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玉灿与“觉醒”（连载一）
深切怀念印尼深孚众望的华人领袖和导师——萧玉璨 作者：张泰泉 （本文刊于《萧玉灿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本站分三次全文连载）
今年是可敬可亲的印尼杰出华人领袖和导师——萧玉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前些时候，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了纪念他的盛大而隆重的集会。许多专家、学者以及他的家人和旧雨新朋前来参加这些集会，一起缅怀萧玉灿先生作为一位华人代表人物在印尼现代斗争史上，在独立后诡谲多变的印尼政坛上，在促进和维护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史上，在争取华人群体不受歧视地融入印尼主流社会以发挥他们在建设一个公正繁荣的印尼民族国家中的作用历史上，以及在捍卫华人华侨的正当权益和解决双重国籍问题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他不仅仅是印尼华人的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而且是印尼国家和民族史上功勋卓著的一位英雄。他的这一崇高地位，在我们华族中至今暂时仍无人企及。
有关萧先生在上述这些方面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地位，他的家人、专家、学者和权威都在纪念集会上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论，笔者在这里就不想赘述了。笔者想向大家介绍的是萧先生和觉醒以及笔者之间一段长达30多年不为人知的情缘。笔者所说的“觉醒”，不单指《觉醒周刊》，还包括“觉醒文化基金会”以及“觉醒”大家庭，因此，为了尽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和准确，本文不能避免要“从头说起”，有些地方可能有所重复，这点还请大家体谅。
《觉醒周刊》是谁创办的
如所周知，萧玉灿先生诞生于东爪哇的泗水。他早年的峥嵘岁月，都是在泗水和玛琅等地度过的。二战后的独立初期，他随印尼政府和苏加诺总统转移到中爪哇的日惹、三宝垄等地活动。1950年代初，他作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名国会议员来到了印尼首都——雅加达。此后，他和家人就一直定居在这里，直至最后被迫离开印尼前往荷兰治病。他一生中最光辉而不平凡的岁月，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作为一位杰出的华人政治家，萧先生眼光独到，深知为了争取群众和提高他们的认识，办报和出版刊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1950年初，他一到雅加达，经熟人介绍，听说黄长水先生在大南门的“统一印刷所”（Percetakan Persatuan）要转让，就想方设法，找到一些开明华商的经济支持，把“统一印刷所”买了下来。有趣的是，“统一印刷所”对面，正是一生跟萧玉灿对着干的“竞争对手”——杨明月所办的《竞报》和《明星周刊》的大本营所在地。随后，萧玉灿跟杨明月就是在这同一条大街上演了一场对台好戏。
据说，萧先生买下“统一印刷所”后，于1951年7月办了一份印尼文报纸，名为Harian Rakyat（《人民日报》），接着又办了一份周刊Sunday Courier（《星期日信使》）。这两份报刊的创办，从言论到发行，都是冲着杨明月的《竞报》和《明星周刊》而来的。
1953年底，萧玉灿先生与一位从新加坡来印尼避难的政治人物和资深报人——余柱业相遇，谈话间提起他想办一份中文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张，刚好余柱业此时也想有份有意义的工作做，以便一展抱负，因此，他们一谈就合，于是就决定办一份根据萧先生建议取名为“Sadar”的周刊。这个刊名也正合余柱业的意思，因为他作为一个资深报人对这个印尼文刊名，情有独钟，觉得寓意深刻，使他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醒悟”、“觉悟”等等词语，最后据他告诉笔者，经过一推一敲，终于敲定了“觉醒”这两字给这本即将诞生的刊物作为刊名。这就是《觉醒周刊》刊名的由来。
值得注意的是，《觉醒周刊》的印尼文刊名，却不用Mingguan Sadar，而是用Mingguan Chiao Hsing。这点，我们所有的“觉醒”同事当年和后来都没一位觉得有何不妥，也没有一位提出不用前者，而用后者的疑问。坦白说，至今，我也想不起来究竟是怎么回事。
1954年，笔者仅19岁多，一个初三未毕业的青年，而且另有任务在身，也未曾与萧先生谋面，哪有可能与萧先生合作创办《觉醒周刊》？所以，后来有人说《觉醒周刊》是萧先生和笔者创办的，笔者实在受之有愧，实在不敢贪天之功。应该说，《觉醒周刊》是应时代要求和印尼社会需要，由萧玉灿倡议并得到余柱业支持而联合创办的面对印尼华人社会的一个刊物。
