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华校友通讯
目录
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换届筹备会召开 2016年5月16日，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在京城拥有一千五百多印尼归侨会员，是北京成立最早、会员最多和活动开展最好的海外归侨社团组织之一。联谊会成立二十七年来，广泛联络国内外侨友，热情为会员和归侨服务，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助力，为促进中印尼人民的友谊多次举办大型活动，赢得归侨们的赞誉，多次荣获北京侨联颁发的最优秀团体奖。张甲军 北京的印尼归侨，绝大部分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国的。原有的几届会长，理事，监理，顾问，非常热心联谊会的工作，他们为了联谊会的健康发展和不断壮大，殚精竭虑，付出不少心血，使印尼归侨联谊会在服务归侨，促进团结，发挥归侨积极性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他们已七老八十了，虽说还有“老夫喜作黄昏颂”的豪情，但毕竟年岁不饶人了，必须把联谊的接力棒交给有能力、可信任、又热情联谊会工作的印尼归侨第二代手中！ 经过联谊会几年的选苗、培养和帮助，这些优秀的印尼归侨下一代已经能够初步胜任工作了，可以担起重担了，相信他们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联谊会主席张伟超先生（原驻我国纽约领事馆总领事）、执行主席王广河先生、秘书长苏渊海先生等理事的提议，近日，联谊会全体理事在北京召开了理事会换届筹备工作会议，商讨了有关换届的各项事宜。 张伟超主席、王广河执行主席，秘书长苏渊海先生，都在会议上对前段理事会的工作做了总结回顾，对联谊会理事会即将举行换届的意义做了阐述，对筹备召开理事会换届大会的具体事宜做了部署安排。顾问黄书海在会上聆听各方精彩发言，赞同会议的各项工作安排，对许多年青一代归侨的感人事迹和优秀人材的出现，表示赞赏。他表示自己进入耄耋之年，希望新旧交接能顺利进行，让印尼归侨联谊会的工作薪火相传，矢志不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最后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题，期待联谊会理事会换届会议的正式召开。 附黄书海辞职信 广河、小平： 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是个和谐、团结、具有很强战斗力的社团组织。这里没有捞取功名利禄的池子，也没有搞阴谋诡计、尔虞我诈的纸牌屋。 自从广河接任执行主席以来，会务蒸蒸日上，成功有效地调动各会员团体的活力，办了许多好事大事，赢得大家的赞誉。 联谊会连续十二年荣获北京市侨联颁发的优秀社团奖，不是徒有虚名，而是实至名归。 我在联谊会担任两届的顾问和副监理期间，承蒙诸兄和诸理事的大力相助，也做了些事，出了绵力，深受教益和感动。 如今，已八十五高龄，虽尚能饭、尚能动，但精力已大不如前了。 为此，我诚恳提出，辞去顾问和副监理职务，把空位让给更年青、更有作为的人。 我坚信，以叶小平为首的新领导班子，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 “一根原木盖不起一幢房屋，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谨以此两句话与小平共勉。 黄书海 2016年6月25日 摘自《北京通訊》第１６４期 思 念 之 旅 六月五日，我携老伴瑞玲，乘高铁南下深圳和香港。黄书海 决定前，瑞玲说，第四届世界先达人大会有可能在香港举办，明年再南下不成吗？孙子灿灿也说，怎么爷爷每年都要去深圳香港？ 我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作必要解释，反而质问自己：是啊，为什么呢？ 连德华也打电话问：来港有何任务？与先达人大会有关吗？我说：全然没有。只是想到深港走一走，见见兄弟姐妹和先达亲朋好友。 “思念”两个字就是驱动这次旅行。 有思念，说明心灵并没有被功名利禄所塞满。我和瑞玲已步入耄耋之年，尚能饭，尚能动，尚能思念别人和被别人思念，甚感幸福。 