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航线解密（连载三）

地下航线解密（连载三）
               ——半个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的地下航线
        
                       作者：张泰永     发布时间：  2015-03-27    来源：乌有之乡

                                 

本站编者按：
     当年先达著名的媒体人、革命活动家张泰永先生写的这本书，生动地讲述了关于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印尼与新加坡之间的一条地下航线的绝密故事，记述了那段难忘的为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历史，本站谨转发于此，以飨先达乡亲和网友。因原著篇幅较长，本站分五次连载，以上是本文作者近照。

 

　　五、潜回印尼 先行探路
　　约于1952年底，正当我在励德小学的各项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的时候，有一天，母亲像往常一样，走水(即跑单帮)途经新加坡，又给我带来一些非常难得的革命精神粮食，我如约到坡底她下榻的旅店见她。在这次见面过程中，母亲随意问我，离开老家那么久(从1947到1952年，已有5年)了，想不想回家看看外婆和弟妹们，看看这几年来老家和印尼的变化，顺便还可选购一些革命书籍带回来。
　　母亲告诉我，凭她从1951年开始走水，挑起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起，经过两年时间的仔细观察，发现往来于棉兰至雅加达的航船，途经新加坡时都会作短暂停留，水客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到岸上做买卖。而水客(包括其它乘客)当中，有些是有签证，可以正式上岸的，也有一些是没有签证偷偷摸摸上岸的。也就是说，新加坡这方面，上下岸是有漏洞可以加以利用。因此，只要她事先买好船票、痘证和居民证，从新加坡安全下到船上后，我们的身份便跟其它搭客无异，到了目的地(棉兰或雅加达)后，一样可以顺利出关。母亲保证，安全方面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完全可以来去自如。
　　我听了后，的确有些心动，而且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建议，于是对母亲说，容我考虑。之后，我回到学校如常工作。过了不久，“阿坚哥”来联系我时，我把母亲提出的这一大胆建议，详细地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他听了后，什么话也没说，既不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不料，他随后再来联系我时，便通知我，组织要把我立即调离学校，而且，把我的组织关系转给其他负责人直接联系。就这样，我便离开了一生中当地下教师约半年的励德学校，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给了我许多帮助和支持的同事以及一群天真、活泼、烂漫、无邪的农村学生，当然，还有那一支实力越战越强的励德校友篮球队。
　　下到坡底后，我跟随父亲一起暂时寄居在谐街(High Street)附近一位山东商人的住所，等待组织联系和安排。白天无所事事，父亲要我到这个商人在莱佛士坊开的一间经营出入口生意的小店里帮出纳。作为职业掩护，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我自然乐意接受。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要我去这间店帮出纳的目的，是因为他听信了原来在福建街上段宗亲店里当会计的一位同乡的推荐，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数万元血汗钱投资到这间所谓的做出入口生意的商店，以为可以获得应有的回报，给他日益拮据的经济困境，增加一点收入。殊不知，这位后来转到那间店里当会计的同乡，为了一己的私利(能继续获得薪金)，竟然向父亲隐瞒了那间店的生意，实际上已到了完全亏空的地步。
　　父亲的这笔投资，结果血本无归，只好坚持赖在店里不走，企望有一天，能拿回多少算多少。与此同时，父亲不得已而求其次，要这位商人同意父亲住在他家里，租金就从他欠的债里扣除。然而，令我非常气愤的，不是这位山东商人，而是那位令父亲上当受骗的梅县同乡。据他亲口告诉我，6-20事件爆发之前，他是怡保一家左派报纸(已忘记它的报名)编辑。事件爆发后，为了逃避英帝的逮捕，跑来新加坡做事。此人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我在华中读书的时候，每个月都会到福建街上段父亲宗亲开的店里，向他支取父亲给我的生活费。那时候，我要多一点，他都会有意见，要我省着用。因此，印象中，原以为他是个和蔼的老实人，而且，跟我算得上“同是天涯沦落人”，可万万没想到，隐瞒真相，弄虚作假，坑害自己同乡、熟朋友的，竟会是他!有时侯，真个是到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地步啊!
