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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30 拾遗 青年文摘
来源：拾遗（ID：shiyi201633）
作者：拾遗
吴小闲讲过另一个感人故事。
一次，他跟着老总去谈业务，午餐时，便在酒店点了一桌菜。吃饭中途，服务生端上一道特色菜，老总礼貌地说：“谢谢，我们不需要菜了。”
服务生解释：“这道菜是免费赠送的。”老总依然笑着回答：“免费的我们也不要了，吃不了，很浪费。”
饭毕，老总将吃剩的菜打了包。
回公司途中，老总将车子开得很慢，好像在打量什么，吴小闲正纳闷时，老总把车停了下来，拿起打包的食物，下车走到一位乞丐跟前，双手递了过去。
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詩二首 陳永和
知足常乐
人生托世几多年，整日忧愁为了钱。
贫困潦倒不可怕，最怕久疾缠身边。
钱财本是身外物，富贵不能伴永远。
粗茶淡饭心畅快，知足常乐享天年。 真情爱惜
再过多少年，人将离去。
在这世界，我们将飘渺无依。
奋斗一生，带不走一草一木。
执着一生，带不去荣华富贵。
贵贱贫富，总要走到这一结局。
三千繁华，弹指刹那，百年后黄土一堆沙。
生命短暂，晃眼剩下曾经潇洒。
亲朋老友，转身变成陌路人。
昨日相见，一觉醒来各天一方呆傻。
有爱则爱，有乐则乐，莫遗憾终生。
善待身边人，珍惜爱情之花。
缘分经不起敷衍，真诚要守候，爱心要永挂。
世间本是无情愫，不必斤斤计较，容忍谦让，能饶人处且饶人。
理争不完，利赚不尽。
图于无愧之心，悠然笑之。心快乐，人自在，
好好感受美满幸福。时光即逝，后悔晚矣，多悲切。
夕阳絮语 呼呼傻傻 潇潇洒洒 陪老人漫游悉尼一天
作者：凡夫 发布日期：2013-01-13
陪年老的朋友漫游悉尼，是我的乐意，如非不得已，我从不拒绝。
悉尼老文友不少，多数来自中国。其中陈德标老先生,是个福寿俱全的好命老人,和老伴白头共老,与女儿一家和谐相处,住在南悉尼环境优美、居高看海的Oyster Bay区里。说他命好，因为除了老本不缺、健康无忧，还得老伴的视如至宝、女儿一家的孝顺爱戴。年将九十的老人,虽然带上了拐杖,走路有些许不便，但仍然白首红颜，耳轻目明，话语清晰，心态不老。对此，我相信天下没有必然的道理，那自然得归功老伴的爱心照顾。
认识陈老，只是近几年的事。因敬其德高文雅，而成好友。他写的一手好毛笔字，以及在古诗词、古典文学上的造诣，尤令我钦佩。了不起的是，如此高龄，走路不太方便的老人，还参加悉尼诗词协会和年轻人共聚一堂。他谦虚地坐在听课的学生椅上，听老师讲课、和同学切磋诗词。诗词会除每周五上课外，于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一般都会举办一场专题演讲，让会员以及外宾发挥心得。陈老经常是它讲台上的演讲者。
今年新年前，陈老和家人，趁公主号邮轮遨游南澳、纽西兰海域归来。接到他电话报平安，心里高兴得很。他郑重其事地说，此月的讲座是前会长乔尚明先生主讲的【六言诗】，他非去听讲不可，邀我陪他同往。那天我正好没事，当然乐意相陪。同行的还有我们另一古诗好手黎汝清先生。
诗词学会所在区，英文名是老华人非常拗口、经常念得不清不楚的Erskineville，我试着把它译成“爱跟你飞了”，就变的不但顺口易记，还挺有诗情画意的，大家都说好！只是它离陈老的家颇远，必须让他几经周折才能到达：先是搭乘公交车到Jannali火车站，经Hurstville到Sydenham，再转车到“爱跟你飞了”。由于车站正在装修，电梯未建好，转月台时必须绕道经一既长且高的天桥；比他年轻20 年的我，尚且吃不消，何况九十岁走路不便的陈老？他还是一步一步地跨越月台，由此可见他对古诗词的执著和不服老的心态了。