如今回想起来，萧先生与余柱业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创办《觉醒周刊》，也不是没有历史渊源的。首先，萧先生作为一位华人领袖，在抗日时期实际上就已跟闻名遐迩的华侨爱国领袖——陈嘉庚先生认识，因为当时陈嘉庚先生为了躲避日寇的追捕，曾从新加坡流亡到萧先生家乡泗水附近的玛琅避难；40年代中，萧先生和印尼政府代表团前往印度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途经新加坡时，曾请陈嘉庚先生给予经济上的支持；60年代，萧先生以印尼国籍协商会名义创办共和大学时，陈嘉庚先生也曾应允捐赠一块地，准备给共和大学作为校址之用。而余柱业在二战后作为大名鼎鼎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在马印两国人民的反帝反殖事业中，也曾与印尼的进步人士有来往和接触。1950年，余柱业在新加坡转入地下之前，也曾在陈嘉庚先生主办的《南侨日报》工作。因此，笔者以此推论，萧先生和余柱业早就相识，彼此心意相通，有共同语言。这是他们能够合作创办《觉醒周刊》的根本原因。
伯乐和恩师
萧先生比笔者大20岁，余柱业比笔者大16岁，不论年龄、学历、知识和人生的历练，都是老前辈。笔者在他们面前，可以说是一个“乳臭味干”的小伙子。不过，有一点令笔者可以自豪的是，由于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以及家父“不耻下问”的谆谆教诲，笔者有着一股劲，一股“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因此，在他俩眼里，笔者还算是一个“孺子可教”的青年。 应该说，如果没有这两位伯乐和导师，没有他们的赏识、教导和提拔，笔者早年从事的新闻出版业以及笔者个人，就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发展和成就。当然除了他们俩，实际上笔者一生都好运，不管在顺境或逆境，都能遇到好几位伯乐和导师，从各个方面，给了笔者巨大的帮助和教导，没有他们，笔者能走到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
话说回来，在认识萧先生之前，笔者先认识了余柱业和他的夫人曾爱善。当年，由于余柱业在新加坡从事反英反殖活动，身份暴露，被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悬赏5000元叻币通缉，他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岛再也无法立足，于是接受组织的指示，通过家母所建立起来的一条地下航线，他和爱人先后秘密转移到雅加达。
余柱业最初并不懂印尼语，但因为他是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中英文了得，对他来说，掌握印尼语简直是易如反掌。他来到印尼棉兰后，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改名换姓，取得合法身份。之后来到雅加达，逗留一段时间之后，熟悉了环境，还曾打过几份工（当过一间自行车店财库和陈露薇女士主办的《印华经济月刊》编辑）。最后可能是机缘巧合，遇到了萧先生。当时余柱业夫妇和家母、笔者以及弟妹们一起住在Jambatan Lima的 Gg Mesjid一所竹板屋（Rumah Bilik）。
余柱业跟萧先生合办《觉醒周刊》之后，就专心致志地办好刊物，辞退了其他工作。他的爱人曾爱善（家母和我们都叫她阿B姐）负责校对。由于他们不便公开抛头露面，萧先生和余柱业商量后，决定起用一位来自中爪哇日惹的华裔青年——吴孝义，担任《觉醒周刊》主编，萧先生自任社长。
吴孝义是萧先生培养的干部，年纪也比笔者大十多岁，其时就在《星期日信使》当记者和翻译。他虽没受过高深的中文教育，但他的中文理解力很强，对中国古典文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以及武侠小说，尤感兴趣，他居然有办法把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翻成印尼文在《星期日信使》刊登，并且广受侨生们（峇峇）欢迎，令笔者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吴孝义在《觉醒周刊》1959年底停刊后，即意兴阑珊，回老家日惹了，这是笔误。实际上，他在“觉醒”工作期间，也同时在萧先生后来创办的印尼文《共和国报》（Republik）兼职当记者，直到1962年该报被当局勒令停刊为止。1964年，印尼国籍协商会棉兰分会主席张希石先生来雅加达的时候，曾要求萧玉灿先生派一批干部到棉兰创办一间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机关报Harian Harapan（《希望日报》），他作为一名记者，也是被萧先生点中的五名干部之一，而且后来他在《希望日报》期间，曾应《苏门答腊民报》社长和主笔朱培琯等老前辈的邀请，出任《苏门答腊民报》名誉社长，以应付当地政府规定外侨报纸的负责人必须由印尼公民担任的需要。好在他在1965年9-30事变前，就已返回老家日惹，侥幸躲过一劫。
