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总书记在中国(中)

             陈平总书记在中国（中）
                                        张泰永编译

        1955年12月底，轰动一时的华玲和谈失败后，国内外形势继续发展，但马共进行的抗英战争，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异常悬殊，兵员伤亡惨重，环境越来越险恶，而走向低潮。在这种形势下，马共中央于1959年10月召开了第十一届扩大的中央全会，决定采取偃旗息鼓、等待时机、转变斗争方式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及李安东、陈田等中央领导人出国，研究马来亚革命问题，开展国际活动，加强与各国兄弟党的联系，以争取国际援助。
      陈平等三位马共中央领导人于1960年12月开始了他们的长途跋涉、充满险阻的出国之旅，经泰国、老挝、越南的丛林、峻岭，于1961年夏抵达受各国人民景仰的中国首都——北京。没想到，这一走，陈平总书记本人不得不在中国逗留了长达20多年之久。
       陈平总书记在其2003年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第25、26、27章里，公开地讲述和介绍了自己在中国这20多年来以马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身份所开展的各种重大活动和所作出的重要决定，特别是与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等之间的交往和会晤，非常值得想要认真研究国际共运史，特别是马共斗争史的学者、专家和朋友们参阅。
      本文将分上中下三次刊出，内文经笔者根据原文重新校译，希望尽力臻于达和准确。在此过程中，让笔者觉得其内容不仅非常丰富和翔实，而且非常引人入胜，读了实在兴味盎然。不过，由于时间过去了十多年，陈平总书记也于2013年9月离开了我们，他的某些看法也许会引起不同的看法。这是难于避免的，也很正常。当然，在翻译上或行文方面，以及文内由笔者所加的小题，如有任何不妥之处，则应由笔者负责，欢迎各位学者、专家和读者提出批评和指正，笔者谨此表示万分谢意。

 
                                       穆沙阿末的看法最乐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讨论邓的建议时，在所有人中间抱有最乐观看法的，正是在华玲谈判前被提拔为党主席的穆沙阿末，而最终背叛我们的也正是他。
     他自信地预言：“有中国的支持，我们用5年时间就能接管马来亚。”我想，穆沙未免过于激动了吧。他的估计看来最不切实际。我提出需要8至10年的时间，也许会比较现实。即便是在那时，我仍然是不敢肯定的，而且也是这样说的。
     在我跟黎笋和黎德寿于河内进行最近的会谈后，我曾坚信，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的解放，仅仅是时间问题罢了。但是，对于暹罗来说，我却绝对没有信心。依我的想法，这个王国的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理由是，如果印度支那的解放需要8至10年的时间——实际上用了近15年时间，那么，届时我们在马来亚的处境又会如何？我们绝对需要有一条跟某个兄弟党控制下的国土相连的共同边界线，但是，这一要求即便是在印支三国的国土都解放了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
       依我看，一个共产主义的暹罗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我还清楚记得，我是多么的关注1945至1960年暹罗政局的发展。我也十分渴望其当政者，不论是军人还是文官，都能实行哪怕是稍微中立的政策。一个中立的暹罗，对我们的斗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斗争受到的阻碍，将会因此而大大减少，而且我们也可以肯定，暹罗当局绝不会跟英国人联手打我们。后者对我们继续留在这个王国南部活动，始终构成一种威胁。
      这是我们1959年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今在北京，时间仅仅过了18个月，我们又再次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这一次，中国方面答应给我们财政上的支持。但仅此一点，就足以影响我们的看法吗？
      在昔罗的阿海认为：是的。他立即回电表示，他乐意于率领这场重启武装反抗的战争。穆沙阿末对此特感兴趣。小章也表示支持。我跟其他人一样，表示同意。但是，说真的，我们赞成这个决定，是有些勉强的。毕竟，我们1959年的昔罗决议，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们是经过多番分析和自我批评后才作出的。
           

