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0-31东网时评
SUN瞭望 征网税导火线 匈牙利掀怒潮 10月31日(五) 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匈牙利,历经波劫“脱苏入欧”,跻身西方标准的自由民主国家之列,不过右翼总理欧尔班今年四月成功连任后,这个加入欧盟十年的国家有重返专制之虞,大权在握的欧尔班不但放言要仿效俄罗斯等国,更推出种种法规收服传媒打压民权组织,这次当局开征上网税触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很明显人们最着紧的并非钱。 匈牙利开征上网税,可谓领全球风气之先,民众因为缺乏“精神食粮”而上街示威,亦是这个资讯时代才会发生的新鲜事。匈牙利二○○四年成为欧盟一分子,也是负债最为严重成员之一,要获这个大家庭每年大笔资助,必须符合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三的规定,欧尔班政府想方设法填补缺口,匈牙利几乎成为另一个万税之国,民众使用银行、能源和电讯服务等,都要缴交税项,上网税只是其中最新一项。 欧尔班政府解释,上网税为电话税的伸延,打电话发短讯要交税,如今弃用电话而透过互联网来沟通的人愈来愈多,交税不也合情合理?电话税开征以来,今年头九个月替库房带来四百二十亿福林收入,若上网税落实,明年也能创收二百五十亿,有助减轻国家财政压力。 不过,在示威者看来,开征网税帮补开支只是一个借口。匈牙利的上网费用,本就比其他欧盟成员为高,每1GB数据流量要花十三美元,对比北欧芬兰的零点二五美元,可说贵得离谱,现在再加每1GB一百五十福林税项,无疑百上加斤,虽说数额不大,也由互联网供应商来交,但最终羊毛出在羊身上。 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专制统治大棒挥来,当局处心积虑建立一道“数码铁幕”,阻碍民众自由进入网络世界,在布达佩斯集会现场,示威者打出“俄罗斯滚回家”、“欧洲我们需要你”等标语,可见人们反对的何止是税。 在二○一○年上台的欧尔班,今年四月赢得连任后,他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国会占有四分之三议席,可以畅通无阻通过任何法案,大权在握,他也雄心勃勃要重塑匈牙利,说出西方模式已死,必须师法俄罗斯等国的话来。他大概以普京为偶像,但匈牙利人显然拒绝返回“非自由”社会。 神州观察 抗战胜利七十年 对日示威大阅兵 10月31日(五) 中日两国领导人会否在今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单独会面,成为各界关注焦点。事实上,日本复辟军国主义已成国策,中国应该丢掉幻想,以战止战。明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北京应利用这个契机,举办盛大阅兵式,对外示威亮剑,对内凝聚人心,形成震慑之势。 借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组建国际反日本军国主义统一战线,是中国明年外交工作的主轴,中国将邀请韩、朝、越、缅等遭日本侵略国家及俄罗斯的领导人于明年九月齐聚北京,共同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如果纪念仪式仅仅是开开会、喝喝酒、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显然缺乏分量,流于形式,而大阅兵则可彰显国威、军威,一举多得。 中共建政以来举办阅兵并无一定之规,完全根据形势需要。第一代毛泽东主政时,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年年阅兵,当时中国内忧外患,阅兵可起震慑作用;第二代邓小平主政后,改革开放如火如荼,在一九八四年举办阅兵,以提高个人威望;第三代江泽民、第四代胡锦涛主政期间,秉持韬光养晦战略,各只阅兵一次。第五代拨乱反正,从韬光养晦转变为有所作为,应好好利用阅兵这个工具,为外交内政服务。 日本首相安倍上台之后,政治上向右转,军事上强军备战,大小阅兵已不下五次,将军事矛头对准中国,而日本背后的美国亦在推波助澜。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国必须对日本还以颜色,举办大阅兵展示国防现代化的最新成就,既可以向美日等国示威,又可以提醒国人警钟长鸣、居安思危。 再说,自从徐才厚、谷俊山贪腐集团被揭发之后,暴露出解放军内部骄、懒、散、奢、腐、乱等一系列问题,社会舆论对解放军亦颇多指摘,军心士气大受打击,第五代不得不进行全军人事清洗和政治整训。如果举办大阅兵,不仅可以提振军心士气,借机恢复公众对解放军的信心与信任,还可显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最重要的是,第五代也可向外界展示牢牢掌握军权,提升个人权威,让政敌知难而退,为今后七年顺利执政打下基础。 事实上,利用二战胜利纪念日举办阅兵是国际惯例。譬如今年六月,法国邀请美俄英等国领袖,参加诺曼第登陆七十周年阅兵式,展示法国国威。俄罗斯总统普京自上台之后,隔三差五进行阅兵,尤其是利用二战胜利纪念日邀请各国政要齐聚克里姆林宫,一同观赏红场大阅兵,更是传统节目。