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航线解密》（连载一）

 

 

本站编者按：
　    当年先达著名的媒体人、革命活动家张泰永先生写的这本书，生动地讲述了关于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的绝密故事，记述了那段难忘的为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历史，本站谨转发于此，以飨先达乡亲和网友。因原著篇幅较长，本站分五次连载，以上是本文作者近照。

　　[编者的话]
　　据了解，《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先前仅以影印本出现，且有许多来历不明之版本，在新马一带私下流传。2006年，才有铅印本面市，书名《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马来西亚策略研究中心出版，陈剑作序)。无论如何，这部口述历史“档案”之可信程度，至今无人说得清楚。
　　由于口述者余柱业，乃大名鼎鼎的前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前马共新加坡市委负责人，前后担任过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驻印尼代表处和北京代表处副团长，以及《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党委、华语部主任等职务，他在叙述自己的一生当中，不可避免地提到许多与他相关的人和事、他个人回归新加坡后对马共及其斗争以及对自己追求的理想的反思，等等。因此，很自然地吸引了新马讲华语的社会人士(包括他的旧友新知以及对新马独立斗争和马共历史感兴趣的人士)极大的注意和关怀。
 
　　余柱业也提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马共新加坡地下组织曾通过一位在新加坡念书来自印尼名叫小张或张泰泉的学生和他的母亲(即张伯母)，经营了一条秘密地下航线，通过往来于棉兰——新加坡——雅加达的轮船，把包括余柱业及其夫人曾爱善以及黄明强、陈蒙洲等在内的一批新加坡马共重要干部撤退到印尼的鲜为人知的秘密。许多同时代的友人读了“档案”之后，对小张是“何许人”?张伯母又是“何方神圣”?小张和张伯母为什么敢于冒触犯印尼和英殖民地法律因而有可能被逮捕和坐牢的极大风险做这等事?与这个秘密相关的人和事是否属实和全面?这条地下航线又是由马共那一级负责人在主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档案”似乎还留下许多耐人寻味的“谜团”，尚未解开，着实让读者颇费“猜疑”。
　　岁月不饶人，故事的主角张伯母已于上个世纪90年代逝世，当事人之一的小张，也早已踏入古稀之年，幸运的是，小张于2007年3月底，写成了一篇题为《地下航线解密》的回忆文章，把深藏在心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连他的上司也未必完全掌握的这段充满神奇色彩的经历，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否则，这个属于“绝密”资料的真相和读者心中的许多“谜团”，恐将石沉大海，永远无法打开，成为一件无可弥补的历史憾事。
　　以下便是年多前小张本人所写的关于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的绝密故事，谨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一、 小张“何许人也”?
　　我原名叫张大永，1934年出生于印尼(当时叫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北部(Sumatra Utara，简称苏北))离棉兰(Medan)约120公里的美丽小山城——先达(Pematang Siantar)。
　　父亲张建源，出生于19世纪末封建落后、贪污腐败的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统治下的旧中国粤东一个贫瘠山区——梅县(现已改称为梅州)。由于家穷，13岁的他，就像同乡的许多大人那样，迫于无奈，离乡背井，冒着极大的风险，漂洋过海，远赴南洋谋生。他先是来到20世纪初英国人统治下的新加坡，原本想投靠一位亲戚，谁知遭到白眼，吃了个闭门羹。但他年纪虽小，可人穷志不穷，绝不向这个亲戚恳求，便转身走人。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刚开埠不久，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由唐山输入的劳工(猪仔)大把，找工作不易。可是，正当他深感前路茫茫，苦无立锥之地之际，遇到了一位“贵人”，一位在鞋铺里当鞋匠的乡亲阿钦叔，帮他在鞋铺里找到一分临时工——当“火头军”。年幼的他，每天一大早就得背着一个比自己个头还高大的箩筐上巴杀买菜。就这样做了一些时日之后，南来时就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和寻找父亲(即我的祖父)的他，又不畏艰险地来到与新马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荷兰统治下的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先达打拼。
