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译自“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第三章

伊恩沃德  诺玛米拉佛咯尔 编著  

                 

    

      整个1930年代，人们可以从实兆远甚至全马来亚的中国人家里和店里所挂的照片知道他们的政治取向。这些挂像对中国发生的事件作出的反应，是从1931年9月，日寇侵略中国东北，制造奉天（今为沈阳）事件，进而霸占东三省后不久开始的。第二年，日寇又进攻了上海。

    30年代初，有些家庭把国民党的蒋介石委员长当作是中国的真正领袖。他的照片挂满了这些家庭的墙壁和厅堂。但几乎每间店铺都会挂上孙中山的照片。他们每个人都承认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

   

表面看来，实兆远的居民好像是国民党的特别坚定忠实的支持者。那些著名的国民党军事将领的照片，也挂满了整个城镇居民的家庭。我对其中两位，记忆犹新，他们是在东北率领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马占山将军和在上海抗击日军进攻的司令官蔡廷锴将军。在我们家没有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画像的位置。父亲只喜欢孙中山、马将军和蔡将军。

    当年，在被规定为中国国耻日的那几个日子，我们都会臂缠黑纱。例如，5月份就有两天：1928年5月3日，日寇对山东省省会济南的蒋介石军队发动进攻，被称为‘五三事件’。这次事件造成3500名中国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平民。5月30日，我们臂缠黑纱，是为了纪念1925年的这一天，英国警察开枪杀害在上海英租界警署外面举行抗议的中国工人和学生的惨案。这次屠杀事件，触发了全中国的罢工抗议浪潮，并进一步发展为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

   

30年代下半期，祖国的形势发展开始引起马来亚华人社会在政治上的明显分化。开始时，这种分化与其说是由于对毛泽东的崛起表示全力支持的示威游行所引起，倒不如说是在马来亚活动的国民党左、右派支持者中间发生分裂所造成的。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使我们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所作出的反应更为情绪化。共产党的主张日益广为传播之后，上面提到的分化就更加严重。著名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少帅，不但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的命令，甚至还奉命把军队南撤。张学良因此受到国人的严厉谴责，但又不得不极力掩盖他这一行动的背后原因。后来他终于察觉到蒋介石是在利用他打共产党。他被这种出卖行径激怒了，于是把这位国民党的领袖软禁起来，这件事成了轰动世界的头条新闻。沦为阶下囚的蒋和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最后达成某种妥协协议。经过一阵紧张忙碌的幕后斡旋，把会谈成果巩固下来，从而把中国从内战深渊边缘拖了回来。

   我还记得，整个实兆远的长辈们，此时已经被这些事吓得目瞪口呆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完全读懂蒋被软禁、最后又被释放的消息时，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了。日寇对这座位于北京附近横跨永定河的大桥以及上游不远的一座铁路桥发动了一次协同攻击。这一侵略行径触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整个马来半岛，甚至整个东南亚中国人社会上空。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潮，促使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和集会遍地开花。有些号召抵制日货。许多则呼吁熟练华人技工回国帮助重庆国民党政府抗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动员全体华人进行筹款活动，支持中国抗战。

   殖民地统治者权力中心的警钟敲响了。由于害怕共产党利用目前形势广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英国当局采用了各种巧妙的办法，企图控制群众日益高涨的情绪，并且确保任何组织或团体的成立，都是获得政府的批准的。1937年8月，华侨救国筹款中心在新加坡成立了。她是由当地社会颇孚众望的著名华侨企业家陈嘉庚领导下的团体。陈是在岛上中华总商会举行的一次大会上被推选为筹款中心主席的。

   会前，陈曾晋见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为了争取筹款中心的成立能获得政府批准，陈接受了总督提出的以下五项条件：1）所有筹得的款项，只能用于民事救济；2）绝不允许使用强制手段进行筹款；3）只允许一个中心组织有权动用善款；4）这笔款项不得与任何煽动反日宣言有关联；5）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任何援助都不得针对军事上的需要。

