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讯（第94期）

我的父親吳石生是老一輩先達人所熟悉的公眾人物。他一向熱心公益，畢生為先達的民主愛國事業奮鬥，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葉起，父親就為支援祖國的抗日戰爭而積極參與、發動先達華人同胞的募捐活動；抗戰勝利後，從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期，他為建立先達華僑總會，推動總會的工作而殫精竭慮，數十年如一日。
我的父親于上世紀初，當他還是花季少年時，就隨我的祖父飄洋過海，來到蘇島先達定居。為謀生計，他年紀輕輕，挑着貨擔，走街串巷，足跡遍及城鎮郊區，販賣一些日用品。經過數年的胼手胝足，辛勤勞作之後，父子倆掙足了錢，便在榴槤街開了一家食雜店，取名為《建南興》。我就出生在這家店裏。當我長到兩歲大時，由於交不起荷印當局的苛稅“人頭稅”，祖父和父親決定把我母子和姑媽吳麗娟三人送回國內龍岩老家。兩年後方把我們三人又接回印尼。其間店裏生意開始興旺發達起來，家裏經濟狀況也大有起色。
煥發愛國熱情，投身抗日募捐活動戰後積極參與籌建華僑總會
在祖國爆發全國抗日戰爭以後，父親和先達愛國人士一起，積極回應愛國僑領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的號召，在先達發起了愛國募捐活動，以支援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經常和同伴們手持寫着抗戰募捐的小旗，分組沿街挨家挨戶進行宣傳，動員僑胞捐款捐物，支援祖國抗戰，不僅獲得了廣大僑胞的支持，收穫甚豐，而且父親及其同伴的愛國熱情也感染了僑胞們，贏得了他們的高度讚譽……
二戰結束後，印尼的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與此同時，蘇島華僑社會也掀起了民主進步的浪潮。在巴人等革命先驅者的指引下，各地民主進步人士紛紛建立起青年、婦女、職工、工商等群眾組織。但仍需要建立一個能領導民主進步運動的統一組織，這就是“華僑總會”。經協商與醞釀，不久在先達也成立了“華僑總會”。
父親積極參與了醞釀成立華僑總會的過程。華僑總會成立後，父親擔任總會的財務工作。總會的經費主要來自各大商家的認捐。據我所知，父親和他的同鄉好友陳失因每次認捐的數額都不小。總會的經費開支都要經過他的手。諸如中華學校等華人學校、養老院等公益機構的經費，都經由他的手發放。
父親秉性耿直，急公好義，口直心快，往往不顧情面，容易得罪人。記得有一次，父親跟總會財務部的另一負責人發生了激烈爭吵。起因是一筆公款支出的問題。兩人因而鬧得沸沸揚揚，結果在總會諸領導的調解下，此事終歸了結，兩人和好如初。
與巴人、宋涼贊等人的密切交往，積極掩護“反法西斯同盟”的戰士
1942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侵入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蘇東時局動盪，為了避難，父親在日軍到來之前，在離市區北部二十來公里處——馬達人村莊附近租了一塊地，蓋起了兩座木屋。日軍侵佔先達之初，父親便帶着我們全家遷往那裏暫住。同時還動員自己的堂兄弟、堂姐三家和同鄉好友陳並會一家人，也前往那裏避難；加上我家總共近二十口人擠睡在一座木屋的通鋪上。
