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玉灿与“觉醒”(连载三)
深切怀念印尼深孚众望的华人领袖和导师——萧玉璨 作者:张泰泉 (本文刊于《萧玉灿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本站分三次全文连载)
萧与《希望日报》
1964年前后,棉兰印尼国籍协商会分会主席张希石先生前来雅加达见萧玉灿先生,请求萧先生派几个干部到棉兰创办后来取名为Harian Harapan(希望日报)的报纸,当作棉兰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机关报。 张希石先生是一位老革命家。1909年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亚沙汗,曾在棉兰上小学,1920年代回中国上中学和大学,后因参加中国进步学生运动,遭到当时北方奉系军阀迫害,被迫返回印尼的原居地教书。在当地华校教书期间,宣传进步思想,并与朋友成立“反帝大同盟”,矛头直指荷兰殖民政权,遭到荷兰殖民者逮捕,关进监牢,甚至被流放到荒无人烟专门关押印尼独立斗士位于西伊里安的利辜岛。在那里,他有幸认识了印尼举世闻名的独立斗士、后来成为印尼开国总统的苏加诺,彼此间建立起亲密战友之情谊,所以他后来每次到雅加达都可直接到总统府跟苏加诺见面。1959年8月,他还获得印尼社会部授予的“印尼独立先锋”的称号,表彰他在开创印尼独立斗争中的贡献。不仅这样,张先生也是一位资深的报人。他在二战期间,从流放地转移到澳大利亚时,曾任悉尼印尼独立委员会出版的印尼文《自由印尼简报》的领导工作,1951年任棉兰印尼文版《民主日报》主编。因为这样,他跟萧先生自然是老相识,老朋友,彼此意气相投,有共同的斗争目标。他非常欣赏萧先生的立场和主张,他本人一直是棉兰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活跃于当地印尼社会和华社,有很高的威望和广泛的人脉关系。
萧先生对他的这个要求,当然很乐意助他一臂之力。于是,在萧先生的决定下,派了我们五名干部去棉兰。这五名干部第一位是Tan Fu Kiong(陈富强),是萧先生创办的《共和国报》主编。他是地地道道的侨生,所受的教育是印尼语和外语,他完全不懂华文,也不会讲华语或方言,但他为人耿直,是位忠于自己事业的知识分子,跟印尼报界的人际关系也很熟,是未来《希望日报》主编的适合人选;第二位是曾任《觉醒周刊》主编的吴孝义,也曾任《共和国报》记者;第三位是陈展湖,原来是《觉醒周刊》的记者,也曾在《共和国报》当记者,他和吴都是为了帮助陈富强在创办初期,加强编辑部力量而去的;第四位是张志华,笔者的堂弟,他参加“觉醒”工作后,一直负责经理部和发行部工作,他去是为了帮助《希望日报》建立经理部和发行部,负责培养当地这方面的人才。至于笔者,从工作上看,是不一定要去的,但张老先生和陈富强都要笔者非去不可,特别是张老先生以笔者去过棉兰,跟当地华社头面人物都打过交道,有助于创办过程的顺利完成为理由,坚持笔者一定要去。
我们一抵达棉兰后,张先生就请了客家厨师设家宴来招待我们这五位来自雅加达的客人。笔者知道,这是客家人接待人客的一种最热情和最亲切的方式。随后几天,张先生就忙着张罗各种会面,寻觅办公地点,接洽印刷所等等。我们五位就分工合作,协力在计划时间内完成各自的任务。
后来的发展的确相当顺利,有张先生自任社长,有当地华社头面人物和各方的支持和赞助,《希望日报》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就正式出版和发行了。对张先生和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及各有关人士来说,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因为他老人家和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正是苏加诺总统的纳沙贡主张高唱入云的时刻,也是印共势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希望日报”在当地创刊,当地印共人士也喜出望外。实际上,《希望日报》作为一家进步报纸,也需要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记得《希望日报》创刊的时候,适逢中国国庆节,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事许天林也特别邀请我们五位参与其盛。有趣的是,那一天,棉兰华社名人陈洪也有到场,他兴致勃勃地跟我们聊家常。其实,笔者很早就认识他,因为战后他曾来到先达中华中小学校当校长,其时笔者仅有11岁,是该校的小学生,在学校大操场集会上见过他讲话。记忆中,他没过多久,就离职了。所以,笔者认识他,但他并不认识笔者。
