐坛！”他的回答掷地有声。 梦想宏大，如何实现，并非一蹴而就！ 但愿这一宏伟梦想一直引领阿丹奋勇前进！ 书海手记： 顷接谦宇老师来电说，妙珍已于6月30日辞世。虽因妙珍多年卧病在床，早有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还是令我十分震惊和悲痛。 7月3日已办完丧事。在悲痛的日子里，不便约请谦宇老师写悼念文章，现将燕妮撰写的充满感情的文章《不平凡的妈妈》发表如下，以寄托先达乡亲对妙珍深深的哀思。 不平凡的妈妈 深圳 燕妮 2010年7月3日，星期六下午，妈妈摔倒后送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梗，至此他一直就躺在病床上，没能再次站起来。 妈妈平时是个不太让人操心的人，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有些皮肤过敏之类的小毛病。她能歌善舞，年轻的时候简直就是个运动健将，游泳和跳水都超出了一般的业余水平，在湖南，每年夏天，她都到湘江去游泳，每次都要来回横渡湘江几次，迎风逐浪，胜似闲庭信步；在北京中央党校时，夏日清晨，她在青龙桥运河边栏杆上跳水的倩影，成为来往行人驻足观看的一道靓丽风景；在50岁以后，她还获得过北京市游泳比赛老年组的蛙泳冠军。一直到77岁，妈妈才被发现心脏房颤，这导致了她在80岁时突发脑血栓，医生考虑到她的年龄，采取了保守的治疗方法，没有给她及时通血管，使她从此卧床不起。对这一点我一直心存芥蒂，总是觉得，医生往往都是从大部分人的情况出发，而每个个体是有很大差异的。如果当时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法，以妈妈一个运动员的体质和从小就铸造就的坚强斗志，也许能够顶过难关，不致于使她最后的生活失去质量。但是，谁又能说得清楚呢，我毕竟是外行。 妈妈黄妙珍出生在印尼苏岛先达。她的兄弟姐妹一共八人，她排行老五。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她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华侨家庭，父亲早年从广东汕头下南洋，经过多年的创业打拼，靠自己的双手，在先达的巴刹摆摊卖猪肉养活一家人。他虽然识字不多，思想却十分开明，支持儿女们参加社会活动，竭尽全力培养子女，让子女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三个男孩子都被他送回中国去受教育。三哥黄文泉，在国内读书时就积极参加救亡运动，日占印尼时参加当地反法西斯同盟；大姐黄妙贤，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盟员，先达妇女运动的领头人。大姐对妈妈的管教十分严格，使妈妈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个性。从懂事起，她就帮助家里干活，在自己的院子里种木薯和各种蔬菜，照顾弟弟妹妹，里里外外一把手。妈妈这一辈人生长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从懂事起就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展开。1942年3月，日军陆续占领印尼。1943年9月20日，苏岛北部的日军发动大检举，对抗日志士进行大逮捕。由于叛徒的出卖，苏北反法西斯同盟的领导机关遭到破坏，领导苏北抗日的巴人（王任叔）和他的妻子刘岩（雷德容），在当地华侨青年的掩护下，在棉兰躲过日寇的追捕，逃到了先达，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巴人和刘岩都不会讲当地印尼话，也不会讲福建话和福州话，在苏北流亡语言不通，十分危险。当时只有13岁的妈妈，在她的三哥黄文泉的策划下，担负起掩护和陪伴巴人和刘岩的工作，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斗争。 妈妈跟随刘岩，在先达附近的山村四处躲藏，落脚地点多次变更，先是在蒂加笃罗，随后又转移到丹那爪哇，妈妈打点联络，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在巴人的眼里，妈妈还是个孩子，却出落得极为活泼和大胆，巴人先生多次表扬妈妈，说她勇敢、健康、美丽，并称她：“女子而丈夫者也”。而在此期间，刘岩给妈妈讲了自己走出家庭的经历，妇女要解放的道理。这使年仅13岁的妈妈，在思想上得到了启蒙，能力上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并且拓展了视野。刘岩鼓励妈妈，一定要争取回中国读书。 当时，印尼华侨社会封建思想还很严重，女孩子要离开家庭回国读书并不是很容易，加上妈妈的家庭经济也不是很好，回国读书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正是因为有巴人和刘岩在妈妈少年时播下的思想启蒙的种子，使她一直勇敢地追求自己的道路。 