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华校友通讯（第6期）

                 春 节 祝 辞

愿猴年给先达乡亲带来好运！
期盼2017年世界先达人千人大会顺利召开！
祝伟大祖国综合国力更上一层楼！
祝世界和平安宁！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从来系日乏长绳
                        ——春节团拜会杂记            黄书海
    一年容易，又是新桃换旧符时。
    我在北京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深受北方人对四季的讲究所感染。春夏秋冬，四时佳兴。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多么豁达潇洒。
    北京先达校友会丙申年春节团拜会定在1月23日中午。不料今天气温陡变，最低温度零下17℃，最高零下11℃，比冰箱还冷，加上五六级西北风，天寒地冻，对每个与会者来说，都是一场挑战。从年龄划分来看，六0后和九0后占少数，七0后八0后居多，即橄榄核状，两头尖，中间大。
    杨珠莲副会长主持团拜会。她说：现在外面天寒地冻，会场内却是温暖如春。她请琼藕和莲美上台一起代表先达校友会全体理事，向大家拜个早年，祝贺大家猴年吉祥如意，健康长寿。
    珠莲随即邀请黄书海老师讲话。
    恭敬不如从命。所幸我事先打了腹稿。我说：此时此刻，在三0一医院遗体告别室，正在举行杨国坚遗体家庭告别仪式，我谨代表北京先达校友会，代表今天在座和不在座的先达校友，向因肺癌逝世的杨国坚校友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陈月明和子女们表示诚挚的慰问。愿国坚一路走好，愿家属节哀保重。
    我说，不到半年时间，我们相继失去了陶少棠、李月姣、李瑞华、林克胜、杨国坚五位校友，频率之高，令人窒息。在此，我们也要向在香港病逝的陈静成和戴惠凤表示深切哀悼。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从来系日乏长绳。希望大家以平常心对待。
    我和国坚相识几十年。他比我长三岁，八十七岁西归，也算是高寿了。我们曾在先达中华学校念过书，在华侨中学和民众夜校教过书，后来前后脚到棉兰报社，他在《格腊雅旦》（Kerakyatan）印尼文报工作，我在《苏门答腊民报》工作，办公地点同在二层楼，一门相隔。刚到棉兰时，有一段时间，我曾寄宿在国坚家。后来，我们又是前后脚被调到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工作，他在武官处当印尼文翻译，我在政策研究室和大使办公室当印尼文翻译。后来我们又先后被调到北京工作，他在总参，我在外交部。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国坚病逝前一周，我和他通过电话，我约他1月23日团拜会见。他踌躇不决，说只要有人帮助推轮椅，可以考虑。我说，没问题，只要你儿子把你和月明送到酒店，一切都能搞定。没想到：这竟是我们半个多世纪战友情的诀别对话。呜呼哀哉！国坚的病逝，令我十分悲痛。
    今天是春节团拜会，总不能让大家一直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我突然话锋一转，说噩耗已经过去了。我向大家汇报一个大好消息：第四届世界先达人大会已向我们招手了。
    明年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是香港先达联谊会成立20周年，是北京先达校友会成立20周年，三个20周年叠加，是个好年份。
    举办第四届世界先达人大会，是先达众乡亲的热切期盼。眼下，香港先达联谊会以李达生为首的精英们，正着手讨论策划大会的筹备工作。达生给我打电话时，雅加达先达同乡联谊会总主席饶朝联已抵达香港，达生准备请他吃饭，并就便聊聊大会的设想。达生说，雅加达新公会正面临改选新领导班子，待新领导班子产生后，即可进一步商讨决定。如决定召开，时间也可能定在明年八九月份。
    当我把这一喜讯宣布开来，顿时引起与会者一片兴奋。杨珠莲马上站起来，号召大家保重身体，养精蓄锐，明年成群结队到香港旅游开会去。大家报以热烈掌声。
    我落座后，郑振顺迫不及待地问我，为什么不在今年开？我说明年才有三个20周年。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五十多岁时就患有严重高血压，没想到能活到今天！”
    清香和饶山搀扶着铁生步入会场时，大家鼓掌，兴高采烈。铁生乐呵呵地与大家亲切握手。只要你不问：“我是谁？”他就和正常人一样。
    他落座后，我把《洁霜文集》送到他跟前，他兴奋地专注地翻阅着。很快翻到271页，说了一句“铁生”。我凑前一看，说：“这是你写的怀念洁霜的文章《洁霜的情谊铭诸肺腑》”，他顿时乐了。
    清香告诉我，加廉兄病逝时，她写了一张条子：“曾加廉逝世了”。铁生看了，说“啊，他死了”！但脸上和情绪上丝毫没有悲伤的流露。
    天啊！又有谁知道他脑子里的真实反应是什么？！
    无巧不成书。两年前的今天（2014年1月23日）凌晨，铁生不幸摔倒了，正好满两周年，铁生又和我们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医学上的奇迹。
    大家期望：铁生的健康能往前再迈一步，恢复记忆，能和大家聊天。Horas!
    林小坚和爱妻达真带着已故父亲林克胜生前的嘱托来参加团拜会，一方面感谢大家对其父生前死后的亲切关怀，另一方面代表其父向北京先达校友会和北京《先达通讯》各捐款5000元人民币（合计10000元人民币）。
    校友会和《先达通讯》谨向小坚和达真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克胜临终前对我们的诚挚关怀和赞助。祝愿他安息，一路走好！
    几天前，小坚给我打电话，说父亲留下不少书籍，问我该怎么处理？我说，你父亲留下的书籍很珍贵，不要随便处理，可考虑捐献给燕京华侨学院。
    经联系，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安排副院长出面接见小坚，并举办了接交仪式，小坚甚感满意。
    聚餐会始终充满欢乐。除了抽奖外，颁发《洁霜文集》，每人一本，引起大家极大兴趣，爱不释手。
    由于受恶劣天气影响，不少校友无法与会。经大家商定，明年取消冬季团拜会，保留会庆聚会。明年见。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书海手记：
    林克胜是先达乡亲德高望重的长者，中联部离休干部，原先大家都期望他能活过百岁，不料却被肾癌夺走了宝贵生命。众乡亲对他的逝世感到十分悲痛。
    为此，我特邀他的老战友，九十二高龄的张爱粦和他的子女林小坚撰写怀念文章，以寄托大家对克胜深深的哀思。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感懷篇               