　　来到苏北后，他终于与日夜思念的祖父团聚，同时在他极力劝说和帮助下，南来后染上鸦片烟瘾的祖父，终于把抽鸦片的恶习戒掉了，这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荣的一件事，而他自己一生中，在生意场上应酬打滚，从不抽烟，也不到风月场中“逢场作戏”。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原本在家乡就惯于吃苦耐劳的他，不怕人生地不熟，不怕日晒雨淋，赤手空拳，骑着脚车(即自行车)，到先达附近地区的乡村，走村串寨，做些小买卖，赚取蝇头小利。几经艰辛，努力拼搏，终于使他积累了用于发展生意的“第一桶金”，并在先达站稳脚跟。
　　据说，1920年代经济好景时(即美国经济大萧条发生之前)，他在先达开了三间经营洋杂货的商店。随着事业有成，他也于1920年代中后期，经“媒妁之言”，与母亲(即张伯母)缔结良缘，从此，父母亲除了要为自己的营生继续努力拼搏之外，也开始了为养育自己的8个儿女而操劳一生的努力。特别是1929——1931年席卷全球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不灵，债台高筑，父亲拥有的三间店，最后只剩下一间勉强维持。从此，父亲的生意，从上坡走向下坡，风光不再。
　　父亲虽出生在“男人读书、女人种田”、有“文化之乡”美誉的梅县，但由于家里非常穷，一位姑姑从小因为养不起，就送人当童养媳;祖父出洋谋生没有路费，把祖上留下的一间小房间典当给乡亲来做盘缠;父亲和他唯一的弟弟，从小就没条件上学念书，因此，父亲南来谋生后，深感不识字、没文化之苦，在为生活拼搏之余，也在读书方面，狠下工夫。他发挥勤奋好学的精神，靠着辞源、辞海等工具书，终于自学成才，学会了识字，成为会看书，看报，会写，会算的一位生意人。
　　他经常挂在嘴边鞭策自己的一句口头禅，是孔夫子的“不耻下问”。他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偶像”，是靠自学成才最后当上商务印书馆老板的王云五。他最爱看的一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三国演义》。而当孩子们稍为长大时，他有空就经常给我们讲《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顾茅芦”、“煮酒论英雄”、“张飞大战长板坡”、“火烧赤壁”、“孔明借箭、”、“三气周瑜”、“曹丕逼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他说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非常入神，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此外，由于出生于有“足球之乡”之称的梅县，他也喜欢踢足球，后来因为看到一位队友的脚被踢致重伤，他害怕了，便改打羽毛球。那个年代，身为小老板的他，不要说出门坐小轿车，就连摩托车也欠奉，只有骑脚车的份(当然出远门，得乘坐火车或汽车)。正因为他深知，运动是强身壮体独一无二之道，所以，他在我们兄弟孩提时期，就鼓励我们要多运动，不怕吃苦，不要娇生惯养。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我们几兄弟的确都非常好动，爱玩孩子们喜欢的各式各样的游戏和玩意，也爱打球、游泳和骑脚车，或走路到郊外去捉非常漂亮又非常好斗的打架鱼，摘各种果子吃，红毛丹、柚子、芒果、番石榴等，应有尽有，到先达附近连绵数十公里的树胶园里挖橡胶籽玩。
　　不过，有一次，大哥、我和三弟跟着一位年长的大孩子，偷偷摸摸跑到流经先达一家制冰厂的河里(Sungai Pabrik Es)游泳，当时我并不谙水性，差一点儿没溺死，多亏那位年长的大孩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奋力把我推回岸边，否则，那时候(日寇占领时期)，我早就向阎王爷报到去了。父亲知道后，狠狠教训了我一顿(吃藤条)。其实,他曾一再警告过我们，就算学会了游泳，也不准到河里游泳，只准到泳池里游，因为，河里暗涌多，水流喘急，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水卷走。长大后，有关游泳遇溺或到海边戏水被浪卷走的事或报道，听多了，看多了，而且，其中还有几位是认识的好人，转眼就没了，令我不胜唏嘘，对水产生了敬畏的心理，才知晓“欺山莫欺水”、“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实在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至理名言。
　　母亲(即张伯母)姓梁名欢(欢妹)，也是客家人，祖籍松口(现属梅州地区)，出生于1909年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亚齐(Aceh)一个叫南必力的小市镇，比父亲小约10岁。外祖父虽是大户人家，但并不富有，加上家里人口众多，母亲小时候，只上过一两年荷兰小学，便辍学了，所以，母亲只懂点荷文和印尼文，中文斗大的字一个不识。和父亲成亲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且在父亲的点拨下，靠着自己的聪慧伶俐和勤奋学习，很快就学会看、会写中印文书信和会算的“贤内助”。