這個馬達人的村子叫泗拉巴耶村，村旁隔着一片小樹林，木頭住房都蓋在一條水流湍急、清澈見底的小河旁。河對岸是一排排蒼翠的參天大樹，經常有一些大猩猩攀爬在樹枝上，虎視眈眈地俯視着樹下的一切。一見有人在河邊洗衣、洗澡或挑水，猩猩就吱吱大叫，試圖警告人：這裏是它們的領地，任何人不得入侵！
九·二O事件發生後，宋涼贊、伍煥沾和李國海，為了躲避日軍的追捕，經父親建議，躲藏到這個村子來。幾個月後，巴人先生和劉岩先生也轉移到這裏了。
有一次，我和麗娟姑媽隨父親到村裏看望這三位“反法西斯同盟”的戰士。到那裏時，只見巴人一人在菜地裏勞動。李國海正從河裏挑水上來澆地，只有宋涼贊一人在屋裏油印材料。麗娟姑帶我進屋去找宋涼贊，父親則留在外邊跟巴、李二人攀談。姑姑和涼贊的愛情就是逃難在泗拉巴耶村時建立起來的。
泗拉巴耶馬達村裏沒有收音機，更不可能在那裏油印。反盟的組織非常嚴密，“前進報”是單線傳閱，不是分發。日本投降後頭一個月在先達每天晚上收聽廣播，記錄新聞。第二天由王謙宇刻鋼板。
二戰結束後巴人、宋涼贊等人繼續為促進華僑社會的民主進步和團結，
支持印尼的獨立鬥爭而奮戰
日本投降後，宋涼贊等革命戰士從“地下”走出來，回到了先達市，投入到為促進華僑社會的進步，支持印尼的獨立，支持祖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鬥的工作中去。
先達的民主進步勢力接管“中華學校”後，鄭子經先生和大批革命進步青年都到學校裏來教書。宋涼贊擔任初中一年級的級任，第二學年，宋涼贊因工作需要調到棉蘭去。沒有人接替他的工作。總會的負責人特地商請巴人先生出馬，擔任初中二年級的國文教師（當時是全校最高的年級）。巴人先生教學方式獨具一格，具有鮮明的特色。他要求學生自己閱讀課文，有問題先記下來，再帶到課堂上向老師提問。就這樣，他把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都充分調動了起來。
巴人講解課文也不是就事論事，僅限於課文內容，而是旁證博引，向我們介紹了許多相關的問題和知識。讓我們瞭解了許多聞所未聞的事件和著名人物的軼事。大大擴大了我們的視野，提高了我們的思想境界。巴人經常鼓勵我們多閱讀、勤動筆。他佈置我們每週交一篇作文，並經細緻批改後還寫下評語。
在先達太子街“職工會”的大廳裏，有一個時期，巴人每週都要舉辦時事報告會，向聽眾報告當前的國際形勢和中國國內解放戰爭的形勢，使聽眾對當前的形勢有一個全面的認識。這是從報刊等媒體上無法獲得的知識。
荷蘭殖民軍占領先達後，由於反動派的惡意舉報，荷蘭當局逮捕了巴人。第二天當我們正要上課時，一位同學氣喘吁吁地跑來說，他看見巴人被荷蘭人抓到火車站前做苦工了……同學們一聽忙向火車站蜂擁而去。火車站離學校不遠，當我們跑到那裏時，只見站前廣場上有一群人在搬運木箱等物品，其中就有巴人，周圍幾個荷槍實彈的士兵在監視着他們。
巴人正在默默地搬着木箱，表情泰然。看見同學們，他微微一笑，算是打了個招呼，又繼續埋頭幹活。幹完活，日本兵把巴人等押上卡車運走了……過幾天，巴人和國海被押解去棉蘭關在集中營，不久就被荷蘭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驅逐出境了。同學們既感到無比憤慨，又為失去一位良師益友和優秀的政治導師而惋惜不已。
宋涼贊踏上革命的新征途
宋涼贊在中華學校執教一年後，因工作需要，他被調到棉蘭《民主日報》社去工作。這時，涼贊和姑媽麗娟已經建立了戀愛關係，涼贊離開先達去棉蘭，麗娟姑媽依依不捨地送別了心上人。
宋涼贊被安排在報社的宿舍裏。這座宿舍起名民主樓，擁有二三十間寢室。包括邵宗漢在內的編輯部人員和記者，都住在這裏。涼贊一人單獨住一間。我後來到棉蘭求學時，曾經和他同榻住了半年。