因此,中国借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举办大阅兵,也是合情合理,理所当然,关键是北京当局有无胆略和魄力。 阳光华夏 当代衙内耍特权 官爸爸该当何罪 10月31日(五) 官二代嚣张跋扈已成常态,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当代衙内们照样耍特权抖威风,搞得民怨沸腾。人们不禁要问,当代衙内是怎么养成的呢,他们的官爸爸又该当何罪? 福建福鼎市一位副市长的儿子,日前乘搭飞机时拒不关闭手机,飞机安全员多次出面制止,这位衙内随即对安全员多次进行辱骂及推搡,并威胁要让父亲报复安全员。事件曝光之后,舆论哗然。当下中国号称和谐社会,实际是两极分化,一些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有恃无恐,为非作歹,炫富比阔,欺压弱小,作奸犯科,每每挑动国人敏感的神经,挑战国人忍耐的底线。 类似的恶衙内并不鲜见,前有飙车撞死女生后叫嚣“我爸是李刚”的官二代李启铭,后有色胆包天的红色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这伙纨绔子弟的丑恶行径,让国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有网民撰联调侃:“恨爸不成刚,怨爹不双江”,横批:“李家牛逼”。幽默的背后,是无奈与愤怒。 吉林一位官二代身着警服驾车撞伤老人后不仅不道歉,反而大打出手,并口出狂言:“我有的是钱,我打死你们,我赔钱给你们。”这位官二代父亲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岳父则是县公安局工会主席。 北京演艺学院一位学生在大连驾车违章后,将前来调解的交警史英才活活打死,并扬言“死了也要把你这身皮扒了。”后经证实,凶手的叔叔为大连某区公安局副局长。还有,山西永和县副县长冯双贵四名亲属夜闯民宅将人打成重伤,冯双贵次子冯源殴打受害人时不断叫嚣“我爸是县长,在永和我爸就是国法”。 一些衙内甚至将威风抖到国外。曾在英国巴斯大学就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李洋,得知学位论文不合格后,与导师会面,掏出五千英镑现金放在桌上,意欲行贿。但导师不答应修改李洋学位论文成绩,还要求他马上离开,李洋起身拿外套时,故意露出一把手枪,引起一场持枪恐吓疑云。媒体调查后发现,李洋的父亲是一位有权有势的中国官员。 这些衙内无法无天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些恶衙内的背后其实都站着一个或几个掌握特权的长辈,他们从小就对父辈滥权敛财的行为耳濡目染,承继父辈以权钱为大的思维方式,抛弃了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以及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些人眼中,权力能够摆平一切,金钱能战胜法律,爹娘可以无敌,看谁不顺眼就灭谁。 中国特色的衙内现象,其实是官场特权泛滥的折射,民众对这些衙内的不满,其实是对他们父辈的愤怒。当局如果不把特权锁入笼子,类似的恶衙内就会层出不穷,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 虎视寰球 - 刘大可 美中期选举改变政治格局 10月31日(五) 十一月四日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是评估今后两年奥巴马执政地位的风向标。众议院全部四百三十五个议席、参议院一百个席位中的三十三个议席,以及一半以上的州长将面临改选。民主党选情不乐观,共和党有可能囊括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奥巴马今后两年的执政将更加艰难。 民调显示,科罗拉多、爱荷华、堪萨斯、阿肯色与北卡罗来纳五州选情未明,两党参议员候选人支持度差距在误差范围内。共和党若要拿下参院多数,必须从民主党目前拥有的阿拉斯加、阿肯色、科罗拉多、爱荷华、路易斯安那、新罕布什尔与北卡罗来纳等七州席次中拿下三席,当中科罗拉多、爱荷华与北卡罗来纳三个摇摆州,成为决定两党胜负的超级战区。 想当初奥巴马上台,民主党同时控制着参众两院。但在二○一○年中选,共和党一举夺回众院控制权,民主党勉强维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如果共和党今次巩固众院的优势地位,并以微弱优势在参院占据多数席位,一个旗帜鲜明、界垒分明的府院对立格局将在美国进一步加强。 民主党沦落至斯,与奥巴马政绩乏善可陈密切相关。过去六年来奥巴马总体形象不佳,民众满意度、支持率不断下降。最近,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脆弱,针对“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打击拖沓疲软,加上落实医保改革纰漏太多,防范伊波拉病毒自非洲传入美国又准备不足、应对失误,使得民怨沸腾。奥巴马事实上已成为民主党议员候选人的票房毒药。 奥巴马最困难的是未来两年,如何与总体上不合作的国会进行缠斗?在移民、教育、能源等领域,那些必须经国会审批才能实施的改革计划将成泡影,奥巴马在剩下的任期很可能一事无成。但对于民主、共和两党大佬们,他们现在真正费心考虑的是两年后的总统大选。 