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玉灿与“觉醒”连载之二

                                        作者：张泰泉
    （本文刊于《萧玉灿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 

     

       本文张大勇先生作者近照

     （接上期“之一”）
    
        后来，我们代理的国际书店中外文期刊的数量也获得意想不到的发展，即便印尼文的期刊也超过了印共“革新基金会”的销量，这进一步引起了国际书店代表的极大兴趣，他很想亲身知道这个“秘密”。有一天，他亲自来到“觉醒”办事处，亲眼观看了摆放着“觉醒”出版和代理的各种图书的书柜，也具体了解了代理和发行部同事的工作以及在他们桌面上放着的代理和订户卡片，还看了仓库和天井处的厨房。当年为了改善同事们的生活，我们自己搞了个食堂，实行员工午餐吃饭不要钱的制度。为了让他体验同事们吃的饭菜，笔者请他一起用饭，这位国际书店代表也很随意，一口答应下来，笔者也没有特别加菜，只是叫一位同事到附近街边买回一包“加多加多”给他品尝。没想到，他吃了觉得很开胃，还说好久没尝到这种风味了。笔者想，这顿具有印尼特色风味的饭菜，一定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有朋友说，如果不是发生了9-30事变，“觉醒”和萧的合作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想补充的是，“觉醒”和国际书店的合作，也必定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我们之间就在雅加达最热闹的新巴刹（Pasar Baru）地带开办一家书店的事，不仅达成了共识，而且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外，当年，他原打算邀请笔者再次到中国访问的，因笔者工作忙不能分身为由而作罢。

                   觉醒文化基金会是团结友爱大家庭
        上面说过，觉醒文化基金会改组之时，萧先生表示自己不再担任主席。虽然如此，他实际上还是“觉醒”整个机构的领导人。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们都会向他请示。后来“觉醒”的文化事业取得很大发展，条件好了，自己内部办了免费食堂，每年除夕，我们也在“觉醒”办事处搞新年联欢聚餐，萧先生、威尔多约主席、林群星律师等觉醒文化基金会的领导成员都必定应邀参加。他们和觉醒数十位同事，上上下下，同庆新年，其乐融融。

        笔者还记得，当年国胜兄还要求在“觉醒”办事处为他举办一场婚礼。其时，他虽然已不在“觉醒”工作，但还经常来觉醒看望同事们，而且继续尽自己的能力为“觉醒”做事。上面提到，他曾为“觉醒”编了四本《印尼歌曲选》，不但分文不收，而且还要为这四本歌集的每首歌用工整清晰的钢笔字誊写纸版，以便拿去做成电版付印。他和觉醒的关系仍然如此密切，因此，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

        那一天，道贺的嘉宾满堂，萧先生来了，威尔多约主席、林群星律师也来了，还有其他什么嘉宾，我已记不起来了，“觉醒”数十位同事全都来了。由此可见，“觉醒”真正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而且，萧先生无论政务多么繁忙，“觉醒”自己有什么盛会，他作为“觉醒”的大家长，只要不出差，都必定到场。当然，对于国胜兄来说，他当年的婚礼，热闹，隆重，有那么多领导和同事捧场，应该是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除此之外，当年“觉醒”为了丰富全体员工的文娱生活，还定期在翁福琳先生在快乐世界附近的住家大厅举行电影晚会，主要放映由国际书店代表提供的中国电影。除了自己的员工，我们还邀请了觉醒的支持者和个别友人观看。这些影片不仅内容健康进步，而且很多是新片子，有些甚至是未曾公映的。

        不过，能够体现觉醒文化基金会是一个团结友爱大家庭的事，不仅仅限于上述这些方面，而且体现在“觉醒”内部自己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上。例如，“觉醒”在1960年代初有了一部车，一部“觉醒”历史上仅有的公车。这部公车是李希田叔叔李礼鹏和夫人送的，是他们出钱由我们自己去二手市场去挑回的一部二手车。这部车子很实用，跑印刷、跑邮局、送书、采购免费食堂的食物和蔬菜等等公务，全靠它，用了几年都没有坏，直到9-30事变期间，我们还用它到邮局装运了大批书籍。在这方面，觉醒严格执行了公车不能私用的规定。