　　凡是认识母亲的亲朋戚友都公认，母亲智慧和美貌双全，贤良淑德，说话斯文，举止大方，为人随和，通情达理，而且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她不仅对待自己亲人如此，对待邻里邻居如此，甚至对待店里的伙计(店员)也如此。记得，店里一位簿记的婚事，就是母亲特意撮合成的;一位伙计得了肺痨病住院治疗，母亲不仅给他弄饭菜，有时还带着我和小妹去探望。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母亲的某些做法，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母亲虽说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但她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一点都不像一般的娘惹(Nyonya)，而更像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影响的中国妇女。她“十八般武艺”——从协助父亲做生意、操持家务、烧饭做菜(客家菜、印尼菜、西菜)到制作各类糕点、酿酒、缝纫、刺绣都有一手，尤其是她烹饪的菜肴，酿造的米酒，在先达客家人圈子里，有口皆碑。而她的待人接物，热情好客，落落大方，不亢不卑，也为人称赞。正因为如此，二战后，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左派妇女团体成立后，曾想请她“走出厨房”，参加妇女会的爱国民主进步活动;1970年代，李凡同志(1980年代末，泰王国、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三方在泰南普吉岛举行和谈时，任马共代表团顾问之陈再润女士，原名伍瑞霭)和她见面谈话后，不无惊奇地对我说：想不到你母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更为难得的是，母亲全无不良的嗜好和习惯，当时，许多客家妇女喜欢玩纸牌(我所知道的至少有两种)，但她和乡亲邻里相聚一起时，从不玩牌，直至她最后离开人世。她虽信神拜佛，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不完全迷信，而且她之所以信佛，主要是在超自然力面前，感觉到人的渺小和无奈，希冀通过祈求菩萨，保佑自己家人一切顺遂，身体健康，无灾无难，平平安安，以减低心里的忧虑和恐惧。值得一提的是，她自己信神拜佛，但绝不强加于人，对自己儿女也是如此。小时候，我曾问过她：究竟有没有神?她的回答是，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不仅如此，她原来拜的是“观世音菩萨”，但也不排斥“如来佛”或其它的神和菩萨，同时与信仰其它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也能友好相处，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
　　印象中，母亲绝少发脾气，不论对任何人都是晓之以理，耐心说服。她和邻居邻里相聚时，经常津津乐道各种古代动人的故事，如“木兰从军”、“孟姜女哭长城”、“岳母刺字”、“杨门女将”、“梁祝”、“西厢记”、“红楼梦”、“梁红玉击鼓抗金兵”、“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秦香莲”、“孟丽君”等或宣扬尽忠报国，或歌颂巾帼英雄，或赞颂敢爱敢恨、忠贞不渝爱情的传说，反映出她爱憎分明，感情丰富，对年幼的我们，影响深远，不仅使我们从小就对具有悠久历史、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古典文学、戏剧、音乐，深感兴趣，而且教育了儿女爱什么、恨什么。
　　还记得，1950年代，《梁山伯祝英台》(越剧)、《天仙配》(黄梅戏)、《刘三姐》等新中国电影在新加坡上映时，轰动一时，父母亲也和当地男女老少一样，成了这些电影的“粉丝”，其热爱程度丝毫不逊于年轻人。当时，难得唱歌的母亲，不仅会哼《天仙配》里的几句：“树上的鸟儿，双双对对,夫妻恩爱,把家还……”，而且还哼的有滋有味，喜形于色，同时还特意买了一张《天仙配》唱片带回印尼给我们欣赏。
　　我们姐妹兄弟共8人，我之上有一个大姐和一个大哥，之下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因为男的数下来，排第二，所以，姐妹兄弟们都叫我老二或二哥。除小弟出生于二战后，我们各姐妹兄弟都是出生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经历了战前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相对稳定的和平年代，也经历了日本入侵时期的战乱年代以及战后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的动乱年代。可以说，我们在孩提时代，曾沐浴在和平阳光下，也遭受逃难、恐惧、血腥和战火的洗礼。
