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2017年8月22日《星洲日报•副刊》的报导文章:
从1976年到1989年,13年的部队生涯,海凡干过各种活,包括部队里的文艺工作。在文字叙事方面,海凡的功力不凡。“部队的小队曾办过壁报,我当时在上面发表了文章,可能他们觉得我写得还可以。”当时第12支队的机关队有一本油印杂志《火炬》,就这样把海凡吸收进编写组。
“我们有一个同志,贺巾,当时从四方山调到边区,后来调到民运。我们几年有一次大集中时,才会有交流。”
海凡在部队里遇见贺巾,也为此感到感激,“他比我大,我在中学时就读他在外面写的作品。”贺巾某程度上是海凡写作之路的仰望对象。
从1989年到现在,近30年,海凡在安顿了生活以后,与雨林拉开一段距离了,才把雨林里的生活写成书。小说里,海凡描述了不少雨林里真实发生的事,他把真实的情境,拆开或组合放在不同的故事里,虚实交织,写雨林里的光亮,也写阴翳。
海凡说,“小说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经验分解再渗透。”
入队的起始——1976
海凡加入马共武装部队的原因是,为了逃亡。他年轻时在新加坡参加了左翼文化活动,主要是一些表演性质的活动,那个团体里有一些地下组织成员,虽然海凡并不是组织的成员,但这个团体还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
某个晚上,政府对地下组织展开围捕行动。当时海凡刚完成国民服役,因为在工地上工作,住在工地没有在家,幸运逃过围捕,过后在朋友的通知和协助下,逃离新加坡。海凡选择逃到“联邦”(新加坡对马来西亚旧时的称号),辗转参加了武装部队。
“这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选择。”海凡总结自己入队的原因。
海凡忆起入队的时间点,1976年。那个年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社会正处于百业待兴的情况,许多外资涌入增设工厂。当时社会上的阶级关系、劳资关系是紧绷的,大学里有一些学生运动,年轻人对这样的社会氛围,开始思考未来走向。 “1976年前一年,红高棉解放柬埔寨,南北越统一,老挝解放,社会主义尤其在东南亚,展现了其实现的可能性。”海凡认为,在那时候,社会主义对年轻人确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雨林的生活1 沟通
部队与部队、部队跟出发小组和部队跟突击队之间的沟通,一般认知是靠电报,电报是比较正式有规模的沟通方式。但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约信箱”。
刚刚离开城市走进雨林的海凡,曾就“信箱”事件出笑话,“队长把我带到一棵树前面说,这里是我们的信箱,可在这里放信。我当时绕着树头走找那个箱,找不到。”海凡说完大笑。
所谓的“信箱”就是约定以一棵树当标志,把自己要放的信埋在树头,再做一些队员也懂的记号。这个信箱有两种,一种只供自己的支队所用,不对外;另一种则是对外的,能联系特定的队伍,比如告诉队友附近有地雷等。
队长把这个方式告诉刚刚上队的海凡,以备万一发生突发事件、迷路,能靠“信箱”沟通。
雨林的生活2 地雷
如果有信箱告诉别队或同队人哪里有地雷,但为什么还是有队友被地雷炸伤?收录在海凡《可口的饥饿》里,有一篇就描述了队友因为认不出布雷区被地雷所伤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每一次布雷之后,队员都会画下布雷地图,看图主要会认树,每个战士都要学会。但那一次情况有点特殊,“那个地区没有什么树,但都是山阿答,这种棕榈状的树在森林里非常常见。那个地方很特别,那里的山阿答全部都一样,所以我们没得好认。”
长一样的山阿答,和奇怪的地形,像一个迷宫,“我们在这个地方一直走,走到第二天又回来这里,但认不到。因为都一样。我们进入自己布的雷区。但那时候没有发生小说里那样的事,有人中雷,那是另一件事。”
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还好有一位队员及时喊停。“他一喊停,我们就不敢动,跟着脚印往后退。飙汗。非常惊险。”海凡边说边演示当时如何静止,举着正要踏下去的一只脚。
说起地雷,海凡想起了一些部队里的地雷意外,虽然不全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自己认不得自己所布的雷,使到随后而来的队友误踩地雷,那种愧疚是锥心的、一辈子的。”
雨林的生活3 粮食——书报和木薯
“我们在里面的饥饿不只是食物,还有书报。”海凡忆起有一次操练的时候,部队里有一阵小骚动,大家从包零用的碎报纸上,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孔,报道一名通缉犯,“这个人就在我们的部队里!”