笔者在《希望日报》正常出版后不久,就决定回雅加达“觉醒”总部复命。临行前一晚,笔者和富强兄一起到当地一家露天茶室话别。我们谈了什么,如今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有一件事,令笔者至今记忆犹新,就是当年创办时,笔者看到编辑部请了好几位印共人士当编辑和记者,而且记起萧先生过去对我们的几次谈话,特别是张老先生千里迢迢请我们过去是要办一份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机关报的嘱托,于是,笔者鼓起最大勇气向富强说,请他务必注意这一点,不要把《希望日报》办成当地印共机关报。没想到,他却平静地回答说,他这次临行前夕,约多(印共第三把手,主管文宣部)曾约见他,要他把握好形势,积极宣传苏加诺和印共主张,不怕被说成是印共报纸。笔者听了不便再说什么。那时真的是形势比人强,大家都以为形势很好,几乎是胜利在望,令张希石先生后来也无可奈何。
笔者回来后,展湖和志华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也先后返回雅加达“觉醒”总部。孝义兄曾应当地《苏门答腊民报》主笔朱培琯老前辈的邀请,担任该报名誉社长,如果没弄错,他最后也回去自己的老家定居。这里也应提一提朱培琯老前辈对觉醒和萧先生以及进步文化事业的关怀和支持。笔者还记得,当年《希望日报》创刊时,就是由承印《苏门答腊民报》等进步报刊的“苏门答腊印务公司”承印的。没有这个条件,《希望日报》要在如此短期内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此外,朱培琯先生虽贵为《苏门答腊民报》社长和主笔,是新闻界的老前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看重,对《觉醒周刊》很感兴趣,对其发表的评论表示赞赏。
我们五名干部,最后就剩下富强兄一人,继续留在那里当《希望日报》主编。1965年9-30事变后,当地反共反华气焰非常嚣张,当地右派军事掌权者甚至对当地印共和华人华侨团体和人士进行疯狂镇压和大屠杀。笔者在1970年代初,在北京遇到了彩莲姐,她是棉兰叶剑青先生的夫人。叶先生是棉兰华社的一位进步商人,为人热情友好。笔者早年走水的时候曾在他家住过,这次我们五位干部到棉兰来,他们夫妇也很热情接待,让展湖和笔者住在他家。叶先生还亲自雇车请我们五人到气候宜人、物产丰盛的马达山一游。据彩莲姐说,9-30运动事变后,富强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没有出逃,结果不幸被捕,最后失踪,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尸身埋在何处。她还说,由于富强兄长期埋头于新闻事业,加上性格内向,不善于跟异性交际,年过三十,尚未结婚,当时好多热心人要给他介绍对象,结果如何,她也无从知道了。
至于张希石先生在9-30运动事变后的遭遇也非常悲惨。不用说,他一生的努力和心血都付诸东流。在反共反华的白色恐怖阴霾笼罩下,他作为当地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又是一位著名的独立斗士和《希望日报》社长,自然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之一。他在棉兰沙湾街的住所是他弟弟开办的电器铺,遭到了暴徒们的严重破坏,店里的商品以及家庭器具被抢掠一空,他本人幸好不在店里,躲过一劫。1970年底,笔者到澳门时,有一次在大街上见到他,彼此都不敢相认。直到1971年底左右在北京偶遇,他才敢邀笔者到他的房间叙旧。此时的他,年已62岁,显得非常苍老,瘦骨嶙峋,头发灰白,精神压抑。谈起这场骤变,他老人家非常想不通,老是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对于一个亲历过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北洋军阀迫害,30年代至40年代又遭到荷兰殖民者数度野蛮迫害,二战期间又受到战火洗礼的革命志士来说,过去的这些迫害,他从未怕过,也从未动摇过。但是,印尼的1965年9-30事变后他所面对的反共反华大屠杀,不论其手段之残忍和规模之可怖,都令他非常吃惊,也非常想不通:为什么大权在握的苏加诺总统和印共为首的左派力量,竟然毫无反抗的能力,任由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反动力量一步步反扑,一步步宰杀,一步步篡夺政权,最后就连他所崇敬的苏加诺总统自己,于1966年3月被剥夺权力后实际上也成了阶下囚,不到数年便郁郁而终。