日本投降后，组织上安排妈妈到学校去教书，组织成立妇女联合会，参加青年合唱团，短短几年时间，妈妈从一个不甚懂事的小姑娘，成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1946年，妈妈在先达中华学校教书时认识了我的父亲，两人相互鼓励，互相帮助，相约一定要争取回国读书，1948年初，妈妈的父亲过世刚满7天，她投身印尼革命的三哥哥被荷兰当局追捕，随印尼游击队撤退。在此之前，巴人和刘岩被荷兰当局驱逐出境。这时，未满18岁的妈妈，在征得她的母亲和大姐黄妙贤的同意后，脱下丧服，毅然同我的父亲一起登轮回国，跟随巴人的足迹，到香港达德学院读书，从此踏上了一条波澜壮阔而又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 在香港达德学院读书期间，妈妈有幸做过中国最著名的教授曾昭抡、沈志远、邓初民、章伯钧、侯外庐、千家驹、锺敬文、黄药眠、胡绳、翦伯赞……的学生，初次离开家庭步入社会的妈妈，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学经济学，学英文、学历史……努力培养各方面的能力，以报效祖国。她最喜爱的科目是英文，两个学期，跟随曾昭抡先生读完两本英文小说，缩写本的《格列弗游记》和《基督山恩仇记》。 1949年2月22日达德学院被香港政府封闭，妈妈被迫中断了学业。当时地下党决定让父亲一个人北上解放区，没有妈妈的名额。作为妈妈的恋人的父亲，对这一决定颇为踟蹰，妈妈在香港举目无亲，又怎能放心让她一个人留下？究竟是服从组织决定北上，还是陪妈妈留在香港，激烈的思想斗争让父亲陷入绝望的困境。当妈妈得知这个消息时，却没有丝毫犹豫和苦恼，她勇敢地对父亲说，这正好可以培养自己的独立作战能力。父亲没有钱买北上的船票，还是妈妈先拿出钱来给父亲垫上。后来回忆往事，父亲描述了当时他心中的困扰，他说，在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中，还是妈妈给了他坚强不屈往前走的力量。 父亲离开后，妈妈独自在香港补习英文，为以后的工作打基础。几个月后，她又只身北上到解放区与父亲会合，勇敢地投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离开香港时，妈妈专门到跑马地刘岩的墓前，向刘岩告别。刘岩于1948年5月因病在香港去世。 1949年10月1日，妈妈和父亲一起，在北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在此之前，她服从组织需要，放弃了读大学学外语的志愿，进入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离开青训班后，她南下粤东参加土改。1952年又调回北京参与筹建北京华侨补校。后来她跟随父亲去重庆，回北京，到湖南，去广州，以后又再次回北京……她与父亲一起，走过大半个中国，经历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最后，在1985年，她再次跟随父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加入建设特区的开荒牛行列。 妈妈的一生波澜起伏、充满刺激，她毅然接受生活和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挑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总是尽能力，生活得积极而有质量。她对朋友热情直爽，对工作勤恳努力，从不阿谀奉承。她率性而简单快乐，单纯而坚毅的性格，无形中深深地感染了家人，让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和不可逾越的难关。 在湖南工作期间，她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对待家庭任劳任怨，生活朴素，勤劳持家，热爱生活，从不鄙吝力气。自己做衣服、缝补衣服，挑煤、做蜂窝煤。当时 ，我们住在岳麓山下的斜坡上，屋前有个小院子，妈妈在房前屋后种花种树，开辟菜园。她在院子里种过很多种花，她种的两棵桂花树，如今已经长成比两层楼还高的参天大树，每年秋季，桂花树枝繁花茂，香气醉人，荫蔽着后来的人们。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短缺，全家人都吃不饱饭，爸妈都得了水肿病。妈妈克服物资短缺造成的困苦，带领全家人，在自己开辟的菜园里种蚕豆、辣椒、西红柿和其它蔬菜，还养鸡、养鸭，我和妹妹都给她做帮手，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设法解决吃不饱的问题。 组织上要妈妈去湖南常宁参加四清运动，跟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体力劳动完全难不倒她，她挑着百八十斤的担子健步如飞，连那些农村妇女也自叹弗如。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打倒，家里两次被抄，大字报贴满家，连门窗都糊住了。