1949年，涼贊收到了來自北婆羅洲（印尼稱北加里曼丹）汶萊他的哥哥的一封信。哥哥告訴他，母親病重，她希望離家多年的小兒子能在她臨終前趕回來跟她見上一面。涼贊閱信後，打電話告訴了麗娟姑，並說他決定近日動身前往汶萊省親，請她安心等待他回來。
麗娟忙將此事告訴了我父親，問她該怎麼辦？父親當即回應“這怎麼行？萬一日後因種種原因他回不來，你可怎麼辦？你要等他多久？等一輩子？不行！你不能留下來，你一定得跟他走。不過，走之前，你倆得先把婚事辦了。好，這事就由我來處理。”說着，他當即給涼贊撥打了電話。
第二天，涼贊從棉蘭趕來先達，同姑姑辦理結婚手續，他們對婚事十分低調，沒有對外宣佈。父親在當天晚上在一家酒店裏辦了一桌酒席，只邀請我們吳家的幾位親戚參加。
婚後第二天，姑丈和姑媽即動身前往棉蘭，辦理倆人前往汶萊的出境手續，父親便也前往棉蘭為他倆送行。當時局勢動盪，旅程風險大，交通又十分不便。他們需從棉蘭乘船先到新加坡，然後再搭木輪越過大海到汶萊。父親為他們支付了全部費用。一個多月後，我們才接到他倆報平安的信。
宋涼贊在回到他的老家汶萊以後，參加當地一家進步的中文報紙的編輯工作，同時又在一所進步學校任教。這兩個單位為他提供了進行革命宣傳的平臺。就這樣，他夫婦倆在汶萊生活和工作了近三年。
當時，英屬馬來亞和北婆羅洲人民爭取解放獨立的鬥爭正處於高潮之中。宋涼贊及其戰友的革命活動不能不引起英殖民當局的注意和忌恨，因而將他們列入黑名單，準備逮捕他們。幸好一位在英佔領者軍警部門工作的熟人和好友，向涼贊的哥哥透露了這一訊息。哥哥立即告訴了涼贊，力勸弟弟馬上離開汶萊，以免遭到英當局的迫害。
1952年，涼贊和姑媽攜帶三個孩子回到廣州，約莫一個月後，組織上根據他的特長、經歷和本人的願望，把他安排到民主黨派的機關報——北京《光明日報》工作，讓他依舊幹他的老本行——國際版的編輯。
一個星期天，我來到位於北京《光明日報》宿舍看望他們。這裏的房子都是清一色四合院，涼贊一家子就住在一個四合院裏的兩間廂房裏。當我踏進四合院的院子裏時，就看見三個小孩——一男兩女正在院子裏奔跑戲耍。姑丈涼贊尚未下班，而姑媽麗娟正坐在屋前一個小凳子上俯身洗衣服。屋裏的陳設相當簡陋，傢俱都是公家提供的未上漆的家俱；姑媽因孩子尚小，需要照顧家庭，因此沒出去工作，也就沒有收入。看來，他們家裏相當拮据，一家子生活過得十分清苦。
我把他們的情況寫信告訴了父親。不久以後，父親又匯來了一筆人民幣接濟他們。不過，父親來信說，匯款十分不便，也不合算。為長久打算，他決定匯一筆鉅款，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北京中國銀行，當時，外匯存款，利率相當高，存戶每月可獲六十七元的利息（當時國內的生活費較低，一般每人有二十來元就夠了）。父親吩咐涼贊每月按時前往銀行領取利息，分出其中的三分之一，作為我在大學的生活費，其餘的全部歸涼贊，以接濟他一家子的生活。
父親曾經數次參加華僑國慶觀禮團和旅遊團回國參觀、旅遊兼探親，途經首都時，總會和姑丈、姑母見面、敍談。有一年，父親還攜帶姑丈、妹妹和我三人乘火車南下，途經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廈門，最後抵達老家龍岩。一路觀光覽勝，飽覽祖國山河之美。
一九六七年父母親舉家回國定居廈門後，涼贊曾兩次來廈看望父親，兩人暢談甚歡。十多年後，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們忽接到姑媽麗娟來信告知，涼贊最近罹患重病，醫治無效，不幸已於昨夜去世。此時，他尚在任上，還沒退休，可謂英年早逝，噩耗傳來，我們全家不禁悲傷不已。