　　就在这段日子，终于与新的领导人接上关系。见面时，才知道这位领导人，原来是半年多前在樟宜赞我米粉炒得好的新加坡马共学委负责人——黄明强。我把母亲提出的建议又向他详细述说了一遍。他对这一建议非常感兴趣和重视，并想了解多一些情况。看来，组织上早就有一个计划，准备把在新加坡暴露了身份，不能再从事公开活动的干部，撤到印尼或其它安全的地方，以减轻组织负担和保存革命力量。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要我个人先回去探路，进一步把情况弄清楚。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本人也必需先返回老家——先达一趟，重新办理好各种合法的证件(护照、出生证)，以策安全。
　　于是，1953年初的某一天，母亲从雅加达回棉兰途经新加坡时，我在她的掩护下，跟着她下到停泊在新加坡河边随处可见的接载水客的机动小木船，前往抛锚在防坡堤外的海域、随时准备开往棉兰的轮船。
　　从新加坡到棉兰的航程，轮船都是在马六甲海峡的海域内航行，风浪不大，如果加快马力，只需10个小时，就可抵达离棉兰数十公里的勿老湾(Belawan)港。情况正像母亲说的那样顺利，特别是有她应付各种场面，我只要听从她的安排和嘱咐就行了。就这样，我在几天的时间内，就从生活在白色恐怖阴影笼罩下的新加坡，回到了阔别了整整5年的出生地——先达，见到了日夜思念我的外婆和众弟妹。大哥因患牙癌，正在雅加达就医，这件事令为生活奔波操劳的母亲，精神上经受更大痛苦和折磨。
 
　　实际上，1947年我和三弟前往马新求学的出国证件，也是他一手办理的。后来，老余撤退到棉兰时所买来的出生证，就是母亲通过他想办法取得的。那是一张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出生证，据说是从一个死者那里(家人或有关机构)买来的。当然，因为是通过母亲出面，这位“地头蛇”相信父母亲是殷实的生意人，所以也不疑有“他”，顶多怀疑买这份出生证的人，是从对面偷渡过来的生意人。
　　我的新护照、痘证等必需证件，很快就办理好，接着，又由母亲带我到KPM轮船公司买船票。由于这条航线为KPM独家行走，每月最多往返行走三、四次，而想乘搭这条航线，顺便到新加坡的水客和游客很多，所以为了能买到船票，也要有熟人，也要花点小钱，特别是想买到二等舱的房位。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的事实说明，能买到房位，对完成任务，带来很多方便，关键时刻，还能保障撤退干部的安全。
　　一如前面所说，从棉兰开往雅加达的轮船，都停泊在离棉兰约40公里的勿老湾港，我们来也好，走也好，都得坐当地的“公交车”到这个港口上下船。后来，我才发现，这里的治安环境和秩序，要比雅加达附近的丹绒不绿(Tanjong Priok)港，好一些。我这次随母亲出发，途经新加坡时，跟上次已不相同。现在，我已有正式证件，可以正正式式、大大方方上岸。上岸后，我立即按照事前约好的联系办法，与我的顶头上司黄明强接头。见面时，我把这次回印尼的经过和各方面情况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他听了以后，立即决定，下次我由雅加达返回棉兰途经新加坡时，就开始启用这条撤退干部的地下秘密航线。
　　就这样，从那时起，我又“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水客，混杂在为了生计，不得已过着舟车劳顿、奔波劳碌、担心受怕、收入又不稳定的特定人群中。他们中间不仅有许多年龄不同、籍贯不同、阶层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男女华人和印尼人，而更令人側目的，是那些来自多峇湖(Danau Toba)和马达山(Brastagi)地区，男的以凶悍、女的以“巾帼不让须眉”著称的马达族人。值得庆幸的是，母亲在近两年的水客生涯中，跟这群人的关系，可说是搞得很熟了。
　　此外，虽然荷兰殖民主义者已经承认印尼的独立，但在经济上它仍然牢牢的控制着印尼的经济命脉，印尼的空中和海上交通，都为KLM(即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和KPM(即荷兰皇家轮船公司)所垄断。KPM行走于这条航线的轮船，有好几艘，都是两三千吨吨位以上的大船，即可载客，又可装卸货物。母亲跟各条船上的船员(包括一些荷籍大副、二副)、海南籍茶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经过两年时间的打交道，关系也比较熟。
　　说起来，KPM船上的海员或茶房，表面上很风光，实际并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们在船上工作，四处航行，几乎天天面对大海，生活单调，枯燥、乏味，也很苦闷。当轮船到达某个地方停留时，不用值班的，都会争着上岸游逛。另外，他们作为海员，都可以买到一些名牌免税烟，自己如果不抽烟的话，他们都会主动向认识的搭客兜售，捞取一些外快。母亲虽然不抽烟，不喝酒，遇到这种情况都会照顾他们。而母亲买了之后，又可以作为“过关斩将”之用，真可谓“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因此，就连棉兰和雅加达的海关人员、码头搬运工、一些“牛鬼蛇神”，以及新加坡专门接待水客的商店(帮水客办货、解决住宿、上下船)及其老板、工头和普通人员，无不认识母亲。中国人不分老幼都叫她：“阿源姆”!，印尼人则叫她“Nyonya”!试想一想，要不是有母亲已然建立的这一良好群众关系网，并且在她亲自掩护和带领下，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又有“何德何能”，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混迹于这伙特殊人群中，开始执行组织安排的撤退地下干部到印尼的任务!?