                                恢复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北京的援助
        因此，当我们再次与中共会谈时，我们的根本立场认为，马共恢复进行武装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北京愿意提供的援助有多大。邓曾获授权负责马共政策问题。如今，我们是跟中联部最高负责人打交道。坦白地说，我们克制住自己，没有要求他们提供武器和弹药。我们完全了解，运送这种装备到马来亚并非易事。给强势货币，才最关键。。
      我们跟中联部的会谈进行了几个星期，结果非常成功。我参加马共以来，党的财政第一次没有了后顾之虑。与此同时，阿海获得授权负责主持昔罗总部召开的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就是恢复武装斗争。我们责成阿海制定一个详细计划，以便纳入中方的财政支持内。他所需的费用将包括在中央正在北京制定的全盘计划里面。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动员和组织群众，并且要在实质上重新恢复我们在暹马边境的活动地盘。我们必需又一次开展肃清国民党和其它冒充国民党的匪帮的势力的行动。由于我们从1959年起结束军事行动，这些匪帮开始逐渐回到这里填补他们认为是“权力真空”的地区。1950年代初期被我们赶到金三角的那股匪徒，也再次出现在这里。
      为了重建我们的势力范围，于是决定我们有必要消灭一些重新潜回这里的犯罪分子。这一行动的杀伤力要足于令这些匪徒及其同伙清楚知道，如果他们蓄意留在这里打家劫舍，他们首先必需和我们较量。在这方面，阿海匠心独运，想出一个办法使暹罗当局对我们坚决铲除这些匪帮的立场，保持中立。
          

                           阿海匠心独运 令暹罗当局保持中立
       他先是设计出一种用暹罗文印就的特别传单，然后在整个边境各府派发。这是一份对当地居民以及军政当局的告白书。告白书里说明，马共在这个地区的惟一目的，是为了获得物资供应。这些物资将用当地货币向当地市场购买。我们向当地居民保证，我们完全尊重暹罗的主权。我们还把各种主张列出来，我们觉得，它将有助于加深当地居民对我们的了解。我们于是开始向暹罗当局建议，应避免试图闯入森林来追踪我们。不过。如果他们真的来了，而且只是朝天开枪，我们一定会以朝天开枪回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直接向我们开火，那么我们也一定用同样方式还火。我们向那些军警保证，我们不想同当地政府打仗。如果他们不到森林里巡逻，我们绝不以其他任何方式打扰他们。
       由于这些传单已经广泛派发，我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游击队员必须了解传单的含意，同时严格地按照规定加以执行。结果证明，这个办法很有效。它设法使森林的存在，就像我们管辖的地区，并照这种方式做下去。这些传单，很快就落到军警和政府高官手里。几乎在一夜间，我们不再受干扰了。
       恢复我们的武装斗争必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政治教育，重新巩固我们的整个组织。我们恢复了一个安排很紧的讲习班。其时，我们的总部已经迁出昔罗，并终于回到勿洞地区安营扎寨了。鉴于秩序和信心都得到恢复，我们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全境地下政治组织以及当时集中于暹南边境森林地区的部队，展开了招兵买马活动。
       在我动身前往北京之前，我们如今已加以放弃的复员计划，就已经开始执行。我们有相当一批游击战士，选择不去中国，他们离开森林后，投入到马来亚边界北部的当地华人社会中生活，因为南下有被判处死刑的风险。随着复员计划的执行，我们的人数剧减。在我们下令转变斗争方式时，我们游击队的骨干分子已下降到只有300多人左右。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最少的军事实力。有了新斗争计划和财政来源之后，我们于1961年中开展了第一次的招募新兵活动。到1964年，我们游击队实力增加到约800人。这些特别招募的新兵全都来自边境北部地区。这一次，我们相当成功地争取和吸收了来自当地伊斯兰教徒的新兵。
          

