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鸣锣开张　美国必添烦添乱

神州观察
挑战金融霸权　中国打响首枪
10月26日(日)
      拟议中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终于破壳。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廿一国代表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的备忘录，预计亚投行明年开始营运。 作为一家侧重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的成立犹如在池塘投入一颗石头，势必激起国际金融市场反响，对中国意义尤其重大。
       筹建亚投行由习近平去年出访东南亚时提出，首批廿一个创始成员国中，中国持有该银行高达百分之五十股权，是最大股东，这也是首家将总部设在中国的区域开发银行。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
      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主的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是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产物，这些机构长期被美欧日特别是美国垄断，其治理结构反映的还是二战和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中国已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迫切希望扩大在多边贷款领域的影响力，但在这些机构仅持有限表决权。中国曾欲借金融危机，联合印巴等新兴大国改变这一现状，然效果有限，美欧日不愿让渡手中利益。

      治理结构实际反映的是一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和经济体系中的权力。虽然一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但要它放弃或让渡在四大金融机构的决策权，并不可能。很大程度上，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不得已另起炉灶。中国可以利用两大新机构与已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关系，迫使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改善治理结构，增加新兴大国的权重，更好地反映新的国际现实。
       另一方面，中国目的是将亚投行打造成一个平等、包容、高效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及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的多边开发银行。因此，在中国的主导下，亚投行秉持“先域内、后域外”的原则和“开放的区域主义”，这使得亚洲国家相对容易获得贷款，但同时又不搞封闭，体现的正是亚投行在治理结构上的创新。这种创新对现行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是一大冲击，很可能会削弱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治理的影响力，因为创新的背后是中国的标准。
      当然，中国要借助亚投行发挥这种影响作用需要一个过程，但对于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美欧日来说，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影响的威胁。美国阻止澳洲、印度尼西亚和南韩参与，就是一个证明。今后，美国还会继续施压其盟国不能加入亚投行，同时要求亚投行向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看齐，提高贷款的标准和透明度，以减弱亚投行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

阳光华夏
亚投行鸣锣开张　美国必添烦添乱
10月26日(日)
中国去年提议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迎来关键节点，二十一国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投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草案终稿，意味着筹建工作迈出关键一步，预计该行有望正式成立。
亚投行从提议至今，一路走来相当不易，从参与成员的变化便可见一斑。从五月二日阿斯塔纳筹建亚投行部长级工作晚餐会的十六国，到六月第三次磋商会的二十二国，八月第四次的二十国，再到最终确定了二十一国的构成。可以看出，上半年有意愿参与亚投行的国家在增多，但下半年不确定的国家增多，有的退出或暂不考虑。其中原来表示有意愿但目前未成为创始成员的国家有南韩、澳洲和印尼。参与国家数量变化背后，是中美之间不见硝烟的暗战。
习近平今年七月访问南韩时曾对总统朴槿惠发出参与筹建亚投行的邀请，但在美国强力制止下，朴槿惠最终饮恨。澳洲此前在亚投行筹备中非常积极，并希望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今年G20会议的主题以及合作成果，结果在美国官员的游说与压力下，澳洲被迫缺席。印尼表面理由是新总统佐科上任，对前政府的决策重新考虑，参与亚投行的决定也被延后，但背后同样是美国在施压，美国高级官员高调出席佐科的就职典礼，极力拉拢。
美国不遗馀力搞破坏，其实是遏华战略需要。在华府兵棋推演中，亚太各国如果被拉入大中华经济圈，美国将在亚太彻底出局，尤其是美国苦心打造的TPP协议，更将变成一张废纸。此外，美国还担心中国将亚投行的模式复制到非洲、拉美等地，如此一来，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中国一提出亚投行的概念，美国便成立专责小组对其全面围剿。
事实上，提议设立亚投行是中国一项重大外交决策。中国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但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没有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如果没有亚投行，只能向亚洲开发银行或世界银行求助，而作为掌控世行和亚开行的美国和日本，显然不会轻易答应。
世界银行是美国主导国际金融秩序的工具，金融海啸之后中国强烈要求改革，但美国按兵不动。亚洲开发银行自成立以来，历届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中国曾多次提出增加在亚开行份额均未成功，在此情况下，只有另辟蹊径，建立以自己为主的国际金融机构，以提升中国参与并制订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能力。然而，中国这种另立门户的做法让美日深感忧虑，亚投行虽然迈出了关键一步，但随着美国打压的升级，变数仍然很大，中美较力也许才刚刚开始。