        再如，在薪酬制度方面，我们的薪酬水平比华人文化机构如《生活报》，大大不如，更不用提新报集团了。不过，比起当地印尼左派文化机构则绰绰有余。这种情形，引起《生活报》黄联山经理的关注，他曾数次通过当时在该报机构工作的余柱业先生的夫人曾爱善转告笔者，要我们郑重考虑他提出的加薪建议。为此，觉醒内部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后，决定按照当时印尼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现实情况，给全体员工加薪，办法是高层职员只能加两三个百分比，中层的高些（约10%），低层的最高（约15%），同时为了鼓励员工长期为“觉醒”工作，还决定设员工服务奖，并从《觉醒周刊》创刊第一年追算起，每年有若干盾的奖金，不分职务高低。

        有趣的是，当年除了笔者是创刊时期的员工外，还有一位在创刊时就已在发行部工作的印尼人员工。他叫Endun，亲历了觉醒几起几落的发展过程。通过他，我们吸收了许多他的亲友到发行部工作，需要的报童也由他介绍和领导。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耍赖或耍滑头。他虽没有明显的政治取向,但对“觉醒”忠诚老实，手脚干净，比起“觉醒”内一些左派活动分子,一点也不差。9-30事变发生后，在大势已去，“觉醒”被破坏前，我们当机立断，决定自动解散，同时决定给所有员工发放等于一年工资的遣散费，以便让他们出去后或另找工作，或自己做点小买卖。几年后笔者从志华那里了解到，他们生活已有着落，不过，都还期待着我们可以办些其他事业让他们做，并保证一定会帮忙掩护我们。看来，他们都不知道，这一次任谁都无力回天了。

        “觉醒”这一次的加薪办法，实际上也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发明的，而是笔者在翻阅中国著名新闻界老前辈邹韬奋回忆录时发现的。邹老前辈在其中一篇记述中谈到，中国当年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由于局面动荡，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以致民不聊生情况严重，他所主持的大众书店业务也大受影响，员工日常生活异常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给员工加薪，但如果实行平均比率加薪的办法，势必造成高层员工的收入比中下层高很多，而且差距会越拉越大，这必将造成不平等，难于团结员工，同心协力，共度时艰。

         笔者把邹老前辈的宝贵经验介绍给大家后，得到大家支持，同意照办，只是增加一条工龄服务奖，以鼓励所有员工为“觉醒”事业努力工作，坚持到底的精神。如今回过头看，这个经验和实践，对比起当今社会所实行的职位越高，加薪幅度就越高的所谓高薪养廉制度，应该说对人类社会的公平和进步，对贫富差距的缩小，对有效防止特权阶层的产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邹老前辈有一句名言，自己光溜溜的来到世上，也准备光溜溜的走（大意如此），对每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也是非常值得借鉴的，笔者以为。

                

                    光荣和成绩属于大家
         今天，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印尼国内国外形势翻天覆地的巨变，《觉醒周刊》和觉醒文化基金会的历史离我们虽然已经越来越远，但值得引以自豪的是，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受到怀念和肯定。笔者从网上看到，现今许多印尼的新闻界朋友和当年的小读者，都纷纷著文怀念她，赞美她；过去侨界的朋友也不惜花钱在收集当年《觉醒周刊》的原版刊物，以重现她的“真面目”；展湖兄临终前也曾对笔者说，有西方学者也很想研究他本人和“觉醒”在促进印中两国文化交流和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所做出的贡献。可见“觉醒”的历史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中国有句话说：真金不怕红炉炼。金子就是金子，不怕后人评说！！