                            马共游击队如今遍布于四个主要森林基地
        现在，我们的军队遍布于四个主要森林基地。一个是位于昔罗西面的森林地区。另一个在中部的勿洞森林地带。其余两个深入到暹罗东面现称为泰国的那拉提瓦府（陶公府）的边境地区。有必要指出，我们的游击队是没有基本工资的，只有我们称之为零用钱的一点收入。这点钱足够用来购买香烟、肥皂、牙刷以及其它一些个人需要的小日用品。
       由于得到全面发展，我们队伍的士气有了提高，而源源不断的财源，对行动的顺利开展，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在曼谷的那两家重要贸易公司，虽是我们资金的重要来源，但仅靠它们的收入是不足于应付我们日益增长的需要的。如何把钱汇出去，永远是一个难题，而且当这两家公司被迫关门大吉的时候，情况就更加难了。我们得携带现金。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的交通员在途中被捕或被搜查了，无论其原因是什么，那么可以肯定，他身上携带的钱，就会当场被没收，不管这是不是一次正式逮捕了。不过，如果真的要携带现金的话，我们规定只准带英镑。100英镑面额一张的钞票是所有钞票中价值最高的，也是最方便用来跟当地货币兑换的。
        当然，我们不断注意如何改进我们的资金运转出去的办法，而且发展到可以选择使用各种各样的国际性渠道。在这里，我不想详细说明我们的秘密金融通道形成的底细。我只想说，我们二十年来都是在非常不错的条件下使用它，而且从未受干扰。马共在预算方面一向严格地加以限制，即便是到了1961年北京开始资助我们的时刻，我们对预算的限制反而更加严格了。我们每年向中国方面提交以美元估算的申请。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提取这笔资金时，可以是我们喜欢的任何货币。由于提出的需求有所调整，北京当局相应地增加了我们的预算费用。这项总的安排一直维持到1989年对我们的财政援助停止时为止。
       虽然从1961年起，我在名义上一直是马共总书记，但实际上，总书记位置上的所有日常职能，都是落在阿海身上。在北京，我的工作变成主要是在最高层面进行对等交流活动。当战场上向我提交各种需求时，我必须尽力去处理它所带来的种种错综复杂事情。与此同时，我还要向中国高层做报告，介绍马来亚政局的发展。我所做的深入分析和介绍在日常报刊上是看不到的。我也定时呈交报告。有时，情况有什么重大发展变化，中国方面会征求我对某个特殊议题的意见。
           

                    星市委主要负责人余柱业秘密访京晤谈
                                 1953年——60年代时的余柱业
       我到达北京后不久，新加坡市委主要负责人余柱业，从他流亡在廖岛的总部前来中国与我会晤。余的英文名为Eu Chooi Yip，我们称他ECY。小章和我一起接见了他，而且，我们三人一起制定了一个把所有留在新加坡已公开暴露身份的地下活跃分子撤走的计划。余向我简单地介绍了有关其他流亡在印尼各地的同志们所面对的问题的第一手材料。关于这方面，他确认了我们自1959年以来所收到的许多报告。我们的讨论也触及要用什么最好方法来保全我们仍留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问题。两年前，马共中央曾提出警告，李光耀在1959年5月大选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很可能完全翻脸不认人，对付马共在新加坡全岛的基层组织。我们的预言未免过早了。然而，我们在1961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们长期来所担心的镇压行动就近在眼前。
         我们在北京的会谈，也仔细研究了伦敦和吉隆坡之间正在炮制的马来西亚计划。我们三人一致同意，我们如果抵制这个计划，将会是最符合我们党的利益的。如果不能破坏它，至少在实质上，要能推迟它的实施。我们的立场是，新加坡应保持独立于马来西亚之外的一个实体而存在，尽管在事实上，我们从斗争一开始，就主张新加坡同马来亚半岛应统一。
        我们认为，李光耀之所以对马来西亚计划如此热心，部分原因是他感到这个计划有利于他来对付马共。我们深信，李企图在幕后操纵东姑，并利用东姑，不仅仅在新加坡而且在整个马来亚来粉碎我们。我们的看法显然错了。最后，是东姑要李按照他决定的时间表来镇压马共。
        我们在跟余商讨期间，手头上欠缺有关马来西亚的确实情报。自东姑在那年年初，第一次公开提到所谓马来西亚计划以来，就仅有一些关于这个计划的公开的和官方的讨论会。由于我当时在前往北京途中，错过了这些评论。尽管我同意为了政治目的应努力抵制这一计划，不过，我对这个策略是否可行是有所保留的。
                