涼贊為人忠厚、純良，待人和氣、誠懇、謙遜；凡是跟他接觸過的人無不喜歡他、尊重他。對於他的英年早逝，無不扼腕歎息。

先達有座鐘樓，座落在城市的西南角，是先達的政權中心，鐘樓幾度易主，反映了先達的一段歷史。我親歷這幾次政權更迭的歷史瞬間，見證先達社會的變遷。雖然已過去幾十年，但那動人心魄的情景依然縈繞在我心中，一生難忘。
荷治時期的殖民風光
荷蘭人統治時期，鐘樓是市政廳的所在地，也是先達的政權中心，樓前旗杆上飄揚着紅白蘭荷蘭國旗，樓對面是一座綠草如茵的足球場，右邊是兩座網球場和一座擁有跳舞廳的建築物，稱為“西馬魯溫俱樂部”，後邊是“先達旅館”，往前是火車站，火車站對面是政府官員的住宅區，多是兩層樓的別墅，鐘樓後面是警察局和郵電局，另有一家叫“曆順”（譯音）的百貨公司，專營價格昂貴的舶來品，往前走是三支水公園、動物園和先達唯一的一座游泳池。當年俱樂部、游泳池和先達旅館是不准有色人士入內，只供洋人享用，殖民色彩濃重，荷蘭殖民者對鐘樓及其周邊的佈局頗費心計，似乎想在這塊殖民地的土地上也安排西方人享樂生活中的情趣。
先達是一個殖民地社會，市政廳的施政方針和管理體系都是以保護宗主國壟斷集團的利益為依歸，先達周邊的大橡膠園、大茶園、大劍麻園，多是荷英壟斷資本所有。種植經濟是先達的經濟主體，先達又地處蘇東（今蘇北）通往蘇西的交通要道，也是周邊地區土特產的集散地，因而市場繁榮，經濟活躍。白天，巴剎一帶，人來人往，喧嘩吵鬧，馬車（sado）和小型客貨車行駛於大街、榴槤街攬客，每逢月中和月底，園丘工人發糧（發薪金），休假的園丘工人擁進城裏，更是人山人海，鬧熱異常。傍晚，華燈初上，南京街的大排檔已燈火通明，有賣魚生雞粥的，賣炸豆付的，賣雲吞面的，賣鮮蚶的。當榴槤、紅毛丹大量上市時，就增多賣水果的地攤。南京街的夜市是先達人夜生活的一部分，三家電影院也門庭若市，看電影的，看海報的都有，而鐘樓一帶，入夜人靜，涼風輕拂，不論是滿天繁星之夜還是明月當空之時，都是遊人或情侶們的好去處。社會安定，市場繁榮，治安良好，氣候宜人，環境幽雅，都是當年先達的好聲譽。
城裏華僑居多，荷蘭殖民當局對華僑採取以華治華的政策，設立甲必丹制度，委派一位華商任甲必丹，負責辦理有關華僑的事務，其實甲必丹主要是代市政廳向華商、華人小販徵收各種各樣的稅賦。在政治方面，荷蘭殖民當局打着西方民主的幌子，一方面允許華僑辦報紙，辦學校，成立同鄉會和慈善團體，甚至允許中國國民黨成立先達分支部；另一方面對華僑的正常活動給予諸多限制，明裏暗裏予以干涉，例如中國抗戰初期，荷蘭人害怕日本人，不准中文報《蘇門答臘民報》刊登有關不利於日方的消息，不准華校繼續開設「公民課」，不准民主的、進步的書籍和雜誌進口；限制華僑開展抗日和抵制日貨的活動。不過，一九三九年歐戰之後，荷蘭本土陷入德國法西斯手中，荷蘭人的態度有所轉變，對華僑的抗日救亡活動較少干預。於是，先達華僑的抗日救亡活動就開展得有聲有色，除了學生募捐隊的活動之外，籌賑會還經常組織大型的文藝晚會，體育義賽進行籌款，救濟祖國的災民，支持祖國的抗戰。
但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破壞了人們的平靜生活，日本侵略軍揮師南下，相繼進攻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等地。次年三月初進攻荷屬東印度（今印尼），不足一星期，荷軍不戰而降，整個印尼淪入日本侵略軍手中。
日治時期的慘烈景況