   令英国当局大为惊慌的是，几乎在同一时候，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了名为抗敌后援会的组织。这个机构酷似陈嘉庚的筹款中心。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抗敌后援会的分支就遍布马来亚半岛的大小城镇。  

   从一成立，后援会就宣称她将为促进中英友好关系而努力。尽管如此，她始终是一个半公开半合法的组织。殖民当局极力阻止她成为正式注册的组织。为了避免遭到政府的立即镇压，后援会把自己的成立，说成是为了大力支持筹款中心的活动。

   筹款中心和后援会所支持的相似讲台，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我小时候就爱看古典小说，而且向往能成为中国古战场上的一名爱国战士，见证善良战胜邪恶。而当我成长为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又被中国现代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不过，对自己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还是没有明确方向。

   1930年代的后期，蒋介石政府派遣军官来马来亚，其唯一目的是要招募华人青年回国帮忙打日本侵略者。英国殖民当局并不反对这一招兵活动，而且任由国民党招兵组的人员穿着平民服装在马来亚到处活动。中文报章广泛报道了有关这些招兵者活动的消息。我的一些同学报了名，并且回到中国去了。参军必需具备的条件，都是一些基本的要求，如：至少得年满15岁，初中毕业，当然还得身体健康。一旦获通过，应征者就必须到广西初级军事学院接受为期三年的军训。成功毕业出来就可以当一名士官，并可当排长。

   这类招兵活动一直持续到1940年。日寇占领时期，这些应征者当中有些人被蒋介石政府下令派回马来亚，参加了秘密的英国136部队。

   一位年长同窗的决定深深打动了我，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名叫方守义。他搭了一艘货轮回国，最后参加了中国空军。方后来把自己的照片寄回实兆远。照片上，一身空军飞行员制服的他，看起来威风凛凛，使我羡慕极了。我拥有健壮的体格，可完全不具备方所拥有的体育运动天分。当招兵活动开始时，我名义上14岁，而实际上只有12岁，太年轻了。

     尽管如此，我下了决心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一些事的发生，帮了我一把。我有一位叫杜龙山的同学，比我大两岁。他刚毕业就去当教师。一天，他和另一个人一起在南华中学校园出现。据他介绍，这个人叫张黄石。他们是以后援会的名义前来学校的。我这位朋友问我们是否能让张在学校集会上发表演讲。我们的校长是一位中国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态度开明，而且比起他的大多数同事也较包容。他决定允许张向学生发表谈话。

     当张谈到中国的局势已发展到历史转折关头及其未来的命运时，我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倾听。他号召我们这些年轻的听众都投身到抗日斗争中来。不过，他并不鼓励我们回中国。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我为自己能成为他的一个听众，感到十分荣幸。

 

      第二天，龙山返回学校，拿出一本正式的登记册，邀请愿意参加后援会的同学在上面登记。近200名教师和同学在册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我是其中之一。从此，我们组织起来，按照后援会的要求分成几个小组。我们会定期开会，讨论祖国的形势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援会赢得了激进派的名声，于是，政府开始镇压她的活动。来开会的人因此越来越少了。尤其是我们班，只剩下约12位的积极分子了。

   我发现自己愈益卷入到学校的学生工作中来了。其实，早在签名参加后援会工作之前，我已经是每个同学都必须参加的学校学生会一个组织——学生自治会的会员。1938年，我已被推选为学生会的总务。实际上，却成了学生会的秘书。学生会主席是位正在学习当教师的一名女生，副主席是我的同班同学，一个本地孩子。

     学生会分工的结果，第三把手做的事情最多，同时还要负责学生会的日常事务。我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设备，搞了一个读书会，组织同学们进行读书比赛。在我担任学生领袖期间，这个读书会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读书会会员偶尔需交一小笔捐款。用这种方式得来的捐款，我们拿来购买从怡保来的书籍。我们买的都是中国出版的论述社会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原则的书籍。我们读过后，就把这些书小心谨慎地摆放到图书馆的书架上，供其他同学借阅。大概是在这个时候吧，我发现了由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

