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
——抗战史上南线战场从溃退到反攻的启示（连载二）
作者：司马小莘
（接上期）
可怜见的炮队，只仓仓忙忙地打了几炮，就不得不跟着也撤退了。这样倒还不打紧，最糟的是当步兵一退下来后，为了要阻敌前进，不管炮队是否已撤退下来，一声令下，轰的一下子就把石龙铁桥炸毁了。尽管这位团长在那儿大声地叫着，哭求着，也没有一个愿去理他，轰炸声把他嘶哑的哭号淹没了。铁桥（这是唯一可通的地方），既被轰毁了，队伍连同武器，除非都在身上长出翅膀来，是无法跑过来的。后无退路，前有追兵，如何是好呢？为了不至于使这些武器都落在敌人手里，他们便不得不忍痛地，把炮炸毁，有的就丢到海里去。这个炮兵团，听说还是新成立的，炮都是新从德国运到的，连用也未曾用过一次，正想在这一次试试威力，显一番身手。想不到却遭遇到这样悲惨的结局，不要说是人，就是石头听了，也要伤心流泪的，怪不得他要到处哭诉着，一开口就骂。……”
当这位伤腿参谋，刚刚退出去坐车去陆军医院。外面又来了一队没有武装的官员，他们的数量约四五十人，中间有近二十个是在路上征来的夫子。他们疲惫地在地上坐着，躺着，行李也和人差不多，散乱而且脏污。在他们中间，有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的政治部主任。因为都是从战地来，又是朝着同样的方向、同样的目标，所以便组织起来。他们只有极有限的武装，只在一天中，就逃掉十一个夫子，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实行拉夫，见一个就抓一个，所以这时在大家面前的这些夫子，差不多还是用绳子套着的。原以为他们是路过此地，想不到他们竟然叫夫子把行李通通挑进办公厅去，还开口提到住宿的问题。 那戴近视眼镜的说：“我们暂时要在这儿留着，等候主任另派工作。” “你们不都是从前线来？” “是的，我们有的刚刚离开敌人的炮声不到两天。” “那么为什么要在这儿呆着呢，是不是你们的队伍都被冲散了，找不着？” “不，一点也不。”另一个插进嘴来说，“我们的队伍不但没有被冲散，而且损失也不十分大。至于我们和师部的联络也很好，在平时，他们什么时候想移动，到什么地方去，总是预先通知我们，叫我们和他们一同移动。但是，这些带兵长官素来就看不起政治工作，说政治工作者是饭桶。有些不服气的同志，就和他们闹了起来，从此结下了冤结。这结子在平时还容易解，我们搞我们的政治工作，他们带他们的兵。可是从战事发生后，情形就大大不同了，他们的观念不改变，仍旧坚持政治工作用不着，每逢到征夫子，征给养，才派到我们身上，把我们当副官一样的使。有一次更妙了，战况有变化，他们先得到消息，兀自悄悄地撤走，事前也不通知我们一声。要不是我们发现得早，怕大家这时都已成了敌人的俘虏。像这种情形，政治工作有什么办法可以展开呢？我们只得决定暂时回到后方来。” 那一位中校秘书，也插进嘴来诉苦了，他说：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尽管你政治工作者有勇气，有决心，权限不在你手上，带兵官长对政治工作缺乏认识，希望军队的政治工作做好，还是一句空话。正当战事发生的那一天，师长自知他的部队不久就会奉命出发的，于是就请我们的陈主任过去商量，他说：陈主任，现在战事已经起了，看样子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你们是做政治工作的，打仗不是你们的事，我想你和政治部的全体同事，在这时可以退到后方去休息休息了，等到我们把仗打过，需要休息补充时，你们再来。因为在他们眼里，政治工作是适合于平时而不适用于战时的，仗一打起来大家都忙着去冲锋陷阵，哪儿还有什么时间来叫你去上政治课，作精神讲话，所以应该退到后方去休息。居然也有些政治工作人员，觉得应该如此。” 这样的谈话，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吸引了。我们虽然也都是政治工作者，但却都把这些话当作奇闻来听，实在不下于在读“天方夜谭”了。这时，一位同志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来，他说：
“带兵长官就让你们这样自由自在的，把全部人马朝后方撤退？” 这三位主任和秘书同时就笑了起来说： “他们才欢迎我们这样做哩。在平时，他们早已觉得我们碍手碍足的，老叫他们麻烦，现在我们自动走了，省掉他们这许多麻烦，不更好？” 在这时，就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低低地叹了一声：“像这样的带兵长官，像这样的政治工作，怪不得广州要撤退得这样狼狈了！” 第二天，听见战区政治部李主任在那儿发脾气，骂他们是饭桶，战事这样紧张，怎好自由自在的没来请示，不等命令就带着全部人马跑回后方来；带兵长官不对，我们也不能这样全班人马带着就跑，丢政工人员的面！被骂的人，好像有着满肚子冤屈，又不敢争辩，只好又硬着头皮出发了。至于出发以后，是否会再被带兵长官送回后方来休息，无法知道。 这时，在南线，我方还是取着守势。敌人已从广州一直进展到西江的三水、马房，和北江的从化，由于战场扩大，敌人兵力不够分配，暂时的取了守势。