虎视寰球 - 杨达
血战科巴尼有何启示
10月26日(日)
伊斯兰国（IS）与敍利亚库尔德族民兵在敍国同土耳其边境城市科巴尼激战，是近来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美国早前宣布，美机不但空袭活跃于科城的IS部队，协助守城的库尔德人民保卫军等民兵收复失地，而且利用运输机进行空投，为守军提供武器、弹药和药物等补给。美国高调支援与土耳其当局关系紧张的库尔德工人党相关的守城民兵，自然地令安卡拉不满，然而美国一直向土国施压，最终教土方让步，该国外长卡夫索格鲁称，安卡拉容许来自伊拉克的库尔德敢死队民兵，通过土耳其国境进入科巴尼助战。看来，虽然华府强调科城仍面临失陷危险，但在美军支援和土国的合作下，与IS部队生死搏斗的库族民兵，其际遇已较早前乐观。
有分析家认为，虽然科巴尼同土耳其接近，但该城市不具备特殊战略价值，而且无论战果如何，该城的命运对于敍利亚国内战局根本没有影响，为甚么美国会极力帮助库族民兵，防止科城失陷，甚至不惜冒犯土国的大忌，要求土国让库族武装人员越境参战呢？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国和土耳其就科城战况都有各自的盘算和利益，但在战场上你争我夺的是IS和库族民兵，凸显近年来中东地区军事冲突中，民兵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十分活跃的现象。
一般认为，科巴尼争夺战的重要性在于其宣传价值。IS调动大军进攻科城，而且为增强火力，冒暴露目标的风险，出动火炮等重型武器上战场，都是为了向世人证明，即使欧美和一些地区大国向他们发动军事行动，依然无损其战斗力。然而，从军事角度看，大批IS部队和重型装备集结，将令他们成为空袭目标，引致较严重的损失；IS在月前发生的伊拉克摩苏尔水坝战斗中，也面对过相似的风险。另一方面，假如美军可以通过空袭来扭转守城民兵的命运，西方势力就能够声称空袭行动收效，也巩固与库族人的关系。
就中东和北非地区局势而言，近年活跃在冲突场所的，往往是形形色色的民兵组织而非正规军，反映这些国家非常败坏。目前在伊拉克跟IS对抗的，主要是部落势力、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民兵，卡达菲倒台后的利比亚也是民兵林立。阿拉伯之春后的国家崩溃现象，说明一次大战后西方势力建立的地区秩序，已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SUN瞭望
内维斯最后一击　罗塞夫水来土掩
10月26日(日)
巴西这次总统选举争持激烈，角逐连任的罗塞夫虽在选前多项民调中领先几个百分点，但未到开票一刻未知鹿死谁手。在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中，民主社会党候选人内维斯作出最终一击，就罗塞夫对国营石油公司贪污机制知情一事穷追猛打，直指她是骗子，这对选情或起关键作用。
罗塞夫所属的左翼劳工党，执政十二年贪污丑闻不绝如缕，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国营石油公司贪污舞弊案，劳工党及其友党被指收受贿赂，用作选举资金等，罗塞夫一直撇清关系，声称毫不知情，但巴西保守派杂志《观察周刊》最新一期爆出不但罗塞夫，还有前任总统卢拉都对事情一清二楚。在投票前两日举行的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内维斯自不放过罗塞夫。
巴西近年反政府示威，包括去年过百万人大集会，抗议的除了经济衰退通胀上升、公共服务设施欠缺、当局好大喜功主办世界杯和奥运会而忽略改善民生，更有政府贪污腐败，这次罗塞夫在权威杂志和内维斯夹击下，负面形象难免加深。罗塞夫在反驳指控无凭无据外，转移视线指出九十年代民主社会党执政时米纳斯吉拉斯州大闹贪污丑闻，她要说的无非是内维斯所代表的政党，也绝不廉洁。
要比哪个政党较为清廉，或许天下乌鸦一般黑，但要比对商界友善，劳工党快马加鞭也追不上民主社会党，事实上，内维斯主要支持来自信奉市场经济者，这个阵营认为劳工党干预经济的政策，扼杀了巴西未来，希望重拾小政府主义，也对内维斯振兴巴西经济具有信心。内维斯本是经济学者，后来从政，曾任巴西人口第二多州份米纳斯吉拉斯州州长，政绩斐然，二○一○年以高达九成民望卸任。
内维斯有机会赢，但罗塞夫也未必会败，从卢拉到罗塞夫，劳工党政府大洒金钱推行社会福利计划，历年已有五千万人受惠，四千万人脱离赤贫境地，贫穷率由一成四锐减至百分之三点五。罗塞夫获得低下阶层一面倒支持，这将是她致胜之道。