共和党期望能够乘着中期选举的东风直捣黄龙,但该党最大难题是至今仍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潜在总统候选人,目前该党开始热捧小布殊的弟弟,准备对决民主党的希拉妮。但民主党显然也不会束手待毙,他们期望将奥巴马施政失败,归咎于共和党多年来以极端政治方式阻挠奥巴马施政,以转嫁民众的不满。接下来两年,驴象之争将更趋白热化。 世界视线 回教政党认挫败 突国民主未脱险 10月31日(五) “阿拉伯之春”发源地突尼斯国会选举尘埃落定,年初主动交出权力的回教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不敌世俗派政党“突尼斯召唤”承认落败,还有风度地祝贺对手胜选,与埃及和利比亚宗教与非宗教势力水火不容局面有天渊之别。话虽如此,突国朝野对回教政党猜忌不减,民主之路暗涌处处。 突尼斯独裁统治者本‧阿里一一年一月中倒台,同年十月,该国举行独立以来首场民主选举选出立宪议会,温和派回教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赢得逾四成议席,成为首个于“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上台执政的回教政党,一度被奉为区内典范。 及后,该党因垄断制宪过程、挽救经济不力及纵容回教极端势力等指控声望大跌,它为免新宪难产,年初交权予专家临时政府。随着新宪诞生,周日按新宪举行之国会选举,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卷土重来第一仗。 最终,该党在二百一十七席国会取得第二多议席,比取得八十五席的“突尼斯召唤”少十六席。“伊斯兰复兴运动”呼吁在党总部外集结的支持者为民主庆祝,认为突尼斯是今次选举赢家,该党带领国家行至这一步已无遗憾。 “突尼斯召唤”以商人、工会和旧政权政客为骨干,领袖是现年八十七岁、曾于本.阿里时代担任过外长及国会议长的埃塞卜西。“伊斯兰复兴运动”选后主动示好,“突尼斯召唤”不领情,以“违反本性”为由坚决表示不会与对手联合执政,新旧两派争斗格局未改。 “突尼斯召唤”对“伊斯兰复兴运动”敌视依然,有其独特背景。去年七月,来自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免,兄弟会也随之倒台。不少人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领导人不见棺材不留泪,担心自己步兄弟会后尘才于年初主动让步交出权力。 也有分析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年初交权化解危机,力图留得青山在,让各方看清楚,即使由非回教势力上台,突尼斯经济和保安局势也不会立刻好转。突国民主选举圆满结束,回教与非回教势力仍你猜我忌,更炽热的政争或在后头。 入木三分 - 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 见死不救的政治与道德 10月31日(五) 中共虽然树了一个雷锋好榜样,但最早还是出于政治目的。 最近两条新闻,让人心情很不好受。
一个发生在长沙。10月27日早晨,闹市区迎宾路的人行道上,一老伯心脏病发作倒地,还做出按压胸部的动作,表情痛苦。但监控录像显示,33分钟里有49人路过,却无人过问、报警或急救。中间只有一男子盯着老伯看了几秒,犹豫片刻后转身离开,还三次回头看。直到第50名路人报警时,老人已不治离世。 另一个发生在苏州。一大妈雨天骑车,不慎摔倒在马路上,造成腿骨骨折。在10分钟的时间里,路过上百辆汽车和几十名行人,没有一人上前去扶她,甚至她对着围观者大喊“是我自己摔倒的,不会讹你们”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一名开车路过的小伙子,停车跑过来报警并扶起老人。 这种事哪个国家都有,应该属于道德和良心,或者简单的人性层面,一般和政治无关。但是在中国太经常、太普遍了,而中国和其他国家最不一样的就是政治。当接连不断地大面积发生在中国的时候,难道和政治无关吗? 过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是斗争,突出政治和革命,反对人性和人道。虽然树了一个雷锋好榜样,但最早还是出于政治目的。当年毛泽东和雷锋玩互粉,毛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雷回应: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曾经家喻户晓的学雷锋歌曲,和好人好事也不沾边,歌词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 后来把雷锋塑造成道德楷模,就是发现道德比政治更能吸引民众,特别是70年代后改革开放,突出政治转向发展经济引发了社会大震荡,更是需要一个道德楷模来教化民众,稳定秩序。但是这管用吗? 当年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把传统的儒家伦理破坏殆尽。政治不讲仁政,只有专政。连武训都批,百姓哪敢行善。革命、造反、批斗、揭发几十年,社会上没有仁义礼智信,家庭里缺失了温良恭俭让。 邓小平改革开放,虽然称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又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在具体实践中,就变成唯利是图,只认GDP增长。