另一面，各个部队的联络已重新恢复，被打散冲溃的队伍，也整理好，战局便趋于稳定。 余将军到这时便从前线回转总部来。从广州撤退后，我们在翁源第一次看见他。他那高大肥硕的体格，已经大为消瘦，面部也比从前变得更为黝黑憔悴，从他身上已经看不出从前雄健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了。他给人的印象，是大大的不如从前了。他虽不曾把敌人赶出去，重新夺回广州，但也没有譲他们直打到韶关来，把铁路线的南段保住了。 返抵行营第二天，政治部就以余汉谋将军的名义，发表了“请求中央处分”的电文。接着军委会撤职留任的处分命令，也在报上公布了。 军委会的这一个处分命令，虽是经他自行呈请，但给他的打击还是很大。当处分命令发表后的第二周，他用自己的名义请大家吃晚饭，做了这样的表态： “在各位中，虽然有些还是新同事不久，但大半却是曾经同事了近十年的，不管是新同事和旧同事，我想没有一个不是很容易看出我的为人，和做事态度的。我余某人，从事国民革命凡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但是从没有失败得像今天这样的惨，这样的痛心。这个失败，实在太出人意外了，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是出人意外的大，因此中央 对我这次宽大的处分是应该的，全省四千万父老兄弟对我的责备也是应该的。我愿意承受这一切罪名，我愿意负起这个失败的责任，我不怪他们，不怪任何人，甚至于是这一次打了败仗耽误大局的几个同袍。……说我余某人一时过于大意，过于疏忽，相信错了人是可以的，但要说我余某人不抗战，不拥护中央的国策，不拥护委员长的领导，甚至失了抗战信心，我愿意死在众同袍，死在全国同胞面前，也不承认！…… “我余某人的头可断，身可杀，但是要叫我不抗战，不拥护中央政府，不拥护委员长，却是万万做不到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世界大敌，我们不同心协力去赶走它，就不是中国人，就不是黄帝子孙！我们除了和它死拼，除了他死我活，或我死他活之外，就没有妥协、没有第三条路。我今天，敢于在各同袍面前保证，我余某人的抗战决心是坚决的，绝不因这一次的失败而少许的动摇。这决心是我的，也该是全体同袍们的，同时也应该是全省四千多万父老兄弟的，我们一定要大家合力，和敌人拼到底，周旋到底，没有抱定洗雪这一次奇耻大辱便不是革命军人！…… “各位同袍，我们为争取最后胜利，干一杯！” 官员们于是也都一齐站起来，在悲愁的气氛中举起杯，并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干杯了！干杯过后，余将军就在自己的坐位上重新坐下。悲愁使人陷于对过去的怀念，他们在想着那可爱的广州，想着雄伟的海珠桥，想着骄傲的白云山，想着温暖的家，和那走散了的，直到这时还找不着下落的亲属，想着那许许多多涌起来被忘记了，被忘记了又涌起来的心事。于是乡愁起了，辛酸和悲愤的泪，悄悄地浮上来，溢在眼中，又悄悄地沿着面颊滚下。不过谁都不愿意在别人面前丢丑，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于是，他们装着要到地底下捡取什么丢失了的东西，或推故暂时离席，用手背悄悄地把泪珠揩去。不知道是哪一个不识相的家伙，把他的泣声漏出来了，于是被容忍着的，洋溢在这些官员们眼中的泪水，也禁不住如雨滴般的掉下了。不一会，饮泣声便如风吹落叶一样纷纷的起了，而且彼此传染着，以至于到了末了，每一个人都是泪涔涔的，泣不成声。 人散了，余将军一个人孤寂地坐在办公室里，在办公桌前，拿面孔埋在手掌中，并且，低声地凄怆地哭了。……
对负有这一次失败重大责任的莫希德的缉拿令到了。余将军虽觉得他可杀，对不住国家，对不住民众，甚至对不住他自己；虽然原是他呈报上去的，但是，当要叫他把这个缉拿令执行起来，却有怅然之感。莫希德和他拜过把子，跟他十几年，从少尉时代一直到现在，在枪林弹雨中，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危险。好容易，他自己做了总司令，莫希德也慢慢地从师长擢升为军长。他们正希望在这一个非常时代，合作起来做几件轰轰烈烈的非常大事。却想不到，他这一位多年的同袍，这位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僚属，为了不可补偿的过失，不得不由他亲自下手加以逮捕了。至于被捕以后，将会遭遇到如何的境地？不堪想象。命令暂时被压着。 尽管缉拿令被压着，当中央的命令颁到总部的第三天，莫希德在防地就知道了。总部里他有许多老朋友，一位秘书听到这个消息就秘密打了一个电报去通知他。这时，莫希德正带领着他那群被打溃的残兵，朝东江急速地溃退。他们的处境极端恶劣，一面要堵住从背后来的敌人的追击，另一方面还要应付从四方八面出动的民众的进攻。由于他们守土失责，可耻溃败，由于他们日常欺压百姓，使全省老百姓愤激，拒绝他们进村，不卖任何给养给他们，从前线到后方，一路和他们为难，甚至袭击他们。结果弄到这支以常胜番号为荣为骄傲的队伍，不得不把自己光荣的牌子藏起来，长官教会士兵对老百姓撒谎，伪称自己是属于另一个部队的，在民众面前且慷慨激昂地痛骂卖国行为，然后便被当作另一个部队顺利地通过了。 