说来惭愧也内疚，诗词学会里，虽然有不少朋友，但我却不是会员。听过几堂课，但仍然未入会缴会捐。原因是担心成会员后，我有义务做功课交考卷。粗枝大叶的我，来自中华诗词极其贫乏的国家。靠政变起家的排华军人独裁者，执政32年中，为强行同化华人文化，而关闭华校，封禁华文；以致六十年代出生的华人，成中华文盲。我稍幸运，在他得势前已读完高中。否则，何能学人涂鸦？底子不厚的粗人想学人文雅，谈何容易！担心交不出中华古诗词的考卷，可以想象吧！偷听霸王课，只要拜请诗词会友的通融原谅了
乔会长虽然工程本科出身，但自修古诗词而成大师，国学底子厚、感情思想丰，每每呈现在他的诗作字里行间中，是我敬佩的高人雅士。他上台的第一句话，就令我拜倒；他说：“再过几天，就是爱你一生一世（2013年1月14日）的日子......” 充分表现出诗人的浪漫。
听好讲座，已是正午时分。陈老突然说，他想探望病癒康复中的诗人巫狄，然后作东请大家饮茶倾谈。哇，老人家居然有此勃勃雅兴、拳拳盛意！只是没有考虑到如何达致这些目的而已。既要转火车又得搭趁公交车，还要走一段路，且必须争取时间，于女儿来接回前完成之，如何办得到？唯有一途，以车代步，争取时间! 为不让老人家失望，我自告奋勇地先到Kogarah取儿子的七人座大车，以便一路带载老人游车河。当时没有想到车上七个平均年龄七十五老人的安全责任，脑子里只想到要让老人高兴而已。
同堂听讲的大诗人，写万言长诗、顶顶有名的爱国大诗人冰夫老先生，也想随我们去探望他久违的诗人老友。于是我们浩浩荡荡，于午后一时许抵达巫狄家。巫狄虽然无敌，还是敌不过一场意外的折磨，必须靠拐杖行走，且须时时小心谨慎，才不致痛苦难当。因此，他大有英雄落寞的摸样儿。见到有诗坛老前辈光临，巫诗人的病情已猛然康复，脸色红润漂亮起来。巫狄夫人杜鹃花忙里忙外地招待，忙得高兴，笑得灿烂！猛然想到时间的有限，我建议与其在巫家喝茶，不如到餐厅享受冷气，一举两得。车子再加上两人后，依然宽阔没问题。六个老人加上两根拐杖，还数我最年轻，可以当车夫载着陈德标、冰夫、巫狄夫妇、黎汝清等老人家快快乐乐、嘻哈徃餐厅茶楼奔去！
陈老再三提醒；他的女儿于二时三十分，将在Kogarah一号月台等接他回家。因此，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完成饮茶大会。为此，只好就近选在车站对面的【东方餐厅】里举办。那里泊车不易，我只好先在餐厅门前放下老人后方去泊车。好不容易找到车位泊好车后回来，远远看到六颗白头楞在餐厅门外，和餐厅经理谈论什么的。原来，餐厅电流故障，无法待客。算算时间，看来今日的雅聚只好取消了！然而，陈老不允，非作东饮茶不可，大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气魄。然而，若再找其他餐厅，势必误了时间，令陈千金担心久等。偏偏老人家一时忘了家和女儿手机电话号码，无法通知家人以及苦等的女儿。如何是好？最后，巫狄夫人挺身而出，说她认得陈千金，由她到车站月台通知她。杜鹃花因此失去一次雅聚畅其妙言的机会；其“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令人敬佩，值得学习！
走段路，取车回接老人们，已是午后二点时分，担心餐厅休息，必须赶路，车到kogarah那十字虎口（交通录像机最多最灵敏）时，灯正好转黄，我紧急跟进，未到彼岸灯已变红。糟糕，那天是新年假期的双罚（Demerit）时间，我如被逮到，扣八分另加罚款四百元，惨啦！我心暗惧；祷告上苍体恤我为老人服务的好心，让摄像机不灵！
一般中餐餐厅三时后休息，只有St Geoge Club 那家【龙景轩】，为了照顾会员，没有停休。当泊好车回来，又看到五颗白头，焦急地被门卫折腾在那里。依俱乐部规定，外宾必须登记；老人家身份证件不齐，登记有问题。待我来摆平后上楼坐好已是近三时，午餐或晚饭，再也分不清了！