                                  对李光耀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有怀疑
         余极力坚持认为，人民行动党内部以李光耀为首的右派集团和似乎是以马来亚出生的淡米尔人、前反殖《新加坡虎报》副总编辑拉惹勒南为首的中间派之间的分歧更加扩大了。另外，还存在一个余认为是“华社集团”的第三派别。为了说服我们相信拉惹勒南的政治倾向，余跟我们谈起在紧急状态初期，有一次，他的肺结核病突然发作。他急需医治，但基于安全上的原因，他决定去看一位左派医生，其时，这位医生正巧就住在拉惹勒南家里。
        我对李一派与其它两派之间的分歧有多深表示怀疑，尤其是想起这位人民行动党领袖与拉惹勒南之间的交情。我这两位同志一定要我相信，他们之间的裂痕是存在的，而且将不断恶化。二对一，我被多数票击败，只好同意他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决定命令我们在新加坡的地下组织，努力争取拉惹勒南一派站到反对马来西亚的立场上来，同时尽一切可能破坏李企图强行成立包括新加坡在内的新联邦的决心。我对这个决定深感不安，而且设法说服我这两位满腔热情的同志，从今而后，我们的政治策略要做最好的打算，也要做最坏的准备。结果证明，我的疑虑并非无的放矢。毫无疑义，拉惹勒南从一开始就是李光耀的同路人。我要求做最坏准备的想法，同样是有根据的，但从来没有得到贯彻，这是我们吃了苦头之后才知道的。
         在公众关于马来西亚计划的辩论势头越来高涨之际，李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来争取华族中产阶级商人的支持。他答应要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新加坡应否加入马来西亚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全民投票的建议。我们坚持认为，新加坡将会在与其它地区不公平的条件下加入马来西亚。我们指出，马来亚的法律对马来人非常有利，而对华人极为不利，而且这种情况在新马来西亚计划实施后，将会以强制的手段维持下去。我们清楚知道，新加坡华人对于一个由吉隆坡控制的马来西亚之下的教育政策和华文学校的前途，深感忧虑。
         李主张举行全民投票，是为了使他提出的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政策合法化。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坚决反对他的主张。跟新加坡领导人、学者和西方舆论界多年来数不清的断言相反，社阵从来就不受我们控制。我们肯定有去影响社阵。但是，不论是社阵主席李绍祖医生，或据我所知，其他反对派知名人士如詹姆斯-普都遮里和多米尼-普都遮里兄弟，从来都不是马共党员。因此，更说不上我们有能力去控制他们了。不用说，我们曾试图发展他们，一如我们曾试图争取那时候其他许多有政治抱负的人士那样。

                               李在全民投票后于1963年2月2日对马共狠下毒手
         李于1962年9月赢得全民投票后，信心陡增，劲头十足，开始了大力向新加坡选民宣传马来西亚的计划。他到处发表讲演，并不断扩大人民协会社区中心作为其政治策略基石的影响力。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些中心也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
       接着，于1963年2月2日,李自以为大权在握，而且离马来西亚成立只有七个月了，他要对马共狠下毒手了。就在接近黎明前的时刻，李发动了由当地武力和马来亚警力合作对新加坡全岛所谓共产党积极分子进行的闪电式搜捕行动。这一行动的代号叫“冷藏行动”。根据他们的黑名单，他们企图逮捕的对象多达115人。其中就有詹姆斯-普都遮里。我们期待了差不多4年之久的新加坡镇压行动，事实上，是在东姑和英国人对李施加强大压力下才采取的。我们跟余两年前的商议，对事情的发展所作的预测，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预先想到要采取什么有力的反击措施。我“要做最坏的准备”的叮嘱，终究无济于事。”冷藏行动”摧毁了我们在整个新加坡的地下组织系统。那些侥幸成为‘漏网之鱼’的同志，都隐藏起来了。他们中许多人逃到印尼去了。
        尽管发生了“冷藏行动”，我在北京依然努力想用最好的办法来提高我们在马来亚前线的活动的效果。很早以前，我就想要创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广播电台。但是，考虑到要向中国提出财政上需要一笔如此巨资的工程项目，我总是犹疑不决。事实上，北京当局要比想象中的慷慨得多。
              