与此相适应的就是政治腐败,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一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应该由统治者确定并带头实施,从而引领整个社会风气。可是当官员大肆贪腐、锦衣玉食、享受特权,对上如巴狗,对下如狼狗的时候,能指望他们体恤百姓,积德行善吗?当城管打人、法官嫖娼、政府强拆民房的时候,他们会想着仁者爱人吗?当底层百姓为了生计而奔走,自己的医疗养老都没找落的时候,敢冒险救人吗? 中国有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但对公共医疗的投入却少之又少,包袱都推给了患者和医院,造成了百姓没钱看病,医院少收钱也没法运转的窘况。多少救人的纠纷,在高价的医药费前昧心、懊悔、冷漠。按说有了纠纷解决不了,就去打官司。可是司法不公,既可以政治干预司法,也可以为了经济照顾或社会稳定,做出罔顾事实的判决。 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官员和8800万党员,按比例来说,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员。难道上述两个案例中路过的众多人中,就没有一个党员吗?普通人觉悟不高,但党员道德高尚,关键时刻怎么也站不出来?当然最终报警相助的是党员也有可能。 风气至此,谴责谁都没用。自己在场,也不见得比别人更好。政治腐败、道德不管用,只好用技术弥补。老人应该配备一键式报警、急救手机。路人可以先拍现场或请人作证,再救助。交警或保安的监控既然能看到,应该及时通报、联络。有心脏病的,应随身带急救药。而长沙老人事发时晨练归来,只是手里提着包子。 皇帝的旧衣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 老领导写书巨富做慈善 10月31日(五) 近年老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兴起了一股着书出书热。
近日有消息称,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以2013年一年2398万元捐款额荣登《2014胡润慈善榜》,成了慈善家。当然他的身份是非企业家,捐款全部来自其所着《朱镕基讲话实录》和《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所得版税。听到这个消息,相信很多人会大吃一惊。
吃惊的原因,是退下来的老领导来钱太容易了。写几本书,一下子就拿到几千万元版税,相应会把中国的作家、学者气出一身病来。你板桌甘坐十年冷,写几本书,立志要藏之名山,但所得稿费或版税可怜,每本着作只有几千元、一两万元,不济的话可能要倒贴钱。可是朱镕基把自己的讲话整理一下,马上就拿到几千万元的版税。两相比较,就显出文化、学术在中国的不值钱。 这十年以来,老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兴起了一股着书出书热。以前主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退下来后,出版了《教育访谈录》、《李岚清音乐笔谈》两本书,其中《教育访谈录》总印数达到9万册。前总理李鹏出版《众志绘宏图:三峡日记》,据说短短3个月印数就突破10万册。原全国政协主席先是出版《学哲学用哲学》,卖得很好,于是在香港出版了繁体版,据说还销到台湾去了。 写书,让老领导们个个发财,而且是相当大的财,不是小财。李瑞环先后出版三部作品,共得版税3526.3万元。朱镕基出书两种,就得到2398万元稿酬,也不算少。据前副总理吴仪透露,她的年薪是10万元。就算李瑞环、朱镕基的工资比她高出一倍,两三千万元的收入,也得他们当上一百多年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才能攒够。写书,对于搞政治的人来说本是最无价值的事,现在却让他们做起了千万富翁。 老同志拿到稿费后倒没有搞私人投资,或者付予子孙,而是做了慈善。李瑞环的稿费全部捐出去了,其中一部分用于在其老家天津市宝坻区设立桑梓助学基金会,资助品学兼优特困大学生。李岚清用他的200万元稿费在母校复旦大学发起成立了复旦管理学奖励基金会,对优秀管理学家与管理专家实施重奖。 朱镕基捐出稿费2398万元,去年初以他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实事助学基金会,当年即向湘西自治州捐款100万元,用于设立义务教育学校特困学生的救助基金和坚守岗位、成绩突出的杰出教师奖励基金,以及3所学校学生营养改善、学校食堂设施改造。今年又在福建启动了一批助学项目。 对此,媒体马上歌功颂德,感恩戴德,把各种谀词堆砌在他们身上。比如赞他们“全心全意,公而忘私,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虽然不准备为家人留下任何东西,却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还有人说:“相信当今还有很多共产党员具有这样的精神境界。”老实说,这真的是有些言过其实。 和美国退下来的老领导比较一下,也许中国的老领导还是不错的。有外媒报道,希拉里-克林顿在离开美国国务卿职位之后的16个月中有至少1200万美元的收入。