同年三月某日，日本侵略軍不發一槍一炮而進駐先達，記得那一天上午，天氣晴朗，風和日麗，突然間位於Kampung bantang的汽油庫發生爆炸，滾滾濃煙直沖雲霄，那是荷蘭兵逃跑時放的火，人們意識到發生大事變，商店紛紛關門，人人急促走避，一會兒，有人向火車站方向跑，原來有人打開了火車站的貨物倉庫，哄搶倉庫裏的貨物例如布疋、啤酒、麵粉、煉乳、洋酒……等等，也有人低價收買這些貨物，哄搶的人多起來，市面亂哄哄的，呈現一種無政府狀態，幸好先達沒有發生搶劫商店，殺人放火，大肆破壞的局面。傍晚時分，日軍先頭部隊進駐市政廳“鐘樓”及其他重要機構（包括先達監牢）。而帶領先頭部隊的日本軍官中，有一名佐級軍官原是在先達大街經商的日本人，他熟悉先達的情形又懂印尼語言文字，不知在軍政府中任何職務，後來見他主持先達的防空事務。
日軍的進駐，表明先達的政權由殖民統治變成法西斯統治，先達的歷史進入了戰亂的時代。日本人仍以鐘樓為先達的政權中心，在此設立軍政府，鐘樓前的旗杆上飄着日本的國旗，不多久，軍政府把鐘樓的足球場改建成日本式公園，建有日本風格的涼亭，左邊建有數米高的紀念碑，西馬魯溫俱樂部改成高級妓院，強制慰安婦為日本軍官提供服務，大街尾段的雅蘭hotel則被改成另一家妓院，集中一批本土婦女供日本士兵享樂。在網球場上打球的也是日本軍人，進出先達旅館的是坐小轎車的日本高官，火車站對面的官邸，住進了日本官員，曆順百貨公司也關門大吉，店鋪被一家日本銀行佔用，其他如警察局、郵電局都沒有變化，而游泳池則向市民開放。
先達日本軍政府的壽命並不長，只有三年半，隨着日本無條件投降而結束，在這段時間裏，日本軍政府除了沒收荷英壟斷集團擁有的大橡膠園、大劍麻園，控制戰時戰略物資外，就是大量印發日本軍用鈔票，強行從市民尤其是從華僑手中換取荷蘭銀盾及金屬輔幣，搜刮了大量財富；同時使用不值錢的軍用鈔票向華商、小商販大量“購買”軍需用品和軍隊生活必需品，以其掠奪的財富和物資來支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對主要的生活必須品如大米、麵粉、白糖、油料、火水、香煙……等等加予管制，實行配給制，數量少品質差；又經常徵用民間的汽車供軍用，造成市面車輛更加少，土特產的運輸受阻，整個經濟運行處於混亂之中，物資奇缺，物價飛漲，黑市盛行，投機倒把，偷竊猖獗，給廣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困難，不少家庭因糧食不足，以木薯、紅薯、玉米來補充，食油缺少，以初煉的難吃的棕櫚油來代替，黑市白糖太貴，以土制的馬達紅糖來泡咖啡，沒有肥皂，以辣手的木灰水煉製的肥皂來代替，沒有進口香煙，以本地煙葉為主，加有玉米葉的手制香煙就成為搶手的煙製品，甚至出現了燒木炭為動力的汽車來運客。
日本人來了，並沒有賜予印尼民族夢寐以求的民族獨立，而是大肆鼓吹“大東亞共榮圈”，先達軍政府更是別出心裁，在先達公園的涼亭上安裝廣播器，強令每一家商店每天派人到公園參加廣播體操，事實上廣播體操前後以印尼語反復宣傳“大東亞共榮圈”的原旨，煽動敵視西方國家，我參加過幾次廣播操，親歷其境，深知其用意；華僑是敵國僑民，軍政府施予高壓政策，關閉一切華僑社會團體包括中國國民黨分部、籌賑會及各地同鄉會；關閉華文學校、華文書店，禁止發行華文報紙雜誌，嚴禁華僑擁有槍支彈藥、發報機及收音機，違抗者處以極刑。後來軍政府又來一手軟的，對華僑大講“日中親善”，鼓動華僑“擁護”漢奸汪精衛偽政府；又廢除甲必丹制度以僑長制代替，負責管理華僑的事務；在市民中實行“聯保制”，每十商戶為一組，有人出入要報告，居民要辦“良民證”等等。
 華僑成立地下抗日組織