                                 再度访问河内  黎笋亲自迎接
         在1964年8月东京湾（即北部湾-译者注）事件发生之前不久，越共中央通过中方交给我一封邀请我访问河内的函件。我通过同一渠道给予回复，表示乐意接受邀请。就在我要动身离开北京之前，东京湾事件发生了，当时，整个共产党圈子内都普遍预期，华盛顿将开始轰炸北越了。对我的邀请，并没有改变，而我如期于8月底的一天傍晚飞抵嘉林机场。到机场来迎接我的正是黎笋本人。到达后的头几天，他们安排我到河内附近地区，参观各个感兴趣的地方。
       之后，黎笋才与我会晤，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自我1961年前往北京路经河内与他见过一面至今，马共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路线，恢复了武装斗争。他饶有兴趣地听我介绍我们已取得的进展。他也向我简单介绍了南越战争的发展情况。刚从北京回来的黎笋向我透露，就在几天前，毛亲自对他说，整个东南亚国家很快就会一个接一个爆发革命。这位中国领袖预言，越南、柬埔寨、泰国和马来西亚全都会落入共产党手中。
       我们会谈中途，黎笋受到打搅。一位秘书走进会议室，急着在他耳际低声说话。当秘书离开后，黎笋即刻转换话题，他告诉我，他刚刚收到消息，一支美国军舰组成的小型舰队正在非常接近北越海岸线的海域游弋。他的情报专家估计，美国随时会进行舰炮轰击。他说，河内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根据这个估计，黎笋接着说，他会安排我转移到河内西北部的前法国殖民者山间避暑胜地——山萝暂避。
         我经公路前往山萝住了几天，天天都在等待预期中的攻击。随后，得到通知说，美国舰队已经改变航向溜走了。一位司机派来接我回河内，就在我到达后的那一天里，我又跟黎笋进行会谈。在接下来的会谈期间，黎德寿偶尔也来参加我们的谈话，我提到说，据我所知，过去两年来，泰共已有一个秘密电台在北越某处进行播音。
              我问：可否给马共同样的设施？
   “可否给马共同样的设施呢？”我问道。
        向越南提出这种请求，我原先是感到犹疑不决的，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们的近况以及我们如今还正苦苦挣扎着复兴我们党的事实，我们也许不会被看作是一个有着足够份量的实体来打这种交道。我实在没必要杞人忧天。黎笋很快就同意了我的建议。他立即补充说，当然，马共得自己准备广播人员。我向他保证，绝对不成问题。他说，越南方面将乐意为我们提供负责电台运作的技术员。更有甚者，他们将为我们开具一份这样一个工程所需的全部电子设备的完整清单。不过，有一个难题。他告诉我，越南目前的情况还无法供应必需的发射器材。黎笋提出有两个可能的来源：中国和东德。我即刻明白，这两个来源对越南来说也许都是现成的。但对马共来说，鉴于中苏分裂的现状，我们只能请求中国协助了。如果向东德提这种请求的话，那将给在北京的我们带来种种麻烦。
          就在越南同志即将请我到首都以外的地方进行另一次观光视察时，我收到中国驻河内大使的便条，请我赶回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节庆典。他的邀请好像有什么急事。便条指出，这一年的十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天是共产主义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15周年纪念日。
        大使先生的邀请，令我全无准备，我发现自己陷于一种十分为难的境地。越南方面热切希望同我的会谈能够继续下去，而且，显然有什么进一步的建议要向我提出。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开罪中国方面，因为他们在北京提供的各种条件，更不用说财政援助，如今对马共的继续生存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前往河内前，我曾礼节性地拜访了身兼中联部副部长的一位中共中央委员，通知他我的意图，特别是请教他，如果十一活动期间我不在（北京）是否方便。他敦促我尽管放心按照计划前去。他还保证，政府打算以比较低调的方式庆祝那年的国庆节。显然，这个计划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改变。好久之后，我才知道其原因。由于面对重大的经济问题，毛在最后时刻决定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仪式。
       我仔细地考虑了自己面对的为难处境后，决定直接给北京中联部负责人，写一封非常客气的短信，解释我的为难处境，并表示惋惜，因为我只能得继续完成越南方面已经为我安排好的紧密行程。我指出，我的离开在事前已经知会中联部，并且得到中联部对我此行的同意。
            