孝义兄是一位侨生，能用普通话跟大家沟通。他为人老实，生活简朴，穿着随便，对物质生活没有所求。他就居住在Mangga Besar快乐世界背后一带的贫民窟里。对笔者这个“后生仔”也非常信任，完全放心，并多方鼓励，以致“觉醒”的稿件由笔者编和改，他从不过问。而且，他作为主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接到“请柬”出席各种庆祝酒会时，也非带笔者这个“无名小卒”一起去参加，见见世面不可。他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得很，每周开会讨论编辑内容从未有什么龃龉。他一生追随萧先生，可以说是萧先生的一位难得的好干部。他早年在新闻文化和介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方面，对促进印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和纪念的。
笔者是怎样参加“觉醒”的
1954年初，《觉醒周刊》创刊一直到年中，笔者根据组织交给的任务，继续在母亲的帮助下做着“水客”的工作。不过，那时笔者和余柱业夫妇住在一起，对他们在“觉醒”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因此得空时经常会骑自行车到“统一印刷所”探望他们，看看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兴许是阿B姐发现笔者对校对工作有着浓厚兴趣，她便鼓励笔者也动手参加校对，尽管笔者对自己的中文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否胜任仍存有一些顾虑。于是，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笔者在“水客工作”圆满结束时，便正式投身到“觉醒”工作，也不计较有多少酬劳。殊料，不久后，他们夫妇俩因另有任务要到苏北去，便把《觉醒周刊》的全盘工作交给笔者，从此笔者被“逼上梁山”，要不要都得干下去了。 据记忆，“觉醒”创刊时的页面是16开本共32页，笔者被迫接手时，“觉醒”的全职人员仅笔者一人，要负责编、改和校对，而且，由于“觉醒”初期就在“统一印刷所”二楼的中文排字房排版，印刷则由“统一印刷所”的印尼工人负责，笔者不得不还要监督每期的付印和出版工作。所幸财政和发行方面，是由萧先生办的《星期日信使》的经理和发行部负责。
另外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担任主编的吴孝义。萧先生每周发表在《星期日信使》的“国会通讯”以及其他重要言论，都是由他翻成中文在《觉醒周刊》刊登的。他自己每期还要撰写“和读者谈心”、“社会百态”等栏目的稿件。
还有一位就是如果笔者今天不“揭密”的话，相信连《生活报》的领导、同事以及他的家人都未必知道的梁培基先生，一位在《觉醒周刊》创刊第一年就自告奋勇跑来“觉醒”帮忙的《生活报》记者。记得那是在他主动要求下，为“觉醒”翻译了好多重要文章，包括当年发表在印共理论刊物《红星》（Bintang Merah）杂志上的艾迪等印共领导人的报告。 梁培基先生也是报界老前辈，思想进步，热情肯干。最近笔者才知道，他年龄比笔者大二十二岁，我们之间可说是“忘年交”。然而，他从最初见面起，对笔者这个后辈，表现得非常谦虚，非常关怀，特别是在笔者征得萧先生同意到苏北跑一趟，为“觉醒”生死攸关的未来筹募一笔“养命钱”的时候，他竟义不容辞地答应到“觉醒”协助吴孝义主持“觉醒”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时一个月。试想想，当年如果不是他见义勇为慨然协助，笔者又如何能放心得下到苏北出差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培基先生果然不负所托，为“觉醒”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宝贵时间，他本人也默默地给“觉醒”留下了珍贵的遗墨，他对“觉醒”的贡献是巨大的。笔者深信，他跟“觉醒”的这段“秘辛”，他是不会随便向别人提起的。1965年9-30事变之后，他坚持留在印尼，而且就在《生活报》社址开办的医疗所,继续用他学会的中国针灸医术给印尼老百姓治病，直到1972年离开人世。他一生贯穿着助人为乐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一生中心甘情愿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是白求恩式的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可敬人物！！
萧玉灿支持苏北之行
大家知道，萧先生热衷于办《觉醒周刊》，但他自己并不懂中文，也不懂讲普通话和方言，而笔者因为刚从新马求学返回印尼，印尼语也不灵光，连日常会话也还没掌握，如今已想不起来是如何跟萧先生沟通的。只记得萧先生是我们的前辈，当年像是一位饱经风霜、满头银丝、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的长者，他身上有一股魅力，令人感到他很慈祥、和蔼、可亲，特别是对我们这批来自“苏北的年轻人”很信任。所以，1954年底“觉醒”面对财政困难几乎办不下去时，他完全支持笔者回苏北（主要是棉兰、先达等地）向华社筹集资金。 这次苏北之行，大有收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笔者临行前见了司马文森文化参赞，得到他的“祝福”。另外，笔者自己本来就是先达人，而且有两位学长和战友在1953年3月之后，也因被英帝通缉,在母亲协助下先后流亡到先达。他们后来都在先达一间华校任教，已有近两年时间了。其中一位是大名鼎鼎的新加坡上海书局陈岳书先生的公子——陈蒙洲。他家跟抗日时期流亡到新马活动的著名文化人如胡愈之等老前辈很熟稔，所以，蒙洲同苏北许多有名望的华社领袖也有某些联系。