屠刀之下必有勇者。日軍進佔初期，棉蘭、丁宜、先達等地的一批華僑愛國青年就暗中組織了地下抗日團體——“蘇島華僑抗敵協會”（簡稱華抗）和“蘇島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簡稱反盟），進行地下抗日活動，用暗藏的收音機收聽英國BBC電臺新德里分台的新聞廣播，把消息編成油印小報，報名幾經改動，後稱《前進報》，分發到各地的抗日組織及“讀報圈”的愛國人士手中，及時揭露敵人的虛假宣傳，報導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消息，兩個抗日組織的各地支部都開展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教育工作。先達“反盟”支部在各行業的愛國人士中組織秘密的讀書會如“健身讀書會”、“家政讀書會”等以及在組建籃球隊的活動中都做得很出色，團結和教育了一批青年，培養了人才，為日後的華僑愛國民主運動奠定了基礎。
然而，日本的特務機關並沒有放鬆警覺，而是時時刻刻監視華僑的一切動向。一九四三年由於叛徒出賣，發生了“九•二O”事件，兩個抗日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一批抗日志士被捕，十餘人被殺害，五十多人被關在先達監獄。敵人的血腥鎮壓沒有撲滅抗日的火焰，倖免於難的抗日志士本着保存實力的精神，隱蔽在小城鎮和鄉村，利用各種方式繼續開展抗日工作。先達附近的馬達原始村落——蘇拉巴耶村，就是“反盟”重要成員的隱蔽據點，也是重要的聯絡點。
一九四四年初，美軍在太平洋開始大反攻，先達也覺察到戰事的極速變化，在棉蘭機場遭到美國空軍轟炸後，先達開始頻繁地進行防空演習及晚間燈火管制，也見到日本軍車頻繁調動，種種跡象表明，黑暗即將過去，黎明即將到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從而結束了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在印尼的日本軍政府封鎖消息，人們根本不知道日本投降的訊息，大約遲了十天之後，在棉蘭出版的《蘇門答臘新聞》（印尼文版）才奉命公佈此消息，人們歡呼勝利，相互慶賀，苦難的戰時生活終歸結束了。
日本投降，印尼獨立
二戰結束了，而局部戰爭從未停止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民族獨立運動領袖蘇加諾和哈達簽署了“獨立宣言”，宣告印尼共和國成立，而荷蘭殖民主義者妄圖捲土重來，重新奴役印尼人民，在英美的支持下，打着“盟軍”的旗幟，以武力進攻幾座港口城市如棉蘭、泗水，印尼人民奮起反擊，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在先達，印尼各界群眾特別是知識青年，其中以號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勢力最大，團結一致，佔領鐘樓，奪取先達政權，建立臨時政府，成立人民軍，指令員警維持社會秩序，以防先達受到破壞。又是歷史一瞬間，政權又一次易主，先達政權從此牢牢掌握在印尼人民手裏，鐘樓仍是先達的政權中心，鐘樓前的旗杆上從此飄揚着印尼國旗，鐘樓周邊的機構如警察局、郵電局、先達旅館等都由印尼政府掌管，而西馬魯溫俱樂部則成為人民軍的活動場所。隨着局勢的發展，各派政治勢力紛紛組織鐵路工人、園丘工人上街遊行示威，高呼“獨立萬歲”（Merdeka,Merdeka）。當時上街遊行示威幾乎天天都有，民族解放的呼聲日益高漲。有一天，忿怒的群眾包圍了先達旅館，驅趕打着“盟軍”聯絡小組名義的幾個洋人和安汶兵入住先達旅館，大聲呼叫“滾回去，滾回去”。人越來越多，先達公園一帶都站滿人，有人拿巴朗刀，有人拿竹長矛，群情激昂，我和幾個友人曾到現場察看，我們聽到被壓迫民族迸發出的革命呼聲，我們也看到印尼人民反帝鬥爭的現實場面。