      此时的我，一身横跨三个组织：一个是令我着迷的、我知道是半合法的抗敌后援会，一个是华侨筹款中心，还有一个是学生会。学校当局知道，抗敌后援会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因此，据说，学生会被禁止参与后援会的活动。我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事实上，我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理想的位置来在学生会工作中开展有利于抗敌后援会的活动。

*   *   *   *   *   *   *

     我在1939年之前，对抗敌后援会这一组织在民族主义的爱国倾向背后的真正动机，就有所认识。学校老师们清楚知道，政府现在开始镇压它的活动。殖民地当局在新加坡逮捕了后援会的一批积极分子，并把他们驱逐到中国。结果，我们在实兆远的后援会会员急剧减少。但是，我觉得没理由要退出这个组织。依我的看法，后援会的宗旨看来很不错，我觉得英国当局似乎太过疑神疑鬼了吧。

      一个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著，是不输于一个教徒对宗教信仰的执著。至少对信仰者来说,共产主义倡导的信念和思想,系统地指明了实现人类社会的正义和公平的正确道路。我曾读过一大批社会主义和左倾的著作，不过，回过头来看，我现在认识到，我个人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是从阅读一个人，即毛泽东所写的一本早期著作开始的。毛的《论持久战》一书，令我信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一本教你如何打赢抗日战争的基本手册。他在这本册子里，号召全民总动员和采用游击战术打败日本鬼子。当我读完后，我顿时打消了报考国民党军事学校的念头。相反，我开始在认真思考回中国参加毛的队伍。此时的我，大家都以为已是15岁。我不怕说，此时此刻，我尚未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但我敢肯定地说，我对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视为洪水猛兽的哲学思想非常着迷。

   抗敌后援会的非法处境越来越不妙，这丝毫不减我的热忱。如今，我的阅读范围扩大了，深受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军事战略家撰写的著述的影响。他们于1938年出版的许多著述，研究了如何才能完全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途径。不过，国民党的军事战略家们对中国面临的威胁简直是一无所知，于我无异是当头棒喝。而共产党的战略家们除消息灵通，对战争的发展似乎更有预见性。我把国民党领袖及其共产党对手的讲话相比较，结果发现：蒋介石的讲话，看来最没有说服力。他太过于强调西方的援助及其影响的必要性。国民党的战争战略看来就是建立在西方援助的基础上的。我心想，这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方法。后来，我读了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论苏维埃民主》一书的英文版及其中译本，发现作者在书中表露出来的亲共思想。斯特朗信仰共产主义，曾到过苏联居住，甚至嫁给了一个俄罗斯人。其后，她来到中国，访问了中共领袖毛泽东，因而一举成名。毛在和她的谈话中作出了“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纸老虎’这一名言的出处就源于此。

   实兆远的抗敌后援会受区委会领导。后援会根据会员的职业，分成不同的小组，有店员组、工人组、学生组和知识分子组。知识分子组的范畴，包括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到了1939年，我已被委任为后援会的区委委员。此外，我还担任后援会领导下的学生委员会的负责人。

   后援会内部举行的小组讨论会，政治性都很强。当然，我们所焦虑的事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和日本侵略者身上。但是，我们的讨论也会涉及我们周围的白种殖民地主人的特权地位问题。我们被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慢自大及其在社交圈里‘亚洲人不准进入’的态度触怒了。我们经常认真思考和探讨对亚洲和亚洲人的殖民剥削问题。我们对把外国资本主义方式引进到当地经济生活的做法，提出强烈的质疑。看来，这种思想哲学，不过是在鼓吹一种首先以种族或肤色来决定谁享有特权的不平等思想。