 
　　六、 万事具备 只欠东风
 
　　记忆中，我们的秘密地下航线启动前后的日子，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人斯大林不幸离开人世的日子。噩耗传来，我们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和悲痛。为了向这位世纪巨人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组织上发了一个学习提纲，要求同志们在适当时候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举行悼念仪式，向巨人的离世默哀，学习巨人的思想，继承巨人的遗志。
　　令人愤慨的是，巨人尸骨未寒，就遭到赫鲁晓夫式的侏儒们异口同声的口诛笔伐，对巨人的一生全盘否定，结果，引起国际共运的一场轩然大波，最后导致世界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如今，时移世异，历史最终作出有力的证明：巨人就是巨人，侏儒就是侏儒，岂能鱼目混珠!?
　　如今回想起来，1930-40年代，当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强盗的铁蹄在整个欧洲战场上肆虐、蹂躏，其上百万大军，数十万辆的坦克，十数万架的飞机和大炮，兵临莫斯科城下，狂攻滥炸的时候，要不是有像斯大林那样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巨人在领导和指挥英雄的苏联红军和苏联人民，日日夜夜，奋勇抵抗，英勇杀敌，并在最危难、最严峻的时刻，扭转战局，把人类最凶恶、最残暴的公敌——不可一世的希特勒法西斯军队打垮，最后攻克柏林，彻底端掉它的老巢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历史，无疑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毋庸讳言，斯大林也有缺点、错误，甚至是严重的缺点、错误，出过错误意见，但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毫无“前车可鉴”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充满敌意的包围、封锁、颠覆和进攻，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中国有句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还有句成语说：“瑕不掩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如何对待和认识一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巨人的功过问题上，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当时的实际 情况和各种客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事实上，视共产主义为终身敌人，并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如今受许多人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贡献曾作出较为中肯、客观和形象的评价，他说：“当他接过俄国的时候，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有了核武器。”(大意如此)
　　上面这段话，似是题外话，其实不然，我们的地下航线正是在这一日后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启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重大课题，跟我第一次执行撤干任务时，要撤退到印尼的这个干部有关。这点，容我稍后详谈。
　　顺便说一句，这个时期，仅仅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回来印尼执行任务，可说是组织在印尼的草创时期，用“一穷二白”四个字来形容，恰如其分。还记得，1950年中旬，英帝勒令华中暂停开课时，为了不荒废学业，我曾暂别福华回到雅加达，就读于巴城中学。那时，父亲的经济情况还过得去，在雅加达一条叫Gang Mocui小巷里的Pasar Gelap买了一间两层楼房子，我回来时就住在这个房子，与此同时，我才知道外婆和众弟妹(除大哥、堂弟等留守先达老家)，也都已移居这里。