八十九岁大哥树武，去年把深圳房子卖掉，搬回雅加达和子女居住。一年以后，深感不适，六月初又搬回深圳居住。小弟树北近来健康出了状况，经两次住院检查治疗，血糖已控制，无大碍。 树南、树西赶来深圳团聚，吃吃饭，聊聊天，温馨惬意。大姐暹贞在先达，没有子女陪同，来不了，甚为遗憾。好在她身体健康无恙，生活能自理。 每次到深圳，一定要拜访先达老前辈王谦宇老师。88高龄，身板硬朗，思维清晰，令人敬佩。 这次拜访，我邀约了张爱麟、张大永、蔡素珍、朱传贤（原外交部礼宾司长、我在驻印尼使馆老同事、原蛇口特区对外联络官）和树南、树北等。 结果，张爱麟（92岁）因无家人陪同，来不了。 蔡素珍，因近年丈夫、大哥蔡达荣、小弟蔡达才，相继逝世，心情郁闷，加上双脚浮肿，行动不便，不能来，甚憾。 张大永一早从香港赶过来，第一个到达海景酒店。脸色和健康状况都比去年好。Horas！ 朱传贤已多年未见，我特意邀他参加，希望能与王、张、蔡等认识，并建立联系。他多年前丧妻，儿子在美国工作，由助理凤娇陪同前来。 席间，大永向大家分发萧玉灿遗作《国家罪行》。王老师则如数家珍地讲述他的多彩人生。从1948年入读香港达德学院，1949年3月通过华北解放区抵达刚解放的北京，入读中共中央统战部青年训练班，1951年参加南下工作团在广东进行土改，1952年调入中联部，1955年马列学院第一分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教学和理论研究，历经马列学院第一分院、四川、湖南、广东、中央党校教员、讲师、教授等职；1985年脱离教育战线，出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同年调深圳特区任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党组书记、指挥部副主任。 朱传贤和他的助理凤娇聆听王老师的讲述，因为是第一次听讲，很感兴趣，觉得很新鲜。 我插话说，王老师享受副部级待遇，是目前国内先达人职务最高、工资最高者。 我们这些晚辈，就像在课堂上，聆听老师娓娓道来。虽然多次听过，但每次听，都有每次的新鲜感。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即使对老师某些观点，不敢恭维，也没有引起争论。 酒店副总经理得知王副主任来就餐，便多次来关照，并向在座的耄耋老人致意。最后，副总说，这一餐由他来买单。彼此互相客气之后，大家便举杯向副总表示感谢。我们确实沾了王老师的光。Terima Kasih！ 六月七日，树西、仁强来电话，邀我们八日赴港，参加他们六月九日在八乡别野宴请香港侨骏会三十多名会员的端午粽子宴。我们欣然应约。 侨骏会是个松散的组织，由香港印尼归侨组成。其中，有不少是我认识的。按仁强的说法，这些老板都已“上岸”了。所谓“上岸”，即拥有相当的财富，经济殷实。 他们当中，绝大部分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内地倒流香港的。凭着他们的勇敢、毅力和聪明才智，在香港工商界，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他们的创业精神，不亚于他们的父辈早年漂流到印尼各地的拓荒精神。 他们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从外表，看不出这是帮“富翁”。其中，个别人在内地家乡有很大投资，捐款捐物，也是慈善大户。可敬可佩。 吃饭时，坐在我右手边的是印尼归侨科学家陈清泉，拥有双院士称谓，上个月参加了北京科学家大会。这是我们第一次谋面。过去对他也一无所知。我对自己的“孤陋寡闻”，深感内疚。 回到北京后，在北京印尼归侨联谊会理事会上，我曾当众询问：在座者，有谁认识陈清泉院士？结果，大家面面相觑，都说，不认识。原因是：陈清泉院士长期在上海工作，与北京侨界少有接触，加上他为人低调，有点“处在深闺人未识”。 坐在我左边的是：先达新秀张国新。他只捐款，很少参加香港先达联谊会的活动。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并排坐下来聊天，但并不感到陌生。他话不多，简单三两句，就能感受到他的诚恳。 在座的仁强、张群、靳强等起哄说：他是香港先达联谊会下届会长最佳人选。他的才能和经济实力，勿庸置辩，卓尔出群。现在的关键是：国新本人有没有此意愿和担当？！ 6月10日，由仁强和树西出面，由宜昭、琼叶等张罗，在马会酒店设宴招待先达老同学。