苏加诺总统在三军和警察部队中的力量去了哪里?号称拥有300万党员和两千多万工农群众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的印共及其领导人去了哪里?成千上万分散在印尼各地的党员和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待,就连一个指示也没有,最后竟成了反动军人任意宰割的羊羔。他实在想不通。我也实在无言以对,因为笔者也想不通,更何况笔者除了经历了这场骤变,还经历自己内部的文化小革命,许多问题有待想通。
这次跟张老先生的偶遇,在没有得出什么结论的情况下,互道珍重后又一次分别了。没想到,竟是一次诀别。据朋友后来告诉我,张老先生于1988年5月2日在澳门逝世,享年79岁。他想必是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郁郁寡欢的情形下,离开了这个世界的,遗下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未竟事业。不过,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印尼已从黑暗统治中苏醒过来,印尼人民的政治觉悟在一步步提高,印尼是大有希望的。
光荣和成绩属于大家
今天,经过了近半个世纪印尼国内国外形势翻天覆地的巨变,《觉醒周刊》和觉醒文化基金会的历史离我们虽然已经越来越远,但值得引以自豪的是,她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受到怀念和肯定。笔者从网上看到,现今许多印尼的新闻界朋友和当年的小读者,都纷纷著文怀念她,赞美她;过去侨界的朋友也不惜花钱在收集当年《觉醒周刊》的原版刊物,以重现她的“真面目”;展湖兄临终前也曾对笔者说,有西方学者也很想研究他本人和“觉醒”在促进印中两国文化交流和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所做出的贡献。可见“觉醒”的历史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中国有句话说:真金不怕红炉炼。金子就是金子,不怕后人评说!! 正如前面提到的,“觉醒”能够在印尼华人报业和图书出版史上独树一帜,而且时至今日能够得到许多印尼有识之士和国外学者、专家的肯定,首先是跟萧先生个人及其代表的进步事业和主张分不开的,跟其他值得我们尊敬的各位老前辈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的前进道路分不开的,跟全印尼的各地华界头面人物和许多热情的作者、读者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跟司马文森文化参赞和国际书店的代表所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最后是跟觉醒全体同事,上上下下,团结一心,不计辛劳,勇于进取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没有这一切,觉醒要取得这种发展和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有一个深埋笔者心中的秘密,想借此机会向大家披露。记得那是60年代初,司马参赞临回国前曾约见笔者,谈起他对“觉醒”的评价时,出乎意料,他居然对笔者说,前不久负责外交事务的张闻天前辈曾来印尼巡视中国驻印尼使馆工作,并曾对他谈及印尼华文新闻出版事业。张闻天曾赞赏说,“觉醒”办得不错,内容丰富,立场鲜明。对了解和认识印尼,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刊物。笔者听了司马参赞这么说,自然非常高兴,深受鼓舞。因为张闻天在中共领导层也是一个举世闻名的重要人物,笔者50年代初在新加坡当地下小学教师时,就曾读过《整风文献》里他以笔名洛甫写的一篇论文,留下深刻印象。