        正如前面提到的，“觉醒”能够在印尼华人报业和图书出版史上独树一帜，而且时至今日能够得到许多印尼有识之士和国外学者、专家的肯定，首先是跟萧先生个人及其代表的进步事业和主张分不开的，跟其他值得我们尊敬的各位老前辈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的前进道路分不开的，跟全印尼的各地华界头面人物和许多热情的作者、读者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跟司马文森文化参赞和国际书店的代表所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最后是跟觉醒全体同事，上上下下，团结一心，不计辛劳，勇于进取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没有这一切，觉醒要取得这种发展和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有一个深埋笔者心中的秘密，想借此机会向大家披露。记得那是60年代初，司马参赞临回国前曾约见笔者，谈起他对“觉醒”的评价时，出乎意料，他居然对笔者说，前不久负责外交事务的张闻天前辈曾来印尼巡视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并曾对他谈及印尼华文新闻出版事业。张闻天曾赞赏说，“觉醒”办得不错，内容丰富，立场鲜明。对了解和认识印尼，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刊物。     

         笔者听了司马参赞这么说，自然非常高兴，深受鼓舞。因为张闻天在中共领导层也是一个举世闻名的重要人物，笔者50年代初在新加坡当地下小学教师时，就曾读过《整风文献》里他以笔名洛甫写的一篇论文，留下深刻印象。事隔几十年后，笔者才知道他在1930年代红军长征路上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曾被推选为中共总书记。尽管他在50年代末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打成右派，从此仕途暗淡，但笔者从来不掩饰听了他对“觉醒”的评语后，内心深处一种“受宠若惊”的感受。

       不过，这个秘密，笔者当年只能告诉几个顶头上司知道，如今是时候在纪念“觉醒”的领导人和导师萧玉灿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把它公开出来，以便让仍在世的“觉醒”同事和萧先生的家人以及其他关心“觉醒”事业的新朋旧雨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来分享笔者深埋数十年的这份喜悦了。

 

      “觉醒”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还体现在“觉醒”内部主要领导人，都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和成长起来的，甚至到了60年代还经过觉醒内部全体同事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而产生的。这件事仍活在世上的“觉醒”同事，想必都还有印象。这是值得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正如上面所说，“觉醒”存在的十二年能够取得令后人如此怀念和赞扬的成绩，也是跟“觉醒”内部的几位多才多艺的优秀同事的努力分不开的。

         首先要介绍的是：陈蒙洲。他原来是新加坡上海书局老板陈岳书的公子，幼年时深受流亡到南洋活动的抗日著名文化人胡愈之等的影响，求学时在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华侨中学校园又受到马共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会的教育和影响，积极从事公开和秘密的反英反殖活动。英帝特务为了向他家敲诈和迫害，故意栽赃陷害，出了当年最高赏格10000元叻币（当时新马通行的货币）要通缉他。

        他出身于书香世家，虽然只读到高中一年级，但他的文化修养和理论造诣都相当高，加上他善于学习，头脑灵活，政治嗅觉敏锐，他放下在先达的教鞭之后来到觉醒，就开始由他主持“专论”的栏目。他直接翻阅印尼文报刊，收集各种资料。下笔时，文思泉涌，一泻千里，想收都收不住。每星期三到他寄宿的地方拿稿时，他经过一夜奋战的专论就放在门缝里等着我们去取。数年如一日，直至他后来离开觉醒从商。

         从商后的他，一直跟“觉醒”保持密切的联系。在笔者于1959年4月底至1959年10月初前往中国期间，他还协助李希田主持周刊的编辑部工作，并对笔者此行应写些什么稿件寄给“觉醒”发表，出了一些题目，例如，他要笔者一定要去访问胡愈之老前辈，特别要他谈谈流亡印尼的经历和有关郁达夫遭到日寇杀害的经过。更重要的是，他长袖善舞，在商场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在经济上、物质上都给了“觉醒”很大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和支持，觉醒文化基金会的出版事业要想取得那么大的发展和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是难于想象的。他才艺双全，风流倜傥，见义勇为，是一个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人物。

        第二位是张连忠（原名张荣任），沙捞越人，青少年时期在古晋接受过中英文教育，并投身于进步事业，一度是沙捞越解放同盟的主要负责人。1955年来到雅加达参加《觉醒周刊》编辑部工作，经常负责撰写社论和国际时事评论，并负责翻译苏联《新时代》 的国际评论文章。1956年亚非学生会议在万隆举行时，他曾奉命作为特派记者参加和报道会议的盛况。