   在我们看来，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及其种种不良后果，充分证明殖民主义和伴随它而来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东南亚的破坏性，是必须加以阻止的。我们的长辈曾亲眼目睹，英国人像驱赶牛群似的把印度契约劳工从原居地运到这里的橡胶园当胶工。如今失业了，这些印度劳工就睡在过道上。对他们的白种人主子来说，他们已经没有进一步的利用价值了，于是立即被塞进货轮的统舱里，运回老家去。是该改变的时候了。但是，怎么办？此时的我，心中无数，而且也尚未献身于某种明确的政治事业。

   在实兆远，我们的学校是按照中国学校的日历放假的。1938年的暑假，我应该有7至8月的一个月假期。像往常一样，这是一年之中最潮湿的日子。在即将开始放假的一天，我的一位老师把我拉到一旁，主动把他本人收藏供自己学习的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书籍借给我。我挑选了由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写的书，全是中文的。这些书成了我在暑假期间的精神粮食。

   不久前，母亲在红土坎附近开了一间分店，请了一位比她年长的男亲戚负责经营。我问母亲，我可不可以到这间新店帮忙。她欣然同意了。母亲很可能是抱着几乎无法实现的一线希望吧：这个对做生意完全不感兴趣的儿子，从此大概可以步入正途了。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躲到那里去读那几本刚借来的书。

   欧洲大战迫在眉睫。一年前的1937年3月，德国占领了奥地利。事实上，暑假结束后的一个月，慕尼黑协定于1938年9月30日就被撕毁了，第二天德国发动了闪电式袭击，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德台区。在地球的我们这一边，日寇正加强对中国的进攻。就算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她还是那么令人激动不已。而我对她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我打算去帮他的忙的那个亲戚，不久就只得接受这一事实：即他实际上依然是母亲在红土坎的唯一代表。

   我一个人独自呆在店铺楼上的一间房里，每天忍着酷热，通宵达旦不停地读书。我平生第一次开始学习共产主义哲学观点：什么叫‘唯物主义’，什么叫‘唯心主义’。傍晚，我又独自一人到附近的小河边漫步，呼吸着傍晚时分从水面上吹来的令人心旷神怡的习习凉风。这已成为一种习惯。经历了长时间阅读以及随之而来的坐在用混凝土砌成的小防波堤的尾端冷静思考的舒缓，我想知道，一位实兆远的十多岁的华人小伙子，在这个如此动乱的岁月，到哪里才可能适应整个形势的发展呢。我现在才认识到，正是在红土坎过暑假的那一个月，我猫在一楼潮湿局促的小房间里，尽情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傍晚又坐在小防波堤偷闲放松沉思，终于促使我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

   将近1939年年底，我的中国古文老师陈景云，要安排我和一位名叫陈路的人见面。陈景云老师出生于中国的书香世家，是当地抗敌后援会的一名领导人。他形容陈路是设在怡保的霹雳抗敌后援会的高级负责人。据说，他主要的兴趣是工人事务。我并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约会。我想，我代表的是学生，而陈路关心的是工人。除了后援会正在全面开展的筹款活动，我们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因此，我没有赴约。翌日，陈景云老师一面好奇地打量着我，一面坦白地告诉我错过了一次重要的机会。尤其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他和学校的合约已经期满，而且，很快就要离开实兆远了。直到此时，我才开始猜想有人要吸收我参加马共。

   之后不久，我的好友杜龙山来探望他的父亲。他的家人在离实兆远南面约六英里的甘榜力桥，开了一间自己经营的杂货店。杜龙山邀我到他家走走。正是在这里，经过长时间的交谈，我才了解到共产党人在抗敌后援会里所起的作用的详细情况。

   首先，他告诉我关于曾到南华中学发表演讲的张黄石的情况。张原是中共某地的区委委员。他在一、两年前蒋介石警察野蛮镇压共产党的一次行动中，险些被捕。后来他流落到马来亚。在这里，没人知道他的底细。他跟当地共产党接上关系后，被接受为马共党员，化名‘黄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这个化名成为马共党内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事实上，他将升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总书记莱特的第二号人物。龙山解释说，张实际上一开始就暗地里活动，就在怡保的霹雳福建会馆当一名受薪秘书。之后又到当地一家中文报章当记者，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又成为霹雳抗敌后援会的一名领导人。