龙吟虎啸 - 柳扶风
秘书长要跟中央
10月26日(日)
     中共最近召开“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这是很罕见的会议。中共经常召开的有“宣传部长会议”、“组织部长会议”、“政法委书记会议”、“纪检书记会议”等等，就是极少见“党委秘书长会议”。
      中共省、市级党委会都设秘书长，必是党委常委，领导办公厅工作，是党领导的核心成员。县级党委不设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多是常委，相当于秘书长。到了中央，这些年早没有设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相当于中央秘书长。无论是秘书长还是办公室（厅）主任，都是党委的“大总管”，实权人物。
      工作而言，秘书长只对书记一人负责和服务，他必须是书记的心腹、铁杆，是书记在常委会中的铁票。在常委会的党务系统，专职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纪检书记不一定是书记的人，但秘书长一定要是。别小看这一票，只有书记享有常委会中必有一铁票的“特权”，以巩固书记、一把手的权威。像行政首长——省长、市长、县长，不一定在常委会有一“铁票”，如常委副省、副市、副县等都不一定是行政一把手的人，他们都有可能是书记的人，以架空行政首长。而行政首长绝难通过党委秘书长架空党委书记，这就是中共“党领导一切”的组织奥妙之一。

       秘书长对书记如此重要，其工作和地位早已常态化，目前形势下中央为何要召开全国党委秘书长会议？这大概和十八大以来，反贪腐、打老虎，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人事变化频繁，秘书长的调整、配备还未跟上，对贯彻中央工作精神未能协调有关。中央有必要召开这次会议加强部署。习近平作了重要批示，要求秘书长和办公厅的工作“确保中央政令畅通、决策落地生根”。这即是说秘书长的工作不要紧跟书记，要跟中央。

笑看天下 - 施友朋
南韩优势
10月26日(日)
最近，“南韩”成为内地的“热词”。截至今月六日，银联卡跨行交易系统统计出来的出境游情况，十一黄金周境外消费交易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是南韩，约有十六万中国游客赴南韩吃喝玩乐，南韩着名商业区的街头挂满汉字标识，首尔的“整容一条街”连假日也开工，“好客之道”令香港相形见绌。
南韩一直“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一时说“端午节”系佢哋嘅习俗，更老早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成功，一时又话已经“拥有”了孔子和中秋节，最近又话《西游记》都系佢哋嘅，令国人紧张兮兮，咁搞法，迟早“四大美人”都系佢哋嘅！有人感叹：从另一方面来看，假设我们自身足够重视及保护传统文化，那么即使传统文化的东西屡屡“被南韩”，又何足道哉。事实上，五百年前，汉字还是韩国宫廷的官方文字。在一个面积只有中国浙江省那么大的土地上，南韩只用了短短的六十多年，就从一穷二白贫穷国家转变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二○一三年，南韩人均ＧＤＰ为二点四三万美元。
   论者指出，南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体制转轨，成功跳出“中等收入陷阱”（指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南韩经济仍持续发展，主因是政制渐趋完善：国家最高领导权力已多次实现和平顺利交接，非政府和民间团体蓬勃发展，成为人民权利的保护者，当然更是监督执政党和政府的主要力量。
       中共第五代提出要“从严治党八要求”，其中提到要“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那便要向南韩取经。南韩政府的透明度相当高，不仅政府财政讯息全部公开，而且政府官员的财产也都必须公开，接受民众的监督。