其实在部队里,大家都不用原名,就是为了不要把在外面的经历带进来引起骚动,或把队友的资料外泄,此外所有供阅的书报都必须经过审查。“大家对书报的要求,如饥似渴,”所以那些拿来包零用用的旧报纸、碎报纸,在精神粮食非常匮乏的情形下,它们都变成了同志间争相传阅的东西。 海凡对木薯有种特殊情感,聊起雨林里的木薯,海凡情绪激昂,“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东西,想了想,还真是那块用木薯粉,黑黑的,用象油去炸的。那么一小块。”雨林里食物匮乏,最常吃的食物就是木薯。
木薯捣碎,用象油,掺点面粉、牛奶粉、糖下锅炸,“最重要是够甜,吃到那东西会觉得是人间美味。”食物之珍贵,让海凡吃完以后还会用舌头去舔干净嘴边,不放过任何一点残渣和油脂。
“没有人比我们吃木薯吃得多,我对木薯有种特别的感情,所以我现在久不久就去吃一点木薯。” 雨林的生活4 逃兵
“在雨林里,战死最常见的,但他也可以是饿死的。”海凡娓娓述说雨林里的粮食匮乏状况,他执行山路交通任务时,印象深刻的经历。“那一次我们在雨林里迷路了,我们一直跨越不过东西大道。”
时间拖延了,山交队的粮食越来越少,他们也不能使用运给前线队员的粮食,为了补充体力,他们晚上仅靠两汤匙的糖,和水撑下去。在这种艰苦的情况,出现逃兵了。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逃跑了,我还新。但领队很有经验,当他发现脚印是沿着河边走时,他下令大家赶紧撤离。我当时还担心万一他去大便在树丛晕倒怎么办呢?不就完蛋了?”
虽然海凡担忧和疑惑,但命令还是得服从,“果然不到10分钟,就在我的头顶,哒哒哒哒,一轮扫射。那个情景非常危险,我们只能守着树头转。”后来还是脱离险境,但紧张的气氛使得一位女队员无法行走。
“除了伤残、饥饿、疾病,我们还要战胜绝望。”
在80年代,已经没有新兵上队,队里多少出现绝望情绪,也出现逃兵,坚持留下的人当时有这么一句口号:“埋葬到阿答头”,“阿答头”是山阿答旁边,形容牺牲的队员埋葬的地方,他们以此坚守自己的初衷。
“对我来说,这些就是生活,”海凡眼神坚毅、不疾不徐地以此总结自己在雨林的经历。
雨林里所有的苦、艰辛锻造里他性格里的踏实、刻苦和勤奋。 “我们不容易被人世间的困难压服。我们出来的一千一百八十多人,在个人事业成功的不多,但都能堂堂正正过日子,我想就是当年在部队所经受的磨练,对我们后来的生活起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没有人比我们吃木薯吃得多,我对木薯有种特别 的感情,所以我现在久不久就去吃一点木薯。
〖海凡个人简介〗
1953年生,新加坡人,马共领导的前武装部队(注)第十二支队成员,1976年上队,1989年在合艾协议下走出山林,恢复平民身份,回到新加坡生活,在塑胶注模工厂当过管工,现为文教事业奋斗。 曾以海凡为笔名出版《雨林告诉你》和《可口的饥饿》一书。 (注):马共领导的前武装部队成员与前马共成员有别,在合艾协议下,只是让马共领导的前武装部队成员走出山林,恢复平民身份,并不谈及马共成员的问题。因为有些武装部队成员入党为马共成员,有些并不是马共成员。 |
由点达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