其中去年光是到8所大学演讲,演讲费收入估计就达180万美元,有人呼吁她捐出这些钱,希拉里回应:“所有的演讲费都捐给克林顿基金会。”但有人认为,钱只是从希拉里的一个口袋转到了另一个口袋。相比之下,中国老领导收到稿酬后全部捐献,非高风亮节而何? 承认“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在做事,但也不能吹捧过度。切忌头脑发热,切忌崇拜到五体投地,而要保持头脑冷静。实际上,对于老领导写书出书,中国社会很有检讨的必要。 老领导写书,书的版权到底归谁,其实是一个问题。老领导写书,并非自己苦心孤诣定主题、谋篇布局、精心选材、遣词造句,而是由公费秘书班子与出版社派出人员组成一个采访编写组,先对老领导进行采访、搜集文献资料,然后写作整理,听取老领导意见,再进行调整、修改和润色,最后由老领导定稿。这个写作班子算是一群捉刀人,但他们与老领导如何分配权益,不得而知。不难想像,参与其中的秘书班子职司为领导服务,稿酬、编辑费之类是决不敢要的;出版社派出人员也是公务在身,不敢将劳动化公为私,也不会收取酬劳。则老领导得到的巨额稿费,实乃一笔糊涂账,而非完全归属私人的权益。 导出书能够热卖,固因其书固有阅读的价值,但也充斥着中国官场潜规则。这些老领导过去位高权重,即使退下来也馀威犹在,人走茶不凉,一旦着作出版,他们曾经管辖过的某些部门、单位就会热心捧场。反正用的是公款,不捧白不捧。今年7月3日,《李鹏回忆录(1928-1983)》出版,在北京搞了个赠书仪式暨读者座谈会,中国电力系统几乎全部企业都派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既然热心参加座谈,岂会不热心买书?则所谓老领导出书,说得严重一点,实有腐败之嫌。 现在他们拿到稿费,争先恐后地设立基金会,做点慈善,也算是免生良心不安。过去毛泽东出版《毛泽东选集》之类,几十年间也拿到巨额稿费,到他1976年去世时有120万元之巨,这些钱据说原则上属于党组织。现在老领导们拿到稿费,便以私人名义创设了基金会,和毛泽东相比,他们倒未必特别地高风亮节。 况且老领导们由国家以最高标准供养着,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口袋里装钱,他们的子女通常又非常富有。据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报道,朱镕基之子担任中金公司首席执行官,2007年“赚了1700万美元”,而2006年是1000万美元。朱镕基之女朱燕来现任中银香港副总裁,收入想必也不菲。子女们个个赚大钱,老领导本人则由国家养着,兼做点慈善事业,这真是既发财又成“积善之家”。在13亿中国人中,真个是独享“完美人生”。 透视镜 - 牛白羽 中美政治学者 美国已经停止吃药 中国依旧药不能停 10月31日(五) 美东时间10月29日,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讨论结束后,美联储发表公开声明,在完成本月最后一轮15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活动后,将不再进行类似购债活动,这也就意味着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历时长达6年、前后多达三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QE)正式结束。 自美联储决定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来,全球围绕该政策的争议从来都没有消停,甚至于在美国国内,也不缺乏反对和质疑声音。但是,无论各界如何争议,美联储都没有放弃这一政策措施,而美国经济也受益于这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终于出现了难得的趋势性向好变化。 从主要经济指标看,美国的GDP增速,已经由2008年第四季度的下跌8.9%恢复到今年第三季度的增长4.6%,失业率也由2010年初的10%下降到当前的不足6%。考虑到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已经高度成熟的就业结构,这两项关键经济指标的变动,在一升一降间,已经说明量化宽松政策取得了预期宏观效果。 从资本市场来看,借助于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货币流动性和投资者信心指数增长,美国股市也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纽约股市三大股指持续走高,道琼斯和标准普尔指数连续多次创出历史新高,高科技板块的纳斯达克指数也创下多年新高。尤其是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自2009年的6626点上涨到17000点以上,增幅接近原来基数的两倍。 从财政收益看,大规模购债行为带来的连带经济效应,也为美联储和联邦政府带来了巨额收益。仅仅是去年一年,除了自己的经济收益外,美联储还给联邦财政贡献了超过889亿美元利润,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奥巴马政府捉襟见肘的燃眉之急。更隐形的财政收益则是量化宽松带来的美元贬值效应,因为美元的持续贬值,导致美债收益率降低,仅仅在美债支付上,美国就能合规减少支付全球主要美债持有国,如中国、日本、沙特等,累计达近万亿美元。 