上次席摆三桌，这次少了一桌。原因是七八十岁老人要出门越来越不容易了。 92高龄的兰仙，因惠玲无暇陪同，没来；叔明和秀兰因腿脚不利落，最近一段时间搬到大儿子家住。宜昭没能及时通知到。后来我与秀兰通电话：秀兰说，即使通知到，当天也无法前来，因她靠轮椅代步，叔明又推不动轮椅，惜哉！好在，秀兰事后打电话到深圳来，我们长谈了一阵子，终于为此次不能相见而释怀。 另一个收获是：我们建立微信联系，从此交流更为方便了。 看样子，今后耄耋老人之间，通电话问候，是常态。串门、聚首的机会肯定越来越少。 与上次见面相比，文和的变化较大，比过去憔悴多了。巧贤说，近年来，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削瘦得很利害。说话底气不足，但食欲还好。祝他保重身体。 德华、雅容最后赶来入座。我向前相拥，他满头大汗，手持拐杖，令我十分感动。深感欣慰的是：德华和雅容没太大变化，说明他们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可喜可贺。 达生在台湾，育文、碧琦等因故不能来。 程春、梅花还是那么乐呵呵。我们不时有电话沟通，彼此都很了解，有许多共同语言，说话不累。 席间，景春提到关于境外归侨符合条件者应享有国家养老退休金权益事宜的建议书。我早听说有此事，但未见详文。景春了解内情，他对此事的落实比较乐观。我是回到北京后，才从手机上看到友人发来的建议书详文。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从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与时俱进的侨务政策来看，景春的乐观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还在天南地北，大摆龙门阵。政治议题，当然少不了。此时，有两位同学，因意见不合，争论起来，调门越来越高。但很快就因其中一位提前退席而平息下来。这或许是这顿饭一个小小插曲。无伤大雅。 事后，我给这位同学发了个短信，其中有两句经修改的诗：火气太大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聚会结束后，树西仁强还特意邀请琼叶、宜昭、瑞英、天安等六七位同学到八乡农村别墅参观游览。傍晚，他们伴着夕阳余辉尽兴而归。 六月十一、十二日，我们在八乡分别和在港的黄家、张家兄弟姐妹聚会，这样省得到每家探望拜访，既省时又省力，其乐融融。 我们很感激树西仁强提供的方便和款待。 记得前几天，我曾发过短信：“每年端午，树西总会包粽子给黄、张两家亲人品尝。年年如此。树西的粽子，不一定是香港最好的。但却是最富亲情、最温馨的。粽子虽小，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亲情友情。张黄两家父母在天之灵，看到这种乐融融的情景，一定会深感欣慰。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 摘自《北京通訊》第１６４期 回憶錄 怀念我们的爸爸——蔡达荣蔡雪梅 蔡原原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我们的父亲蔡达荣，在女儿，女婿，妹妹（蔡素惜），妹夫（李廷期），侄子（董卫），外甥（李辰）的共同陪伴下走完了他今生的最后一程，享年84岁。因为妈妈身体不好，行动不便，那天我们没有让她到医院去。而是安排坐轮椅的妈妈在春节前两天去医院最后一次看望当时已病危的爸爸。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里，爸爸一直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的折磨。他所表现的忍耐和韧性给他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零一五年十一月，雪梅借用感恩节假期回京探望他老人家。一天，看到他睁开了眼睛，且精神尚好，雪梅向他重新讲起耶和华上帝的应许，谈到爸爸在上帝的乐园里会恢复完美的健康，从事他热爱的工作。受到这个好消息的鼓舞，爸爸随后居然随着播放的印尼歌唱了起来，尽管他那时由于气管切开手术已不能发声了。当护士从他的口型发现爸爸在唱歌时，她非常惊讶。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们的父亲出生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一个叫火水山的小城。