送老人们到车站，已是午后四点钟。可怜的巫狄夫人，喝饱了西北风，痴痴地等候那里。放下三个老人，接上一朵杜鹃花，车子开往Rockdale巫家。把这对【彩虹鹦鹉】（注）安然送低巫府后，任务完成，松了一口大气。但，一想到冰夫老大的吩咐，要我写篇文章纪念这一天，我头又大了！还好，杜鹃花大姐傻呼呼的摸样，陈老潇潇洒洒的气魄，爱国大诗人的叮咛声响，给了我灵感。庆幸的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祷告，一周来没收到罚款单，看来险关已过。好人必有好报, 喜也庆也！
注：【彩虹鹦】是巫狄夫妇和公子所创办的澳华刊物，巫狄夫人以杜鹃花为笔名成其主笔；写作者除澳洲，多来自中国，读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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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30 拾遗 青年文摘
来源：拾遗（ID：shiyi201633）
作者：拾遗
《人民日报》刊载过一个故事。
周末，侄儿跟着一华人去澳大利亚雪梨海域捕鱼。每撒下一网，总有收获。可每次网拉上来后，那华人总要挑拣一番，然后将其中大部分虾蟹扔回大海。
他侄儿不解：“好不容易打上来，为啥扔回去？”华人回答：“符合规定尺寸的鱼虾才可以捕捞。”
他侄儿说：“远在公海，谁也管不着你呀？”华人淡淡一笑：“不是什么都要别人来提醒、督促的！”
什么是文化？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无须提醒的自觉。
轉載自<微信>
再上小学 阿理
小炜第一天上小学，我也染上他父母有子初上小学的兴奋，跟着去送他。
一路上心中无限感触，送他妈妈上学的记忆犹新，一眨眼，却是到了他爸爸妈妈送他上学的时间了。
进入校园，到处都是送孩子孙子来的家长；各种肤色，高高矮矮的男孩女孩。集中在广场上的小学生，叽叽喳喳语声笑声不绝。校长讲了简短的开学致词，各班的班主任像只母鸡，带着“小鸡”们一队队进入各自的教室。
小炜在他那班中，年纪与个子，都算是最小的。不知为何，原本开心的他，进班前，忽然眼红红泪汪汪，当妈妈的赶紧上前去安抚他一阵，他也就跟着同学们排着队伍进了教室。
乖小孩！他还不知道他外婆我小时的故事：我们是乘校车上学，爸妈是不送的。可是偶然爸妈会到学校来。一旦发现爸或妈來，就算在上课，我都会像那下山猛虎，从班上冲出来奔向他们，班上两位老师拦也拦不住。结果，甚至连那出名严厉的爸爸也拿我没法，只好把我带了一起回家。
孩子们上学第一天：老大让我在他班上出了名，家长老师个个都记得我，因为他哭了足足一个星期。老二呢，很乖，不哭不闹，但她颇有其母之风，只要我去学校还学费，她就会哭着要跟我回，她班主任后来只好叫我别來了，学费让她自己交。小幺大概看惯哥哥姐姐上学，不哭也不闹。
人哦，还是那个人，可是在人生每一个阶段以不同的身份到小学，都有不同的心境。
上学的故事，除了自己及孩子们的，如今可要挪一挪了...... 书斋·书灾 余光中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Horace Walpole）中世纪的哥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Grub Street）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文，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诺，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