   喝过几杯当地香甜咖啡之后，我终于知道马共的确准备吸收我入党。陈路，这个我曾慢待过的人，原来是马共霹雳州委会成员。他上次来实兆远的目的，主要是对我进行初步的试探。龙山承认他自己也是党员，而且清楚表明，他现在负责吸收我入党的工作。

   他透露说，我原来的中文老师曾经是马共在实兆远的唯一代表。自打他走后，实兆远如今连一个党员代表也没有了。他们希望我能步陈景云老师的后尘，领导本地的政治活动。龙山进一步告诉我，将会从其他州调一些党员来实兆远。临别前，他答应在未来数周内，将派人来见我。

   所以，需要指出的是，我可以说是于1940年1月成为马来亚共产党候补党员的。此时，我无需在任何文件上签名或作任何宣誓，口头上答应就够了。我恨不得立即投身于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时刻准备着初展作为一名秘密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的身手。

   

1940年1月底，新学年开始时，我发现南华中学有三名新生是共产党员，其中两个是来自和丰的青年，第三个是来自槟城的女青年。母亲对我去不成新加坡一事，依然耿耿于怀，如今，她希望我转到文荣哥哥曾就读的英华学校念英文。这间学校的学生玩不了逃学的花招。他们如果不上课，必需有家长的请假条。

   这样的情况，对我安排自己作为一个马共党员的生活，当然诸多不便。我得花时间来进行课外活动，而且还得请家长写条子说明自己缺课的原因，一想到将来要面对这些事，就令我非常厌烦。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只好告诉母亲，我的年纪对报考英华学校已经大大超龄了，因此，非常遗憾，我只能投考英华补习学校。这间学校的纪律很随便，我完全知道，我可以利用这种有利于我的情况。

   母亲并不知道，我在学校最后一个学年的学习成绩明显下降了。过去，我在班上的成绩经常都在十个最优秀学生之列。如今，那些到英华学校就读的同窗和到附近的英华女校就读的我所认识的女生，都拿我到英华补习学校就读一事来开心。

   一般地说，新学校的老师也不怎么管我。他们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过去学过什么。所以，大部分的数学课，我可以不上。就算有上，也只那么几次，我也没用心听。我总是坐到最后一排椅子上，阅读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

   有一次，我坐在靠近教室门口的后排椅子上，正聚精会神地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文版。在殖民地的马来亚，不用说，这是一本必禁的书。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此时校长已走进教室，就站在离我桌子只有几排远的地方，一面问我在做什么，一面趋前把我的书抢过去，狠狠地往我课桌上一拍，然后，想了一想，也不等我回答便大模大样地走出教室。从这件事我吸取了一个教训：今后在阅读禁书时，我必需更加小心。

   我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很怪。三位从外地调来实兆远的学生，都是正式党员，而我只是候补党员，却是实兆远党小组的中心。兴许设于怡保的马共霹雳州委会经过考虑后，认为我是本地人，对本地情况更为熟悉吧。

   此时，正是殖民当局采取进一步行动，加紧镇压共产党的时期。1940年3月至4月期间，我好些旧同学和抗敌后援会的支持者被逮捕了。当地警察的一队人马搜查了他们的家，找出一些与后援会有关的文件。从此，后援会被当作是完全非法的组织。事后不久，我这些被捕的朋友，便被押上法庭受审。

   此时谣言四起，盛传下一个要逮捕的人就是我。在此危急关头，一位党的重要负责人从怡保赶来找我谈话。我告诉他，我已做好随时被捕的准备。他劝我必须立即离开实兆远。

   我很幸运，母亲虽知我思想激进，却不知道我和党的关系，她刚好就在1940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这一天分娩，生下一位女婴。她正躺在约一英里外的实兆远妇产科医院里，而父亲早上也照常和朋友喝咖啡去了。这正是我溜走的大好机会。我赶紧收拾几件衣服进小帆布袋，然后急忙去乘搭开往巴力的下一班巴士车。我准备一到达巴力，就改乘开往江沙的接驳巴士。根据指示，到江沙后，党将派人来联系我，并决定我最后的去向。

