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总书记在中国（上）

                   陈平总书记在中国（上）
                                            张泰永编译

     1955年12月底，轰动一时的华玲和谈失败后，国内外形势继续发展，但马共进行的抗英战争，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异常悬殊，兵员伤亡惨重，环境越来越险恶，而走向低潮。在这种形势下，马共中央于1959年10月召开了第十一届扩大的中央全会，决定采取偃旗息鼓、等待时机、转变斗争方式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及李安东、陈田等中央领导人出国，研究马来亚革命问题，开展国际活动，加强与各国兄弟党的联系，以争取国际援助。
陈平等三位马共中央领导人于1960年12月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跋涉、充满险阻的出国之旅，经泰国、老挝、越南的丛林、峻岭，于1961年夏抵达受各国人民景仰的中国首都——北京。没想到，这一走，陈平总书记本人不得不在中国逗留了长达20多年之久。
陈平总书记在其2003年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25、26、27章里，公开地讲述和介绍了自己在中国这20多年来以马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身份所开展的各种重大活动和所作出的重要决定，特别是与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等之间的交往和会晤，非常值得想要认真研究国际共运史，特别是马共斗争史的学者、专家和朋友们参阅。
   本文将分上中下三次刊出，内文经笔者根据原文重新校译，希望尽力臻于达和准确。在此过程中，让笔者觉得其内容不仅非常丰富和翔实，而且非常引人入胜，读了实在兴味盎然。不过，由于时间过去了十多年，陈平总书记也于2013年9月离开了我们，他的某些看法也许会引起不同的看法。这是难于避免的，也很正常。当然，在翻译上或行文方面，以及文内由笔者所加的小题，如有任何不妥之处，则应由笔者负责，欢迎各位学者、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笔者谨此表示万分谢意。

 

 

       1960年12月，我开始北撤。这个月，河内执政的劳动党成立了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并且向西贡政权的农村目标发动了一连串的武装游击队的袭击。北越的同志将会很快就建立渗透通道，以支持这些武装游击队的进攻。这些通道将穿越老挝和柬埔寨。当然，我在启程前并不知道这些进展。而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充满着许多不明朗因素，而且是颇令人失望之旅。
   但是，军事上的挫败以及对我们党在政治上重新崛起抱有的希望，使我在几个月内就认识到河内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消息支持着我去经历了摆在前面的艰难行程。我体会得到它对东南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我为之献出自己一生的马来亚共产党将会带来的重大意义。我开始在想，一切都没有真正改变，兴许有时进攻，有时后退，而谁能最好地掌握这些策略，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跟我一起同行的有，我的战友、马共中央委员陈田，还有一位警卫员。不过，基于安全上的考虑，我们最初并不是一起上路。
   按照计划，我北撤的第一段路程，将在暹罗（即泰国，下同）共产党的协助下前往曼谷。早在日寇占领时期，我们就已与暹共建立了关系，而且自此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包括一系列的跨界联合活动。
   一路上，为了掩饰自己，我乔装打扮，戴起墨镜，留起假须，穿着宽松的平民服装。协助我的当地共产党给我派了一位骑摩托车的向导。按照计划，在前往暹罗首都全程800公里的路途上，我将坐在他驾驶的摩托车的后座上。我和这位向导的接头地点，是在一条公路边的房子，它位于昔罗以北一个小乡村附近的橡胶园边沿。陈田和那位警卫员则坐汽车走另一条路线。
   我动身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以确保此时胶园里的大部分胶工已经放工回家。我们骑车走的是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要绕过合艾附近的居民中心地区。令我不快的是，在到达高头廊首府之前，我们的摩托车发出一阵辟啪响后，发动机突然死火了，而且，再也打不着了。此时已是黄昏，夜幕很快就要降临。有一位摩托三轮车司机，费了我们不少唇舌和敲了我们一笔竹杠后，终于同意用他的篤篤车把我、我的向导和他那辆破摩托车一起，载往高头廊。在这里，他们已经为我留宿一晚做好了安排。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近午夜，比预定时间迟了约4个钟头，担心我们安全的主人，见到我们才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我们在途中遭到拦截了呢。他们已经担心自己迟早会遭到逮捕。那天晚上，我们在一位同志家住了一宿。一觉醒来，发现当地共产党幸好给我准备了另外的交通工具。我们那辆摩托车，看来一时半刻无法修好了，替代的交通工具是舒服得多的旅行车。为了预防万一，当地暹共组织一位中级干部和他的妻子一道来乘车。我当时还不会说泰语，就坐在负责开车的丈夫和车窗另一边的妻子中间的前座位置。如果半路上碰到任何截停，夫妇俩都会出面替我应付。
   那天，我们的路程是先往西到甲米以北靠近海岸的童里，接着到布吉附近的攀牙。然后，我们又再一次往北走，到与缅甸河交界的拉廊。抵达后，我们就在那里一间小旅店度过了旅途上的第二晚。那晚正巧是除夕，人们在庆祝新年。在我看来，喜庆气氛并不热烈。不过，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欢庆活动，对我们第二天走乡间小路进入缅甸领土，回程时再经过缅甸和暹罗边防检查站，将会是有利的。这两个站的职员,因宿醉，那天早上仍然感到不适，显然没兴趣仔细检查旅行证件。我们走的乡间小路不是柏油路，那条架在河流上的小桥只靠扎在一起的木头来支撑，以防滚动的车轮的重量把它压垮了。
   一回到暹罗境内，我们便往东向暹罗湾的春蓬进发，然后又往北，把车开上前往曼谷的主道。我们于1961年1月1日元旦日深夜到达首都。当地同志随即安排我到市中心一个秘密地点居住。安顿下来后，他们告诉我，可能得等多几天，才能继续上路。毫无疑问，摆在前面的旅程将会是整个旅程中最艰难的一段，而这样的旅程，只有在暹罗、老挝、越南和中国等兄弟共产党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得以进行。
   他们通知我，我将在老挝南部狭长地带位于与暹罗东北部接壤的湄公河的他曲市镇某处，跟越南军方一位特别向导碰头。而在这个约会得以进行之前，必须保证我从曼谷直接穿过暹罗直达那空拍浓的路程，较为安全。而那空拍浓市镇就与他曲隔河相望。我们还必需给在他曲地区活动的巴特寮（老挝爱国阵线）共产党游击队打个招呼。他们将采取一系列安全巡逻措施，以保护我一路上平安地越过老挝，经由这个内陆王国南部的高原地带，直达共产党控制下的北越下端省份。而我到达北越的准确地点在哪里，要等最后带我飞到越南的直升机的最佳着陆地点确定时的最后一分钟，才会揭晓。

