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平随笔: 西郊幼儿园——北京童年时候的故事

      雨后的北京天空湛蓝湛蓝，微风轻拂柳枝在扭着腰肢，随着蝉叫在空中曼舞。那天母亲起得很早，早早就给我做好早餐，出门叫了一部三轮车就带我上了车，离开北皇城根的家，一路西行，我那时很小也不知道母亲要带我去哪里。

      我打小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力三轮车，坐在车上东张西望，看着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街道、行人、车辆，都是我在苏门答腊小城先达所没有见过的。三轮车一直西行，渐渐的城市的房子没有了，路两边是一排排高高整齐的大树，望过去是一块块的农田。三轮车再西行就拐入了一条土路，路的一边是围墙，一边是密密的树林，三轮车行到一座大铁门前停了下来，母亲去敲门，和里面的几位大人说了一会话，就把我领进大门交给了一位阿姨，母亲就和我说她先走了，我直到这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当大铁门关闭看不见我的母亲了，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害怕，撕心裂肺的用闽南话和印尼话大喊我的妈妈，我要回家。那个阿姨连哄带拉的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大房间，里面都是和我一样大的孩子，我在那里不停的哭啊哭，阿姨和其他孩子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哭着说的话他们更听不懂。就这样，我到北京还没有两个半月，就被送到了父亲单位的西郊幼儿园，那是在海淀倒座庙的一个大院子，后来我才知道这座西幼当年在北京还是数一数二的大幼儿园。

      母亲带我们兄弟姐妹到北京，对北京很不熟悉，为了我们的学业，哥哥姐姐都被送去学校住校上学，家里还剩下我一个。母亲为了我能尽快的学习普通话，通过父亲单位的安排，就把我送到了全日制住宿的幼儿园。在幼儿园生活的那段时间，对我幼小的心灵应该说是投下了阴影，幼儿园的阿姨无法和我沟通，小朋友们没有人和我玩，语言不通，大家都叫我外国人，还经常受到淘气小朋友的欺负。小时候在家里都是讲闽南话和印尼语，那时候说的滴里呱啦，到了幼儿园整个成了小哑巴，而且由于心理因素，小时候自己变成了一个很懦弱的小男孩。后来，上了小学因为语言不好，功课也是勉勉强强及格，当会说普通话的时候，说起话来磕磕巴巴，一直到年轻的时候，落下个说话结结巴巴的毛病。
      在西郊幼儿园的那年，正好赶上我们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现在回想起来，在幼儿园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伙食标准不低，可是对于我已经吃惯了咖喱、炒粿条的小南洋来说，真是饭不对胃口，难以咽下。记得有一次吃鱼，应该是带鱼，我一闻那个腥味儿，一口也吃不下，当天的那个阿姨和我很凶的说了一堆，我听不懂，但是把我吓得不轻，吓得我下午午睡尿了床，闹了个招到全班哄笑，我这个外国人在北京一所好幼儿园的日子不好过啊。
       在离开西幼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拍了一张毕业照，寻着照片挨着个找，很容易就可以寻到我，最老实、最规矩的就是那个懵懵懂懂的小南洋。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西郊幼儿园那座大铁门关闭，我看不到我母亲，我那撕心裂肺的用闽南话、印尼话喊叫我母亲的情景，好似就在昨天，这就是我第一次离开我母亲的情景。
       在我成人以后，曾经问过我母亲，当时她是怎么回去的，母亲说，她听到我的哭声，她落泪了。母亲还告诉我，当年刚回国，对人民币没有什么概念，那个老北京的三轮车夫看我母亲不是北京人，从北皇城根（现在的南锣鼓巷）到海淀倒座庙（黄庄往西），这个祥子的同事，敲了我母亲十元人民币，那年月十元人民币可是天价啊！
这些就是小时候点滴记忆，西郊幼儿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