   以前我从不曾离家太久，就算屈指可数的几次大着胆子走出实兆远，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不是参加学校组织的野餐到怡保玩，就是到安顺参加叔叔的婚礼，或是几次短暂的槟城之行。当然，还有一次是躲到红土坎看了一个月的书。

   我转入党的地下活动的初次尝试，差一点儿出乱子。如今，我已16岁，我不再当自己是个孩子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自己要往何处去：我是要去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当我乘搭的巴士车沿着一条两旁长满橡胶树的乡间小路朝着东北向远处光凸凸的采矿场行进时，在实兆远店里的老家，我的一位小妹注意到我在孩子们共用的大衣柜里的一些衣服不翼而飞了。因此，那天上午父亲一回家，我的小妹便迫不及待地告诉他，我已离家出走了。

   父亲立即向生意场上的关系四处打听，很快就证实我已坐上开往怡保的巴士车走了。我必经的木威市镇的车站经理，是父亲众多朋友中的一个。当我抵达木威时，他立即走上车来，并且和我谈话。他说：“很对不起，孩子，你父亲刚给我电话，要我把你留下来送回家。”多好的一个人啊！他在中国老家曾参加过农民运动。他又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年轻时在中国也是做同样的事情。”他要我打电话给父亲。父亲在电话里质问我：“你要出走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解释说，我离家出走是很迫不得已的事，否则，我就有被捕的危险。我还说，我准备到一个朋友家里暂避。我完全没提及我打算继续往前走的意图。

   父亲听后建议：“你想找地方躲的话，何不到你怡保叔叔家。他随后还可以安排你转移到安顺去。”我不可能对老人家说‘不’，于是，听他的话，投奔怡保叔叔在休罗街的店铺。我在那里勉强呆了三、四天。

   他的店正对面是一家自行车店。我认识这家店的一个伙计，他是我在实兆远的旧同学，也是当地抗敌后援会会员。我请求他协助我前往江沙，于是，他指点我该如何去火车站。接着，我独自一个人去了火车站，买了票，坐下班车走了。

   在江沙时，当地后援会的一个会员来找我。他通知我，我得在江沙等候几个星期，才能转移到其他地方。我只好和这个联系人一起住在一间租来的小房间里。他在当地一间中文小学当采购员。他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学校油印机的印刷工作。到了傍晚，当所有的人都回家时，我便帮他刻写抗敌后援会供油印简讯或传单的蜡纸。这是被殖民当局严厉禁止的一项最为非法的活动。

一两个星期后，党下令我转移到太平市郊一间小乡村学校，当‘独脚’教师。我的学生都是农家的小孩子。课室是间亚答屋。学费每月五十仙。我的工资每月六元钱。

   

回说实兆远老家，警察之所以没有突击搜查我的家，我猜想，部分原因是，我出走的消息在镇里已经闹得人人皆知；另一部分原因是，父亲在当地社会一般来说也是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他们都觉得应该维护他的名望，以免他过于难堪。

    

党最后下令我转移到怡保，担任怡保抗敌后援会的秘书。这是我所追求的非法生涯里的一个非法职务。我终于觉得自己在党内有所作为了。我租了一间小房间住。与此同时，我高兴地发现，我的旧同学龙山，是我工作单位秘书处的头头。

   