怀念良师益友——林克胜同志          

张爱粦

    克胜不幸走了！他生前在《难忘的“九·二0”》、《忘不了的岁月》用林克胜、林坚、林映青署名，发表了许多篇文章，对当时“反盟”的人、事和对日斗争情况，留下了十分丰富和珍贵的史料，从中对他也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反盟骨干  贡献良多
    日军占领初期，克胜即受“反盟”先达支部指派，开设一个文化学习班，担任教师，教导十余个孩子，以免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
    “九·二0”事件后，克胜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多方面的作用。
    最突出的是他和其他同志掩护巴人和刘岩躲避敌人的追捕四处逃亡。他曾冒着危险用自行车先后载巴人和刘岩在乡间崎岖小路奔波上百公里，正如他自己回忆的：逃难期间，他和巴人“曾同住一个亚答屋，同受风吹雨打，饱受饥寒之苦；在敌人追捕的时候，同经历生死的严峻考验。”
开办肥皂厂  建立联络网
    日占时肥皂紧缺，克胜便和同志们用灰水土法制造肥皂，销路可观。他们在苏北各地共开了10间肥皂厂，并以此为据点建立起从火水山经棉兰到先达、马达山长达数百公里的联络网。肥皂厂赚到的钱接济了众多逃亡的同志和他们的家属，联络站则为沟通各地战友、转移被追捕的领导人、传递抗日秘密报纸等发挥了极大作用，克胜因身份未暴露，便常穿梭其间，直到日本投降，未出事故。
新闻民运  同样出彩
    1945年底民主日报创办初期，据我所知外勤记者主要只三个人，陈文营负责印尼尤其是友方方面，侨社是林克胜，后来带了一个“徒弟”曾白心（注一），所以当时重大的侨社新闻都是出之克胜之手。
    日本投降，9月初先达政治犯出狱，克胜便乘大家记忆犹新，抓紧采访较全面了解狱中情况的张琼郁等人，于1945年10月23日在民主日报发表了一篇《先达政治犯集中营》的纪实文章（署名林映青），文中对政治犯总人数、印尼、华侨、荷兰西方人各民族人数、华侨总人数、因不同原因入狱的人数、死亡总人数、各民族死亡人数比例以及狱方的暴行等等都做了极为具体详尽的记载，以上数据事实，后来成为“被难同志会”联合印尼各方控告日本狱长西浦克三罪行的依据，盟军军事法庭终于据此把西浦克三判决为战争罪犯，把他送上不归路。
    1946年“九·二0”事件三周年出版的《血仇》纪念刊转载了林映青的这篇文章，而且成为国内外有关文章一再引用的权威性材料。
    1946年1月，苏东青年总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克胜在时任民主日报本岛新闻版编辑的老革命家、资深老报人郑楚云的指点下，用特写的方式写了大会的报导，可惜苏北历经时局剧变，华文包括民主日报资料已荡然无存，克胜这篇报导以及后来的重大报导均已无处寻觅了。
    克胜作为反盟骨干，当然积极投入了民主爱国运动。他利用记者身份，便于在各方各种场合出现了解情况，搜集信息供我方参考，并且串连我各方力量共同斗争，在这方面同样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克胜在棉兰和民主日报的时间大约只有两年。1947年7月荷军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逮捕了巴人，驻棉兰国民政府领事与荷方勾结，企图把巴人和刘岩押解到尚未解放的汕头交由敌特处置。这时克胜接受组织委派的重任，再一次随船暗中保护老战友巴人夫妇，在香港正义各方呼吁营救下，巴人夫妇终于获准在船经香港时登陆居留，克胜也随同登陆，从此离别了苏北。
良师益友  三生有幸
    我是战后认识克胜的，他是民主日报极为活跃的记者，时常可以看见他的身影，阅读他报导的新闻。1946年前后，我在新成立的棉兰华侨总会秘书处工作，克胜常来采访，我提供他新闻材料（注二），后来他介绍我去民主日报工作，经陈洪同意，我便改行了，从社团到新闻界，这是我人生旅途重要拐点之一，影响我后来的走向。
    克胜年长我三岁，阅历经验都比我丰富得多，是我名副其实的良师，在报馆我们朝夕相处，成了朋友加同事。不过作为外勤记者，他的工作是没日没夜的，只要有重大新闻他随时出动。平日他总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带着丰富的花蜜，疲惫地飞回编辑部，然后立刻整理编写新闻，直到天黑才骑着自行车回巴黎士路民主日报宿舍，所以在报馆同事两年，我们几乎没有好好坐下来谈谈过。
    四年多后，1952年初，我们居然在新中国首都北京重逢，而且居然住同一宿舍。我漂洋过海万里迢迢回来，就不忘带一罐几斤重的印尼咖啡粉分送老友（还有英光、声棋，我那时还不喝咖啡）。一掀开罐，满室飘香，克胜高兴得很。不过我们还是没功夫聊天，因为不在同一处室，又还忙着打“老虎”（三反运动），而且不久我又调走了。1953年克胜和张爱兰结婚时我却来了，在来宾贺片上赫然可见我的签名，还有英光和文胜等苏北老友的。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大家都退休了，社会气氛也较宽松，交往和聚会才多了，逢年过节必轮流在各家欢聚，吃百家饭（各带拿手菜肴来）。在中联部总是在英光家，他家位置适中，房子宽敞，英光月姣又热情好客，爱兰见到我总要乐呵呵认我为她的弟弟。我当然感到荣幸。克胜在家是大厨，但他向我们推荐的是他最拿手的抹面包的Serikaya，并向我们传授。我回家按指点学过，以失败告终，原因大概没有长时间不停搅拌的耐心吧。这是我们最为欢乐的一段晚年时光。
    2001年我去了深圳长住，往往三五年才回北京看看。我经常想给克胜打电话问候、聊天、问些往事，可是他耳背得很，嚷了半天还听不明白，只好先讲给小阿姨听，托她再慢慢向克胜传达。去年9月，已有6年没回京了，决定跑一趟，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很想我，要赶快啊！似有预感，毕竟岁数太大了。国庆节后，因为月姣刚过世，先到她家见东宽、东宁，正好李月蓉和张祥平也从香港过来，过后便由东宁驾车带我们去复兴医院，近在咫尺，片刻便到，措手不及，空手而去。克胜当时状况比我原来听到和想像的好得多，气色好，讲话底气足，思维清晰，只是反应胃口不好，医生也不让他多吃。回深圳不久，听月蓉说克胜回家了，而且在家过了96岁生日，我真为此高兴，祝福她必定年过百岁。不料病情突然急转直下，终于违背不过自然规律，还是安祥地去了，过了96岁超高龄的生日，还配带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应该是完美不留遗憾地走了。克胜走好！安息吧！
    注：（一）曾白心本来是民主日报的派报员，是克胜把他引进民主日报当记者的，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可是白心本人并不知道。他后来成长为出色的记者，曾于1954年应邀回国观光长达两个多月。克胜是识好马的伯乐。（《忘不了的岁月》P366《与邵宗汉相处的日子》）
        （二）新成立的棉兰华侨总会在客家街左拐进关帝庙街约200米处，系借用莆田同乡行业公会会所，秘书处是一间大房子，主任林革尘和大家一起办公，中文秘书冯锡龄，印尼文秘书为一留花白寸头用两只食指飞快打字的中年人，名字忘了，还有丘德树、沈明基、张锡坤、卢秋生和我，卢和我是陈洪安排去的。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记录我爸口述的历史