                前往呵叻的路上突然病重
   陈田和他的警卫员以及李安东都来到曼谷的秘密地点和我会合。我们在这里等待了2个月时间，以便我们复杂旅程时间表中的各个环节能够协调一致。随后，我们四人于3月中旬某天上午晚些时分，分乘两辆汽车，动身前往那空拍浓。我那辆车由暹共派来的一位特别向导驾驶。当车子在一条乡村公路摇摇晃晃地朝呵叻方向行驶的时候，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病得很重。我的胃病剧烈发作，而且很快就发现我内出血越来越厉害。到呵叻时，我们在争论是要强行继续前往乌隆，还是折返曼谷。而我们知道，在乌隆有间医院。如今，放弃原定的时间表，将意味着再次延期，而且少说要几个星期，可能是长达数月，才能重新与各个兄弟党接上关系，这对于我们的撤退计划是绝对必需的。
   所以，我决定继续向乌隆进发。一路上我不断呕吐，胃疼得很厉害，为此，我的司机不得已要不断地停下车来迁就我。我们于晚上9点钟左右抵达那间预定的旅店。这是一家小旅社，店主是当地的一个同志，他一看我的样子，就坚持要我进医院，也不管这样做可能在安全上带来问题。我极力反对他的意见，但是，我已经感到快不行了，也没力气和他争论了。当我们这位主人向我保证，他认识一家私人医院，可以安全地为我医治时，我让步了。
   我的同伴叫来一辆三轮车，并把我抬上座位。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我失去了知觉。我醒来时正当医护人员把我抬上担架。我完全动弹不得。当我向上望时，看到一位暹罗同志在哭。我问他：“你干吗在哭？”
   他回答：“你晕过去了。我好害怕。”
   医生给我做检查时，我在发高烧。结果，医生诊断我得了阿米巴痢疾，并立即送我进医务室接受治疗、测试和观察。现在看来我必需住院一些时日。我无可奈何，只好指示李安东继续前行，并通知与我们前面路程有关的各方，如今发生了一点故障。小心谨慎处理好前面路程上各个接头地点，使之正常开放，是完全必要的。而陈田则留下来陪我，待我痊愈后，我们俩便可以重新沿着原定的旅程上路。
   七天后，我虽然感到浑身乏力，仍然决定必需重新上路。于是，陈田和我以及一位警卫员又再启程前往那空拍浓。到达后，我们入住另一家小旅店，数小时后，就与越共联系上了。这是在湄公河附近一个渔村里进行的，那里居住着从法属印度支那战场上撤退下来的难民。我们最后终于交由他们照料。我们坐上渔村的一艘渔船，渡过湄公河；在对岸，迎接我们的是派来保护我们的5人组成的卫队。这5人卫队里，有2位是会讲老挝语的北越军官，另外3位是他们领导下的巴特寮游击队员。他们全都手持苏制AK-47冲锋枪。
   在黄昏暗淡光线下，我们过渡到河对面老挝一侧的某个地点登岸。这个点被认为是已经在政府严密控制下的土地。的确，在这个特殊地区里，所有在这条河流以及连接他曲、沙湾拿吉和巴色等湄公河沿岸市镇同北面的首都万象的大路之间的土地，都被认为是在苏发那富马政府的牢牢控制之下。不过，大路东面群山峻岭地带则是无人地带。事实上，巴特寮和北越的部队，在这里可以不受干扰地随意行动。尽快跳出狭长的由政府所控制的河滨地带的土地，然后消失在无人地带，对我们是绝对有利的。这个目标看起来简单极了，要做到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不知是因为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因素，或是因为越方军官在计划上拖拉——这点我永远无法证实——，于是决定，我们当晚必需留在政府控制的公路一侧休憩。我们将在翌日破晓前冲过公路，去到另一边相对安全的地带。
   夜幕降临后，我们不停地走了约两小时，穿过长满矮树丛的地区和稀疏的林子，到达易于行走的重要公路内的一个地点。我们的越南护卫决定就在该处扎营。所选的地点，被认为是跟负责维持公路畅通的政府军日常巡逻的路段，保持一段安全距离。
                 