龙吟大地 - 冯海闻
要用好反腐红利
10月26日(日)
       中共第五代反腐整风，全国有十八万官员被调查或免职，据说被追回的腐败赃款高达七百亿美元，这被视为这一轮的反腐红利。但事实上，人心回归才是反腐的最大红利，如何用好用足这些红利，决定中共执政之基是否稳固。

     这一轮反腐被调查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超过五十名，这些官员涉案金额动辄千万甚至上亿元，以徐才厚、谷俊山为例，腐败金额超过三百亿元，周永康家族更超过千亿元，外界统计七百亿美元的数据看来还是相当保守。清朝嘉庆帝扳倒和珅，民间传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如今第五代也是如此。
       问题是，这么一大笔钱应如何使用？过去反腐收缴的赃款全部入了国库，到底如何分配完全是一本烂帐，甚至传出赃款被办案人员贪污，变成新一轮的腐败。第五代反腐要取信于民，除了加大反腐力度，更重要的是将取之于贪官的赃款用之于冤民。

       比如，对于官员交公的非法财产和反腐抄家获得的财富，当局应聚拢在一起，设立人民公益金，专门用于上访民众的国家赔偿、基层弱势群体的民生改善以及补充医保与社保的不足。人民公益金可由全国人大监督，实行公开、透明的管理，确保一分一毫都用在民生问题上。这种做法相当于一场均贫均富运动，是邓小平“先富帮助后富”思想的具体体现，不仅有利于缓和官民矛盾，也有助于释放民间怨气。
     事实上，反腐败除了有形的红利，无形的红利更加丰厚。第五代上台前，中国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从上至下面临严重的信心与信仰危机，上至庙堂之高，下至江湖之远，都对中共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产生巨大疑问，包括周永康、薄熙来这样的掌权者都在为自己准备退路，各地裸官转移资产、富人移民的消息此起彼伏，基层百姓对官员腐败的反抗无日无之，神州大地就像一个随时爆发的火山。第五代反腐整风两年，中共自身形象开始好转，基层的信心重新回归，这对中共是最大的财富。在人心初步回归之际，如何用好用足人心支持，为下一步改革发展注入更大动力，将是第五代的考验。
      执政当局在接下来的施政中，必须多做得人心、稳人心的大事、好事，扫除过去十多年以民为敌的弊政，清除官商勾结的关系网，树立健康导向的社会价值观，中共执政基础才能切实得到加强。

龙七公 - 王奇
游街示众必须煞止
10月26日(日)
     将犯人游街示众在中国历史悠久，尽管这种侮辱人格的刑罚早已被现代法治和文明所抛弃，但时至今日内地公捕、公判和游街示众依然不断上演，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令人讽刺的是，正当中央高举依法治国旗帜之际，湖南华容县公安却在中共四中全会前夕，公然举行五千人的公判大会，并将二十四名犯人铐在挂有“囚车”字样的货车上游街示众。
     与此同时，重庆警方亦将三十名涉嫌盗窃的疑犯押到市内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当街示众。地方公安如此漠视人格人权，不仅有违法治，更是对依法治国的公开羞辱。
      在中国古代，官衙为了吓阻犯罪，将罪犯披枷戴锁游街示众乃司空见惯；更残忍的是，有些女囚尚未升堂，就被剥光裤子游街示众，此刑罚名曰“卖肉”，这些女囚往往受不了此等羞辱，回去后便自尽而亡。
到了现代，这类羞辱性刑罚早已被许多国家明令禁止，但在人治色彩浓厚的中国内地却依然如影随形。就像文革时期戴高帽、挂黑牌、剃阴阳头游街等，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革结束后，当局为了拨乱反正，曾于一九八八年下发了《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并明确规定如再出现这类现象，必须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一九九二年，高院、高检和公安部又下发通知，再次强调禁止搞任何变相的游街示众。
      可惜，这些年来，中央规定在许多地方令行不止，形同一纸空文。在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广东、广西，宁夏、海南和浙江等地，都曾对犯人施以“示众式”的羞辱刑，有的犯人被五花大绑、颈挂纸牌示众，有的被赤裸上身、铐在路边羞辱，还有妙龄女郎赤着双脚、铐着双手，被警方用绳子牵着游街，其中有抢劫、盗窃犯，也有违反交通、贩卖车票的，还有卖淫嫖娼和上访者。在贵州，甚至有十三岁小女孩只因倒水淋湿了村官小车，就被当地派出所铐手游街。
      