印尼的政治局勢錯綜複雜，先達成為抵抗荷軍入侵的堅強後方，而荷軍佔據的棉蘭則成為“孤島”，四面受到印尼各派遊擊隊的包圍，其中最著名的是駐守在棟檬一帶的BEJO（伯佐）領導的遊擊隊（注一）。可是印尼上層領導人卻開始同荷蘭人談判，討論成立荷印聯邦制國家；和談之風也吹到蘇東，棉蘭的荷軍也同印尼地區政府談判恢復交通，互通物資等問題，其結果是不定期恢復了先達、丁宜到棉蘭的火車，後來又增加了火水山、民禮到棉蘭的火車。物資交流一開放，有些商人就長途販運短缺商品，投機倒把，當時棉蘭使用NICA幣（注二），而印尼地區使用印尼幣，甚至部分日本軍用幣，因此幾種幣制的黑市交易也十分活躍。隨着荷印談判時斷時續，交通和物資交流也隨之而變，其實在政治和談之時，荷蘭人已作好軍事部署，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
進步華僑應對戰後局面
華僑社會也隨之激烈震盪，社會各界人士對時局持有不同看法，思想混亂，因而，原隱蔽在鄉間的“反盟”和“華抗”的一些領導人，立即彙集棉蘭開會，分析形勢，研究對策，他們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向各地組織提出了真知灼見的指導意見。而先達“反盟”迅速行動起來：
（一）派出以黃文泉為首的代表到日本軍政府交涉，要求立即釋放關在先達監獄的政治犯，初戰告捷，軍政府於九月一日無條件釋放先達監獄中的政治犯。當天先達“反盟”就在監獄對面的空地上開了個簡單的“歡迎抗日戰士出獄大會”，黃文泉發表談話，聞訊來參加大會的人群很多，家屬見到難友，簇擁而上，熱淚盈眶，場面動人。棉蘭等地的政治犯由軍政府派車運回原地，這一行動擴大了抗日組織在僑胞中的影響；
（二）當年先達通訊落後，消息閉塞，“反盟”設法找來一部收音機，由宋涼贊負責收聽和記錄新聞廣播，王謙宇刻蠟板並編成油印小報，由我們免費派發給僑胞，深受大家的歡迎。不久，棉蘭邵宗漢主編的《民主日報》（中文版）出版了，我們在先達立即組織發行工作，讓廣大華僑及時瞭解戰後世界局勢的變化以及中國蔣毛會談，簽訂雙十節協定，籌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好消息，掌握了輿論宣傳大權；
（三）為了儘快解決僑胞子弟的讀書問題，先達“反盟”當機立斷，克服困難，迅速複辦中華學校，鄭子經出任校長，我們年輕的“反盟”盟員不論學歷高低，不論年齡大小，不分男女都到學校任教，另有一批有志于華僑教育工作的青年人也到學校教書。後來又開辦義務夜校，為經濟困難的男女青年提供學習的機會，又佔領了教育陣地；
（四）一九四五年年底，為了適應新形勢，“反盟”和“華抗”決定聯合改組為公開的組織，易名為“蘇島華僑民主同盟”，以便統一領導，更廣泛地團結廣大僑胞，先達也成立了“華僑民主同盟”分部，把華僑的愛國民主運動推向高潮。
（五）以“反盟”的週邊組織“健身讀書會”、“家政讀書會”、“工商聯讀書會”等為基礎，先後成立了青年聯合會、婦女聯合會、職工會，以及各地同鄉會，然後再聯合組成先達華僑總會，而華總以新的姿態出現，統管華僑一切事務，保護華僑的合法權益，徹底代替了舊的甲必丹制和僑長制，掌握了華僑社會的領導權；