林小坚
    我爸叫林克胜，但周围的老邻居和老同事都叫他林坚。我问爸，这是为什么？他说，刚解放到北京工作， 由于随时准备派回印尼，就改名叫林坚。后来不回印尼了。中联部也公开了，可以和海外亲戚联系了，就改回了真名林克胜。
    2013年，我爸已93岁了，感觉他的身体大不如从前。我爸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不是很了解。于是一有空我就和他多聊多问。父亲的逝世，我们子女感到十分悲痛。现将他生前自叙的情况，稍加整理，以资纪念。以下便是他的自叙：
    “我的父亲叫林国品，母亲叫李雪。我有四个哥哥，大哥林克昌，二哥林克彬，三哥林克基，四哥林克之。我是老五。我们家有5个男孩。我出生1919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作为荷兰殖民地的印尼，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瘟疫盛行。我出生在印尼的牙冷（棉兰至先达之间的一个地方），当地政府官员没有心思管理，传染病流行，有的说是伤寒病，有的说是鼠疫，我有个姐姐刚2岁，得了瘟疫死了。当时路上死了很多人，妈妈很害怕，就决定将家搬到了先达。到先达一开始是种地，后来大哥、二哥就去学做木屐。当时还没有塑料拖鞋，木屐的销售很好。我们家就搬到先达市里开了一个木屐店。大哥、二哥、三哥和几个亲戚主要是做木屐，其中有一个潮州师傅手艺特别好，但染上吸鸦片的毛病，我们家有个小阁楼，他需要吸了，就爬上去，吸完了就下来干活。
    妈妈主持家务，买菜做饭，我对母亲印象很好。她识字，还会点中医，她活到1953年，吃了野山芋，中毒去世，我没有把她接来北京是我终身憾事。我的印象中爸爸就是个懒汉，不做事，爱赌博，爱喝酒，我记得妈妈经常叫我去赌场把他叫回家吃饭。后来在我上小学时爸爸回到中国老家福建省诏安县桥东乡，最终死于酒精中毒。
    当时我们家5个兄弟，除了大哥学过2年的私塾，可以记账外，其他都没上过学。为此，妈妈决定让四哥上学，四哥后来到上海暨南大学上学，学美术，是正牌大学生，但没有毕业。
    四哥从国内回来，他原先在先达的一个姓曾的女朋友跟别人走了，因此当时很消极。后来他就去打工，做过店员，也做过教员。二哥虽然从未上过学，但他非常好学，有时他给我2分钱，让我买零食，让我教他认字，最后他能通过字典自己看报了。
    三哥是我们5个兄弟中唯一识字不多的，但他非常喜欢踢足球，在当地的足球俱乐部还有点名气。
    1932年我小学毕业后先去打工，做过1年多杂货店的伙计。再后来上了初中， 1937年毕业，17-18岁了。给学校代过课，在幼儿园当过老师。
1938年随着中国国内抗日战争发展，海外华侨积极捐款支援抗战，当地成立了筹赈会，我当了筹赈会秘书，一个月18元，够吃饭的，主要是义工。做了一年后我就去学校做秘书，工资高一些，一个月35元。那时我们的生活好一些。我们就去照相馆，兄弟五个与妈妈照了个合影。
我当时开始与你妈妈爱兰谈恋爱，交朋友。你妈妈他们家是做大车轮子的，经济不发达，大车轮子是用木头做的，他们家是广东新会人，兄弟姐妹6人，2个哥哥，其余4个是女孩，她是最大的。
    在筹赈会做秘书时，我经常写些东西投给报社，为此《苏门答腊民报》聘请我为特邀记者，其待遇就是免费给我订了一份报纸，后来由于我还会给该报广告部介绍广告，该报又免费给我订了一份报纸，我就将这份报纸订在了你妈妈他们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日本向南进攻，攻克了香港、泰国，新加坡也守不住了。
    42年苏门答腊民报总编辑林革尘告诉我，有几个国内的文化人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住，经济上不用你解决，这些人在苏西和郁达夫在一起开酒厂做掩护，但郁达夫认为那里很危险，因为郁达夫被日本人发现会说日语，强迫做了日本的翻译官，所以需要尽快转移找新的地方。让我做联络员，这件事连父母都不能说。后来革尘要陈影祥的二哥陈松吟与我联系，我先接待安排了王任叔和刘岩，后又安排接待了郑楚芸。安排的地方先是在先达郊区一个乡亲家的菜园里，搭了一个竹编的房子，后来因为他们是国内来的，不会当地语言，也不会福建和广东方言，容易暴露，又将他们转移到先达市区，最后又通过陈嘉庚的一个朋友，把他们转移到马达山上的一个别墅区。
    郁达夫是个好人，当日本人翻译时机智地放过了许多日本人想要抓的印尼人，通过开通行证，方便了地下活动。但一个曾在新加坡后到印尼日本宪兵总部当译员的洪根培，告发了他，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9月中旬郁达夫被日本人秘密杀害。郁达夫一个著名的爱国文学家、抗日斗士就这样牺牲了，很可惜。
后来在巴人的领导下，我参加了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主要是参与组建抗日地下交通联络站，用灰水椰子油制造肥皂的厂来做掩护。大概建了10个左右，形成了一个百里沿线的地下联络网，其作用一是掩护被日本人追捕的同志，传递信息和物资，二是筹措经费。
日本投降后，在印尼棉兰创办了2份报纸。一份是印尼文民主日报(格腊雅旦日报，harian kerakyatan)，由王任叔负责。王任叔经常以笔名巴人在报上发表文章，很受当地印尼人的欢迎。陈丽水、张琼郁是王任叔文章的印尼文翻译。后来王任叔担任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他们都去了印尼使馆工作。另一份是中文民主日报，由邵宗汉负责。我当时是该报的外勤记者，参加了该报筹备和成立的全过程。
47年10月国民党印尼棉兰领事勾结荷兰驻当地的殖民官员在先达抓了王任叔，说他是非法入境者，需驱逐出境，企图引渡到广东汕头交给国民党。并派了一个荷兰警长负责押送。邵宗汉一方面怕途中不安全，派我跟船走，保护照顾王任叔和刘岩，以防万一。同时告诉我到香港后到达徳学院新闻班学习一年再回印尼。
    另一方面他联系组织设法营救王任叔。船到新加坡停靠，可能组织上安排胡愈之做了工作，新加坡海关署长上船要求释放王任叔，说这是我的地盘我有权释放他。但荷兰警长不同意。只是过境上岸了一天。船到香港，港英海关的人和另一个人上船，问王任叔是否愿意留在香港，王说愿意，并在一张申请表上签字。然后他们对荷兰警长说，这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人我们带走。荷兰警长不同意也不行。这样王任叔就脱险成功。后来知道那另一个人叫饶彰风，是华南分局的，解放后是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我到达徳学院新闻专修班报到，新闻班是陆诒（民盟中央宣传委员兼光明日报主编，57年错划为右派，文革后加入共产党）负责，入学考试是写一篇文章。我写了“真民主的浪潮在苏岛先达”。后来这篇文章登在民盟的报纸“光明日报”上。我在达徳学院学习了一年多毕业了，这可是我后来填履历的最高学历—大专文化程度。