      游街示众完全与法治背道而驰，但在一些地方公安看来，不对犯人羞辱示众，似乎就不足以震慑不法之徒，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足以彰显其维稳业绩。奇怪的是，为何百姓最痛恨、“抢人民”最多的贪官，却一个也没有被游街示众呢？
      从现代法治精神而言，法律只有惩罚人的功能，而无羞辱人的权力。前述华容县公捕公判，明显侵犯人权，且不说游街示众犯人中，有十六名为犯罪嫌疑人，他们只要一天没有定罪，就不能“未审先定”，更不能“未审先罚”；即使是被定罪的犯人，也同样享有人权，对他们公开示众游街，就是法外施刑。犯人犯罪固然可恶，但警方侵犯人权、损害自尊，难道不是“以恶去恶”、另一种形式的犯罪吗？
      公捕、公判之所以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很多地方政府有着浓厚的“官威”情结，他们试图通过展示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来达到震慑犯罪的目的。其次是缺乏监督、惩罚不严。虽然国家明文规定，如果执法机关再出现“游街示众”现象，必须坚决纠正并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可事实上“坚决纠正”和“追究责任”不过是说说而已，近年不少地方明知故犯、法外施刑，但又有谁见过公安领导被追究问责过？
       如果地方司法机关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不受法治约束，甚至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国家如何推进法治建设，社会又如何维护公平正义？

冷看江山 - 兰江 媒体人
公车改革变“创薪”　车轮腐败再升级
10月26日(日)
      内地媒体近日披露，湖南北部某贫困县试点公车改革，取消100来辆公车，减少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经费支出，但同时要拿出近4000万元给全县7000多名公务员发放交通补贴。今年七月中央出台的公车改革政策，竟然成为各地政府的“创薪”之举。公车改革前，是少数官员上演车轮腐败；公车改革后，则很可能是官员集体上演车轮腐败。
     公开报道显示，内地的公务车数量超过400万辆，而且每年增加20%，很多地方连科级官员都配有专车，全国每年仅公车消费就超过4000亿元。但仅三分之一用于公务活动，三分之一是司机个人使用，还有三分之一是领导个人和家庭使用，公车腐败早已天怒人怨。
      为杜绝公车腐败，今年七月，中央决定推行公车改革，包括取消副部级以下官员的专车，按级别发放补贴，不再享有公车配备的司局级官员，每人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官方指，此举将令全国公车消费每年能节约二千多亿元，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效益。但实际上却可能难有成效。中国官场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今次相信也是如此，至少没有任何人会相信，各地的逾百万的乡长和镇长以及处长们，改革后就没有专车，或不使用公车了。
       所谓“顶级的坏事，都必须在崇高的名义下才能实现！”事实上，公车腐败就在经历多次改革名义下持续升级，首轮公车改革从1994年开始，各地陆续出台一些限制使用公车的级别和数量的政策，结果是科级官员都有专车，公车数量越来越多、这次改革其实是一个腐败的升级过程。
       第二次的公车改革，始于五年前，中央下令公车以用国产车替换进口车，试图节约开支，结果进口公车不见减少，各地政府和机关单位国产车数量却剧增，改革不但没有减少公车支出，却促进车轮腐败的第二次升级。
本次公车改革将公车换成交通补贴，其实就是车改币，物换钱，本质没有变。从湖北贫困县公车改革后开支更高的范例，表明这样的改革并不能减少财政用于公务员交通方面的支出，反而还有大幅度的增加，更使官员享受以公车为名义的补贴范围更加扩大。很可能公车问题没有解决，却演变成以改革的名义变相腐败，成?官员变相加薪，增加福利的借口，令车轮腐败再次升级。
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