（六）面對風起雲湧的印尼民族獨立運動，民主派着力宣傳新的觀點，即華僑應當擯棄舊的思想觀念，積極支持印尼民族獨立運動。《民主日報》（印尼文版）在許多社論中也精闢地論述印尼人民獨立鬥爭的歷史意義以及華僑應當順應時代潮流，採取同情和支持印尼獨立的正確態度。先達華總及其下屬社團都支持這一觀點，並採取一些措施，如當棉蘭新中國劇藝社到先達演出巴人編著的《五祖廟》話劇時，華總特邀先達市政府的高層官員及各黨派負責人出席觀看，劇中反映了華僑反對荷蘭殖民主義的精神，又如青年會、婦女會、職工會等聯合舉辦文藝會演，籌款資助印尼人民的反帝鬥爭，再如職工會聯合印尼各派工會共同慶祝“五一”勞動節，這些活動有助於促進印尼人民和華僑之間的瞭解，因而，即使在先達政權發生劇變的時刻，先達市區也沒有發生騷亂事件，保護了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
（七）經過反復商談，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在職工會大禮堂召開“印尼中華青年聯誼會”成立大會，青年會主席黃文泉、華總外交秘書陳麗水和政府的青年官員都在會上講話。同年十二月，該會組織巡迴講演團到馬達山、民禮、火水山等地講演，大力宣傳印尼民族和華僑團結一致，共同抗擊荷蘭殖民者的重大意義。經過一番努力，先達華僑愛國民主運動呈現一派大好形勢，當然民主派在開展上述活動中並非一帆風順，而是遇到來自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在複辦中華學校，成立華僑總會以及對祖國內戰等問題上，形成持有不同觀點的紅藍兩派，但在當時的鬥爭中民主派佔有優勢，其實紅藍兩派的對立是時代的產物也隨着歷史的發展而消失了。
世事變幻莫測，一九四七年七月，荷軍發動“第一次警衛行動”，佔領了先達。先達的政治形勢也隨之而變，市政府內的進步力量受到排擠，右翼政黨、宗教派別掌了權，對華僑抱敵視的態度，華僑和印尼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遭到破壞；華僑內部矛盾尖銳，民主力量受到打擊，藍派趁機奪得華僑社會的領導權，中華學校易手，進步教師和學生被開除，民主派領導人巴人被捕等等……局勢發展到發生多次排華事件。我一九四六年年末已離開先達，這些都是事後友人敍說的，非我親身的經歷。
先達，多峇湖畔的一顆明珠（引自《先達照片》），我在那裏生活了二十一個年頭，度過了純真而快樂的童年，也在亂世中親歷了一段火紅的歲月，在實踐中受到教育，受到磨練。在離別四十四年後，我於一九九零年第一次回先達探親，到家次日上午，我帶着非先達人的老伴迫不及待地從家裏步行到先達公園，我們巡視一周後，我發現鐘樓景物依舊，仍是先達的政權中心，而公園裏的日式涼亭和紀念碑已被鏟掉，涼亭改建成印尼式，顯示印尼的傳統民族藝術，網球場改建成柏油馬路，直通先達旅館，而西馬魯溫俱樂部據說是被一華人購得，改作他用。最後，我坐在鐘樓對面公園的石板凳上，久久凝視着鐘樓和飄揚着的印尼國旗，我想了許多許多……無奈，只能是想想而已。
(注一) 一九四七年七月初我由棉蘭乘火車回先達，抵達當天，世面盛傳要打戰了，到棉蘭的火車也中斷了。為了不誤船期，經家兄安排，委託周德光、吳國勝帶我通過棟檬封鎖線進入棉蘭。次日我們三人先乘火車到新邦地甲附近的小火車站，後改騎自行車前往，抵達封鎖線時我看見一些戰士都蹲在壕溝裏，有的持槍，有的拿竹制長矛，武器彈藥極少，但鬥志昂揚。他們檢查完我們的證件，知道周、吳持有司令員BEJO親筆簽署的特別通行證後，高呼“MERDEKA，MERDEKA”，有禮貌地放行。我們於中午在日裏蘇丹皇宮附近潛入棉蘭，幸好沒有遇到荷軍的巡邏隊。果然，七月底荷軍就發動“第一次警衛行動”，武力進攻先達。
(注二) NICA即荷蘭人侵佔棉蘭後成立的“荷印民政管理署”，原文為NetherlandIndies Civil Administration。
2010-5-20  (本文引自《先达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