　　跟许多老一辈的中国人一样，父母亲本想一索得男，谁知来的却是一个“好”字，所以，就给大姐取名桂招，企盼大姐像月桂树那样开枝散叶，把一众弟妹招来。上苍果然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大哥就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父亲给取名大有，既包涵大富大贵的意头，也蕴涵着大的有了，希望小的跟着接踵而来的意思。随后我、三弟、四弟、五弟就像是跑400米接力赛那样，一个又一个跑出了娘胎。父亲给我们取名时，曾请算命先生算过命，我因为“命”里缺水，就取名大永;三弟取名大荣，可能是缺火;四弟取名大松，可能也是缺火;五弟取名大淼，看来是严重缺水。小妹取名宜招，蕴涵“来不来总相宜”的意思，不再强求了。然而，二战结束后第三年，比小妹小7岁的小弟大江，还是姗姗来迟，使父母亲的添丁事业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父母亲对儿女(包括我的一个堂姐和一个堂弟)的热爱，尤其表现在对儿女教育和学习的重视。我们到了入学年龄，个个都有机会背着书包上学堂。必要时，还专门请家教来给我们补习功课，练字，学书法。此外，有什么好吃的，母亲除了亲力亲为，总是留给老人、父亲和儿女们吃，自己却情愿不吃或少吃。但是，父母亲对自己的子女，决不溺爱，犯了错，照罚不误，绝不袒护，尤其是涉及跟外面的孩子的纠纷时，对自己子女的要求更为严格。
　　父母亲也爱听歌，记忆中1930年代，家里就有一部小狗嘜(His Master Voice)留声机，几乎天天都在播放那个年代“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由周旋、姚莉等歌星演唱的流行曲的唱片，其中有《马路天使》、《渔光曲》、《木兰从军》等电影里的插曲，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木兰从军》里一首插曲开头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月亮在哪里，月亮在哪厢，它照进我的窗，它照进我的房……”。还有一首《夜半歌声》里的主题曲：“空庭飞着流萤……”，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
　　在这种“艺术氛围”影响下，大姐对音乐很有兴趣，她当时还定期到奉教堂(即基督教堂)学风琴;我有时还陪她去，看她弹琴。我们兄弟妹则在她的带动下，都爱听歌，爱唱歌。“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祥，姐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后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这优美温馨的歌声，经常缭绕在我家的上空。当我们尽情欢歌的时候，我那慈祥的外婆和母亲，就会喜滋滋地站在一旁，望着我们，倾听我们的“大合唱”。此情此景，真是其乐融融，令我们姐妹兄弟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奋斗，与母亲重聚香江一起同声再唱这支歌时，回味无穷。
　　父母亲爱家，也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那时候的祖国和人民，正处于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国难当头的时刻。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战。位于地球偏僻一隅的小山城——先达的上空，也响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九一八’，‘九一八’!……”抗日救亡的歌声。父母亲像众多华侨一样，不愿当“亡国奴”，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关注国家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且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踊跃捐输，支持国家抗战，打日本鬼子。
　　日寇投降后，二战期间藏匿在先达乡间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著名进步人士，如巴人(即王任叔，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小说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等以及在他们培养和影响下的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纷纷出来进行各种活动，同时担任当时先达唯一的华文学校的教师。在他们的努力下，民主爱国进步的团体，职工会、妇女会、青年会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精彩夺目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活动精彩纷呈，革命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和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新加坡河》、《长城谣》、《救国军歌》、《旗正飘飘》)激越嘹亮的歌声，响彻先达上空。