              令人极其紧张不安的巴特寮游击战士
   越南同志在估计情况时，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因素：即那三位派来帮助我们的巴特寮游击战士，还很粗造，在准备早餐时竟然弄出巨大声响。陈田和我被这三人在煮自己的饭和制作鱼时所发出的闹声，以及他们在互相传授心得时高声说话的声浪吓呆了。他们把铝盘、铝锅随地一扔，砰砰作响。他们用随意捡来的柴草烧东西，弄得浓烟滚滚直往上冒，划破了寂静的晨空。因此，就算是聋子也能发现我们的准确位置在哪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扎营地点离一个老挝人村子，仅咫尺之遥。很明显，村民们听到了清晨刺耳的声响，看到了滚滚的浓烟，而且，立即向上报告。在我们还来不及尝一尝这几位令人极其紧张不安的巴特寮战士给我们准备好的早宴时，忽然一阵自动步枪的枪声大作，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发现自己已被政府军包围了。
   我们如果想要幸运突围的话，现在正是时候。我们看到，包围我们的政府军跟我们极其相似。我们的攻击者表现出来的愚笨无能和马虎随便，就如同保护我们的巴特寮战士那样。我们立即还火。接下来是一片沉静。我们等待着对方会试图攻占我们的阵地。不过，没有成功。很明显，政府军方面也不愿意在一场莫名其妙的混战中伤亡惨重。护送我们的卫队的越南军官抓住机会，在与对方还火中组织我们迅速撤退。显然，由于政府军方面不愿恋战，想尽快脱离战场，我们在毫无损伤的情况下，突破了包围圈。我们翻越过公路到较为安全的内陆地区。此时，已是黎明。自此，护送我们的巴特寮战士才明白，如果他们还是那样发出噪音的话，必将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很快就听说，那两位陪送我们的北越军官是由负责照管与兄弟党关系的越共中央联络部直接领导的。从湄公河起，我们这个小队的一切事情都将完全由这个联络部照管。但是，当我们能够尽快徒步深入到东面被称为解放区的地区时，由于这两位越南同志既不会说中国话，也不会说英语，语言上的障碍使我们在交谈方面颇费周章。我们日夜兼程，先是穿过一个种植区的边缘地带，接下来是断断续续的一群群的茅草屋。直至进入密林深处时，我们才感到更加安全。经过持续好多小时吃力的行走，我看来一定是精疲力竭了。记起我的身体还处在康复状态，陈田请求越南同志停下来过夜。我们的卫队并没有一致接受这个想法。他们指出，我们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到达真正的解放区了。不过，理解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要动身往东进发，他们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翌日凌晨时分，我们爬过老挝南部高原地带长满热带丛林的山麓小丘。临近中午，我们闯入其中一座小山顶的空地上。在周围郁郁葱葱的树林衬托下，一架停在这里待命的笨重的苏制直升飞机，显得很奇特。这是一架非武装直升飞机，其三位机组人员包括机师、副机师和装卸员，全是俄罗斯人，而且也是非武装的。
   陪同我们的两位越南同志当中老资格的那位明确表示，我们必须毫不迟疑即刻登机，因为我们已经姗姗来迟了。于是，陈田、警卫员和我登上了直升机。那位老资格越南同志与我们一起飞，留下他的同伴和那三位巴特寮游击战士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告别。直升机升空后，在正午潮湿空气中发出咔哒咔哒声，在原地上空盘旋了一阵，最后便往东边掠去。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的直升机终于降落在东京湾（即北部湾）沿岸的一个省会——洞海的临时跑道。而洞海是在分隔南北越非军事区的北面。
   前来迎接我们的有省高级负责人和就近单位的军官代表。我们被迎进迎宾馆，当地党委书记就在那里设了一个稍稍迟些的午宴款待我们。翌日，越共中央派了一架苏制DC-3双螺旋桨PS-84运输机接送我们飞往河内。接近中午时分，我们便降落在河内以北的嘉林机场。这一天是1961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某日。

