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精英 要成为一支NBA球队的老板,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雄厚的资产实力。黄健华在华尔街叱咤风云的过程中,赚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而这为他成为NBA球队老板,扫清了资本上的障碍。 1991年时,黄健华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了4年。作为第一位进入纽约证交所工作的华人,黄健华一直在努力。四年里,他的工资一直涨,但职位却从未升过。黄健华明白,在这里挣钱不是问题,但不论自己如何努力,都只是个打工的,而权利都被证交所里由犹太人组成的小圈子控制着。 因此,已经累积了足够的人脉资源的黄健华决定抽身出来自己做。1991年底,黄健华离开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但没有离开华尔街。 离开纽约证交所后,黄健华开始给一些超级富豪做财富管理。对于有十亿美元以上身价的人,通常会聘请两支团队为他们理财,一支团队来自大型的理财机构,比如瑞银、高盛、花旗,他们给富豪做投资建议。另外一支团队是私人管家,自己不想让外人知道,想要秘密进行的投资,都由这支团队负责。黄健华做的是第二种,“他觉得你跟他沟通得很好,他的想法可以得到你的认同,就会找你。”双方谈妥之后,相互之间会达成一个利润的分配比例,一同赚钱。 而在这方面,黄健华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1989年之后,才有第一批来到美国的中国人慢慢进入华尔街的金融圈。黄健华比他们早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只有黄健华一个亚洲人在证券交易所,所有亚洲来投资的老板必须要经过他,所有有钱的公司老板想要上市,也必须经过他,由于当时黄健华属于稀缺人才,所以赚钱比较容易。 那段时间是黄健华财富积累的关键期。1995年时,黄健华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再度出山是1997、98年金融风暴的时候。 体育之缘 1995年想休息的黄健华暂时退出了金融圈,然而此时,NBA篮球走进了他的生活,让他开始对NBA球队感兴趣。 挣足了钱的黄健华选择在气候宜人的奥兰多湖畔富人区购买了一栋豪宅。住在他别墅旁边的是一位人高马大的黑人大妈。由于黄健华天性喜欢交流,所以在平日的生活接触中,他一来二去就和这位黑人大妈成了朋友。 两人话语投机,有时相互串串门。大妈总是给黄健华送来她亲自做的点心、饼干之类的美食,而黄健华也会和大妈天南海北地讲述他经历的一些趣闻。在接触过程中,黄健华了解到,这位大妈是一名著名NBA球星的母亲,她所住的房子是儿子孝敬他养老的。 当时,黄健华对职棒和职业橄榄球比较了解,但对NBA并不太熟悉,因此也没有太上心。直到有一天,大妈的儿子来看母亲,才让黄健华大呼吃惊。原来,来的NBA球星竟然是当时还在魔术队的“大鲨鱼”奥尼尔。尽管对NBA并不熟悉,但黄健华知道奥尼尔。因为当时奥兰多媒体对奥尼尔这位天才新人不断进行着铺天盖地的报道。 奥尼尔来找母亲是给她送总决赛贵宾席门票的,1994-95赛季,奥尼尔率领的魔术队杀入总决赛,对阵火箭队。奥尼尔的母亲送了几张票给黄健华,让他去现场看球,并为自己的儿子加油。于是黄健华就有了在魔术替补席后眼睁睁看着魔术被火箭0比4横扫的经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当初我最讨厌的就是火箭队。”黄健华开玩笑说。 火箭老板合伙人 黄健华时常往返在中美之间,处理各种生意,极少接触媒体。在此之前,他最被公众认知的身份是火箭老板亚历山大的合伙人,两人在纽约的资本市场上相识,在生意上有大量合作和往来。由于华人身份和对中国的熟悉,从没有来过中国的亚历山大也将火箭在中国市场的大量生意交给黄健华处理。在黄健华和亚历山大的合作中,火箭只是其中的一项。两人还有在慈善领域的合作,黄健华负责运营亚历山大统一慈善基金,刚刚在中国捐下了两所希望小学。此外,黄健华和亚历山大一起做红酒生意,两人正在一起收购全球最好的葡萄酒品牌拉图。
显然,现在的黄健华并不满足仅仅成为亚历山大的合伙人,他希望成为一支NBA球队的老板,拥有更大话语权,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更深的开拓和合作。黄健华在中国体育市场上的投资早已开始,作为美国职棒纽约扬基队在大中华地区的推广人,他已经为中国棒球职业联赛和中国青年棒球联赛注资,对中国棒球市场进行长期培养,选择年轻的棒球高手,去美国职棒大联赛训练和发展。到现在为止,黄健华还没有亲口对任何媒体表达过他的计划和意愿。但事实上,一家由黄健华注册成立的、志在投资中国体育产业的公司已经在香港竖旗,这家公司的注册名称叫做——骑士联盟。而如果黄健华真的成为骑士队的大老板,那么全力留下极具号召力的球星詹姆斯是毫无疑问的。而正巧姚明的合同又将在2010年的夏天到期,又数次拒绝了火箭的提前续约请求,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猜想,华人老板会不会将姚明挖来骑士,与詹姆斯组成夺冠阵容,这的确正逐步接近成为现实。 据媒体报道,华人老板黄健华已经正式入股克利夫兰骑士队。由于收购骑士股份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再加上早些时间,NBA其他29支球队的老板经过电子邮件投票,其中有超过15位都对黄健华的收购行为表示通过,所以,出身华尔街的商人黄健华,也正式成为了NBA联盟历史上首位华人老板。 