    这时邵宗汉也被荷兰人赶出印尼来到香港，安排在香港“华商报”当总编辑。我毕业后回不去印尼，就和邵中汉住在一起。我没有生活来源，就经常写稿子投给棉兰的“民主日报”和“苏门答腊民报”，它们寄给我一些稿费。
    王任叔的爱人刘岩48年4月发现得了肠癌，为了增加抵抗力需要输血，我和达德学院苏岛爪哇同学给她献了血，结果也不能挽救她的生命，5月去世。郭沫若为刘岩写了墓志铭，称她为大众之友。王任叔要回到内地去，临走时他把我介绍给了连贯（当时党在香港的负责人），请他帮忙有机会帮我回印尼。从此我认识了连贯。
49年1月传来国内要开全国政协的消息，香港的民主人士就租了一条船到北京。邵宗汉知道后就要我与他们一起走，说中央要办一个爱国华侨青年培训班，毕业后还派回侨居国工作，这是一个机会。
    船到天津港口，那时天津刚解放（49年1月15日）。这是天津解放后来天津的第一艘商船。老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船上船下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天津交际处处长上船接我们，到了住处后，天津市第一任市长黄敬给我们介绍了天津解放的情况，并嘱咐我们天津刚解放有打黑枪的，要注意安全。第2天我们就坐火车来到北京，先住在清华大学学生宿舍（当时学生放假了）。徐立、王任叔来接我们到中央统战部青训班学习。当时需要每个人填表，我汇报了我的情况，组织上最后确认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从42年9月算起，入党时间从49年3月算起。
在青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还没有结束，我就分配了工作，是到统战部二处做连贯同志的秘书。当时统战部是在中南海办公，部长是李维汉，副部长有廖承志、李初梨，还有记不清了。我们二处的处长是副秘书长兼二处处长的连贯，副处长王任叔、徐立。二处是负责与外国党联系。后来一是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外国共产党都需要与中国党建立业务联系，工作量大了，二是中央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于是由部长李维汉写报告给中央，中央批准在原统战部二处业务的基础上成立了中联部。
1951年中联部成立，调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为首任部长，办公地点由中南海搬到西单的前京畿道18号(现在前京畿道已不存在了只有中京畿道)，1958年要建民族文化宫，这是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是1959年十周年国庆的献礼工程。中联部机关所处位置正好在民族文化宫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因此中联部就又搬迁到现在木樨地复兴路4号的地方，因为1958年来这里还没有门牌号， 邮局只给了一个2470信箱作为通讯地址，机关和宿舍区是建在一块坟地上，部机关前的一条通长安街的马路叫复兴大路，当时又不能对外挂中联部的牌子， 就叫复兴大路18号院，为什么用18号，是因为中联部在西单时用的是18号。
从中联部1951年建部开始我就一直在中联部工作， 直到1982年63岁离休，是中联部第一批离休的，因为这是建国后中央第一次实行干部离休制度，所以安排我们在中央党校过渡学习了一年。
在中联部工作了30多年，期间我曾有1次调出中联部工作的机会，大概是在五十年代，当时邵宗汉曾在新华社任副总编辑兼国际部负责人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一起共事过，他要我去新华社工作，因为我曾做过记者，但因我当时的工作涉密负责保管中央领导同志和外国党领导同志的谈话记录，单位不同意放人。至于说49年参加统战部青训班的人都没有按原来的设想派回侨居国工作，而是在国内分配了工作，我认为是因为中央调整了工作方针（不能搞输出革命）。
我是1982年离休后才有机会回印尼探亲，从47年28岁离开先达，到回去探亲，阔别了近40年。我们家在先达已没有人了，当时我离开印尼时在家我排行是最小的，我妈妈、哥哥们均已在印尼，香港相继去世，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变成家里最大的了。我妈妈的骨灰就放在先达的观音庙里，和我大哥放在一起。大哥的儿子林绍雄带我去看望他们。现在我九十多岁了，没有机会去了，你们有机会一定要代我看望奶奶。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唁  函
致 林克胜家属：
惊悉林克胜先生于本月24日病故，本会同仁深表哀悼！
林老在日寇占领苏岛时是「苏岛抗日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骨干，曾为掩护反盟主要领导巴人夫妇尽了很大努力。
战后任印度尼西亚苏北棉兰《民主日报》记者，报导了许多重要新闻；同时积极参加印度尼西亚苏北的爱国民主运动，对当地华侨社会贡献良多。
之后受组织委派随船保护巴人夫妇到香港。
苏北华侨华人永远铭记林老的功绩。
愿林老安息！
望林老家人节哀顺变，多多保重！
              香港「九·二0学会」
              张新维、郑光煌、熊志仁、周芸暨同仁
            2015年12月25日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同表哀悼       小禾（笔名）
椰加達         陳永和
留得清名在， 流芳万世载。沽名钓誉心， 人格作出卖。
一心隔远离 ，二心绝往来。避开乡土味 ，摆脱乡情债。
后悔催老迈 ，愧心才敲开。诚心入归队 ，大唱风骚彩。
文坛一儒将， 家乡一秀才。秋日红叶落， 林鸟共鸣哀。