             飞抵河内 不便在公开场合露面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黎文良站在柏油碎石铺成的跑道一边，迅速趋前与我握手，欢迎我来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心脏地区。站在他身边的是我的老战友小章同志。我们自最后一别，时间已经过去几乎十年了。
     我们被接到河内市中心一所豪宅。这所豪宅在几个星期前，还是权倾一时的重要人物黎筍的官邸。黎在去年9月获选为北越共产党总书记。黎筍的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主席，是河内发号施令的人物。他暂时迁出这座位于市区宽阔的林荫大道的豪宅，期待着我的到来。这实在是荣幸之至。这是承认我是一个兄弟党领导人的一个私下表态，而且是在我们的斗争虽然在军事上遭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明确作出的。我相信，这是越南方面对我们在二战后不久，立即给予越南人民斗争以援助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
   我们抵达后的第二天，越南方面举行了一次正式宴会，为我们洗尘。宴会地点就设在我下榻的豪宅，一批政府高官参加了宴会。他们有人悄悄地告诉我，作为马共领袖，我最好是穿平民装，而不要穿正式的军装。虽然有点不解，我还是高兴地答应了这个要求。而且用不了多久，我就发现了这个要求以及我在此暂时逗留期间需要做些其他微妙调整的背后原因。
       河内的五一劳动节的庆典将于下星期举行。我们听说，这一次，首都河内将成为一次大规模集会和经过精心组织的政治示威游行的地点。我们以为，我们必将受邀观看这次庆典，结果说明，我们的想法错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日历上，五一劳动节毕竟早已是一个重大节日。但是，我们很快就获知，我们既不能出席观看庆典或游行示威，而且应该留在这座官邸内。
       我们自我安慰地想，由于马共被当作是一个地下党，我最好还是不要在这些特殊庆典上公开露面。不过，从我们所处的市中心位置，我们听得到庆典的进行。庆典活动的中途，有数以千计穿着农民服装的年轻越南妇女游行经过我们所住的官邸，她们穿着的木屐，走路时发出整齐而有节奏的如雷般的响声。我们立即冲到窗前，只望了一下河内1961年五一劳动节的情景。
让马共在河内的出现不引人注意，的确是有其理由的。只不过是在七个月前，胡志明和黎笋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第一次公开分裂为亲莫斯科派和亲北京派。事实证明，这是一次最为针锋相对的会议，而且是一次对河内领导人来说，具有深刻意义的会议，因为他们准备发动全面的游击战争，以重新夺取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由亲西方的南越政权控制下的地区。
      不少于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高层参加了这一次莫斯科会议。在这次大会上，主张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新理论的倡导者、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如今认为中共保守，拘泥于教条。站在毛泽东一边的那一派，立即回敬赫鲁晓夫和亲莫斯科派，指责他们已变为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很明显，在1961年的五一劳动节，河内考虑到自己的利益，有必要避免在苏中领导层的斗争中选边站。为了能继续在南方进行战争，越共领导人必需同时获得苏联和中国的积极支持。未来战争所需的庞大财政费用和大量军用物资，只有通过不偏不倚地悉心组织才能获得。尽管我们是马来亚的华人，但是，如果安排我们跟中国贵宾们一起，站在官方的五一劳动节观礼台或其它显著位置上，必定会发出错误信息，危害到河内采取的中立态度。鉴于我是一个华人政党的领导人，正前往北京途中并准备在那里建立我的新总部的事实，这点尤其值得注意。
        