　　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就爱上了这些歌曲。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我的参赛歌曲，就是《歌八百壮士》。记得当我站在台上，张开喉咙激动地放声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引得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新加坡河》这首动天地的悲歌：“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暗暗地诉，你啊，可知道，多少惨泪冤血，滴入你心中，……”，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鼓舞人心、激昂慷慨、旋律优美的革命歌曲，我也很喜欢唱了。
　　先达的进步活动红遍了整个苏北地区，“小延安”之美称，由此而来。影响所及，我家“与时俱进”，由支持蒋委员长抗战转而支持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从此以后，我家一众大人孩子都成了“红屁股”，除了堂弟和我留在海外闹革命，大哥早早就病故，其余姐弟妹(包括堂姐)，都先后回中国学习和参加工作，外婆和父母亲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回国养老。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变成一个热烈的“红屁股”的时候，外婆曾幽默地对我说：“小心啊，阿永，不要由‘红屁股’又变成‘赤屁股’了!”由于年幼的缘故吧，那时候我对这句话，并不理解，只当是外婆开我的玩笑说的话。其实，现在想来，这句话富于哲理，是她对从小就热衷于政治的小外孫未来人生旅途发出的“预警”：千万不要由极左变极右。
　　二战后，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未愈，先达社会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又妄图卷土重来，恢复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它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派遣殖民军重新占领了棉兰及其周边地区，并且严密封锁了棉兰与以外地区的交通往来。父亲为了打开一条生路，不惜冒着这一带海域的风高浪急以及有可能被海盗抢劫或杀害的危险，乘坐机动木船，从亚沙汉(Tanjung Balai)港出发，到新加坡或槟城走水(跑单帮)，然后从这些地方带回苏北地方上稀缺的商品销售，以赚钱养家糊口，供儿女读书上学。
　　由于跟外界接触多了，拓宽了“国际视野”，让他看到要想培养儿女成才，必需让儿女到新马“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进一步的良好教育，于是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让他们的掌上明珠——大姐，第一个到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上学。此事发生于1946年，对当时还相对封闭的先达社会来说，不少左派人士都认为，这不失为一件开明和大胆的举措。
　　1947年中，荷兰侵略军终于按捺不住，从其占领区棉兰出发，出动飞机、大炮、装甲车，向苏北地区印尼人民军防守阵地发动了所谓“第一次警卫行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企图恢复其在印尼(包括整个苏门答腊)的殖民统治。由于印尼人民军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先达最后也被攻陷。刹那间，有“小延安”之称的先达，犹如变了天日：家家户户被逼重新升挂红白蓝荷兰国旗;印尼人民抗荷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被俘的印尼人民军将士惨遭枪杀;华侨社会进步势力(红屁股)也同时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打压，而国民党反动势力(蓝屁股)则气焰嚣张，与殖民当局紧密勾结，企图抢夺我入读的中华学校的控制权，迫害和排挤在校任教的进步教师，当时在先达活动和任教的巴人被逮捕。先达社会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学校最后被迫停课，孩子们像“无业游民”，整天无所事事，四处游荡。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有意要把儿女送到新马受教育的父母亲，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立即把我和三弟送到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托付给一位堂兄管教和照顾。其时，我13岁，三弟12岁。顺便说一句，这样一来，我家就有三个子女在新马求学了。对我家来说，这恐怕是父亲财力上所能负担的“极限”了。
 
　　二、情牵马来亚锡都——怡保