据悉,这次收购骑士15%股份的并非黄健华一人而为,真正的幕后大老板是实力超级雄厚的一家中国香港上市公司——新世界发展集团。据该集团官网介绍,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公司建于1970年,并于1972年在香港上市,是香港四大华资集团这一。2009年公司的资产已达到1656亿港元,约合210亿美元。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百货公司、酒店、电信、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业。该集团在内地17个城市开设了百货公司。 从“一通”到“三通” ——台湾印象 天津 林焜辉 到过台湾的人有的说,到了台湾就象到了厦门;也有的说,到了福建,就象到了台湾。总之,台湾同福建沿海一带有许多相似之处。所谓相似之处,是指两岸同胞都拥有共同的文化。这种相似之处,只有到了台湾,踏上祖国的宝岛,你才有真切的感受。今年五月我和笑英赴台旅游,绕岛一周,所到之处,满眼的繁体中文字,上万座佛寺道观,各地街道两旁的骑楼(带有五脚基的楼房),城里夜市卖的咸粽、肉粽、猪脚面线等等,所有这些与厦门的没有太大差异。所以,在台湾不会感到陌生,甚至当你穿行在骑楼的下面时,以为是行走在厦门的中山路上。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台湾,给人们以更深刻、更亲切的印象是语言上的相同。它是老祖宗给我们的,发自于心,出自于口,能让你心领神会的两岸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台湾人说闽南语,说台湾“国语”已经不是新闻。然而一旦你身临其境,却不能不惊讶,并且产生亲切感。在那里,无论何时何地,耳边总是回响着闽南话或“国语”。在商店里,售货员用“国语”同你交流;在小摊上,摊主“老阿嬷”(嬷,台语读做mà)向你介绍她的小商品;在旅馆,你可以用普通话向服务员咨询;在旅游景点,面对说着相同语言的人群,你很难分辩出哪些是“大陆客”,哪些是“台胞”;那些忙碌于停车场上的调度员,刚才还拿着手机用闽南话与司机通话,一转身,马上‘切换’成‘国语’,对游客说:“对不起,请靠边,车要过来了。”说实在,台湾“国语”的普及率远比回归前的香港,甚至现在,不知高出多少。89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在路上,我用普通话向警察问路,不知是他听不懂我的话,还是他不会说普通话,只听到他说了一连串广东话,我听不懂。问身边的行人,同样是不知他听不懂我的话,还是他不会说普通话,一声不吭,匆匆走他的路。此时,我如同茫茫大海上的落水者那样,感到无助。在台湾则无此虞。在台湾,“国语”怎么会如此普及?我们的导游在途中给我们讲了其中的“奥妙”。他说以前学生在学校里不许讲方言,若发现讲方言就把写有“我不讲方言”的牌子挂在脖子上。学生为了免于挂这个牌子,只好讲“国语”。我想,这个办法不可能真正起到推广“国语”的作用。真正起推广作用是何容所付出的努力。 何容,生于1903年,河北省深泽县人。天津水产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读英国文学。1931年起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委会编辑”,并与同仁致力于“国语”教学推广工作。二战后,台湾光复,他奉命于1946年到台湾担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与他的同行办“国语”日报,编“国语”教材,开“国语”讲座,办“国语”专修班,写评述“国语”的文章。为了使全台湾省的男男女女都能学会“国语”,掌握标准发音,何容等人办了无线电“国语”教学广播节目,每天早上授课半小时,晚上重播一次,授课时间全省停止一切活动,上上下下必须听课,听完课再上班或上学,天天如此,坚持数年。通过这些工作以及台湾同胞的努力,在短短几年内,终于在语言上实现了民族的大统一,语言成了海峡两岸统一的坚强纽带。(按:此段文字摘引自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编著的《小绿棍》一书中收入的《何容》一文)。 台湾“国语”和普通话存在一些差异,在此无需多说,不过有一个字还是值得一提,这就是“我和你”,“他和我”的“和”字,台湾“国语”读做“汗”。我问当地人为何读做“汗”?回答说:“不知道,反正读做‘汗’就对了。”看来,不是所有台胞都知其所以然。“和”读做“汗”,其实是北京土话,是何容及其合作者京西人齐铁恨从北京带到台湾,在那里推广,北京土话最终竟然就在台湾扎下了根。对此,舒乙在《何容》一文中有所谈及。还可以查阅复旦大学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订本第二版第十二页。 最后,我借用舒乙在《何容》一文中的一句话:“有‘一通’便会有‘三通’,因为本是同根生,说一样的话。”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两岸已三通,舒乙的这句话,已成了历史的回声。两岸关系更美丽的前景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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