                     会见在北越受训的马共干部
      小章不是因我而来到河内的。他是来督导我们派来北越接受游击战争理论，特别是关于建立和保持地下政治组织的理论培训的一个十位重要干部的学习小组的。越南同志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我们渴望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我们希望能够从中查明我们所犯的错误在什么方面。鉴于马共决定恢复进行政治斗争，我们认为越南专家在和平举办的训练班，对于我们重新崛起的斗争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在河内受训的学员，都是马共的重要干部。他们是我们从马来亚各地精心挑选出来的，然后才把他们派到北越首都接受专门的政治指导的。他们受训之后，根据错开来的计划，有一批干部将前往曼谷，为马共建立一个独立的秘密联络站。当时，我们要确保自己可以有一个经暹罗直接南下的秘密供应站，而不必依靠当地共产党的协助。
      我们计划让大部分在河内学习后的学员潜回马来亚活动。无论是建立经过暹罗的地下交通线，还是准备派遣受训政治干部潜回国内，这两者对于我们长期计划的成功，肯定都是不可或缺的。很明显，利用我在河内的机会跟这些干部建立起个人联系，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们未来的活动对马共的生存是绝对不可少的。所以，我去和平拜访了几次，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非常熟悉。
在越南逗留期间，我还收到越南党领导层邀请我前往越南各地访问的好些请柬。小章、陈田和我接受了几次短途访问。我们第一个访问了位于越南西北部的奠边府，凭吊越盟在抗击法国殖民军的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场。时间虽然过去了7年，但是我们在此走动，依然要小心翼翼。这里周围一带广大地区布满法国地雷、未爆炸的炸弹和未使用的炮弹。它们就这样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为一场极其辉煌而又激烈的围攻战的铁证。这场围攻战的胜利，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精神上带来了如此巨大的鼓舞作用。
      出于对我的健康状况的关切，越南同志坚持要我到他们的著名疗养胜地下龙湾休息和静养几天。下龙湾位于河内以东170公里，与港口城市海防相邻。整个下龙湾约有3千个小岛屿和各种礁石，星罗棋布于海面。海岸线一带，都是密如蜂窝式的岩洞，洞穴内经上万年凝结而成直立于洞底部的石笋和悬在洞顶的钟乳石，蔚为奇观。越南同志骄傲地说，他们民族的某些伟大文学作品从下龙湾的风物中获得灵感。我在杂乱无序地建于海滨作为政府度假屋的一间别墅里住了几天。两年以前，印尼总统苏加诺就曾接受越南方面的同样款待，享受同样的设施。。

                        胡主席问： “你会讲马来语吗？”
       五一节庆典过后不久，胡志明就要前往北京。在那里，他将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进行极其重要的会谈。在议事日程里，必定会讨论到莫斯科-北京之间出现分歧的有关问题，而胡当时显然是在相当大的压力下，要向毛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意保持中立。越方通知我，胡在动身前很想见我，只是时间的安排要迁就他的繁忙的日程表。
我终于收到拜见越南领袖的邀请信。没错，这封信是经由越南中联部交来的。胡有两个住所：一个是他的官邸，是法国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相当大的豪宅。他在这里处理党务、开会和会见来访的显要人物和外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距离这里不远的真正住所，简朴得就像是一个苦行僧居住的地方。他日复一日生活在这个单层小房里，里面只有他的私人寝室、一个用膳的地方和一个小会客室。
      我和陈田、小章一起，就在这间陈设简单的居所，见到了这位传奇人物“胡伯伯”。我们被迎进胡的会客室，而他就坐在会客室里的一张普通木椅上等候。单独一个越南翻译员就站在一边。蓄着一绺山羊胡子年已72岁的他，身穿一件单薄的棉布短上衣，脚着一双如今闻名遐迩的凉鞋，它以旧轮胎做鞋底、用不再使用的内胎做成鞋带固定着。在交谈过程中，胡也闪现出他幽默的一面。他诚恳地要求我们，千万不要受他穿着的影响。他出访中国和苏联时，穿着的就是这套衣服和这对凉鞋。“不要学我的样子，”他这样劝我们，说时脸上闪过一丝微笑。“这只是我个人喜爱的穿着方式。但是，当你们出去会见客人时，衣着须得体。”
       胡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会讲马来语吗？”我明确地告诉他我会。随后，我们就很一般的问题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的非正式交谈结束后，我们三人跟胡一起享用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大家吃了米饭、一盘肉和一些蔬菜。
     这次与越南领袖的会晤，是我们方面提出来的一次礼节性拜访。我们与越南之间就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会谈，早在几天前的一次党对党正式会谈时就已进行。马共这一边由我率领，越共一边由黎笋率领。会谈是在越南劳动党总部举行。
            