红卫兵还查封了妈妈的衣箱，并用大字报丑化她，因为妈妈穿过连衣裙，大字报里说她是穿奇装异服的妖婆。造反派要妈妈揭发父亲并与之划清界限，但遭到妈妈的坚决拒绝。妈妈的想法非常朴素和有原则，她说，父亲工作可能有错误，但他决不是反革命，他在海外就参加抗日，在日本投降后，他又同国民党做斗争，在家里也从来没有说过反动话。妈妈蔑视被孤立的状态，在遭受最大困难的时刻，自始至终坚定地与父亲站在一起，与邪恶作斗争。 每次挨批斗，父亲几乎都要戴高帽，挂牌子，然后坐“喷气式飞机”和“罚跪”。所谓坐“喷气式飞机”，即两手被反绑伸直在身后，红卫兵从背后揪住头发把头部拉起；“罚跪”就更为可怕，红卫兵从背后用脚踢父亲的膝关节，使他失去重心膝盖着地跪倒在地上，膝盖因此而遭受巨大的冲击力。还有一次，红卫兵把木板凳倒放在地下，让父亲跪在连接凳子四个腿的两条窄木杠上。每批斗一次，父亲的膝盖都会淤青红肿疼痛不已。父亲偷偷跑回家，向妈妈求助，问妈妈是否可以做两个护膝，减轻一点膝盖所受的冲击。妈妈毫不犹豫地剪开一件旧棉衣的袖子，在两端缝上绑带，让父亲偷偷系在膝盖上，以求尽量减少“罚跪”对膝盖所造成的伤害。 当时父亲的工资被扣发，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银行存款也被冻结，妈妈靠自己的工资负担家用。造反派把父亲关牛棚，把妈妈下放到长沙电池厂劳动，还要她去拉练，并且准备把我们全家的户口都迁到农村去，而且已经选定了落户地点。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家中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个人，当时我们都在上小学，煮饭、洗衣，全靠我们自己，晚上睡觉也只有我们两人。父亲逼于无奈要妈妈离婚，让她带着孩子走，不要拖累两个孩子。妈妈坚决不同意，她用自己的坚定来呵护亲人，她甚至说，实在不行就去广东华侨农场，我们靠自己的双手，用劳动来养活自己。 妈妈开朗乐观，在任何非常情况下，她都不改初志，她头脑中的哲学非常简单，只要自己认定是对的，就坚持下去绝不退缩，哪怕是吃尽苦头也无怨无悔。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世界观，所以她可以对复杂的事物进行简单的处理把恶劣的环境在自己的内心改造得对自己有利，让那些别有居心的人到了她面前也无能为力。她的直来直去不阿谀奉承的性格，使她这个从13岁起，抗日战争时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迟迟都入不了党，而且其它很多的工作安排、职称评定等也迟迟不能解决，她对此完全无所谓，入不了党就不入，工作安排不如意就自我抗争，绝不因此而去迁就，依旧我行我素。她对自己的要求始终如一，到最后也没有变成驯服工具。我最最佩服的就是妈妈的这种改造环境的能力，她的纯真和率性，一辈子都没有被改造掉。 时间终究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文革结束后，1978年，妈妈随父亲从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调入中央党校。经过多方查证，人事局确定了妈妈参加革命的时间，承认了妈妈在海外从事抗日斗争的历史，并根据妈妈的一贯表现，吸收她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5年，中央党校党委给她颁发了“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荣誉证书。1994年，妈妈正式办理离休。1995年，深圳市委，深圳市党委，为妈妈颁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牌。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妈妈颁发了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在我的面前，是一本1947年妈妈在印尼先达中华学校教书时写下的日记。16-17岁的妈妈，青春的追求，生活的苦恼，爱情的甜蜜，参加妇女联合会、读书会，与落后的势力作斗争的点点滴滴，都是那么脉络清晰地跃然纸上。那个活泼美丽的小姑娘，刚刚认识她将托付终身的男友，她十分淘气地给她的男友起了一个绰号：Big boy，因为他的男友从表面看像一个小男孩，但实际上，已经是合唱团的指挥，中华学校的训育主任，青年运动的骨干，各方面都能担当一面的真正的男子汉。她也给自己起了个绰号：Naughty girl，因为自己看起来是个淘气女，实际上早已经是中华学校的教师，妇女联合会的负责人。 妈妈正要开始她生命中最具有决定性的选择——同自己的爱人一起，回中国去读书！一个光明的前途正在等待着她去奋斗，一个开阔的人生正在等待她去争取，她勇敢而坚定，迎着风浪，毅然接受时代的挑战！ 2013年8月于深圳 我的二姐李月萍 香港 李月蓉 我二姐李月萍诞生于印尼苏岛先达市。 她一生命运多舛，我妈生我时，不幸因产后大出血而去世，那时二姐才两岁多。