又少了一位老友——悼陈静成
香港  德华
    一月三日接到吴若华（静成的三嫂）的电话，静成病重入院。下午五点半来电：静成走了……
    这两年听到老朋友离开这世界的消息比较频密。人老了，最终还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不可违抗。道理虽是如此，但我们是从第二故乡先达，回到中国大陆学习、工作，而后流落到香港的同病相怜者，相处六七十年的朋友，一旦离去，心中悲酸的滋味，只有自知。
    静成的家在先达市中心的老店“集贤轩”可能受到兄长们的影响，他热情好客，与不同环境不同背景的人都能结交，人缘很好。
    回国后，对祖国充满了热情，响应号召到云南偏僻的农村去插队，后又响应号召到海南岛农场参加建设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他空幻的理想化为泡影，在母亲的督促协助下，来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本想做生意，但人生地不熟，遭受一些挫折。幸好有家庭的资助，买了一辆货车，成立运输公司，靠辛勤劳动，既是搬运工，又是老板业务有了发展，特别是娶了黄叶楼以后，家中多了贤内助，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香港有句俗语：“留食不留宿”，但静成对一些刚从大陆移民过来的先达人，都会给他们家庭留宿，直到找到居所，才迁出。
    至于来港旅游的先达人，暂住他的家更不计其数。
    静成对先达联谊会贡献很大真是劳苦功高。一九九七年初，陈立如、程景春、陈德华约请了周泗来、陈静成、郑遂源、邓爱莲、戴慧凤等八人，在静成家开会商讨是否需要成立先达人的组织问题，大家一致决定需要成立联络站，联络先达人。
    六月二十二日，假“爱群”的会所举行了先达人集会，与会者八十多人，陈洪校长、姚天鹤、吴国胜也参加了，会上气氛热烈，一致同意成立香港先达联谊会，即席选出了陈立如为首的理事会。
    从此以后，静成的家是我会的“根据地”。理事开会，简讯组审稿，都在他的家，到了吃饭时间，陈太（叶楼）便会请大家吃她亲手做的咖喱米粉、印尼菜等。
    静成工作积极，我会每有活动，他主动打电话通知会员，并经常与北京、广州、雅加达、先达等地通电话，起到沟通作用。
    静成近年身体差了，但他仍非常关心我会的工作。哪怕背着氧气筒，他也来参加了十八周年会庆。难得和大家见一面。
静成：一路走好！我们先达人会永远怀念你。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回憶錄                  