事隔几十年后,笔者才知道他在1930年代红军长征路上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曾被推选为中共总书记。尽管他在50年代末庐山会议上,被毛泽东打成右派,从此仕途暗淡,但笔者从来不掩饰听了他对“觉醒”的评语后,内心深处一种“受宠若惊”的感受。不过,这个秘密,笔者当年只能告诉几个顶头上司知道,如今是时候在纪念“觉醒”的领导人和导师萧玉灿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把它公开出来,以便让仍在世的“觉醒”同事和萧先生的家人以及其他关心“觉醒”事业的新朋旧雨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来分享笔者深埋数十年的这份喜悦了。
“觉醒”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还体现在“觉醒”内部主要领导人,都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和成长起来的,甚至到了60年代还经过觉醒内部全体同事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而产生的。这件事仍活在世上的“觉醒”同事,想必都还有印象。这是值得引以自豪的一件事。
正如上面所说,“觉醒”存在的十二年能够取得令后人如此怀念和赞扬的成绩,也是跟“觉醒”内部的几位多才多艺的优秀同事的努力分不开的。
首先要介绍的是:陈蒙洲。他原来是新加坡上海书局老板陈岳书的公子,幼年时深受流亡到南洋活动的抗日著名文化人胡愈之等的影响,求学时在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华侨中学校园又受到马共领导下的新加坡人民抗英同盟会的教育和影响,积极从事公开和秘密的反英反殖活动。英帝特务为了向他家敲诈和迫害,故意栽赃陷害,出了当年最高赏格10000元叻币(当时新马通行的货币)要通缉他。
他出身于书香世家,虽然只读到高中一年级,但他的文化修养和理论造诣都相当高,加上他善于学习,头脑灵活,政治嗅觉敏锐,他放下在先达的教鞭之后来到觉醒,就开始由他主持“专论”的栏目。他直接翻阅印尼文报刊,收集各种资料。下笔时,文思泉涌,一泻千里,想收都收不住。每星期三到他寄宿的地方拿稿时,他经过一夜奋战的专论就放在门缝里等着我们去取。数年如一日,直至他后来离开觉醒从商。
从商后的他,一直跟“觉醒”保持密切的联系。在笔者于1959年4月底至1959年10月初前往中国期间,他还协助李希田主持周刊的编辑部工作,并对笔者此行应写些什么稿件寄给“觉醒”发表,出了一些题目,例如,他要笔者一定要去访问胡愈之老前辈,特别要他谈谈流亡印尼的经历和有关郁达夫遭到日寇杀害的经过。更重要的是,他长袖善舞,在商场上“春风得意”的时候,在经济上、物质上都给了“觉醒”很大的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和支持,觉醒文化基金会的出版事业要想取得那么大的发展和发挥那么大的影响力,是难于想象的。他才艺双全,风流倜傥,见义勇为,是一个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人物。
第二位是张连忠(原名张荣任),沙捞越人,青少年时期在古晋接受过中英文教育,并投身于进步事业,一度是沙捞越解放同盟的主要负责人。1955年来到雅加达参加《觉醒周刊》编辑部工作,经常负责撰写社论和国际时事评论,并负责翻译苏联《新时代》 的国际评论文章。1956年亚非学生会议在万隆举行时,他曾奉命作为特派记者参加和报道会议的盛况。
他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但因为身材比较矮小,样子年轻,“觉醒”的同事都叫他小张,他也欣然接受。小张的知识渊博,理论水平、英文水平、写作能力都相当高,加上独立工作能力强和斗争经验丰富,对“觉醒”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写的和翻译的文章和评论,也深得好评。他对觉醒的贡献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第三位是笔者老乡陈展湖。正如开头曾说过,他是1955年之后受陈蒙洲的影响,来到“觉醒”参加工作的几个先达人中之一。他初期的工作,主要是介绍印尼文化动态和风俗民情的资料,后期还兼任《共和国报》记者。1960年初发生芝马墟排华事件时,笔者曾陪同他到那个地区进行采访。1960年代他主持觉醒文化基金会编辑部工作时,他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他除了编写《印尼语语法初步》以及先后翻译了《鲁迅小说选》、《青春之歌》( 杨沫著)之外,还负责翻译了世界经典名著的连环画文字和越南《南方来信》。他当时使用的笔名是Shannu。