       他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但因为身材比较矮小，样子年轻，“觉醒”的同事都叫他小张，他也欣然接受。小张的知识渊博，理论水平、英文水平、写作能力都相当高，加上独立工作能力强和斗争经验丰富，对“觉醒”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写的和翻译的文章和评论，也深得好评。他对觉醒的贡献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第三位是笔者老乡陈展湖。正如开头曾说过，他是1955年之后受陈蒙洲的影响，来到“觉醒”参加工作的几个先达人中之一。他初期的工作，主要是介绍印尼文化动态和风俗民情的资料，后期还兼任《共和国报》记者。1960年初发生芝马墟排华事件时，笔者曾陪同他到那个地区进行采访。1960年代他主持觉醒文化基金会编辑部工作时，他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他除了编写《印尼语语法初步》以及先后翻译了《鲁迅小说选》、《青春之歌》（ 杨沫著）之外，还负责翻译了世界经典名著的连环画文字和越南《南方来信》。他当时使用的笔名是Shannu。

        9-30事变发生后，他提出回中国解决长期来一直困扰他的婚姻问题，同时为了参加《毛泽东选集》印尼文版的校阅工作，在蒙洲的经济支持下，于1966年前后回到北京。之后，他还以印尼语专家身份，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一些外国学者和专家，知道他过去在印尼从事新闻和文化事业后，都与他建立联系，期望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过去“觉醒”的新闻出版事业及其在印中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

 

        笔者在几年前终于与他重逢。他几次从北京下来深圳与我们见面。有一次他的爱人南风也来了。我们还一起到香港去探亲访友。遗憾的是，我们来不及深入讨论如何把“觉醒”的历史整理出来的时候，他于2012年12月4日因美国家里电脑没有安装华文软件，写了一封印尼文电邮给笔者说，他刚从医院回家，几乎死去，他因受破伤风感染肾功能已经衰竭。现在必须洗肾（透析）。如果肾功能得以恢复，他可以多活几年。如果不行，他将会在美国逝世了。2013年1月17日，他又给我一封简短的电邮说，他的健康状况尚无改善。肾功能看起来没有实质性进展，这就是说，他需要终生洗肾，除非进行换肾。没想到，这竟是他的绝笔信。2013年1月23日传来了他的噩耗，笔者心中的悲痛无法形容，笔者不敢在朋友面前提起他的逝世，也不敢提笔写文章悼念他。因为笔者知道，自己难于承受内心的悲痛。笔者只是打了电话，向他的爱人南风表示哀悼和慰问而已。

         第四位是廖荣胜。他是道道地地在雅加达长大并在当地新华学校接受华文教育的年青人。如果没记错，他是由李希田介绍来《觉醒周刊》工作的。他热情肯干，善于钻研和学习，文笔通顺，印译中能力提高很快，后期苏加诺总统的演说和其他一些重要文章都是他翻译的。“觉醒”停刊后，觉醒文化基金会的图书出版工作尚未走上轨道之前，新华社驻雅加达办事处也曾请他过去帮助翻电讯和文件。随后，他回到“觉醒”后，在编辑部协助展湖编撰印汉词典以及其他编辑部的工作。他自己编了一本《印尼简略语词典》。笔者和爱人有幸于1990年代与他们夫妇重逢。他亲自驾车接我们一伙人到印尼餐厅用饭，不过，他说话声音有点异样，原来他不幸得了喉癌，做过一次手术，刚恢复过来一阵。据他的爱人说，他也曾到过中国求医，效果不大。我们大家对于这次能够重逢，都感到很高兴和幸运。

        遗憾的是，几年后却传来他的噩耗。所幸的是，他的女儿们都已长大成人。他的爱人慧群，也是“觉醒”的同事，地地道道的雅加达人，原来在班芝兰巴刹卖菜，后来当手民，随后被吸收来觉醒发行部工作，最后在财务部负责出纳，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女同胞，办事和做生意的能力不让须眉。