除了久借不还的以外，还有不少书——简直有三四十册——是欠账买来的。它们都是向某家书店“买”来的，“买”是买来了，但几年来一直未曾付帐。当然我也有抵押品——那家书店为我销售了百多本的《万圣节》和《钟乳石》，也始终未曾结算。不过我必须立刻声明，到目前为止，那家书店欠我的远少于我欠书店的。我想我没有记错，或者可以说，没有估计错，否则我不会一直任其发展而保持缄默。大概书店老板也以为他欠我较多，而容忍了这么久。
除了上述两种来历不太光荣的书外，一部分的藏书是作家朋友的赠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中文的新诗集，其次是小说、散文、批评和翻译，自然也有少数英文，乃至法文，韩文和土耳其文的著作。这些赠书当然是来历光明的，因为扉页上都有原作者或译者的亲笔题字，更加可贵。可是，坦白地说，这一类的书，我也很少全部详细拜读完毕的。我敢说，没有一位作家会把别的作家的赠书一一览尽。英国作家贝洛克（Hilaire Belloc）有两行谐诗：
When I am daed，I hope it may be said：
His sins were scarler，but his books were read。”
勉强译成中文，就成为：
当我死时，我希望人们会说：
“他的罪深红，但他的书有人读过。”
此地的read是双关的，它既是“读”的过去分词，又和“红”（red）同音，因此不可能译得传神。贝洛克的意思，无论一个人如何罪孽深重，只要他的著作真有人当回事地拜读过，也就算难能可贵了。一个人，尤其是一位作家之无法遍读他人的赠书，由此可以想见。每个月平均要收到三四十种赠书（包括刊物），我必须坦白承认，我既无时间逐一拜读，也无全部拜读的欲望。事实上，太多的大著，只要一瞥封面上作者的名字，或是多么庸俗可笑的书名，你就没有胃口开卷饕餮了。世界上只有两种作家——好的和坏的。除了一些奇迹式的例外，坏的作家从来不会变成好的作家。我写上面这段话，也许会莫须有地得罪不少赠书的作家朋友。不过我可以立刻反问他们：“不要动怒。你们可以反省一下，曾经读完，甚至部分读过，我的赠书没有？”我想，他们大半不敢遽作肯定的回答的。那些“难懂”的现代诗，那些“嚼饭喂人”的译诗，谁能够强人拜读呢？十九世纪牛津大学教授达旦生（c．L.Dodgson）曾将他著的童话小说《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呈献一册给维多利亚女皇。女皇很喜欢那本书，要达旦生教授将他以后的作品见赠。不久她果然收到他的第二本大著——一本厚厚的数学论文。我想女皇该不会读完第一页的。
第三类的书该是自己的作品了。它们包括四本诗集，三本译诗集，一本翻译小说，一本翻译传记。这些书中，有的尚存三四百册，有的仅余十数本，有的甚至已经绝版。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印第一本书时患得患失的心情。出版的那一晚，我曾经兴奋得终宵失眠，幻想着第二天那本小书该如何震撼整个文坛，如何再版三版，像拜伦那样传奇式地成名。为那本书写书评的梁实秋先生，并不那么乐观。他预计“顶多销三百本。你就印五百本好了”。结果我印了一千册，在半年之内销了三百四十多册。不久我因参加第一届大专毕业生的预官受训，未再继续委托书店销售。现在早给周梦蝶先生销光了。目前我业已发表而迄未印行成集的，有五种诗集，一本《现代诗选译》，一本《蔡斯德菲尔家书》，一本画家保罗·克利的评传，和两种散文集。如果我不夭亡——当然，买半票，充“神童”的年代早已逝去——到五十岁时，希望自己已是拥有五十本作品（包括翻译）的作家，其中至少应有二十种诗集。对九缨思许的这个愿，恐怕是太大了一点。