9-30事变发生后,他提出回中国解决长期来一直困扰他的婚姻问题,同时为了参加《毛泽东选集》印尼文版的校阅工作,在蒙洲的经济支持下,于1966年前后回到北京。之后,他还以印尼语专家身份,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一些外国学者和专家,知道他过去在印尼从事新闻和文化事业后,都与他建立联系,期望从他那里多了解一些过去“觉醒”的新闻出版事业及其在印中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
笔者在几年前终于与他重逢。他几次从北京下来深圳与我们见面。有一次他的爱人南风也来了。我们还一起到香港去探亲访友。遗憾的是,我们来不及深入讨论如何把“觉醒”的历史整理出来的时候,他于2012年12月4日因美国家里电脑没有安装华文软件,写了一封印尼文电邮给笔者说,他刚从医院回家,几乎死去,他因受破伤风感染肾功能已经衰竭。现在必须洗肾(透析)。如果肾功能得以恢复,他可以多活几年。如果不行,他将会在美国逝世了。2013年1月17日,他又给我一封简短的电邮说,他的健康状况尚无改善。肾功能看起来没有实质性进展,这就是说,他需要终生洗肾,除非进行换肾。没想到,这竟是他的绝笔信。2013年1月23日传来了他的噩耗,笔者心中的悲痛无法形容,笔者不敢在朋友面前提起他的逝世,也不敢提笔写文章悼念他。因为笔者知道,自己难于承受内心的悲痛。笔者只是打了电话,向他的爱人南风表示哀悼和慰问而已。
第四位是廖荣胜。他是道道地地在雅加达长大并在当地新华学校接受华文教育的年青人。如果没记错,他是由李希田介绍来《觉醒周刊》工作的。他热情肯干,善于钻研和学习,文笔通顺,印译中能力提高很快,后期苏加诺总统的演说和其他一些重要文章都是他翻译的。“觉醒”停刊后,觉醒文化基金会的图书出版工作尚未走上轨道之前,新华社驻雅加达办事处也曾请他过去帮助翻电讯和文件。随后,他回到“觉醒”后,在编辑部协助展湖编撰印汉词典以及其他编辑部的工作。他自己编了一本《印尼简略语词典》。笔者和爱人有幸于1990年代与他们夫妇重逢。他亲自驾车接我们一伙人到印尼餐厅用饭,不过,他说话声音有点异样,原来他不幸得了喉癌,做过一次手术,刚恢复过来一阵。据他的爱人说,他也曾到过中国求医,效果不大。我们大家对于这次能够重逢,都感到很高兴和幸运。
遗憾的是,几年后却传来他的噩耗。所幸的是,他的女儿们都已长大成人。他的爱人慧群,也是“觉醒”的同事,地地道道的雅加达人,原来在班芝兰巴刹卖菜,后来当手民,随后被吸收来觉醒发行部工作,最后在财务部负责出纳,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女同胞,办事和做生意的能力不让须眉。
第五位是邓锦松,我们大家都叫他小邓。他的老家在西加里曼丹离坤甸约数十公里的东万律农村。在坤甸接受中学教育。后来到雅加达寄居在他姐夫家,帮助其管理手民工作。其时,“觉醒”从统一印刷所搬出来初期,《觉醒周刊》就曾经由他姐夫承印,编辑部一度也曾在他姐夫家办公。后来,由于“觉醒”销量急增,他姐夫的手摇印刷机已无法承印,“觉醒”决定把他和手民部的几个女同胞都吸收进来。小邓来到“觉醒”后一直协助志华主持发行部工作。
小邓工作踏实,任劳任怨,极端负责,得到大家的信任。大约于1963年,我们决定在坤甸开办一家名叫“莎莉娜”书店时,他奉派去那里负责整个书店的业务。他尽心尽力,配合当时的形势,把书店办得有声有色,从最初的“门可罗雀”变成后来的“门庭若市”。据黄联山老前辈告诉我,当时《生活周报》的销量,“莎莉娜”每期代理四千份左右数量,是全印尼的代理中最大的一家。为此,黄老前辈有一次特意请笔者到快乐世界的一家餐厅就餐,表示谢意。
1965年9-30事变后,“莎莉娜”书店自然成了暴徒们的攻击目标。幸好被抢掠一空后,小邓等的人身安全没出问题,书店也还来得及转手。他们在暴乱面前,镇定从容,勇敢面对,在处理好善后的工作后,都陆续撤回雅加达。小邓还把书店转手后所得分文不少带回来交给笔者,“觉醒”同事的忠诚老实,由此可见一斑。
第六位是张志华,笔者的堂弟。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并没有上中学。1953年笔者返回先达时,他就在家父店里打理店务。他的中文和印尼文都是靠自学成功的。他也是受蒙洲影响一起来到雅加达参加“觉醒”工作的。他在《觉醒周刊》时期,主要负责管理发行部工作,同时还负责编写“印尼风光”的栏目。他为人随和,勤奋工作,能够团结员工,也会用人,做事很有条理。