        第五位是邓锦松，我们大家都叫他小邓。他的老家在西加里曼丹离坤甸约数十公里的东万律农村。在坤甸接受中学教育。后来到雅加达寄居在他姐夫家，帮助其管理手民工作。其时，“觉醒”从统一印刷所搬出来初期，《觉醒周刊》就曾经由他姐夫承印，编辑部一度也曾在他姐夫家办公。后来，由于“觉醒”销量急增，他姐夫的手摇印刷机已无法承印，“觉醒”决定把他和手民部的几个女同胞都吸收进来。小邓来到“觉醒”后一直协助志华主持发行部工作。

        小邓工作踏实，任劳任怨，极端负责，得到大家的信任。大约于1963年，我们决定在坤甸开办一家名叫“莎莉娜”书店时，他奉派去那里负责整个书店的业务。他尽心尽力，配合当时的形势，把书店办得有声有色，从最初的“门可罗雀”变成后来的“门庭若市”。据黄联山老前辈告诉我，当时《生活周报》的销量，“莎莉娜”每期代理四千份左右数量，是全印尼的代理中最大的一家。为此，黄老前辈有一次特意请笔者到快乐世界的一家餐厅就餐，表示谢意。

       1965年9-30事变后，“莎莉娜”书店自然成了暴徒们的攻击目标。幸好被抢掠一空后，小邓等的人身安全没出问题，书店也还来得及转手。他们在暴乱面前，镇定从容，勇敢面对，在处理好善后的工作后，都陆续撤回雅加达。小邓还把书店转手后所得分文不少带回来交给笔者，“觉醒”同事的忠诚老实，由此可见一斑。

       第六位是张志华，笔者的堂弟。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并没有上中学。1953年笔者返回先达时，他就在家父店里打理店务。他的中文和印尼文都是靠自学成功的。他也是受蒙洲影响一起来到雅加达参加“觉醒”工作的。他在《觉醒周刊》时期，主要负责管理发行部工作，同时还负责编写“印尼风光”的栏目。他为人随和，勤奋工作，能够团结员工，也会用人，做事很有条理。

萧先生派我们五名干部到棉兰协助张希石先生创办《希望日报》时，他也是其中一人，主要负责建立该报的经理部和发行部，并负责吸收和培养当地这方面的人才。在《希望日报》走上正轨大约半年后，他也回到“觉醒”总部，继续负责基金会的经理部。“觉醒”的发展，跟他善于打理内外一切事务工作的本领，也是分不开的。1965年9-30事变后，他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至觉醒文化基金会最后不得不自行解散为止。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爱人阿玉，也是觉醒的同事，原来也是一名手民，参加觉醒后一直在发行部工作，极端负责。她跟志华结合之后，在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难。不幸的是，她敌不过癌魔折磨，在80年代就离开了人世。

        最后，要提到的是，在《觉醒周刊》中后期，为了加强领导，“觉醒”内部建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笔者是小组的中心，其他成员有李希田和叶赛珍。到了基金会时期，小组成员随着工作需要，也有所增加，如上面提到过的展湖、志华等。这里就只介绍希田和赛珍。

       他们俩跟笔者一样，原来都是在新加坡读书的年青人。希田是新加坡一位开明富商的公子。他也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华侨中学学生，比笔者低一年级。1951年8月，英国殖民当局为了打压校园内的进步活动，派遣特务和警察到学校来抓活跃分子的时候，我们都不愿被其逮捕，偷偷地从学校逃走了，从此学业中断，被迫转入地下。他辗转来到雅加达，1955年参加“觉醒”工作。由于家境较好，请了一位印尼人老师教印尼文。他相当聪明，头脑灵活，积极努力，很快就学会了印尼语。苏加诺的国庆演说和萧先生每周的“国会通讯”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演讲和文章，随后几乎都是他翻译的。他后来还介绍了几位新华校友来“觉醒”工作。其中一位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廖荣胜。

         1964年华文版《忠诚报》筹备创办时，欠缺人手，有关方面要求“觉醒”派人支援时，就是由他率领一批人过去的。随后，印尼华人代表人物黄自达当上苏加诺政府的国务部长时，黄曾任命他当助手，他，可说是一位传奇人物。