　　但是，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常)在”，后来父亲由于生意失败，不得已把房子卖了，外婆和众弟妹们又搬回先达老家去了，所以，如今我回印尼执行任务时，已经没有家可以落脚了。而且，我也才了解到，这一两年来，母亲走水往来于这条航线，到达雅加达的时候，也只能寄人篱下，住在父亲原来在Pasar Gelap房子对面居住的一位跟母亲有点亲戚关系、我叫她“伍叔婆”的家。有句话说：“人到中年，万事足”，不过，此时的母亲，人到中年，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依然要如此奔波劳碌，对儿女毫无要求，更无责怪，还乐意协助组织完成撤退干部的危险任务，也没要求回报，的确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那时候组织上并没有拨什么专款给我们，解决住宿问题，甚至连我的生活费和其它一些开销，我都是慷母亲的慨，因此，当时，我也和母亲一起，寄居在伍叔婆的家。到了晚上，不要说睡房间，就连想有一张床睡，也是一种奢望，只能将就睡在一张帆布床上，白天折起来，晚上才打开。母亲则挤在伍叔婆房间里睡。日后，老余来到雅加达的时候，也曾一度睡在这家人租给一个裁缝师傅作为剪裁衣裤的桌子上过夜。
　　尽管如此，这里毕竟曾经是组织在印尼草创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留下了我和老余夫妇的足迹，值得回忆。而且，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早期撤退到印尼的同志，在执行任务和开展工作时所面对的情况和生活条件，决不是像10年后撤退过来的一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舒适和风光。
　　1953年2、3月，我如期随同母亲从雅加达的丹绒不碌港，乘搭KPM一艘轮船出发，执行首次撤干任务。出发前，母亲亲自带着我到卫生署做多一张痘字，以应付过关检疫时使用;又到船公司买多一张船票。另外她又想法给弄来一张居民证，以备证明身份。这一切准备就绪，可说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从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往新加坡开的KPM轮船，经爪哇海(Laut Jawa)，穿过卡里马塔海峡(Selat Karimata)向北行驶，一路是碧蓝的大海，乘客在甲板上可遥望勿里洞岛(Pulau Belitung)、邦加岛(Pulau Bangka)朦胧的身影，再航行约十数小时，轮船就进入新加坡海域，此时，船长会一面下令放慢航速，一面叫人发电报通知新加坡海事处，请对方派领航员前来把船驶入新加坡防坡堤外的水域抛锚停在海面上。
　　接下来，就轮到新加坡移民厅的快艇，把移民厅人员送上大船，为乘客检查、办理签证事宜。就我所见，船方对新方人员都非常客气，好烟好酒好茶相待。等到他们检查完毕，抽足、喝足，回到移民厅的快艇走人之际，早就站立一旁等候多时整装待发的乘客，尤其是水客们，纷纷争先恐后，从舷梯走下停在大船周围海面的小舢舨，赶赴红灯码头或新加坡河岸边上岸，或做生意，或观光游玩、或探亲访友。
　　我和母亲不急不忙，等候熟人的驳船，混杂在这群人当中上岸。到了岸上，我和母亲“兵分两路”，我先到爱人处落脚，按照约定的联系办法，通知我的上级，我已到达，准备和他接头。母亲则如常先到她下榻的旅店安顿下来，然后，把从雅加达带来的货物(主要是质量上乘的峇迪布)，拿到熟悉的客户那里去卖。
　　幸好，母亲此时下榻的旅店，已不再是原来福建街上段先达熟人开的那一家。否则，对我的活动很不方便，因为年多前，英殖民当局的警察和特务搜捕我的地点，就在这家旅店对面的一家商店。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好事”，却一下子在福建街上段认识父母亲和我的人当中传开了。所以，那些熟人一见我后来还敢于到这家旅店去找父母亲，便会一面对我微笑，一面用一种手势警告我：“你这个小鬼，小心啊!别给英国佬抓了”。
　　之后，母亲为了出入方便，就改在谐街附近、正对着一家规模较大的(皇家)警署的华商旅店下榻。旅店一侧就是可供乘客上下船的新加坡河，走过河上那条桥，就进入大坡二马路，同济医院和珍珠巴刹近在咫尺;警察署一旁的那条马路，则可通到皇家山和端蒙学校。据我所知，母亲后来一直在这家旅店下榻，直到她不再走水，和父亲在南天旁边、与芳林公园相对的同济医院楼上租了一间房间居住为止。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父母亲终于决心回国养老，结束了在狮城度过的令他们终身难忘的酸甜苦辣岁月。