萧先生派我们五名干部到棉兰协助张希石先生创办《希望日报》时,他也是其中一人,主要负责建立该报的经理部和发行部,并负责吸收和培养当地这方面的人才。在《希望日报》走上正轨大约半年后,他也回到“觉醒”总部,继续负责基金会的经理部。“觉醒”的发展,跟他善于打理内外一切事务工作的本领,也是分不开的。1965年9-30事变后,他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直至觉醒文化基金会最后不得不自行解散为止。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爱人阿玉,也是觉醒的同事,原来也是一名手民,参加觉醒后一直在发行部工作,极端负责。她跟志华结合之后,在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相濡以沫,同甘苦共患难。不幸的是,她敌不过癌魔折磨,在80年代就离开了人世。
最后,要提到的是,在《觉醒周刊》中后期,为了加强领导,“觉醒”内部建立了一个领导小组。笔者是小组的中心,其他成员有李希田和叶赛珍。到了基金会时期,小组成员随着工作需要,也有所增加,如上面提到过的展湖、志华等。这里就只介绍希田和赛珍。
他们俩跟笔者一样,原来都是在新加坡读书的年青人。希田是新加坡一位开明富商的公子。他也是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华侨中学学生,比笔者低一年级。1951年8月,英国殖民当局为了打压校园内的进步活动,派遣特务和警察到学校来抓活跃分子的时候,我们都不愿被其逮捕,偷偷地从学校逃走了,从此学业中断,被迫转入地下。他辗转来到雅加达,1955年参加“觉醒”工作。由于家境较好,请了一位印尼人老师教印尼文。他相当聪明,头脑灵活,积极努力,很快就学会了印尼语。苏加诺的国庆演说和萧先生每周的“国会通讯”以及其他许多重要演讲和文章,随后几乎都是他翻译的。他后来还介绍了几位新华校友来“觉醒”工作。其中一位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廖荣胜。
1964年华文版《忠诚报》筹备创办时,欠缺人手,有关方面要求“觉醒”派人支援时,就是由他率领一批人过去的。随后,印尼华人代表人物黄自达当上苏加诺政府的国务部长时,黄曾任命他当助手,他,可说是一位传奇人物。
叶赛珍原来是新加坡南侨中学的一位学生。她很早就转入地下,参加抗英活动,为了工作需要,当过女工和职业家庭妇女。她来到印尼后,早期曾帮助写写影评,正式参加工作后,也曾编过“青年园地”栏目。后期主要负责管理财务部门,包括周刊、《共和国报》和基金会的财务工作,以及处理内部免费食堂的烦杂事务。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于公于私,都经受过严峻考验,对自己的过去无怨无悔,乐观通达,坚持不渝。
以上介绍的都是“觉醒”的骨干,“觉醒”的成就自然离不开他们的辛劳和汗水,更离不开他们在工作上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笔者想强调的是,也离不开中下层员工的努力和奉献。他们中许多人所受教育不高,不是手民出身,就是杂工或报童出身。他们参加“觉醒”工作后,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和进步,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觉醒”是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同事们之间平等相待,互助互爱,奋发图强的精神,令他们终生不忘,而且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一切引以自豪。
笔者与萧先生的情谊