然而照目前写作的“产量”看来，打个六折，有三十本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最后一类藏书，远超过上述三类的总和。它们是我付现买来，集少成多的中英文书店。惭愧得很，中文书和英文书的比例，十多年来，愈来愈悬殊了。目前大概是三比七。大多数的书呆子，既读书，亦玩书。读书是读书的内容，玩书则是玩书的外表。书确是可以“玩”的。一本印刷精美，封面华丽的书，其物质的本身就是一种美的存在。我所以买了那么多的英文书，尤其是缤纷绚烂的袖珍版丛书，对那些七色鲜明设计潇洒的封面一见倾心，往往是重大的原因。“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的典雅，“现代丛书”（Modem Library）的端庄，“袖珍丛书”（Pocket Books）的活泼，“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q）的古拙，“花园城丛书”（Garden City Books）的豪华，瑞士“史基拉艺术丛书”（Skira Art Books）的堂皇富丽，尽善尽美……这些都是使蠹鱼们神游书斋的乐事。资深的书呆子通常有一种不可救药的毛病。他们爱坐在书桌前，并不一定要读哪一本书，或研究哪一个问题，只是喜欢这本摸摸，那本翻翻，相相封面，看看插图和目录，并且嗅嗅（尤其是新书的）怪好闻的纸香和油墨味。就这样，一个昂贵的下午用完了。
约翰生博士曾经说，既然我们不能读完一切应读的书，则我们何不任性而读？我的读书便是如此。在大学时代，出于一种攀龙附凤，进香朝圣的心情，我曾经遵循文学史的指点，自勉自励地读完八百多页的《汤姆·琼斯》，七百页左右的《虚荣市》，甚至咬牙切齿，边读边骂地咽下了“自我主义者”。自从毕业后，这种啃劲愈来愈差了。到目前忙着写诗、译诗、编诗、教诗、论诗，五马分尸之余，几乎毫无时间读诗，甚至无时间读书了。架上的书，永远多于腹中的书；读完的藏书，恐怕不到十分之三。尽管如此，“玩”书的毛病始终没有痊愈。由于常“玩”，我相当熟悉许多并未读完的书，要参考某一意见，或引用某段文字，很容易就能翻到那一页。事实上，有些书是非玩它一个时期不能欣赏的。例如梵谷的书集，康明思的诗集，就需要久玩才能玩熟。
然而，十年玩下来了，我仍然不满意自己这书斋。由于太小，书斋之中一直闹着书灾。那些漫山遍野、满坑满谷、汗人而不充栋的洋装书，就像一批批永远取缔不了的流氓一样，没法加以安置。由于是日式，它嫌矮，而且像一朵“背日葵”那样，永远朝北，绝对晒不到太阳。如果中国多了一个阴郁的作家，这间北向的书房应该负责。坐在这扇北向之窗的阴影里，我好像冷藏在冰箱中一只满孕着南方的水果。白昼，我似乎沉浸在海底，岑寂的幽暗奏着灰色的音乐。夜间，我似乎听得见爱斯基摩人雪橇滑行之声，而北极星的长髯垂下来，铮铮然，敲响串串的白钟乳。
可是，在这间艺术的冷宫中，有许多回忆仍是炽热的。朋友来访，我常爱请他们来这里坐谈，而不去客厅，似乎这里是我的“文化背景”，不来这里，友情的铅锤落不到我的心底。佛洛斯特的凝视悬在壁上，我的缨思是男性的。在这里，我曾经听吴望尧，现代诗一位失踪的王子，为我讲一些猩红热和翡翠冷的鬼故事。在这里，黄用给我看到几乎是他全部的作品，并且磨利了他那柄冰冷的批评。在这里，王敬义第一次遭遇黄用，但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并没有吵架。在这里，陈立峰，一个风骨凛然的编辑，也曾遗下一朵黑色的回忆……比起这些回忆，零乱的书籍显得整齐多了。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五日 網絡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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