　　1947年8、9月，我和三弟在父亲亲自带领下，坐上当时普通老百姓到棉兰所能乘坐的唯一交通工具——荷兰殖民军军车，离开了哺育我们成长正处于动乱的出生地——先达，告别了十多年来无时无刻关爱我们成长的慈祥勤劳的外婆，告别了费尽心机、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教养我们成长的母亲，以及从小就和我们磕磕碰碰一起长大的一众兄弟妹(包括堂姐弟)，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没有眼泪，没有悲伤，除了外婆眼眶里强忍着的那把热泪。真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和三弟先是由离棉兰约数十公里的勿老湾(Belawan)港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从新加坡坐火车途经吉隆坡到达马来亚锡都、霹雳州首府——怡保。由于我们兄弟俩都是在战前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先达出生，持有荷兰殖民当局发出的出生证，属“荷兰臣民”，因此，由荷属殖民地到英属殖民地在那个年代并不太难。这两个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在开拓殖民地、争夺“蛮荒之地”的丰富自然资源的历史上，本来就是一对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的“欢喜冤家”。还记得，我们一路上通行无阻，到达怡保不久，就领到了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签发的居住证件(后来包括身份证)。
　　在我们兄弟俩眼里，新马华人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当地马来人的风土人情，跟原居地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新马的印度人和各色人种要多得多，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环境卫生，交通运输和市面的繁华热闹景象，在殖民历史上后来居上的英国人统治下，要比由位处欧洲西部、北海之滨的老殖民主义小国荷兰统治了350年的印尼强得多。
　　我们来到马来亚的时候，正是二战后，英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恢复其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而且，为了解救其国内的经济困境，对马来亚和人民进行更加疯狂的剥削和掠夺的时候。当时，战争带来的重创未愈，经济一蹶不振，失业严重，工人、农民要求改善生活和待遇的斗争此起彼伏，各族人民要求独立和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不过，对于初来乍到的我们，在幼小的心灵中，却看不到什么动荡，市面上似乎是那么平静，而且一切是那么新奇，丝毫觉察不出那是一场风暴前夕的宁静，反而觉得可以在怡保这座美丽城市的绿水青山和奇秀岩洞间，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尽情呼吸异乡的新鲜空气。
　　怡保的堂兄名叫张泰英，我们后来一直亲热地叫他“阿英哥”。他的祖父和我们的祖父是亲兄弟。堂兄也是出生于老家梅县。与父亲一样，为了摆脱贫困，二战前就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谋生，投奔在怡保开了一家小锡矿场的三舅公。
　　堂兄是读书人，当年约二十来岁，用今天的话说，长得很帅，是标准的美男子，穿着得体，出门或拍照，都爱打领带。虽然年届“谈婚论嫁”之龄，依然是“孤家寡人”一个。其实，看上他的女子不少，但他很有志气，不愿靠三舅公相助，要靠自己事业有成，才“谈婚论嫁”。这是他给人的外在印象，而更重要的是，他很有气节，不畏强暴，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据说，日寇占领时期，三舅公遭到日寇迫害，是他挺身而出，救了三舅公一命，所以，三舅公为了报答相救之恩吧，就让堂兄和他家人一起住。后来，我到新加坡华侨中学念书时，为了表示报答他管教爱护之恩，曾写信问他想看什么书，不久，他写来回信，要我给他买一本邹韬奋的《经历》。寄给他之前，我“先睹为快”。没想到，看了之后，深深为先生的为人和道德文章所打动，对日后我从事文化出版事业和为人处事有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堂兄的为人和思想。
　　正如上面所述，我原来的名字叫大永，三弟叫大荣，这是父亲在孩子出世时，按“大”字辈给取的。可是，我们兄弟俩甫到怡保，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发现堂兄叫泰英，都觉得“泰”字好，“大”字“老土”，所以，未征得父亲同意，便迫不及待地决定向堂兄学习，把自己的名字由大永改为泰永，大荣改为泰荣。影响所及，就连尚留在先达老家的兄弟，也“有样学样”，通通改为“泰”字。奇怪的是，父母亲非但不生气，也没表示异议。其时，我们也不当一回事，所以并未“深究”。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我们有机会回乡——梅州祭祖，才知道按张家族谱，堂兄和我们这一世子孙，应是以“泰”字辈取名。我们同时发现，家乡里同族堂兄弟，也都是以“泰”字取名。我想，这大概是父母亲之所以对我们私自改为“泰”字，一直保持沉默的缘故吧。
　　不过，如此一来，我虽做到“坐不改姓”，却做不到“行不改名”，所以，往往把朋友们弄糊涂了，例如，新马的友人就只知道有个叫“泰永”的同学，而老家先达的朋友则只知道有个叫“大永”的孩子。至于“泰泉”这个名字，则是我由新加坡重返印尼执行任务和做事时，重新取的新名字。职是之故，如果不加以解释，各方友好，直至今天，就算我站在他们面前，也未必知道“小张是何许人也”!