        叶赛珍原来是新加坡南侨中学的一位学生。她很早就转入地下，参加抗英活动，为了工作需要，当过女工和职业家庭妇女。她来到印尼后，早期曾帮助写写影评，正式参加工作后，也曾编过“青年园地”栏目。后期主要负责管理财务部门，包括周刊、《共和国报》和基金会的财务工作，以及处理内部免费食堂的烦杂事务。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于公于私，都经受过严峻考验，对自己的过去无怨无悔，乐观通达，坚持不渝。

         以上介绍的都是“觉醒”的骨干，“觉醒”的成就自然离不开他们的辛劳和汗水，更离不开他们在工作上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笔者想强调的是，也离不开中下层员工的努力和奉献。他们中许多人所受教育不高，不是手民出身，就是杂工或报童出身。他们参加“觉醒”工作后，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和进步，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觉醒”是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同事们之间平等相待，互助互爱，奋发图强的精神，令他们终生不忘，而且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引以自豪。

               

           笔者与萧先生的情谊
         从上面所介绍的故事里，大家也许已知道，笔者与萧先生的交往，不仅时间长，而且感情也很深。笔者从一开始，对他的各项主张，特别是他呼吁所有在印尼出生的华人应该加入印尼国籍，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祖国，跟印尼人民一起，为争取印尼的真正独立，为印尼的经济建设，为争取华人的正当权益和促进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而奋斗的主张，非常投缘。在个人关系上，萧先生始终表现出对年青人的厚爱和信任，他本人的一股魅力也始终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进。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表现，也很关心我们的终身大事。可惜的是，我们几个都另有所属，没能令他达成当月老的心愿。

       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4月当笔者把自己准备回中国迎娶爱人回印尼的私事告诉他之后，他毫不犹疑地答应给予协助。其时，他的一位密友任印尼驻北京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写了一封便函要我带给这位代办，请代办协助笔者爱人获得一本回印尼的护照。最后在各方帮助下，笔者才能完成这个心愿，相当顺利地跟爱人一起返回印尼。这件事在当时，不论从印尼或中国角度来看，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回想起这件事，更令笔者感到萧先生对我们一家人实在是恩重如山。

        1965年9-30事变后，笔者曾与志华一起去看望他。没想到当我们到达他家时，他家客厅外面已经坐满了一群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头面人物，如吴银泉、林群星等。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安全。笔者还依稀记得，他对大家说，他很安全，不会有事的，请大家放心。此后，局势急剧逆转，情况不妙，我们也被迫转移，直到1969年底，笔者遇到一位友人时，承他告诉我，他被关押在雅加达的一个军人拘留所里，曾见到萧先生也关在那里。不久之后，因为人满为患，他们被转移到其他普通监狱，就再也没见到萧先生了。

        1972年初，笔者来到北京时，中联部秘书长张上明曾接见笔者。在谈话中，张秘书长非常关心萧先生的情况。笔者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上述情况告诉他。至于萧先生后来的情况，因笔者于1970年就已离开印尼，无从知道了。

       大约1981年8-9月，笔者打算出香港时，再次来到北京。中联部在北海公园仿膳设晚宴给笔者一家人送行，而且邀请了我们的陈平总书记也来参加。当笔者一家人抵达时，出乎意料，中方人员告诉笔者，萧玉灿先生来了北京，现在中方就在隔邻设宴款待他，并问笔者想不想见他。在当年，不论从中方和组织的外事纪律角度来看，以笔者的地位来说，这是一个不允许笔者擅自作主的难题。更何况陈平总书记正在赴宴途中，很快就会到达，笔者也应该在场迎接。在这种情形下，笔者只能婉拒中方的好意。