夢憶先達  —  啊，燕子            桑明
   
    黃昏，燕子飛回來。
    它們在女皇街、榴蓮街的電線上棲息，整齊地排列著、依據著，寧靜安閒地度過那黑夜。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它們就飛走了，也不知飛到哪裡去。總之日落時，它們一定飛回來，似乎自從這座城市誕生，它們就喜歡上這裡，這裡是它們的歸宿，它們溫暖的家。
    這溫暖的家，空氣是那麼清新，路邊的樹葉隨風搖曳著，水溝裡水流淙淙作響，路上的行人在燕子腳下走過，偶爾頭上滴上一星點鳥糞，伙伴們哈哈大笑，而那位「中彩」的頂多罵一聲「他媽的」，並沒有干擾它們。
    突然間，腳下的鳥糞沒有了，那在夕陽餘暉下飛翔，體態輕盈、烏黑發亮的身影不見了，天不再像以前那樣高，低沉沉的雲層好像就要壓到地面似的。是那令人窒息的塵煙，那煩人的塵囂，使住了數十年，也許數百年的燕子不再回頭了。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花落去了還有再開的時候，而我所懷念的燕子，從此不再歸來，永遠、永遠。
                                                   摘自《結霜文集》
           
先達人的往事 — 先達人才多

先達  彬彬
       生命無色，命運多彩。做人要真材實料，不斷地充實自己，內在最重要。就像包子，有內餡的才是美味的包子。人生像四季，春天去播種，夏天去游泳，秋天去收割，冬天去滑雪。大山之後還有世界，高峰之後也總會有另一座頂峰。人與人之間有太多的可能，也有許多的不可能。學會放下，人生才會有快樂。人世一場，歡喜今生。每個人都是悄悄地來，又悄悄地走，揮一揮手，到頭來都不帶走任何一片雲。
     先達是我的家鄉，我在這小城出生，住了六十多年，生活了大半輩子。我為自己是先達人而感到驕傲。因為這個小城在各個領域都有傑出的人物。二戰前（上世紀卅年代），先達有一支實力造群的中華足球隊，一支荷蘭人的足球隊，三支印尼人足球隊，年年都是賽事。先達中華足球隊年年奪冠。後來賽事擴大到蘇北棉蘭、丁宜、奇沙蘭及亞沙漢等地，而先達中華足球隊乃獨占鰲首，這是鮮為人知的歷史，值得我們大書特書。
    當年中華足球隊的隊長呂錦洪，隊員有林克基、林克勝、陳炳華、陳阿珠、陳永快、丘金陽、黃阿友、黃清池。負責人是陳兆鵬、曾文炳、周瑪龍。以上足球員有幾位還健在，希望看到這篇文章的知情老前輩，能同我聯繫。
    1945年，日本投降，印尼獨立後，羽毛球運動之所以成為印尼的國技，是因為得天獨厚的氣候，每天下午四點以後，幾乎無風無雨，只需要一小片空地，掛上球網，便可以練習。安上電燈，晚上也能練習。那時候老牌的韓江同鄉韓友體育會，建立了士敏的羽毛球場。1952年，先達華僑中學建新校後，禮堂內有羽毛球場；1955年，福建會館建成後，也有羽毛球場，並各自有男女球隊，羽毛球運動得到蓬勃發展，造就了一批優秀的羽毛球健將。
    1. 陳德華是五十年代羽毛球健將，回國後獲得天津、北京羽毛球公開賽冠軍。
    2. 傅漢洵自幼隨父親傅高賓練習羽毛球，印尼國家隊把他列入培養對象，但他堅持回中國。回國後入選廣東隊，代表中國參加新興力量運動會（GANEFO）。
    3. 梁啟微是先達福建會館隊員，回國後入選廣東隊，獲得全中國男子雙打冠軍，曾代表中國隊參加第二屆新興力量運動會。往港後曾任羽毛球教練。
    4. 劉伯倫是先達福建會館隊員，經常同先達韓友隊進行友誼賽，是先達羽毛球界高手。
    5. 吳鵬程熱愛羽毛球運動，他的扣球很猛，是先達羽毛球界的佼佼者。經常帶隊到棉蘭、實武牙等地進行友誼賽。難能可貴的是樂於同年輕人一起練習，對培養年輕一代起到很大的作用。「九.卅」後，華中、韓友、福建會館遭當局接管，他便在自己家的倉庫建羽毛球場，供年輕人練習，對先達的羽毛球運動作出一定的貢獻。
    當年，先達的女羽毛球隊員有方祺香、陶雅蘭、鄧愛蓮、鄧玉漢等。男女隊員經常到外地比賽，比賽多在晚上進行。比賽完從棉蘭回到先達已是深夜，大家便在鵬程家留宿。
    傅漢洵的弟弟傅漢平是我的同學，他也喜愛打羽毛球。回中國多年後移居香港，是香港頗有名氣的教練；而傅漢洵曾在廣州負責培訓青少年羽毛球運動員，被派往新加坡擔任國家羽毛球隊教練，現居廣州。他倆是先達新光印刷廠的老闆傅漢翔的兄弟，而吳鵬程是先達南發寶號的老闆，已經八十歲了還很健康。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詩歌園地

诗三首

椰加達  陳永和
浪子失孝道
斜阳照野道，流云讥霜笑。
古墓留残景，凄风泣悲嚎。
金龟落地线，阴气袭周遭。
触景生悲情，浪子失孝道。

19_12千岛游
Pulau Pantara Timur
乘风破浪过海洋，来到千岛度良宵。
牵老携幼团家乐，三代同源聚一堂。
班达拉岛在东方，古色古香烙心房。
原始生态求清静，修心养性最理想。
老骥不怕千里难，敢与天地比好强。
潜入海中识鱼性，细看珊瑚秀色妆。

泛海看日落
泛海看日落，日羞见云躲。
周游千岛去，近处细搜索。
长长翡翠链，延绵赤道过。
渔翁撒网忙，海鸥伴喧歌。
座座岛礁里，旅游胜地多。
古色古香味，原始生态窝。
金龟倦入坠，幕降黄昏落。
闪闪渔光火，椰风吹婆娑。
夜色已中天，笙歌也落座。
时序叫人困，梦里见南柯。