　　记忆中，当年堂兄所寄居的三舅公的屋宇，位于怡保新街场“宝石戏院”附近的高温街。那里有一排双层楼房(洋楼)，三舅公拥有其中尽头的两间。一间给他姓李的妻舅一家人住，另一间三舅公一家人自己住。三舅公住的一间比较大，房子背后有一个庭院，还有一座矮屋，里面有两个小房，堂兄就住在这座矮屋里，我们兄弟俩去后，堂兄让我们睡里面一间，自己睡靠门口的外间。在主屋后面，还有一个不小的车房，里面摆放着三辆汽车，一辆是三舅公的“坐驾”——英国产的黑色奥斯丁(Austin)小轿车，一辆是供他妻舅巡视锡矿场用的老式英国敞蓬车，一辆是美国产的Buick(Chevrolet?)大轿车(这輛车是个“庞然大物”，耗油量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很少见三舅公使用过)。
　　三舅公一家有十多口人，夫妇俩已届四五十岁的年纪，膝下有三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女儿，两个风度翩翩的儿子。他们的大儿子，非常聪明，很会读书，受英文教育，已经读“九号位”了，为人很随和，也不骄傲，平等待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也没有一点公子哥儿的坏脾气。日后，我和三弟转到新加坡读书，他来新加坡出差时，还特意约我们到新加坡中华游泳俱乐部相聚，留给我和三弟非常难忘的印象。他的弟弟，跟我们差不多同龄，不怎么会读书。我和三弟常常和他一块玩，有时，不免争吵，甚至打架，为此，曾挨三舅公的藤条。
　　三舅公的大小姐，我们到怡保读书时，已在国内上大学。回来时，带回一个“金龟婿”。夫妇俩，几乎“足不出房”，天天关在房子里，难得一见他们的“风姿”。据说，他们无烟无酒不欢，三舅公后来的矿场生意，破产收场，部分原因与他们有关。二小姐身材窈窕，非常斯文，当时还在槟城钟灵中学念高中。三小姐像是小家碧玉，在怡保一间女子中学念初中，不上学时，也差不多天天关在楼上的房子里，读书温习功课。她有一个女孩子家常有的习惯：爱吃零嘴。而且，每次买零嘴，偏偏选中了我。她最爱的零嘴，就是世界最大的糖果制造商生产的“吉百列朱古力”。每次我把她的“至爱”，买回来交给她时，她只会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既不请我分享，也不说声谢字。
　　有趣的是，1949年她也来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念书。那一年中秋，华中和南中寄宿生联合起来举行联欢晚会，应了一句“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谚语，没想到她就和我坐在同一个桌子，令我“大吃一惊”，才知道她来了新加坡，就在南中读书。犹记得，我们当时相对而坐，互不相认，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都不愿开第一“腔”。更妙的是，每逢假日，我会搭绿巴到坡底买书或看电影，好几次都与她“不期而遇”，但我们还是互不理睬，我们都想在对方面前保持骄矜，她不愿放下大小姐的架子，我又不愿在她面前低下头来。所以，我和她一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不要看三舅公是一个矿场主，一家人吃饭时，厨子端出来一碟炒得火侯十足、香喷喷的生菜，总是摆放在他面前，只许他一个人享用，其余同桌吃饭的大人小孩，只能眼巴巴望着那碟生菜。日后，每每吃生菜时，我就会想起这件事，心里总觉得奇怪，怡保离盛产蔬菜和水果的金马仑很近，是不是那时候的生菜很昂贵，只有洋人和大老板才吃得起，普通人吃不起?或者，因为当时国际市场不景气，商品(包括锡和树胶)价格低迷，三舅公锡矿场出产的锡不值钱。因此，贵为小矿场主的他，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好“量入为出”，“撙节用度”。后来的发展说明，情况的确如此。据说，在我们离开怡保不久，三舅公的矿场就难于经营下去了，他差不多到了破产的地步，夫妇俩最后的际遇，相当凄凉和悲惨。
　　回说我和三弟来到怡保的时候，堂兄先是安排我们到当地一间著名华校——育才学校，念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其时，离年终考试只有两三个月了。我们的程度，中文没问题，但英文方面，由于在老家仍在念“Boy，I am a boy。Girl ，you are a girl”的程度，赶不上当地水平，所以考试结束，成绩单发下来，我们的英文都不及格，不能升级，要留班。但是，如果勉强在育才继续读下去，英文又不行的话，堂兄怕误了我们的学习前途，便当机立断，让我们到位于怡保旧街场那一头的英华英文学校念下午班的“standard one”(一年级)，以提高我们的英文水平。