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溢出效应,给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在内的金砖国家和韩国等,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物价飙升,产业竞争力衰退,出口型企业获利前景变差。欧洲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在量化宽松政策冲击下,欧元在过去六年进入升值通道,欧洲各国除了工业基础较好的德国日子相对好过之外,其他国家都产生了相当严重的物价和失业问题,其中希腊等国更是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潭。针对美联储这种损人利己的救急货币政策,市场上有个形象的说法,就是美国生病,给全球吃药。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出了问题,美联储推出QE带来的所有好处都落到了美国政府囊中,但是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则只能被动承受由此带来的各种痛苦。 过去六年,为应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冲击,世界各国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其中中国的角色尤其值得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50%,中国能否抗住量化宽松政策的冲击,不仅对中国经济自身有重要意义,还决定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前景;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崛起又在改变着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中国能否在抵御量化宽松冲击的同时及时调整本国已经相当严重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不仅决定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还决定了未来亚太乃至全球的的地缘战略格局。 为抵御美国量化宽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特别是给出口行业和就业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政府在一期即推出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主要用于扩张政府投资,然而这个在迄今为止仍然在引发剧烈争议的强刺激救市举措还不是中国政府的最主要刺激举措。最主要的举措是在货币领域,从2009年开始,中国央行就开足了印钞机的马力,加快了印钱速度,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从数据上看,在金融危机尚未爆发的2008年,中国的广义货币存量还不到50万亿,金融危机爆发后,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货币存量就以每年十万亿的台阶狂飙突进。到中共十八大换届之前的2012年底,中国的广义货币存量已经达到了97.42万亿,这一数据是同期美国数据的1.5倍,或日本的1.7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都多出20万亿,而以同期GDP的规模对比,中国的GDP规模还不到美国的1/2,和日本基本处在一个量级。 和美国不同的是,因为人民币还不是国际货币,这些货币存量只能在国内被吞下消化。飙升的货币存量就这样迅速推高了中国物价,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房价的疯狂飙升,同时因为增量货币大多流向了社会强势群体和地产行业及金融衍生品等投资机构手中,普通民众并未得到多少好处,严重的腐败又使得官员可以透过基建投资获利,使得普通中国民众即承担着物价上涨的巨大痛苦,又承担着腐败恶化蔓延带来的社会不公痛苦。中国经济本来就有着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工厂实业本来是最需要资金的地方,民营企业对资金需求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也尤其重要,但遗憾的,这些超发的货币和政府的四万亿投资都没能流向这些本该流向也是政府希望流向的领域,反而使得这些结构性矛盾更为尖锐。 换届后,中国政府和央行审时度势,及时改变了原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从大规模刺激转为进行更谨慎的定向刺激,央行也逐渐减缓了印钞速度。但是,即便如此,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广义货币存量也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120万亿!