 
鸣  谢
    先达乡亲德高望众的长者、中联部离休干部林克胜生前热情支持北京先达校友会和《先达通讯》临终前嘱托林小坚代为捐款：
 先达校友会5000元人民币
    《先达通讯》5000元人民币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

專欄

書房

梁秋實
　　書房，多麼典雅的一個名詞！很容易令人聯想到一個書香人家。書香是與銅臭相對待的。其實書未必香，銅亦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爛，終日摩娑亦不覺其臭，鑄成錢幣才沾染市儈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帛刀錯又常為高人賞玩之資。書之所以為香，大概，是指松煙油墨印上了毛邊連史，從不大通風的書房裡散發出來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蘭薰，也不是霉爛餿臭，是一股混合的難以形容的怪味。這种怪味只有書房裡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書房。書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
　　寒窗之下苦讀的學子多半是沒有書房，囊螢鑿壁的就更不用說。所以對於寒苦的讀書人，書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華神仙世界。伊士珍《瑯嬛記》：“張華遊於洞宮，遇一人引至一處。別是天地，每室各有奇書，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問其地，曰：‘瑯嬛福地也。’”這是一位讀書人希求冥想一個理想的讀書之所，乃托之於神仙夢境。其實除了赤貧的人饔飧不繼談不到書房外，一般的讀書人，如果肯要一個書房，還是可以好好布置出一個來的。有人分出一間房子養來亨雞，也有人分出一間房子養狗，就是勻不出一間做書房。我還見過一位富有的知識分子，他不但沒有書房，也沒有書桌，我親見他的公子趴在地板上讀書，他的女公子用塊木板在沙發上寫字。
　　一個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個孩子應該擁有一個書桌，主人應該擁有一間書房。書房的用途是庋藏圖書并可讀書寫作與其間，不是用以公開展覽藉以驕人的。“丈夫擁有万卷書，何假南面百城！”這种話好像是很瀟洒而狂傲，其實是心尚未安無可奈何的解嘲語，徒見其不丈夫。書房不在大，亦不在設備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侷促在幾尺寬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張書桌，依然可以作為一個讀書寫作的工廠，大量出貨。光線要好，空气要流通，紅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沒有香，“素腕舉，紅袖長”反倒會令人心有別注。書房的大小好壞，和一個讀書寫作的成績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監獄裡寫的。
　　我看見過的考究的書房當推宋春舫先生的楬木廬為第一，在青島的一個小小的山頭上，這書房并不與其寓邸相連，是單獨的一棟。環境清幽，只有鳥語花香，沒有塵囂市擾。《太平清話》：“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我想那書城未必能和楬木廬相比。在這里，所有的圖書都是放在玻璃櫃裡，櫃比人高，但不及棟。我記得藏書是以法文戲劇為主。所有的書都是精裝，不全是buckram（膠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裝訂（half calf，ooze calf，etc），燙金的字在書脊上排著隊閃閃發亮。也許這已經超過了書房的標準，微近與藏書樓的性質，因為他還有一冊精印的書目，普通的讀書人誰也不會找它書房裡的圖書編目。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灣的書房，原名苦雨齋，後改為苦茶庵，不離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橫額是沈尹默寫的。是北平式的平房，書房占據了裡院上房三間，兩明一暗。裡面一間是知堂老人讀書寫作之處，偶然也延客品茗，几淨窗明，一塵不染。書桌上文房四寶井然有致。外面兩間像是書庫，約有十個八個書架立在中間，圖書中西兼備，日文書數量很大。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麼會掉進了泥淖一輩子洗不清！
　　聞一多的書房，和「聞一多先生的書桌」一樣，充實、有趣而亂。他的書全是中文書，而且幾乎全是線裝書。在青島的時候，他仿效青島大學圖書館庋藏中文圖書的辦法，給成套的中文書裝製藍布面，用白粉寫上宋體字的書名，直立在書架上。這樣的裝備應該是很整齊可觀，但是主人要作考證，東一部西一部的圖書便要從書架上取下來參加獺祭的行列了，其結果是短榻上、地板上。惟一的一把木根雕製的太師椅上，全都是書。那把太師椅玲瓏幫硬，可以入畫，不宜坐人，其實亦不宜與堆書，卻是他書齋中最惹眼的一個點綴。
　　潘光旦在清華南院的書房另有一種情趣。他是以優生學專家的素養來從事我國譜牒學研究的學者，他的書房收藏這類圖書極富。他喜歡用書槴，那就是用兩塊木板將一套書夾起來，立在書架上。他在每套書繫上一根竹製的書籤，籤上寫著書名。這種書籤實在很別致，不知杜工部《將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謂「書籤藥裏封塵網」的書籤是否即係此物。光旦一直在北平，失去了學術研究的自由，晚年喪偶，又復失明，想來他書房中那些書籤早已封塵網了！
　　汗牛充棟，未必是福。喪亂之中，牛將安覓？多少愛書的人士都把他們苦心聚集的圖書拋棄了，而且再也鼓不起勇气重建一個像樣的書房。藏書而充棟，確有其必要，例如從前我家有一部小字本的圖書集成，擺滿上與樑齊的靠著整垛山牆的書架，取上層的書須用梯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可是充棟的書架有時仍是不可少。我來臺灣後，一時興起，興建了一個連在牆上的大書架，鄰居綢緞商來參觀，嘆曰：“造這樣大的木架有什么用，給我擺列綢緞尺頭倒還合用。”他的話是不錯的，書不能令人致富。書還給人帶來麻煩，能像郝隆那樣七月七日在太陽底下曬肚子就好，否則不堪衣魚之擾，真不如盡量的把圖書塞入腹笥，曬起來方便，運起來也方便。如果圖書都能作成“顯微膠片”納入腹中，或者放映在腦子里，則書房就成為不必要的了。
                                      摘自<雅舍小品>