幸而我们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我们才得以幸福的成长。 1953年3月18日 我和二姐及一批由印尼各地集聚在一起的，满腔热忱的热血青年学生，从勿拉湾港口出发，乘坐意大利得基宝邮轮返国。 四月我们抵达广州，”五一”前夕到达北京，入住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六月间参加了北京市教育局属下各中学统一向华侨补校学生招生的考试。人算不如天算，就在考试当天，二姐突然发高烧，出风疹，不能参加当天的考试，致使二姐从此失去了入读中学的机会，从而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二姐病癒後， 正值北京市助产学校招生，她去报了名，并获录取，从而踏上了医学的道路。 1955年夏，她由北京市助产学校毕业。那年，适逢落实新的华侨政策，她本可以申请留京工作或参加高考继续升读大学。那时她刚刚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她毅然放弃了这优惠条件，坚决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了当时还属于信阳地区驻马店镇的一个小县城-遂平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那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几乎没有华侨涉足当地。無论交通运输，通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想与国外亲人联系了。 从1955年始，在遂平县，她骑着由印尼带回国的自行车，下到边远的农村，无论白天黑夜，走家串户，风里来雨里去，接产了不少新生婴儿，而且及时解决了一些难产妇所遇到的问题。当时农民思想保守，遇到产妇胎位不正，不肯送县医院开刀，也因为农民没有钱，遇事他们只会苦苦哀求，甚至下跪，使我二姐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往往用了極大的体力，冒险为产妇将胎儿在腹中倒转，使其顺产。有一次二姐已经下班了，一农民又来求她帮他老婆做”胎儿扶正倒转术”， 二姐死活不肯，说已经临产很危险，但经不住那人跪地磕头哀求，只好答应了，结果我二姐用了整整两小时，总算把产妇的胎位扶正了，而她却因消耗体力太多而病倒。她的”胎儿扶正倒转术”是她的独门秘技，虽说如今剖腹产已成为时尚，但她曾经为农民解憂脱险所作的努力是不容抹杀的。 1958年由于她工作出色，她被保送至郑州医学院医疗系学习，1961年毕业，回原单位工作。工龄仍按1955年算起，工资调整为大学毕业待遇。就此，她一直工作至1993年才正式离开工作岗位，退了下来。 由1955年算起至1993年，前后共持续工作38年。在职期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她所在科室被评为先进科室。她也被推举为历届县政协委员。她本人技术卓绝，是一位出色的妇产科大夫， 38年间她积累了不少妇科方面的经验，解决了许多妇科方面的疑难杂症， 特别是治疗不孕症方面，她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治疗方法，挽救了不少不孕的夫妇，被当地群众誉为专治不孕症的专家而蜚声群众。 然而就这样一位华侨老专家，她个人生活却非常不幸。1958年当她刚怀上第一胎孩子时，不幸又发高烧出风疹，因而诞下的女儿患有主动脉导管狭窄的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以及二姐的经济能力，无法给予彻底的治癒，之后几十年这孩子断断续续的发病，已讓我二姐心力交瘁。但更不幸的是1975年河南发大水，她的丈夫张射中在抗洪救灾中不幸牺牲，而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并给家属发了烈属证。当时我二姐工资52元，三个女儿均未成年，当地政府只給每个孩子每月发放抚恤金两元，总共发给抚恤金6元整， 已经到了七十年代末，一家四口吃商品粮，总收入才58元，即使再节约也是入不敷出的。为此，我们不断写信给中央侨委申诉，幾经辛苦周折，经过六年的漫长路程，至1981年，才将每个孩子的抚恤金由2元调至16元，但因那时大女儿已超过18岁，而不能再领。 也许我二姐有太多的不幸，1998年10月，她脑溢血中风昏迷，所幸抢救及时而获全癒。然而时隔不久，不幸又降临到她身上。2000年12月24日临晨，她那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我二姐生活上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不幸去世。这对她打击是很大的。 如今李月萍患有老年性痴呆症，股骨骨折瘫痪，不能下地，双眼失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天由她那个刚刚退了休的，極有孝心二女儿一把屎一把尿的伺候着。 