从上面所介绍的故事里,大家也许已知道,笔者与萧先生的交往,不仅时间长,而且感情也很深。笔者从一开始,对他的各项主张,特别是他呼吁所有在印尼出生的华人应该加入印尼国籍,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祖国,跟印尼人民一起,为争取印尼的真正独立,为印尼的经济建设,为争取华人的正当权益和促进印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而奋斗的主张,非常投缘。在个人关系上,萧先生始终表现出对年青人的厚爱和信任,他本人的一股魅力也始终引领着我们不断前进。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工作表现,也很关心我们的终身大事。可惜的是,我们几个都另有所属,没能令他达成当月老的心愿。 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4月当笔者把自己准备回中国迎娶爱人回印尼的私事告诉他之后,他毫不犹疑地答应给予协助。其时,他的一位密友任印尼驻北京大使馆临时代办,他写了一封便函要我带给这位代办,请代办协助笔者爱人获得一本回印尼的护照。最后在各方帮助下,笔者才能完成这个心愿,相当顺利地跟爱人一起返回印尼。这件事在当时,不论从印尼或中国角度来看,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回想起这件事,更令笔者感到萧先生对我们一家人实在是恩重如山。
1965年9-30事变后,笔者曾与志华一起去看望他。没想到当我们到达他家时,他家客厅外面已经坐满了一群印尼国籍协商会的头面人物,如吴银泉、林群星等。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安全。笔者还依稀记得,他对大家说,他很安全,不会有事的,请大家放心。此后,局势急剧逆转,情况不妙,我们也被迫转移,直到1969年底,笔者遇到一位友人时,承他告诉我,他被关押在雅加达的一个军人拘留所里,曾见到萧先生也关在那里。不久之后,因为人满为患,他们被转移到其他普通监狱,就再也没见到萧先生了。
1972年初,笔者来到北京时,中联部秘书长张上明曾接见笔者。在谈话中,张秘书长非常关心萧先生的情况。笔者把自己所了解到的上述情况告诉他。至于萧先生后来的情况,因笔者于1970年就已离开印尼,无从知道了。
大约1981年8-9月,笔者打算出香港时,再次来到北京。中联部在北海公园仿膳设晚宴给笔者一家人送行,而且邀请了我们的陈平总书记也来参加。当笔者一家人抵达时,出乎意料,中方人员告诉笔者,萧玉灿先生来了北京,现在中方就在隔邻设宴款待他,并问笔者想不想见他。在当年,不论从中方和组织的外事纪律角度来看,以笔者的地位来说,这是一个不允许笔者擅自作主的难题。更何况陈平总书记正在赴宴途中,很快就会到达,笔者也应该在场迎接。在这种情形下,笔者只能婉拒中方的好意。
后来笔者才从萧先生的公子忠仁写的《萧玉灿传》中获悉,1981年9月,萧是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姬鹏飞的邀请来中国访问,参加庆祝十一活动的。当时他由于被苏哈多军人政权关押了十多年,身体衰弱,患有严重心脏病和高血压,左眼视力模糊,但他于1981年10月25日返抵荷兰不久,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又积极投入政治活动,写文章作报告,结果,他在11月20日应荷兰莱顿大学邀请,向印尼学者和专家做报告前几分钟,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这个终身奋斗不懈的世界,享年67岁。可以说,笔者在那一年本可与这位笔者所崇敬的导师和恩人不期而遇的,却因上述原因而失之交臂,令笔者内心一直深感愧疚,深感有负于他。
今天,适逢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导师和恩人已逝,笔者也只能以继承他的遗志,努力学习他的思想,宣传他的各项进步主张,来怀念他,纪念他了。
不过,笔者坚信,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印尼,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印尼不仅历史悠久,文化底子深厚,而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异常丰富,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地缘政治天成,她在当今世界的战略地位,是无可代替的,是大有前途的。
笔者同时坚信,经历了先辈们长达一世纪的流血牺牲和艰苦斗争以及长达32年的黑暗统治的印尼及其人民,也一定会完全苏醒过来。印尼各族人民一定会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当自己国家的主人,为建设一个萧先生所期盼的没有种族歧视、各族人民和睦共处、公正繁荣、民主富强的印尼社会而奋斗不息的!!