尔后辗转来到先达。一九五二年与我们的大姑姑(蔡素珍)一起离开印尼回到中国求学。记得爸爸说他们的船遇到风暴, 只能转道马尼拉避难, 历经了十一天, 才安全到达深圳, 当时它还只是一个小鱼村. 但因为船上载了一只运往东京动物园的大象, 为他们漫长的行程增添了许多快乐! 他回国后先是在北京八中上中学, 之后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园艺系, 并在那里结识了同班同学董鼎芳(我们漂亮的妈妈)。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香山植物园。爸爸一生致力于各种果树及果品的研究, 苹果, 桃, 杏, 李子…., 他默默无闻但全心全意地工作到七十高龄。 爸爸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致力于猕猴桃的研究工作。他经常去野外采集标本, 观察生长环境和周期. 同时也去国外和其他专家交流, 探讨与合作研究。在做科研的基础上, 他也积极参与帮助猕猴桃的推广与种植。他的猕猴桃基地遍及山西, 河北, 河南和湖北. 下面是老爸最骄傲的成果：科植一号, 中华猕猴桃和软枣无毛猕猴桃的杂交品种。 由于从事猕猴桃的研究工作，在一九七九年，当人们极力撇清任何海外关系时，爸爸随一个代表团去新西兰进行交流访问。在之后的各种的学术交流中，爸爸的学识为他赢得了国外同行的尊重。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位日本学者曾向爸爸提出邀请去日本访问。可当领导找他说希望他能把这个机会让给年轻人时，他很干脆地就同意了。结果弄得邀请者反而觉得很不好意思，硬是让到访者给爸爸带回一架很好的傻瓜相机。为此，老爸在家里还小得意了一番。 邻居胡阿姨说爸爸是植物界的”陈景润”。如果你和他一起去过植物园, 你也会同意这个说法. 他可以告诉你每种植物的来源地, 习性, 名字及它的拉丁文名。九九年爸爸妈妈来美时, 我们一起去了圣路易斯的密苏里植物园, 看到了他心爱的猕猴桃. 但由于某种原因, 它的标签和旁边植物的标签插混了, 爸爸马上把它们更正过来. 我们的父亲平常总是笑眯眯, 和蔼可亲的样子! 他喜欢喝咖啡, 看电视, 读报纸, 种花, 养猫…但不管做什么, 他都是慢条四理, 不慌不忙. 自称是昆曲人物的现实版! 但有一次, 我家丢了一只小猫, 老爸急得楼上楼下来回找. 一直找到天黑, 都没有找到, 伤心得他那天晚饭都没有吃。 二零零五年, 原原带一岁大的女儿回家, 爸爸高兴地一大早就推小外孙出去玩, 可以让原原多睡会。爸爸每天回来, 都会兴奋地告诉家里人他们祖孙二人做了什么, 和那家小朋友玩了, 去看了什么花草. 还有小外孙的小推车总是满载而归, 别人丢的花盆, 装修的下脚料, …. 由于种种原因，爸爸在一九五二年离开印尼后就再没有回去过。为庆祝父母的金婚纪念，也为帮助爸爸部分实现他要带妈妈去印尼看看的诺言。我们于二零一一年一月带爸爸妈妈一起乘游轮去东加勒比海旅行一周。像他的一贯作风一样，直到第七天下船以后，爸爸才慢悠悠地说：“其实在那大船上还是挺好的…” 在爸爸病重之前的两年, 无论谁来探访他, 或是我们打电话给他, 他总是问, “先达怎么样? 那里的亲戚朋友可好?”尽管他那时已经忘记许多事情, 但他一直惦记着先达和那里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与世上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他一生过着再普通不过的生活了。可是在静静思考与他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之后，我们发现爸爸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给过我们任何说教，却用他的言行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孝敬老人，如何对待工作，和什么叫淡泊名利。我们姐妹俩曾经戏说–在家里, 妈妈是《人民日报》, 爸爸是《参考消息》, 参考参考就可以了. 的确，您将会是我们这一生的参考! 我们想念您, 我们永远爱您! 摘自《北京通訊》第１６４期 |
由点达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