这就意味着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版的量化宽松仅仅在货币上就增量发行了超过70万亿!以2008年到2014年期间的人民币兑换美元均价的最高点7元计算,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发行了超过10万亿美元!而在同期,美国的三轮量化宽松也不过才释放了四万亿美元!这里还必须注意到的是,美国释放的美元是流向了世界,中国印刷的人民币则都留在国内;中国的经济规模,即便在经历了六年的高速增长和人民币对外升值达到9.1814万亿美元后,也还只有美国经济规模16.7997万亿美元的不到55%! 现在问题是,经过三轮量化宽松,尽管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趋势性好转。而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步履维艰,内需拉动还远远不够,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疾病”并未得到彻底医治,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共政府还必须要保持一定发展速度,不久前中国政府还接连出台了相关措施刺激房地产等行业消费。而更无奈的是,美国当年实施QE活动,中国采取了加大货币供应等措施来对冲,今天美国的QE退出,因为美元升值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美元要流回美国国内,中国还是要通过曲线增加货币供应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流动性短缺。例如,2014年6月,抢在美联储可能宣布加息之前,中国央行提供常备性融资贷款5000亿人民币额度,近期又以同样的政策对银行注资至少2000亿到4000亿人民币,并进行抵押补充贷款融资、放松银根。 当年是美国有病,给全球吃药,中国采取了加大吞药剂量的措施应对。现在,美国的病已经基本好了,中国因为自身问题还必须要继续吃药治病。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龙吟大地 - 邓聿文 依法治国不是法治 10月31日(五) 中共四中全会决定已经发布,比起公报来,决定的内容更丰富。可以看出,中共确想在依法治国上有所作为,但我认为,决定虽在具体的制度建设方面有很多进步,可在关键问题上却采回避态度。 例如,决定一方面强调要依宪治国,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甚至设立宪法日和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另一方面却回避最重要的违宪审查机制,没有建立宪法法院或宪法法庭。 再如,决定一方面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法无授权不可为,但另一方面只是在行政机构建立该制度,对发挥主导作用的党权没有类似制度建立。 还有,决定一方面指要依法保障公民基本人权,但另一方面在列举重要领域的立法时,对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人权即言论、游行、集会、结社等却不包含在立法计划中。 判断依法治国是否得到真正重视有三个标准:一是确立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威,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二是为此要建立司法审查机制,以监督执政党和政府落实宪法和法律;三是将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人权通过立法具体化。以此对照,这次决定在这些问题上或回避,或避重就轻。 严格来说,依法治国不是法治,但大家看到中共强调要建立法治中国,把法治作为治国基本方式,遂想当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搞法治。其实两者有所差距。依法治国所“依”的虽也是法,但它暗含一个执法主体,即谁来依“法”治国,显然,这个“谁”在现实中只能是执政党和政府。对此,中共倒是没有回避。然而,若依法治国有一个握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它还是难脱人治之嫌。 而法治从字面上理解,至少没有这个执法主体,高高在上,持“法”治理,法治就是法之治,法律本身就是治理主体,执政党、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一样,在法律下都是平等的,否则就会演变成你是治理主体,我是被你依“法”治理的客体和对象。这是需要分清的。 正因从本源意义上讲依法治国不等同于法治,要想从依法治国过渡到法治,就必须要依法治权、依法限权。若不对持“法”治理的主体限制其权力,那法律势必会异化成党同伐异或对群众专政的工具,依法治国就变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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