过去，笔者提到苏北之行，只强调了为“觉醒”筹得了宝贵的“养命钱”，这是一方面。实际上，它还为“觉醒”今后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解决了干部问题。因为笔者返回雅加达约半年后，蒙洲就离开先达来参加“觉醒”的工作。紧接着跟随他来“觉醒”工作的人才络绎不绝，如陈展湖、吴国胜、张志华等。他们后来都成为“觉醒”的栋梁，甚至《觉醒周刊》停刊后，我们按萧先生的要求到印尼文日报《共和国报》帮助发行部工作，接着又以“觉醒文化基金会”名义经营各种语文的图书出版工作后，也还有先达人陆续参加工作。
笔者想，兴许是这个原因，才有“觉醒”的人都是“来自苏北的年轻人”之说。不过，更重要的是，经过此行，笔者取得了萧先生的进一步信任，尤其是后来萧先生自己要务缠身，除了国会议员的工作和各种酬酢活动，印尼国籍协商会（Baperki）成立之后，身为主席经常出差到各地推动会务，发表演说，还要写文章和国会通讯，实在无暇顾及《觉醒周刊》的日常具体工作。他可说是非常放心地把“觉醒”的发展全寄托在我们身上了。这体现了萧先生对年轻人的充分信任和高度尊重，没有他的知遇之恩和厚爱，“觉醒”的事业和笔者自己是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发展和成就的。
传播萧玉灿的思想和主张
最近，笔者在《先达人网站》看到吴福锦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黄老（指黄书海兄，笔者小学时的同班同学）在书中描述的萧玉灿先生，更是勾起了我幼年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萧先生是印尼华人社会久负盛名的风云人物，所主编的《觉醒周刊》是当地五十年代最具潮流特色的进步刊物。在家兄的启迪下，我成了该刊物的小读者，它所刊登的许多文章，尤其是一些社评，观点旗帜鲜明，锋芒所向，一针见血，拜读后，受益匪浅。它启发我追求进步、向往自由，促使我开始关注印尼社会，关注印尼华侨华人的基本概况。” 由此可见，《觉醒周刊》从创刊时起，立场鲜明，言论切中时弊，因而得到华人社会和读者的欢迎和赞许，是跟萧玉灿先生一生的追求、主张和人格魅力完全分不开的。
萧先生旗帜鲜明地追求在印尼建立一个不分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各族人民平等包容、友好相待、在政治上独立自主、经济上公正繁荣、文化上多姿多彩的社会。他，毫不动摇地支持苏加诺总统许多正确的思想和主张，包括苏加诺提出的“纳沙贡”（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这个可以容纳三大思想潮流实现民族大团结并具有重大历史创意的政治方案；他，不遗余力地为加强和促进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并在解决印中两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双重国籍问题上，敢于向中方进言，让周总理对他的独到见解表示折服；他，甚至终生坚持不渝地使用萧玉灿的华人名字而不随大流改为印尼名字，也赢得印中政界人士的佩服和尊重。
早在1954年，萧先生就已成立了一个其成员基本上是由华人组成的印尼国籍协商会，萧先生作为一位抗荷独立斗争年代就追随苏加诺总统的爱国者，并在印尼政界享有相当高威望的华裔领袖，随着形势的发展，声望日隆，印尼国籍协商会在印尼各大城市的分会日增。 此时的《觉醒周刊》，也从早期举步维艰的状态，发展成日益受广大华人读者欢迎的一份杂志，销量逐年增加，从第一年的只有几百份，发展到最后被停刊时每期已超越一万份。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可用一位报童的话来形容：“Mingguan Chiao Hsing lakunya seperti pisang goreng”(《觉醒周刊》就像炸香蕉那么好卖)。后来有些学者说，“觉醒”的销量达到五万份，笔者只能在这里表示感谢他们对“觉醒”的厚爱，这个数字是个误会。“觉醒”作为一家华文杂志，跟同时期的各种华文刊物相比，能有一万分的销量，已经是史无前例的了。