后来笔者才从萧先生的公子忠仁写的《萧玉灿传》中获悉，1981年9月，萧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姬鹏飞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参加庆祝十一活动的。当时他由于被苏哈多军人政权关押了十多年，身体衰弱，患有严重心脏病和高血压，左眼视力模糊，但他于1981年10月25日返抵荷兰不久，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又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写文章作报告，结果，他在11月20日应荷兰莱顿大学邀请，向印尼学者和专家做报告前几分钟，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这个终身奋斗不懈的世界，享年67岁。可以说，笔者在那一年本可与这位笔者所崇敬的导师和恩人不期而遇的，却因上述原因而失之交臂，令笔者内心一直深感愧疚，深感有负于他。

         今天，适逢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导师和恩人已逝，笔者也只能以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学习他的思想，宣传他的各项进步主张，来怀念他，纪念他了。

           不过，笔者坚信，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印尼，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印尼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子深厚，而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异常丰富，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地缘政治天成，她在当今世界的战略地位，是无可代替的，是大有前途的。

         笔者同时坚信，经历了先辈们长达一世纪的流血牺牲和艰苦斗争以及长达32年的黑暗统治的印尼及其人民，也一定会完全苏醒过来。印尼各族人民一定会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当自己国家的主人，为建设一个萧先生所期盼的没有种族歧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公正繁荣、民主富强的印尼社会而奋斗不息的！！

                            初稿于2014-9-15

 

补遗：
        1.《觉醒周刊》时期，经理部和发行部一直在“统一印刷所”二楼办公，到1959年底停刊后才搬到《共和国报》的印刷所楼上。编辑部则随排版和承印的人或公司有所改变。在1956年后，根据记忆，是固定在槟榔厦的承印“觉醒”的振源印务公司楼上上班，楼下是排字、校对和印刷地方。编辑部每周六讨论下期周刊内容的例会就在这里举行。说来也很有意思，开完会之后，我们回家时，都会路过附近一家广东人卖叉烧面的食摊，这时不知哪位起哄，要陈蒙洲请大家吃叉烧面，蒙洲面无难色，慨然答应，就这样我们几个编辑部的同事开完会后，偶尔也能吃上一顿当地美味的叉烧面。

      2.正如内文所述，《觉醒周刊》创刊初期，发行部和一切经费都由萧先生创办的《星期日信使》周刊负责。1955年后则由“觉醒”自己负责。“觉醒”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广告人员每年两次到印尼各地和在雅加达招募“8-17”印尼国庆节和新年元旦的祝贺广告获得的。商业广告几乎没有。另外随着刊物销量日增，收入也不断增加。《觉醒周刊》可说是在印尼广大读者和华界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基本上是依靠自力更生和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发展起来的。

      3.内文谈到，萧先生对印共在处理陈粦如和阿里明问题上是有所不满的，但《觉醒周刊》上先后发表过从印共杂志《红星月刊》翻译的批判陈粦如和阿里明的文章，他从未表示什么，足见他有一种政治家能够包容不同意见的豁达大度的气量，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与许多政治上不同流派的头面人物打交道的原因。

      4.蒋帮特务分子对《觉醒周刊》的忌恨，还表现在他们以鼠辈的伎俩写“匿名信”警告我们，上街会遭到暗害！？

      5.觉醒文化基金会后期，在《生活报》经理黄联山老前辈的关心下，给全体员工加薪同时，也决定每月给员工发放若干免费粮油。此外，由于蒙洲当时经营出入口生意，他除了在印刷纸张方面，而且在布匹方面，也不忘分给“觉醒”大家庭成员“享用”。非常可惜的是，当笔者80年代来到香港时，斯人已逝，痛哉！哀哉！

        6．诸位对内文有进一步兴趣的话，笔者不揣冒昧建议参考以下几篇材料：

一、《忘不了的岁月》有关文章，主编：黄书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二、《觉醒周刊》主要负责人张泰泉（李卓辉编著《赤道火花自强不息》第68-78页）；
三、地下航线解密（《深埋心中的秘密》，第16-95页，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出版）
四、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内安法下的忠魂》第109-221页，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出版）；
五、怀念学长和战友詹忠谦同志、星抗盟对砂拉越革命运动的影响（《砥柱止中流》第34-59页、第84-96页，香港足印出版社出版）

                               完稿于2014年10月6日星期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