                    与越共总书记黎笋举行会谈
      毫无疑问，黎笋是一位来自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人，也是当时河内领导层里仅有的一位来自南方的共产党人。出生于旧帝都顺化附近一个乡村的他，为人以强硬和自负著称。他自学成才，有一个时期，曾在越南铁道部门工作，并曾两度被法国殖民者逮捕入狱。在监狱期间，他利用机会刻苦钻研政治哲学。他两次长期身陷囹圄，再加上他在法国人迫害面前表现出来的坚贞不屈精神，使他的地位日益巩固，最后甚至大大地帮助他升为显赫一时的政治人物。
      在党对党会谈时，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政策。越南方面也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政策。双方就广泛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河内方面答应给予我们提供他们能力范围内的援助。越南方面对英国人如何运用反游击战战术，似乎不太感兴趣。我想他们一定觉得，他们与法国人交手的全部经验，必定使他们对游击战争的认识比我们懂得多。
       中苏之间的分歧如今已经公开化，令我要注意避免谈及任何会涉及这一主题的言论，以免使我们的主人难堪。黎笋发表了一篇关于越南政府决心为实现越南统一而斗争的专题讲话。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他曾回返回南越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对我们谈起他自己在南越受到吴庭艳政权迫害的这段经历，以及一大批越南共产党积极分子遭到获得西方支持的西贡政权逮捕、严刑拷打和杀害的情况。
      黎笋解释说，尽管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不久，大量亲共分子被遣返北纬17度线，南方的地下活动依然活跃如常。他说，河内方面曾经对根据日内瓦协议规定于1956年7月举行的大选寄以厚望。但是，由于吴庭艳政权不遵守这方面的规定，并且对南方的共产党组织进行军事镇压，北方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奋起恢复南方的军事斗争。他的谈话，令我们确信无疑，促进在南越的革命的行动已经展开，针对那里的政府目标而采取的小规模军事行动也已经展开。随着斗争的扩展，这些行动必将增加。
     黎笋接着强调说，发动武装斗争这个政策的最终决定，是执政的北越劳动党到了1960年9月在其代表大会上才做出的。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同时确立了他本人作为党总书记的地位。
      我向黎笋解释了我们在抗击英联邦联合部队时面对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转为进行地下政治活动的原因。我明确指出，由于我们得不到外界任何形式的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援助，我们重新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将会是多年后的事了。
      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古怪的地位。越南同志开展全面武装斗争的日子才只有8个月，而我却在这里强烈地为马共与之相反的做法声辩。坐在桌子对面的黎笋坚持说，在南越单靠政治斗争是行不通的，因为敌人不断追捕、监禁和杀害政治活动分子。我肯定，北京方面并没有通知越南方面马共于1959年就已转变斗争方针之事。看起来，黎笋及其代表团对我所说的谈话感到非常惊讶。显然，他们似乎是第一次听说，我们为了有利于进行政治斗争而决心放弃武装革命。
         

                   越南答应给我们有限度的援助
      翌日，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实力派人物黎德寿，就某个特别问题与我接触。他被认为是劳动党圈子内的第二号人物。显然，他对我在党对党会谈中的谈话感到不解，要求我加以解释。他并没有参加党对党的会谈，我估计他是听了黎笋对我的谈话所作的评介。他接着举出一些痛苦教训，来说明河内更希望我们坚持进行武装斗争的立场。然而，如果我们觉得条件不许可的话，那么改变斗争方针，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而且越南方面将尊重我们的决定。
      与此同时，黎德寿重提越南方面在前一天的会谈中答应提供给我们的援助。他一开始就强调说，他们的援助只能是有限度的，因为河内自己目前非常依赖从苏联和中国获得的援助。不过，他们将想尽一切办法，协助马共人员为了工作活动的需要，路过国界来往于马来亚和中国。尤其是，他们非常乐意继续为我们所选派的干部举办训练班。此外，他们也欢迎马共学员长期留在北越生活，并投身于当地各种革命学习活动。他举例说，目前，已有约1000名柬埔寨抵抗力量分子，就是这样安排来这里和接受训练的，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将随时返回自己的祖国参加战斗。我高兴地接受了越南方面的这些提议，并且立即着手计划如何利用这些提议才有益于我们自己。
      当时，在共产党高层圈子内普遍知道，胡志明深切关注中苏分裂将给南越革命带来的威胁。而胡个人为调解中苏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所做出的努力，获得赞赏。实际上，他为了扮演这个角色，曾北上中国好几次。当我们得到通知说，由北京刚送胡返回河内的中国航空公司的专机就要空机折返时，我们实际上已经向普通航空公司预订了飞往北京的机票。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利用这个方便，乘这架运载重要人物的专机飞往目的地？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我们在河内已经逗留了约6星期。我急于前往中国首都安顿下来，并开始着手进行振兴我们的党，一个我觉得是艰巨任务的工作。
小     章和我在思想上，从来就是毛泽东路线和中共的坚决支持者。但是，中国发生的好些事情，依然困扰着我。有一点，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有着如此辽阔土地的农业国居然会发生饥荒？中国过去是一个封闭国家，这里发生的一切在我多年来接触的西方媒体上鲜有报道。小章和我在河内时，有好几次曾谈及这些问题，而且促膝长谈至深夜。我第一次听说，大跃进完全是一场灾难。
      