　　犹记得，当年每天中午上学，我们头顶烈日，或不顾风吹雨打，背着书包，从高温街(在宝石戏院附近)的住处出发，徒步走过静悄悄地流经怡保市中心的近打河到学校。全程少说，也需十多二十分钟。放学时，太阳快落山了，天气没那么热了，我们又由原路步行回家。
　　英华英文学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各色人种都有。记忆中老师除了英国人，有很多是印度籍淡米尔人。我们的班主任是个男老师，一位全身肌肤跟黑人无异的淡米尔人。同学全是男生，有马来人、印度人(淡米尔人、锡克人)和华人，白人也有，不过念程度较高的上午班。
　　此时是1948年初，我和三弟对全英文教学，虽说一时还不能完全适应，所幸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英文书”，因此，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出乎堂兄、各亲友的意料，我们这两个到了怡保后依旧贪玩调皮的孩子，年终考试成绩居然名列前茅，我得第一，三弟第二，连我们自己也不无怀疑是不是在做梦。
　　另外，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话说有一天，上完一节课，我在教室里闷得无聊，不知是喉咙“痒痒”，还是怎么的，竟引吭高歌：“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one wonderful morning in May，you told me……”，不料刚唱了几句，一个同学急急忙忙地走进教室对我说：隔邻教室的老师叫我过去。我不知就里，以为干扰了老师的休息时间，心里有点慌。谁知一进教室，看见一位淡米尔籍的中年女教师面露笑容地坐在那里，随后带着惊奇的口吻问我：“你怎么会唱这首歌的?是哪里听来的?”我结结巴巴回答说：“是听来的。不过，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听来的。”接着，她又要我在她面前再唱一遍。我照做了，虽然只会唱那几句，她也觉得满意了，便让我回自己的教室。
　　不过，坦白说，我其实就会唱开头的几句歌词，大概是在老家先达听来的，也不知这支歌的“来头”，后来这类歌又被我打入“冷宫”数十载，所以，也没再引起我的留意。进入新世纪，偶尔读到一篇介绍有“国母”之称的宋庆龄生平的文章，才知道她年轻时，在美国留学，就喜欢上这首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她和这支歌也“阔别”了数十载，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据说，她突然很想重温这支歌，特意请落难美国的妹妹宋美龄，把这支歌的唱碟找来寄给她。所以，我才知晓，这支歌的中文译名叫“当我们年轻时”(英文名叫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是1938年美国经典音乐剧The Great Walts(中文译名“翠堤春晓”)里的主题曲。
　　由于年终考试成绩优异，校方特批我和三弟下一年度转读上午班，并且允许我们跳班，念“standard three”(三年级)。堂兄为此高兴得不得了，为了奖励我们，亲自带我们到怡保附近的著名景点——霹雳洞玩了一天。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按这个“良好势头”发展下去，我们很可能就会一直在这里受英文教育了。我们的人生之旅，很可能也要改写了。不过，俗话说，世事难料，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堂兄写信给父亲，表示不愿再寄人篱下，想另谋发展(出外教书，事实上后来他一直在北马各地教书，还在接近马泰边境的高乌一间华校当过校长)，不能再照管我们了，要求父亲设法把我们接回去教养。
　　在这种情况下，比我们早一年(1946年)到新加坡入读南洋女子中学的大姐，受父母亲的嘱咐，于1948年底来到怡保，把我们接去新加坡上学，由她亲自照管这两个年龄“大不算大，小不算小”、几乎天天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的弟弟。
　　屈指一算，从1947年8月至1948年底，我和三弟在怡保生活了一年零三个月左右，时间不算长，但我们对怡保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很有感情，至今难于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