另方面，“觉醒”分布的范围几乎遍及印尼各大城市，国外的销量虽少，但包括新马、中国、越南等多个国家，影响大。据说，中国内部的“大参考”也有转引“觉醒”的一些材料。这说明，广大华人社会以及国外舆论界对印尼社会和萧先生的言论异常关注和重视。大约在这个时期（记忆中是在1957年左右），萧先生常常以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或国会议员名义发表演讲和言论，或特别应“觉醒”之约写的文章，“觉醒”编辑部都会在第一时间翻译出来发表在当期的周刊。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影响，编辑部还会在星期六“觉醒”出版的当天，就把萧先生的有关演讲或言论发给雅加达的《新报》、《生活报》、泗水的《大公商报》、棉兰的《苏门答腊民报》、《民主日报》等当年在印尼华侨社会中具有江湖地位的进步报章发表。应该感谢这些华侨报章对萧玉灿先生的厚爱和支持，她们不仅立即在星期一全文转载了萧先生的演讲或言论，而且都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登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其结果，不仅令萧先生声望日隆，影响力日增，也很自然地提高了《觉醒周刊》在广大华人读者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与此同时，萧先生在1950年代中还创办了一家由他担任主笔的印尼文《共和国报》，作为等同于印尼国籍协商会喉舌的机关报，以便进一步直接面向广大的印尼读者，宣传萧先生和印尼国籍协商会在各项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和观点。记得“觉醒”编辑部个别同事，如吴孝义、陈展湖等也都同时在《共和国报》兼职，当记者，尤其是1960年《觉醒周刊》停刊后，觉醒原有的经理部和发行部的全体同事都搬到位于Hayam Wuruk大街负责印刷《东星报》（BintangTimor）和《共和国报》的一所规模比较大的印刷厂楼上办公。我们先是与《共和国报》原来的发行部人员合作，之后则由《觉醒》全部接管过来负责。
还记得，1961年苏联国家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印尼访问的时候，《共和国报》出版了号外，我们发行部全体工作人员，从上到下，拿着报纸，沿着他途经的道路，向欢迎的人群一个个叫卖。之后，我们还到Senen一带华商比较集中地区去推销，说服他们订阅。与此同时，我们利用《觉醒周刊》的代理和订户网络，发信征求他们成为《共和国报》的代理或订户。从此，《共和国报》的发行出现了新局面，销量不断增加，并开始面向全印尼。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当年在印尼文报界敢说敢言、不怕正面挑战军方的《东星报》于1962年遭到被军方禁止出版的厄运，《共和国报》也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未能幸免。萧先生在印尼报业史上自己直接主持的报章从此划上了句号。
斗争日益尖锐 萧先生的提醒
从萧先生第一天踏足雅加达的1950年代起，印尼国内左中右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加上以美帝为首的西方列强在背后呼风唤雨以及荷兰殖民者残余势力的垂死挣扎，特别是以纳苏迪安将军为首的亲西方陆军势力乘机崛起，印尼政局越来越动荡不安：内阁不断更迭，议会各派系山头林立，争吵不休；地方叛乱一个接一个，有的甚至公然与中央对抗，另立政府；苏加诺总统几次遇刺，险些丧命；收归国有的西方企业落入了军人的口袋；纳苏迪安提出了军人的“双作用论”（Dwi Fungsi），公开鼓吹军人要干政，后来印尼政坛上声名狼藉的从业集团党（Golongan Karya）就是这一理论的产物；蒋帮国民党特务分子极端仇视印尼政局向左转，以及印中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和发展，他们在印尼反苏加诺总统以及反共反华的各种事件中，起着推波助澜的极其恶劣作用；苏加诺和哈达这对自1945年8月17日宣布独立时起，作为印尼民族团结象征的二位一体（Dwi Tunggal），随着政治上分歧越来越大，哈达辞去副总统的职务，宣告破裂。 如今回过头来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尽管苏加诺总统越来越左倾，印共势力已经从1948年茉莉芬事件的血泊中重新崛起，一跃而成印尼的第四大党，地位举足轻重，中间政党（印尼国民党和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也都支持苏加诺的主张，印尼国内外的形势似乎很好，但是都不能阻止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扰和破坏，甚至各种反扑。就在1958年雅加达军事掌权者颁布了一条钳制外侨报纸出版的反动条例，禁止非印尼文报刊的出版和发行，接着苏加诺总统自己也颁布第10号总统条例，禁止外侨在印尼县以下的行政单位营业经商。在这种情形下，一股反华排华恶浪迎面扑来，许多华文报章拿不到准证被迫停止出版，《觉醒周刊》虽然是印尼国会议员萧先生当社长、印尼公民吴孝义任主编的刊物，也拿不到继续出版和发行的新准证，在出完最后一期后被迫停止出版和发行了。
正是在这种日益尖锐的斗争形势下，大约是在1959年至1960年前后，萧先生在他家的几次内部谈话中，对时局和《觉醒周刊》工作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印尼右派军人利用第10号总统条例在西爪哇苏甲巫眉地区，主要是芝马墟制造了排华事件，当时中国驻印尼总领馆的领事为了了解情况，曾亲自前往该地视察，但在路途上却遭到某些别有用心的军人拦阻和无礼对待，引起各界包括舆论界哗然，认为这是有违外交礼节和惯例，公然向中国政府挑衅的行为，“觉醒”也发表了一篇由笔者执笔的评论，批评军方的无礼行为，有损印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对此，萧先生认为，这些批评没有错，但不一定由“觉醒”出面，加上“觉醒”是华文报刊，面向的只是华人读者，其作用和影响力有限，说出来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反而会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一些口实，给自己招致不利后果。显然，萧的意思是要我们讲究策略，不要赤膊上阵。