莫希德虽称雄一时，也立了不少战功，但想后悔已来不及。他知道由于自己的过失，已使整个战局起了不可弥补的变化，有将近一千万人，正在因为他的关系，而饱受敌人铁蹄的残踏；战时大本营因他而失守，这怎能怪得人家的唾骂？老百姓沿途出来为难？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得到了朋友们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总部的命令其所以迟迟未发，最重要的原因怕就是老总正在左右为难。但他是一个抗日的军人，他要对国家负责。于是，他决定去投案了。在同日下午，他在师部召集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交代他离开后的工作，半个钟头以后，他带着一个卫兵、一个勤务就动身走了。 五天以后，莫希德到了总部驻扎地总司令办公室。余将军恰在三个钟头前，把那命令颁发到各师单位去，他觉得不能压得太久，应该尽快公布出去，因为这不是小事，是有关国法军纪的大事。 远离几百里外的莫希德在缉拿令颁发出三个小时，出人意外地站在余汉谋面前。20分钟后，他退出总司令办公室。余将军叫人发一个电报到军事委员会去报告，说莫希德已到总部投案。第三天，回电来了，要他们把这个罪犯押解到战区军法处去讯办。当天晚上，余汉谋发起一个送别会，为共过患难的那许多日子，与莫希德有交情的官员都参加了。余将军说：“我们希望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要是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事情发生，那是因为了日本强盗的关系，我们都是大丈夫，我们决为你报仇！”第四天莫希德和一位官员，带了四名卫兵，坐着小汽车走了。 广东军队经过集结、反省、整顿，开始积极的抵抗，1940年取得粤北大捷。
1939年12月，日军为了配合对广西南部的攻势，以近7万人的兵力，从广州向粤北进犯，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将军于12月26日率部全线反攻，至次年1月，彻底粉碎了日寇第一次进犯粤北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广东军民的第一场大胜利——第一次粤北大捷。日寇并不就此罢休，于1940年5月又派出4万精兵卷土重来，余汉谋部依托粤北山区，加上失守广州带来的耻辱，众将士斗志冲天，决心报仇雪耻，遂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山地，分割围歼日军，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到6月5日，日寇全线溃退，第二次粤北会战又获胜。粤北大捷挫败了日寇利用广东切断粤汉铁路，威胁湘桂后方的企图，振奋了两广军民的人心；有一个军长，甚至在得意之余，亲率了一个连的队伍，没有后援，没有重武器配备，一直跟在敌人后面追击到花县，离广州八十公里的地方去。这一次的胜利，使全国振奋，各种报纸都关了特别栏目位置，来歌颂他们的战功，贺电像雪片一样的飞舞着。余汉谋将军也官复原职。抗战期间粤军除了参加武汉保卫战，还参加了上海保卫战、南京保卫战。 这段抗战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皇姑屯事变、卢沟桥事变、大鹏湾沦陷，留下的教训是惨痛的。大鹏湾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后一个沦陷的对外海港，是日本人精心策划的阴谋。也反映了国民党军队中的单纯军事观念、忽视思想工作的教训，军风纪差、军民关系恶劣的后果，人浮于事、部门之间相互擎肘的问题，尤为严重的是军队经商、官商勾结腐败造成的巨大危害。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抗战时期是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之一，国际救援物资，以及海外侨胞的捐助，多是通过广九路运输。香港同时也是左、中、右各路人马和情报聚集地，各种势力激烈争夺，短兵交接，鱼目混珠。粤军通过“香港商人”倒卖钨，已有不短的历史，日寇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以做生意的形式，实施“银弹”这个蓄谋已久的狡诈欺骗方式，使偷袭大鹏湾的阴谋得逞，应该是该事件的诱因。如果“银弹”是日本人直接收买驻军莫希德等人，那么，在他得到朋友秘告：缉拿令已下达时，完全有充裕的时间逃到香港。但他没有推諉責任，自动去投案了，应该说是中了日本人蓄谋已久的圈套。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不能忘记。