                           越方认为我这样做是对她们的高度尊重
        由于我们被当作是一个“地下党”，我知道中国大使馆将不会邀请我出席中国驻河内大使主持的十一庆祝酒会。因此，我在节日前夕前往大使馆，向大使先生献上一大束鲜花表示祝贺，并祝愿他国庆节好。
       越南方面知悉我着手解决这件事的方式之后，认为我这样做是对越南方面的高度尊重。几天后，在我动身返回北京之前，他们在西湖（湖西）政府中心设晚宴为我饯行。这次晚宴只请个别人参加，也非常秘密。名单上的嘉宾总共不到20位。不过，实际上，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所有主要成员，包括黎笋、黎德寿、长征、武元甲将军，甚至连胡志明本人都来参加。事实上，只有一位领导人范文同没有出席。
        翌日清晨，就在我正要动身离开赶搭班机返回北京之际，胡志明突然出现在我下榻的西湖（湖西）宾馆的大门口。他是前来跟我进行个人话别的。
              

                          中方认为在北越设电台的建议不可行
        当我回到北京时，我告诉中国同志，马共接受了河内准备在北越为我们设立一个秘密广播电台的建议，就像泰共已在运作的那个一样。他们可能提供发射器材吗？与此同时，我还把越南同志为我开具的所需全部电子设备清单呈交给中方。我当时注意到，我的请求看来会碰壁。他们告诉我，这件事我得等待由中共中央来决定。
       几个星期后，我终于得到答复，中方拒绝了我的请求。他们向我解释，东京湾事件已经使北越在军事上面对一个严峻的局面。北越空军基地的战机已转移到中国南方的广西省某地。泰共的秘密广播电台也在计划从北越转移到中国境内。如果我坚持在此紧张时刻把电台建在北越，届时我将无可避免地被迫要把它转移到中国境内某个安全地点。因此，我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的革命电台的计划，实际上碰了壁。当时我感到失望，不过，从长远来看，情况将变得对我们有利。
        其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要求我密切注视，就是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被迫下台了。这件事将令马共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自处呢？显然，北京领导人的全部注意力也被克里姆林宫发生的变化所吸引了。中国决策人在对苏政策上应采取什么立场才最适当，意见并不一致。一小部分居住在中国拥有影响力的白种人共产党人，据说全都跟毛很接近，变成了决策咨询人。但是，中国方面很快就发现，以北京为基地的白种人集团中间，也跟中国决策人中间一样，在这些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意见。
            

                              赫鲁晓夫下台 毛想征求兄弟党人意见
       有一派主张对苏共实行一种全新的政策。另一派看来支持毛和大多数中央委员主张的继续采取原来的抨击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路线。在发言最多的白种人中间，有美籍以色列后裔爱泼斯坦、安娜路易斯特朗和柯弗。爱泼斯坦的犹太人双亲于1949年逃到美国定居。据我所知，斯特朗主张中国采取一种和解的立场，以便改善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看来赞成采取相反的看法。我个人对苏共中央会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放弃其修正主义路线，一直持怀疑态度。
        由于各持己见，讨论看来陷入僵局，于是，毛想征求兄弟党的一群有代表性人物的意见。李安东、穆沙阿末和我，跟爱泼斯坦和柯弗兰一起，后来才知道是被召集到毛在武汉的官邸与他会晤。安娜路易斯特朗并没有被邀请。我推测，这是因为她在这个问题上与毛唱反调。
       一架专机载我们从北京飞往湖北省首府武汉。我们先是集中在一间很大的会客室，接着跟毛主席共进午餐。在武汉的讨论中，毛显得很专注，主导谈话的局面。他提了不少问题，然后专心倾听，对我们的回答有自己的判断，最后，说出他的看法。完全可以相信，中国共产党如今在对莫斯科关系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意见，而毛已牢牢掌握大局。我们离开武汉时相信，中国领导人对莫斯科将继续采取批判态度。
         