书海手记：
    李春潮是洁霜玉霞的大公子。俗话云：“青出于蓝，胜于蓝”。春潮在IT业的卓著成就，令世人注目。先达乡亲因此而骄例自豪。
   
 

费宗莲
2015年9月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举办的颁奖典礼上，美籍人士李春潮先生（Ivan Lee）荣获2015年度上海市“白玉兰纪念奖”。
“白玉兰纪念奖”是上海市设立的对外表彰奖项，是上海给予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每年颁授一次，旨在鼓励和表彰对上海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对外交流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
李春潮先生，这位来自美国加州硅谷、在中国上海工作多年、出生于印尼先达市的青年科研学者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
李春潮先生是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专家。十年来，李春潮担任世界排列前茅的Marvell半导体公司全球通讯系统研发副总裁，全面负责手机及移动通信芯片产品的战略规划和技术研发。他创建和带领的科研团队在智能手机芯片开发征途上，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为新一代智能手机提供核心技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硕果累累，口碑俱佳。
李春潮先生面对高科技难题，不畏艰险，迎刃而上，大胆创新，潜心钻研。2010年Marvell公司推出28纳米工艺ASIC/SoC芯片，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领先于同类产品。当年曾流行于手机市场的PXA920芯片是世界上首款支持TD-SCDMA/GSM的SoC系统单芯片，实现了中国移动通信千元3G智能手机零的突破。支持TD-LTE/FDD LTE/WCDMA/TD-SCDMA/GSM五模全球通用的通讯芯片，也是一项高难度的杰作，由此为移动通信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两年他领导的团队在4G LTE移动通信芯片设计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赢得了业界认同。
李春潮的名字常常见诸于美国和中国的IT媒体报道。每年一月的美国拉斯维加消费电子展（CES）、二月的西班牙巴塞罗那无线通信大会（MWC）、六月的台北电脑展（Computex）上都有他的新产品发布。他常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精彩的技术演讲，与专业人士分享研究成果。李春潮先生荣获“2012-2013年度中国智能手机产业创新人物奖”，当选为2014年“中国通信产业年度技术贡献人物”。他领导的PXA1802 LTE基带芯片在TD联盟十五周年庆典荣获“最具竞争力产品奖”，并连获2014年和2015年全球无线通信大会（MWC）创新奖（GTI Innovation Award）。

努力学习中文 继承优良传统
李春潮先生作为半导体系统芯片SoC设计专家，曾派驻到上海四年，担任坐落在浦东创新园的美满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在这期间，他不仅融入了本地社会，而且汉语水平达到了上乘水平。他常用流利的汉语来做技术报告，没有生硬的咬文嚼字，让人听不出外地口音，语言天赋深得周围同事的称赞。人们常常好奇地询问李先生，你在哪里学的中文？为何汉语讲得这么地道？李先生不无自豪地回答，我没有进过中文学校，是我父亲安排老师来家里教我的。在微信兴起之后，李先生用流畅的汉语来读写应答处理各种事务，怡然已扎根在华人的文化之中。
李春潮先生在印尼出生长大，是先达人的佼佼者。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美丽纯朴的印尼城镇先达是李先生的故乡。父亲李洁霜先生是印尼知名的汉语作家和华文教育家，著作有“洁霜文集”。身教重于言教。读过黄书海先生所著“印华文坛翘楚-李洁霜”文章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何李春潮先生具有深厚的中文底蕴和优雅的道德涵养。

融合中西文化 带领团队争先
李春潮先生不仅师从父亲请来的家庭教师学到了中文，而且也传承了父辈正直无私的品德。李先生在企业工作二十多年，总是秉公办事，与人为善，甘做伯乐，培养人才，深得部下爱戴。李春潮先生担任Marvell公司中国总经理期间，研发人员由创建初期的百余人发展到一千余人，不乏清华北大等名校的优秀研究生。在他的领导下，研发团队齐心合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行业第一”，获得和在申请之中有数百项国际技术专利。
令人惊叹的是，李先生作为一位外籍人士，他到那里都能和当地员工打成一片，待人温和，亲和力强。员工与他亦师亦友，可以推心置腹地交流，没有障碍，拉近了距离，从而也创建了多元化和谐的人文氛围。他领导的研发团队分布在美国、中国、以色列、意大利、韩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各地风土人情文化喜好的差异，他敞开胸怀，随乡入俗，处事不惊，从容不迫，驾轻就熟，以儒将风度，结合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圆满地处理完成各种事务。
勤奋拼搏不息 赢得众人称赞
成功来之不易，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心血换来的。李春潮先生的精力充沛。他不仅每月奔波在大洋两岸，好像一名“空中飞人”，平时也是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处理的电子邮件超过五百多个。加上世界各地时差的缘故，他的作息时间表完全被打乱，半夜三更电话铃响，起身接话是家常便饭。正是一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支撑着他，二十年如一日顽强勤奋地工作，牺牲了不少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以自身的才华和修养获得同事的信任和尊重。
李先生留学美国期间，在位于奥斯汀(Austin)的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和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电子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他曾先后供职于德州仪器和SUN，专注于DSP/VLSI设计，在AMLgoic公司担任研发副总裁，带领团队开发数字音视频产品线。他还曾在UT斯达康公司担任SoC部门总经理和公司副总裁。目前，李先生担任美国Marvell公司全球副总裁。在社会上担任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理事。
春意盎然，潮流奔腾。2015年岁末，李春潮先生迎接了新的任务，肩负着更重的时代使命，他正朝着人生新的高峰而挺进。

附小诗一首：
颂李洁霜先生
一身正气  印华先贤
真诚豁达  深明大义
才华横溢  善良谦逊
教育为任  桃李天下
著作等身  文坛翘楚
文集问世  众人受益
洁清一生  霜洒大地
                              华裔楷模  英魂长存
                                北京《先达通讯》16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