　　记得，翌日，我就和黄明强联系上。他通常都会约我到郊外比较偏僻和人少的地方碰面，而且，边走边谈。由于是处于地下斗争环境，我们的碰面，首先第一条，就是必须提高警惕，注意有没有“尾巴”;其次，一定要准时赴会;再其次，就是要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把话说清楚，把任务交代清楚，把下次碰面的地点和联络办法约好，便立即分手道别。因此，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简单地告诉我，第一个要撤退的干部，是陈蒙洲，至于其他问题就按情况处理。
　　说起陈蒙洲，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他是英帝悬赏一万元叻币，要通缉的重要人物。印象中，他的赏格是英帝在新加坡要通缉的人物当中，名列榜首;大名鼎鼎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5000，“全权代表”方壮璧2000，律师林建才5000，至于有没有后来居上者，我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这次要转移的是英帝出了那么高的赏格要捉拿的重要人物，黄明强和我都不紧张。他放心地告诉我，你不用去带路，他会自己上门来找。其实，陈蒙洲也是华中生，比我高两班，1950年我上初二，他已上高一，所以不用特别介绍，我也认识他。不过，在校时，彼此之间甚少接触，只知道，他长得不很高，肌肤特别白皙，架着近视眼镜，一副风度翩翩的书生样子。
　　还记得，他按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旅店，我也早就站在楼上楼梯口处等候，只见他头戴礼帽，一只手拿着一罐555牌香烟，神态自若，由楼下拾级而上，大家一见面，相视而笑。于是，我们就随母亲一起坐驳船前往停在防坡堤外的KPM轮船。
　　可以说，他这次转移不但达到“安全标准”，而且是一次惬意的旅途……。
　　事实上，视共产主义为终身敌人，并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如今受许多人顶礼膜拜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前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斯大林的贡献曾作出较为中肯、客观和形象的评价，他说：“当他接过俄国的时候，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有了核武器。”(大意如此)
　　上面这段话，似是题外话，其实不然，我们的地下航线正是在这一日后对国际共运的发展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背景下启动的。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重大课题，跟我第一次执行撤干任务时，要撤退到印尼的这个干部有关。这点，容我稍后详谈。
　　顺便说一句，这个时期，仅仅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回来印尼执行任务，可说是组织在印尼的草创时期，用“一穷二白”四个字来形容，恰如其分。还记得，1950年中旬，英帝勒令华中暂停开课时，为了不荒废学业，我曾暂别福华回到雅加达，就读于巴城中学。那时，父亲的经济情况还过得去，在雅加达一条叫Gang Mocui小巷里的Pasar Gelap买了一间两层楼房子，我回来时就住在这个房子，与此同时，我才知道外婆和众弟妹(除大哥、堂弟等留守先达老家)，也都已移居这里。
　　但是，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常)在”，后来父亲由于生意失败，不得已把房子卖了，外婆和众弟妹们又搬回先达老家去了，所以，如今我回印尼执行任务时，已经没有家可以落脚了。而且，我也才了解到，这一两年来，母亲走水往来于这条航线，到达雅加达的时候，也只能寄人篱下，住在父亲原来在Pasar Gelap房子对面居住的一位跟母亲有点亲戚关系、我叫她“伍叔婆”的家。有句话说：“人到中年，万事足”，不过，此时的母亲，人到中年，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依然要如此奔波劳碌，对儿女毫无要求，更无责怪，还乐意协助组织完成撤退干部的危险任务，也没要求回报，的确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那时候组织上并没有拨什么专款给我们，解决住宿问题，甚至连我的生活费和其它一些开销，我都是慷母亲的慨，因此，当时，我也和母亲一起，寄居在伍叔婆的家。到了晚上，不要说睡房间，就连想有一张床睡，也是一种奢望，只能将就睡在一张帆布床上，白天折起来，晚上才打开。母亲则挤在伍叔婆房间里睡。日后，老余来到雅加达的时候，也曾一度睡在这家人租给一个裁缝师傅作为剪裁衣裤的桌子上过夜。