一个工龄长达38年，医疗技术卓绝的老华侨医生，1981年就已经通过晋升为主治医师了，而今每月却只领取到2000元的工资，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唱着她喜欢的印尼民歌歌曲……Sing Sing So…… Bengawan solo……也许她脑海里，还常常记忆着先达新民歌咏队，她主唱女高音时欢快红火的场面。 老夫喜作黄昏颂 满目青山夕照明 ——曾加廉先生采访散记 印尼 卓娟 就像上海是中国的明珠，曾加廉先生是巴厘岛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曾加廉先生带给我们后辈的不仅仅是物质文化的传承，更多的是精神文化的传承。曾加廉先生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是我们前进路上的指明灯塔。 今年已经是88岁高龄的曾加廉先生于2002年来到巴厘岛，已在此生活了12年，如今曾先生膝下有3个子女，11个孙子与孙女。年少时几经风雨，现在真可谓是幸福美满，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啊。 曾加廉的人生真是命途多舛，坎坷不平。他一生都很注重中文文化教育事业，并积极参加各种教育活动。在印尼苏北省的先达，也有很多的华人，他们为了后代能更好的学到中文，接受中华文化，因此都积极置办学校。曾加廉1958年去商从教，与当时的几位挚友执教先达华侨中学高中部当语文和历史老师，共同组建了先达民众夜校，并出任校长。好景不长，后在苏哈多时期，1966年关闭了全印尼华校，印尼与中国关系的恶化，印尼政府对印尼华人进行强烈排挤和迫害。当时印尼政府禁止华语学校开放，并驱逐那些有志之士。而曾先生也是受害人之一。1970年只好离井背乡到雅加达谋生。直到2002年10月14日，曾先生搬移至巴厘岛，并从此在这个民风淳朴，风景优美的地方定居了下来。 现在虽然曾先生老了，但人老心未老，仍时刻关注后代中文文化教育。他现任印尼厦门大学校友会顾问，也是印华总会（INTI）巴厘分会创始人之一。曾先生说，自己的子女不会讲中文，不认识中文，那不是做父亲的错，那是因为中印关系恶化，无法学习中文，是时代的摧残，但已经无法挽回了。现在时代不同了，中印尼是战略伙伴关系，教华语的三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如果自己的孙子和孙女不会中文，不懂中文那就是家长和子女的过错了。因此对于子孙后代的中文教育，一定要抓紧，一定要让他们能做到懂中文，会说写中文，这样才能时刻不忘自己华人的根。 曾加廉不仅关注教育问题，还很关注华裔们的生活，在巴厘华裔总会中曾先生担任资深顾问。作为文学工作者，他时刻不忘写文章。笔名小鲁，是国际日报特约记者，印尼东区文友协会的会员。多年来写了数十万字的文章，其文章内容深刻，很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另一方面，曾加廉也积极参与巴厘岛的老年人活动。在巴厘岛由曾天丰和黄锡端等华人组织起来的巴厘康乐俱乐部当顾问。在康乐俱乐部里，每逢聚会大家可以一起为当月过寿诞的老人举办寿宴，同时大家也可以在一起聊天沟通。 曾先生还很重视保养身体，除饮食起居定时定量外，还特别重视体育锻炼。天天都要走半小时的路，不能出外走就在家里打太极拳，还天天举弹条锻炼臂力，触摸他的手臂如同小伙子一样硬朗结实。这是他的保健秘诀，但他还提醒大家最重要的保健秘诀是心情要好，要拿得起放得下，千万不要将烦恼放在心里，烦恼是自找的，人生何必自寻烦恼呢？ 目前他感到不足的是听力下降，常要使用助听器。但不影响他使用电脑看网站，了解世界大事，使用手机发短信、使用电邮与朋友联系，接受信息，通信写作，真可谓有一份热就要发一分光，生命在于运动的积极活力明显地跟随着他。曾先生常常为过去曾服务过的母校怀念在心。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呢。 采访写到这里，我想起叶剑英元帅的《八十抒怀》诗中的两句诗来：“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用在这里表达对曾老先生的赞叹和敬意，我想最恰当不过了的。是的，“风雨过后才见彩虹”！ 属于曾加廉先生的彩虹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一直会激励我们前进！ 衷心祝愿曾老先生健康长寿！ 深 切 哀 悼 惊悉先达乡亲黄妙珍老师因病长期治疗无效，不幸于2014年6月30日上午11：30在深圳医院逝世，谨向逝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逝者亲属表示衷心慰问。 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北京先达校友会 先达人网站 2014年6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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