国民党军队中的单纯军事观念根深蒂固，轻视政治思想工作，不注重军队文化建设，不顾及军风纪，以为有了精良的武器装备，能冲能杀就能胜利，这也是造成南线溃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最终导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张学良将军曾感慨，国民党永远赢不了共产党，不是武器不够精良，不是将士不够骁勇善战，在于文化思想工作不如共产党。文化铸造灵魂，军队文化铸造军魂。 解放战争开始时，共产党约有120万军队，国民党有400万军队，可是短短几年，解放军就变成400万，国民党军队却变成100万。打败仗的国民党士兵，到了解放军中就百战百胜了。新中国成立时，陈毅将军曾说过：“人民解放军打胜仗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又是一个有文化教育的队伍。没有文化的队伍，是愚蠢的，不能作战的；有了文化，有了思想，部队是打不垮的，坚强的。文化是好东西，技术是好东西，我们不但要有，而且要超过别人！”（摘自司马文森著《会师新中国的十月》）
日本军国主义一贯的伎俩是通过制造各种借口，挑起事端，发动侵略战争。无论是皇姑屯事件、卢沟桥事变、大鹏湾的沦陷，还是当前所谓“购买钓鱼岛”事件，和日本右翼分子以往的作为一样，通过狡诈，偷换概念，使侵略行为“合法化”。日本军国主义的神风战机、微潜艇是世界恐怖袭击“人弹”的鼻祖，日本人也是“银弹”攻击的鼻祖，至今不能正视侵略历史，把强盗行径当作“英雄”礼拜，是日本民族的悲剧。我们没有办法阻止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贪婪，和他们为达到目的采用的各种阴谋诡计，但是我们应以史为鉴，丢掉幻想，提高警惕，同心同德做好自己的工作，不给敌人以任何可乘之机。很多教训都是付出巨大的牺牲得来的，倘若我们忘记那些教训，那些牺牲就白白付出了。我们要加强国防教育、国防建设，警钟长鸣。
2013年9月23日
注：参加第四战区三组工作的部分同志简介
尚仲衣（1902-1939）：河南罗山县人，中共党员，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1929年归国, 受聘于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广西中山纪念学校，任中山大学教授； 积极投身抗战，任四战区三组组长。 石辟澜（1916-1947）：广东省潮州人，中共党员，曾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和总干事，中共粤南省委宣传部长，广东省委机关刊物《新华南》负责人。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创建新解放区的艰苦斗争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 司马文森（1916-1968）：福建泉州人，中共党员，曾任中共泉州特支委员，中共华南分局文委委员，中共香港工委文委、港澳工委文教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兼社长，中国驻印尼、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文革”中因拒绝陷害同志被折磨去世。 黄新波（1916-1980）：广东台山人，中共党员，擅长版画，曾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理事， 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第三届理事会副主席。 叶兆南（1917-2005）：又名孙大光，安徽省寿县人，中共党员，曾任共青团上海沪东区委、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交通部、地质矿产部部长。 郁风 (1916-2007) ：浙江富阳人，曾任《救亡日报》记者， 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 钟敬文(1903-2002)：广东海丰人，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任教，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 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 梁永泰(1921—1956): 广东惠阳人，擅长版画，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广东分会负责人之一。建国后任中华书局美术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常务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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