                   马共必须在思想上跟毛和中共保持一致
      小章曾非常坦率地谈及毛所犯的错误。我们讨论后得出的一个结论是，马共在思想上必须继续跟毛和中共保持一致，但对它的实际运用，应更加灵活。小章赞成我们在中苏分歧问题上不应倒向一边。我们应该跟莫斯科保持一定的关系。毕竟中国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至少在表面上，这两个共产党大国彼此之间在当时还是相当友好的。除非出现公开分裂，否则，我们必须努力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是，如果公开分裂成为事实，我们届时自然会倒向中国一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建议。
我们于1961年6月第一个星期某天上午飞抵北京国际机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宁一到机场迎接我。他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密战友和忠实支持者。陪同刘宁一前来迎接的还有中联部其他负责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就像越共的一样，是负责处理跟兄弟共产党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专门机构。
      我获安排入住位于跟北京高度保密的中联部总部相邻的一幢结实的洋楼。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和铁道部大楼就坐落在相去不远的大街上。当时中联部是秘密运作的机构。它深锁在高墙围着的大院里面，也不对外公开它的职能。在它的大院里，建有一幢幢小院落式的独立楼房，在它背后隔着另一堵墙，中联部工作人员家属就居住在里面。任何家属成员严禁步入办公楼区。到中联部办理一切事务，都只能通过预约。
      我住的洋楼是供在北京活动的兄弟党负责人居住的住宅区的一个单元，它位于直接通向中国首都心脏——天安门广场的一条大街上。1959年起就居住在中国的坤华，如今已完全康复，并与我团聚。她自从来北京后，就一直是跟我们在北京的一群干部人员居住在市里某处的普通住宅区。
                    
     在我们居住的大院内，还有东南亚另外两个兄弟党——缅甸共产党和暹罗共产党的负责人也在这里居住。缅共的房子在当时是最大的一间。他们全都是缅族人，其中的大部分人最后都返回缅甸。常驻北京的暹共工作人员比较少，尽管他们中有一大批人住在这里参加一个长期训练班。
      我们在新居安顿下来不久，中联部一批高级负责人就前来拜访我。我们之间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其间，我进一步解释了马共决定在马来亚恢复进行政治斗争的目的。中联部的同志认真听取了我所说的一切，并且回去后一定向中共中央做了汇报。我想，所有跟我们党的事务有关的决定，都是由这个中共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正是邓小平。
      为给我接风，中方设了两次欢迎宴会。第一次由中联部宴请。另一次大型酒会则以中共中央名义举办。我都是在小章、陈田和我们当时的党主席穆沙阿末陪同下出席这两次宴会的。很明显，在我们的士气低落之际，中国同志急于给我们鼓励打气。他们赞扬我们的不屈不挠的勇气。他们夸我们的革命斗争。听他们这一说，你很难想象得到，我们在军事上已被打败。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曾就中共领导人到底为什么对我们交口称赞的背后原因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与中共总书记邓小平举行正式会谈
      1961年7月应邀与邓小平举行正式会谈时，我们终于获得了答案。小章、穆沙阿末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会谈。我们是在邓小平设于中南海政府行政大楼里的办公室会晤的。另外三名中共高级负责人和一名负责会议记录的秘书也参加了会谈。
。 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马共总书记陈平
       邓首先发言。他告诉我们，东南亚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知道他不久前刚与胡志明举行会谈。我估计，他告诉我们的看法，是基于他所了解到的河内对南越的意图以及胡准备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有多大。此外，邓对缅甸、暹罗、老挝、柬埔寨和印尼等国的同志的想法和计划，也了如指掌。这些兄弟党当时在中国都拥有重要的培训中心。
      邓坚持说，从战略上看，整个地区的形势对我们在马来亚长期来所从事的武装斗争，将变得成熟。他极力要求马共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要转变方针。我们必须利用整个东南亚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我感到有些吃惊。我告诉这位中共领导人，“我不能当场决定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需由我们党中央决定。”
      我定了定神后，立即补充说：“如果我们要恢复武装斗争，我们可以期望从中国方面获得什么援助？”这一点，我对邓解释说，将会是马共中委们提出来询问的首要问题。
      很明显，邓对我的反应早有准备。中共中央联络部多年来一直密切注视马共的状况。小章来北京的任务就是要与北京领导层保持经常的联系。自从我们的无线电联系建立后，他一直有向中国方面提供关于马来亚的政治和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展的非常准确报告。其时，马共拥有的全部资金大约还有100000美元的现金。我们计算过，这笔资金足于用来维持业已大大减少的军事行动不超过12个月的开支。
      邓兴许是受到我提出的财政议题这件事的鼓舞。毫无疑问，他把它看作是能够促使我们终将同意中国想法的一个预兆。我们的会谈最后达成以下的谅解，即我将把他的建议提交给马共中央讨论。邓向我保证，如果将来达致全面协定，中国将会支持我们。至于具体安排将由中联部负责处理。总书记解释说，中联部也将获授权决定编制预算的事宜。我们的会谈于同一天分上下午举行了两次。
      如今，我们在心理上感到自己处于更加为难的地位。在昔罗时，我们曾忍受好几个月的精神折磨，才最终决定把我们幸存的唯一希望寄托于回到政治斗争上，尽管这意味着将带来即时的烦恼。
     我私底下对邓的谈话的每个细节，读了一遍。我邀小章、陈田和李安东参加讨论。我们也通过电台跟回到昔罗的阿海联系。毕竟，如果我们接受中国的建议，第一个面对恢复作战这一艰难任务的将是我们这位刚上任的代理总书记。毫无疑问，邓曾是一位很有说服力者。在此之前，每次向中国提出寻求直接财政援助的建议时，我总是感到尴尬。但是，我来到北京后的最初几个星期，我就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在资助其它东南亚兄弟党方面，做的很好。这些东南亚兄弟党全都有代表常驻北京，而且都有大批人员在接受各种课程的训练。
     