初稿于2014-9-15
补遗:
1.《觉醒周刊》时期,经理部和发行部一直在“统一印刷所”二楼办公,到1959年底停刊后才搬到《共和国报》的印刷所楼上。编辑部则随排版和承印的人或公司有所改变。在1956年后,根据记忆,是固定在槟榔厦的承印“觉醒”的振源印务公司楼上上班,楼下是排字、校对和印刷地方。编辑部每周六讨论下期周刊内容的例会就在这里举行。说来也很有意思,开完会之后,我们回家时,都会路过附近一家广东人卖叉烧面的食摊,这时不知哪位起哄,要陈蒙洲请大家吃叉烧面,蒙洲面无难色,慨然答应,就这样我们几个编辑部的同事开完会后,偶尔也能吃上一顿当地美味的叉烧面。 2.正如内文所述,《觉醒周刊》创刊初期,发行部和一切经费都由萧先生创办的《星期日信使》周刊负责。1955年后则由“觉醒”自己负责。“觉醒”的经济收入,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广告人员每年两次到印尼各地和在雅加达招募“8-17”印尼国庆节和新年元旦的祝贺广告获得的。商业广告几乎没有。另外随着刊物销量日增,收入也不断增加。《觉醒周刊》可说是在印尼广大读者和华界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基本上是依靠自力更生和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发展起来的。
3.内文谈到,萧先生对印共在处理陈粦如和阿里明问题上是有所不满的,但《觉醒周刊》上先后发表过从印共杂志《红星月刊》翻译的批判陈粦如和阿里明的文章,他从未表示什么,足见他有一种政治家能够包容不同意见的豁达大度的气量,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够与许多政治上不同流派的头面人物打交道的原因。
4.蒋帮特务分子对《觉醒周刊》的忌恨,还表现在他们以鼠辈的伎俩写“匿名信”警告我们,上街会遭到暗害!?
5.觉醒文化基金会后期,在《生活报》经理黄联山老前辈的关心下,给全体员工加薪同时,也决定每月给员工发放若干免费粮油。此外,由于蒙洲当时经营出入口生意,他除了在印刷纸张方面,而且在布匹方面,也不忘分给“觉醒”大家庭成员“享用”。非常可惜的是,当笔者80年代来到香港时,斯人已逝,痛哉!哀哉!
6.诸位对内文有进一步兴趣的话,笔者不揣冒昧建议参考以下几篇材料:
一、《忘不了的岁月》有关文章,主编:黄书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二、《觉醒周刊》主要负责人张泰泉(李卓辉编著《赤道火花自强不息》第68-78页); 三、地下航线解密(《深埋心中的秘密》,第16-95页,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出版) 四、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内安法下的忠魂》第109-221页,吉隆坡21世纪出版社出版); 五、怀念学长和战友詹忠谦同志、星抗盟对砂拉越革命运动的影响(《砥柱止中流》第34-59页、第84-96页,香港足印出版社出版) 完稿于2014年10月6日星期一 (全书完) |
由点达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