　　尽管如此，这里毕竟曾经是组织在印尼草创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留下了我和老余夫妇的足迹，值得回忆。而且，我想在这里说明的是，早期撤退到印尼的同志，在执行任务和开展工作时所面对的情况和生活条件，决不是像10年后撤退过来的一些同志所想象的那样舒适和风光。
　　1953年2、3月，我如期随同母亲从雅加达的丹绒不碌港，乘搭KPM一艘轮船出发，执行首次撤干任务。出发前，母亲亲自带着我到卫生署做多一张痘字，以应付过关检疫时使用;又到船公司买多一张船票。另外她又想法给弄来一张居民证，以备证明身份。这一切准备就绪，可说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从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往新加坡开的KPM轮船，经爪哇海(Laut Jawa)，穿过卡里马塔海峡(Selat Karimata)向北行驶，一路是碧蓝的大海，乘客在甲板上可遥望勿里洞岛(Pulau Belitung)、邦加岛(Pulau Bangka)朦胧的身影，再航行约十数小时，轮船就进入新加坡海域，此时，船长会一面下令放慢航速，一面叫人发电报通知新加坡海事处，请对方派领航员前来把船驶入新加坡防坡堤外的水域抛锚停在海面上。
　　接下来，就轮到新加坡移民厅的快艇，把移民厅人员送上大船，为乘客检查、办理签证事宜。就我所见，船方对新方人员都非常客气，好烟好酒好茶相待。等到他们检查完毕，抽足、喝足，回到移民厅的快艇走人之际，早就站立一旁等候多时整装待发的乘客，尤其是水客们，纷纷争先恐后，从舷梯走下停在大船周围海面的小舢舨，赶赴红灯码头或新加坡河岸边上岸，或做生意，或观光游玩、或探亲访友。
　　我和母亲不急不忙，等候熟人的驳船，混杂在这群人当中上岸。到了岸上，我和母亲“兵分两路”，我先到爱人处落脚，按照约定的联系办法，通知我的上级，我已到达，准备和他接头。母亲则如常先到她下榻的旅店安顿下来，然后，把从雅加达带来的货物(主要是质量上乘的峇迪布)，拿到熟悉的客户那里去卖。
　　幸好，母亲此时下榻的旅店，已不再是原来福建街上段先达熟人开的那一家。否则，对我的活动很不方便，因为年多前，英殖民当局的警察和特务搜捕我的地点，就在这家旅店对面的一家商店。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好事”，却一下子在福建街上段认识父母亲和我的人当中传开了。所以，那些熟人一见我后来还敢于到这家旅店去找父母亲，便会一面对我微笑，一面用一种手势警告我：“你这个小鬼，小心啊!别给英国佬抓了”。
　　之后，母亲为了出入方便，就改在谐街附近、正对着一家规模较大的(皇家)警署的华商旅店下榻。旅店一侧就是可供乘客上下船的新加坡河，走过河上那条桥，就进入大坡二马路，同济医院和珍珠巴刹近在咫尺;警察署一旁的那条马路，则可通到皇家山和端蒙学校。据我所知，母亲后来一直在这家旅店下榻，直到她不再走水，和父亲在南天旁边、与芳林公园相对的同济医院楼上租了一间房间居住为止。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父母亲终于决心回国养老，结束了在狮城度过的令他们终身难忘的酸甜苦辣岁月。
　　记得，翌日，我就和黄明强联系上。他通常都会约我到郊外比较偏僻和人少的地方碰面，而且，边走边谈。由于是处于地下斗争环境，我们的碰面，首先第一条，就是必须提高警惕，注意有没有“尾巴”;其次，一定要准时赴会;再其次，就是要长话短说，言简意赅，把话说清楚，把任务交代清楚，把下次碰面的地点和联络办法约好，便立即分手道别。因此，这一次也不例外，他简单地告诉我，第一个要撤退的干部，是陈蒙洲，至于其他问题就按情况处理。
　　说起陈蒙洲，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他是英帝悬赏一万元叻币，要通缉的重要人物。印象中，他的赏格是英帝在新加坡要通缉的人物当中，名列榜首;大名鼎鼎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5000，“全权代表”方壮璧2000，律师林建才5000，至于有没有后来居上者，我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这次要转移的是英帝出了那么高的赏格要捉拿的重要人物，黄明强和我都不紧张。他放心地告诉我，你不用去带路，他会自己上门来找。其实，陈蒙洲也是华中生，比我高两班，1950年我上初二，他已上高一，所以不用特别介绍，我也认识他。不过，在校时，彼此之间甚少接触，只知道，他长得不很高，肌肤特别白皙，架着近视眼镜，一副风度翩翩的书生样子。
　　还记得，他按约好的时间准时到达旅店，我也早就站在楼上楼梯口处等候，只见他头戴礼帽，一只手拿着一罐555牌香烟，神态自若，由楼下拾级而上，大家一见面，相视而笑。于是，我们就随母亲一起坐驳船前往停在防坡堤外的KPM轮船。
　　可以说，他这次转移不但达到“安全标准”，而且是一次惬意的旅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