               马共内部在恢复武装斗争问题上出现分歧
      早在1964年我访问河内之前，我们内部就在使用什么最好方法来指导恢复武装斗争的方针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这场危机基本上是于1963年由留驻北京自认为“后方派”的大多数人的意见逐步形成的。我们这些在中国首都的中委们，对我们“前方派”的政策很有意见。他们声称，阿海过于保守。他们认为，我们恢复武装斗争的行动，应该更加有活力，更加积极主动。他们号召立即恢复越过边界向南挺进到如今的马来西亚领土内进行直接军事攻击的行动。他们甚至开始要求发动以泰国为目标的攻击行动。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把泰王国划入敌人的营垒里去了。马共驻北京领导层内部这种强硬意见得以发展成跟后来演变为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的喧嚣声并行不悖，绝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口号是：修正主义者偷天换日，破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
       阿海和在前线的同志不同意北京（“后方派”）的看法。这种看法充分表现在陈田、李安东和穆沙阿末所采取的左倾强硬立场上。我个人在这个意见分歧中的观点，是坚定地站在阿海一边。我觉得我们应设身处地为在前线作战的同志多想一想。他们对情况的了解，肯定会比远在他方的我们要符合实际得多。
        在北京，我们试图通过进一步的讨论以及通过我们跟阿海总部的无线电联系，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这一切办法都失败了。我们的强硬派受到横扫全中国的极端主义思潮的严重影响，一点也不肯让步。与此同时，通过无线电发送信息要求言简意骇，电文经精简后，破坏了我们跟游击队基地之间寻求一致意见和互相理解的一切努力.
      最后，我建议我们请阿海来北京一趟。届时，我们便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我觉得他要是能来，并亲自向我们详细介绍前线的实际具体情况的话，那么，令我们领导层陷于瘫痪状态的政策障碍，便能迎刃而解。这个建议得到大家同意，于是下令阿海前来磋商。其时，阿海的妻子因心脏病发作正于北京就医。
      小章于1963年离开北京返回泰马边境，挑起前线的领导担子。他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到达总部。他因与南方的交通联系有困难，滞留在曼谷，一直到1964年，他才完成他的旅程。由于阿海要等替任者抵达后才能动身，因此，阿海直到1965年才在中国首都现身。
      

                          文革全面爆发  马共内部分歧再度出现
       事情暂告一段落。接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红卫兵的游行示威正席卷全国。此时此刻，马共内部在武装斗争方针问题上尚未解决的裂痕，又再次显现出来。那些原来反对在泰马边境两边加强军事行动的多数人，如今全都倒向高喊回到革命原则上来一边。从马共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为一个更为好战的行动施加新的压力。
       穆沙阿末受到中国很快就要把兄弟党划分为“修正主义”和亲毛路线党的传闻的影响，同时，由于我们与中联部之间存在着一些问题，他自以为我们即将被扫地出门，并被扣上“修正主义分子”的标签。于是，他开始疏远我们，甚至迁出我们的寓所，跑出去与他持有共同观点的其他人居住。当然，他最后终于决定走上叛变的道路。他返回马来西亚后，于1980年11月发表了一份公开自白书。
       1969年底，我决定派我们驻北京圈子里口头上最革命的两位返回边境基地，亲自体察具体情况。他们是李安东和他的妻子。他俩一起如期动身，经陆路走了几个月终于抵达我们勿洞总部。此后，我没有接到他俩的信息。他俩的继续保持沉默，使我们原来为前线制定的政策完好无损，尽管这种状况维持不久。他俩继续留在边境营地。他俩决定这样做，必将带来可怕的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的感染。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投身到这场我当时认为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具重要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中去。阿海则纹风不动，并且坚决反对我以任何方式参加。他采取完全不偏不倚的立场。由于强硬派对我们武装部队的政策争论得到化解，他要求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我们前方各种需要上面。

 

图片说明：
正是1965年3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主席在其武汉官邸的宾馆接见了我。照片背景，被主席遮住部分身影戴墨镜的就是李安东。

（2016-1-26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