我是在怡保期间转为正式党员的。激动的时刻来到了，此情此景，依然历历在目。入党的宣誓仪式是在怡保至文冬公路上一个菜市场园艺区旁的一幢有三间房的屋子里举行的。这幢屋子是当地一名党员的母亲所拥有。我们的秘书处的一名成员租了最大的一间来开会。屋主相当清楚我们是在进行某种激进活动，但并不知道我们都是共产党。宣誓那天，我填写好入党申请书，举起右拳宣誓，最后给自己选了一个名字：‘王平’。从此，我在党内一切与我有关的活动中都使用这个化名。

      转正后，党要我负责领导整个霹雳州抗敌后援会阵线内的所有学生工作。当然，我要回实兆远就有被捕的危险。所以，我把那边的学生工作交给当地党员负责。从那时起，我自己专门负责怡保和和丰的整个华人社区的中学的渗透工作。那时候，和丰被认为是共产党在整个马来亚半岛的政治活动最活跃的地区。

   

我早期的任务之一，是为据说正在生病的马共秘书长募集捐款。名为《支援莱特的运动》的中央指示，传达到各州的支部，要求动员所有党员和同情者捐款。这些钱据说是用来解决康复中的莱特的开销的。指示里有我们领袖的生平简历，还特别强调他是共产国际的一名成员。我四处奔走筹款，并收集写给他的慰问信和致敬信。捐款从四面八方涌来。他们中有学生和职员，也有工人和农民，个个慷慨解囊。我一共筹集了约五十元给莱特备用基金，并立刻把它寄去新加坡。

      从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起，母亲从来就不愿相信我不再回家。她产后出院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了找回她的二儿的努力。她到处向我的朋友打听我的下落。最后有一位终于联系上龙山，然后，把了解到的情况告知我那焦虑不安的母亲：我现在怡保，安然无恙。母亲不满足于仅了解到的关于我的一般情况。她一而再、再而三地纠缠着我的朋友，直到他们中的一位站出来为我们母子安排了一次会面。这位朋友正是在休罗街叔叔店铺对面自行车店里打工的伙计。他坚持要我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以减轻她老人家的忧虑。我一再闪烁其辞，最后还是同意和母亲见面。

      会晤地点就安排在这位伙计早前一天下午租来的宿舍。在这间狭小又不通风的房间里，母亲恳求我回家。我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母亲开始一面哭泣，一面央求我。她说，打从我离家出走之后，她已经哭了整整一个星期。不过，当母亲看到用哭的一手似乎毫无效用时，便改变策略，编造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说什么我离家不久，她买彩票中了奖，并且用了部分的钱买了一部新车。接下来，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哭泣。母亲哀求我在以下两个选择中任选其一：一个是要我回家，并回校继续念我的书，因为目前家里的经济条件可以轻而易举地支持我读书；另一个是由母亲购买一个小胶园让我经营。我忍不住提醒她，如果我回家的话，我肯定会被抓去。

      听我这样说，母亲又提出第三个选择：送我回中国上大学，在那里我仍然可以从事具民族主义倾向的活动。几年之后，我便可以重回马来亚，然后就可以平安地重新在实兆远过日子。母亲以为，经过若干年后，一切都会忘得一干二净。由于我受到的教养和对她的敬重，我不能用一种对着干的方式和她谈话。我不想冒犯她。我必须小心说话，选择自己的语言。我摸着她的手臂说，谢谢她为我出的各种主意，同时向她指出，我现在已经很难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了。她两眼直视着我，泪水又从她那双眼睛流淌下来，并开口说道：“你难道就那么铁石心肠”。沉默良久，她用家乡话引了一句中国俗语来说我：你现在翅膀硬了，会飞啦！我明白她的用意。母亲终于无可奈何地发现，她再也管不住我了。痛哭过后，她不得不接受了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

      她临走时，就像每个母亲对自己的儿子都会做的那样，一再叮嘱我要多加小心。我答应她，我一定做到。她接着把三百元叻币硬是塞到我手上，并再一次要求我：“记住，别让他们抓了！”

      我向她保证，我一定不让他们抓到。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一直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不过，我愿意承认，在随后的岁月里，的确发生过好多次我以为自己将会再次令她老人家失望的遭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