        不满赫鲁晓夫在苏共代表大会上公开谴责斯大林
       我跟邓会谈后的3个月，我应邀前往莫斯科访问。我此行的目的是出席苏共代表大会。结果，我还应邀观看了在红场上举行的庆祝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44周年的阅兵仪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公开谴责斯大林。他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我此行也访问了列宁格勒一星期。
      我过去曾听说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和他的政策的批评。这种做法也曾发生于1956和1959年举行的苏共秘密会议上。我个人对在莫斯科冒起的新态度非常不满意。我愿意承认，约瑟夫-斯大林犯有某些严重错误，他的政府要对过激行为负责。尽管如此，他毕竟是一个不平凡时代的不平凡人物。正是他，使苏联从茫茫荒芜的大地摆脱出来变为一个超级大国。没有斯大林，苏联绝不能击败第三帝国（指1933-1945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译者注）。
       赫鲁晓夫和邓都自认为是改革者，都努力使各自的共产主义国家对现代世界开放。为了使用阴谋诡计来保住自己的权力基础，赫鲁晓夫对过去的政权采取了一种全盘谴责的做法。当年，我听了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后，我觉得这种蛊惑人心的言论和行为，终将自食其恶果。我担心苏联在政治上的这些新观点，必将会给中苏关系带来影响。事实证明，我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另一方面，邓从来没有诋毁毛。这样做将意味着谴责他自己。多年来，我跟邓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对他在某些政策上的睿智有所怀疑。然而，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我重新检讨了我在关于他的领导能力方面的态度。如今，我承认仅存的共产主义模式，就是他所塑造的那种。我相信，今天的中国正朝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她还必须保持集中控制的大环境一段日子。否则，她将重蹈1990-1991年苏联的复辙。我如今告诉大家，别那么快预言中国在政治上将屈从于资本主义势力。它需要用比大多数人想象的长很多的一段时间才会发生。

 

以下是陈平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英文版第25章的图片说明：
1） 1961年4月底，李安东和我安抵河内。我们是从泰南总部出发，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艰难旅程。我们在北京的代表小章也来到河内迎接。图为我、小章和李安东由左至右站在我们在河内逗留期间所住的一座官邸的台阶上合影。
2） 在河内期间，我特别渴望参观越南人民于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奠边府战役中，把法国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战场。56个日日夜夜的战斗证明，这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武装冲突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它在政治上彻底动摇了法国殖民者继续其殖民战争的决心。图中的我，一只脚踩在遭遗弃的法国加农炮上，周围望着我的是，当天陪同我的越南同志。
        （以上两张图片见英文本 第419页）
3） 1961年6月。图为我刚抵达北京，穿上新毛装，于具有历史意义的天安门广场留影。
4） 1961年12月于北京，图为小章和我于颐和园合影。
          （以上两张图片见英文本 第422页）
5）  1961年11月7日于莫斯科，我应邀参加了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和观看了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44周年庆典。图为：和我一起站在红场上合影的苏共国际部的一名红军上校。
（重新校正于2016-1-14）

下面图片说明：阿海（即陈瑞）、阿都拉-西迪（马共主席）和陈平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