第二、早在1965年9-30运动发生之前，萧就在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次谈话中，看似突然有感而发，议论起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包括印共和马共）领导人的年龄问题。他说，这些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太年轻了。当时我们听了实在有点不知所措，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适合议论和考虑的。
如今回想起来，他之所以这样说绝不是无的放矢，显然是针对印共领导人当年对两名印共著名元老级人物阿里明和陈粦如的不当处理而发的。因为在他看来，阿里明和陈粦如在印共斗争史上，在印尼独立斗争史上，即便是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的代表人物，不能因为有缺点错误或不同意见就把他们开除出党。何况阿里明不仅是印共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曾任共产国际代表，据说还到过延安，也到过马来亚见过后来任马共总书记的陈平，而陈粦如则是萧的引路人和导师，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为人低调，曾任印共副总书记，还经历过茉莉芬流血事件和数度坐牢的严峻考验。
可惜的是，萧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我们当时未能深刻领会。实际上，他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论在任何时候，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胜利冲昏头脑，不可以骄傲自满，必须保持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作风。
第三、1959年9月底，“觉醒”翻译了一篇印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1948年9月茉莉芬事件的文章登在自己的周刊上，引起蒋帮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极大兴趣。他们如获至宝，立即向时任陆军副参谋长的加托-苏布罗多告密，而这个有“虎将”之称的苏布罗多正是当年在茉莉芬事件中下令对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的反动军人头目之一。其时，正是国内政治斗争越来越激烈，排华反华声浪越来越高涨的时候，他们于是利用右派军人掌权者颁布的禁止外文报刊出版发行条例，要求军方禁止《觉醒周刊》于1959年底后继续出版和发行。萧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多责怪。他知道，《觉醒周刊》对蒋帮分子来说，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非去之不快，因为许多华侨报纸不便说的，《觉醒周刊》作为印尼公民又是国会议员和华人代表人物萧玉灿办的杂志就敢说，敢揭露。
不过，萧先生长期来曾不断提醒我们，“觉醒”是进步刊物，不是印共刊物，“觉醒”代表的是印尼广大华族的立场，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要知道自己的斤两。即便对北京电台印尼文广播在抨击印尼右派军人的暴行时使用的某些用词，萧也会指出来告诉我们，太过刺激，不太适当。因为他觉得，收听印尼文广播的印尼群众，包括各阶层的群众，不能不要照顾他们的感情和接受程度，毕竟对他们来说，北京电台是外国电台，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苏加诺总统及其领导下的政府关系友好。
萧的这些谈话和提醒，从后来政局发生的骤变来看，应该说是很有“预见性”的。当然，他作为那一时代的华人领袖和代表人物，也不能不依据当时政治形势和客观条件，特别是当时的力量对比，去创造历史，去从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建设一个公正繁荣、不分种族实现民族团结的印尼式社会主义事业。中国有句话说：形势比人强，个人的力量和作用是有限的，有的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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