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总书记在中国》连载四

   当我们在泰马前线的中央要求增加播音员时，他们建议吸收我们这些正在上中学的年轻男女学生做这项工作。我个人反对中断他们的学习。而另一方面，孩子们对当播音员的想法又非常热情。最后，我只得服从前线的要求。

   于是，我们又得开始训练另一批新播音员了。至此，我们的电台已拥有约30名播音员了。但是，这些学生的教育受到严重干扰这件事，仍然使我寝食难安。当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我们头晕目眩之时，全国所有学校也都关门大吉了，湖南省也不例外。我不顾一切再次向我们电台设施内的中联部代表求助。他们能否帮我们在电台内为这些年轻人开办一间夜校呢？结果，中联部代表深表同情。他们自己也同样感受到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且对这种影响给年轻一代带来的严重后果深感懊恼。这件事后来就由省外办帮助解决。不久后，三位从湖南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教师就被调来我们电台，夜校班开始上课了。

               1964年曾要求重返前线

   回溯1964年，我曾向马共中央提出建议表示，如今是时候让我返回前线了。中央并不同意我的这个建议。我争辩说，我离开前线已经太久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没有资格继续领导我们的组织。我甚至要求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以便我可以更加容易南下。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事实上，在1961年当北京劝说我们恢复武装斗争时，我就曾提出调回前线的要求。当时，中央接受了小章提出的要求我继续留在中国至少再多三、四年的建议，以便扩大跟中国领导层以及其他兄弟党的联系。

尼克松上台后宣布“关岛主义”       

   尼克松于1969年获任美国总统之前，曾写了一篇长文发表在美国出版的名为《外交家》的季刊上。他在文章中表明，如果他当选，他将撤走在越南的地面战争中的美国军队。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后，我收到了一份，并仔细研究了它的内容。

   他赢得大选当上总统后，便立即飞往关岛（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译者），并在这里，宣布了他的关岛主义。它为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制定了一个计划。他说，从今而后，美国只支持那些决心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美国不会再派遣其战斗部队参加亚洲的地面战争。到1973年3月底，美国最后一支地面部队从越南战场上撤出了。

   1975年4月当柬埔寨和南越落入共产党手中的时候,我正在湖南。我们从1968至1969年以来，就在泰南的黑市上向军火商购买武器弹药。尽管我们在北京建议下恢复武装斗争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我们仍然受到国际形势迅速发展的鼓舞。我们觉得，世界潮流已经无可置疑地发生了对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对东南亚有利的变化。金边和西贡政权被推翻后，我们加紧从黑市上购买武器弹药。这些武器是清一色美国造，都是来自越南和柬埔寨战场。这些武器数量多得很，要多少有多少，而且价钱肯定不错。顺便说一句，我们当时手上也有一笔巨资供我们支配。

   我们主要是购买M-16自动步枪和我们各类武器所需的弹药。最后，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东南亚地区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到时我们又可以开始吸收新兵了。我们期望能再次建立一支人数多达3000人的军队。1975年10月，曼谷爆发了一场学生斗争。它似乎是一个好消息。2000多名青年男女从著名大学投奔泰共的森林营地。1979年，越南侵略柬埔寨，接着，中国进攻越南北方边境地区。

           1975年10月访柬 首次见波尔布特

   我曾于1975年10月，也就是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后的六个月访问柬埔寨，我是乘坐一架专机由北京起飞，这架专机是为接送波尔布特夫人、英萨利及其夫人返回金边的。我曾要求访问柬埔寨，以便亲眼目睹当地发生的事情。当专机抵达波成东机场的时候，机上人员要我留在机舱片刻，以便让前面的贵宾们先下机。前来迎接我的，是红色高棉一位重要负责人。他把我接送到前朗诺政权的一位高级将领的别墅。它离前美国大使馆的旧址很近。

   红色高棉设晚宴为我接风，波尔布特也亲自莅临表示欢迎。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跟他见面。翌日，这位红色高棉领袖前来我下榻的别墅会面，给我详细介绍了柬埔寨共产党的历史。他分析了柬共为何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的来由，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运动最初是由一个越南人领导的。波尔布特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越南人的反感。他回忆起留学法国的年代。他说，那时候他经常跟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伍。接着，他又详细告诉我，他是怎样于1953年潜回柬埔寨，后来又是如何到一所佛院当教师的。

   波尔布特提起他早年参加高棉共产主义运动的日子，也谈及日内瓦协议的签订又是怎样违背他们的利益的。他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伴后，于1950年代后期，开始着手重建柬埔寨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随后在金边铁路员工宿舍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宣告正式成立，最终于1960年发展为一个新的秘密组织。由于对越南人存有戒心，这些逃亡海外的共产党分子重建的组织，从一开始，就一致同意采取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跟越南这个思想上的对手打交道。他们之间虽然有联系，但从不共享党的秘密。

                对波尔布特的谈话 只听不予置评

   当他向我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由得记起他是在河内强大支持下刚刚上台执政的。这个事实似乎丝毫不能减低他对越南人及其共产党的深度戒心。我难于判断他谈话的政治目的。我只听，但不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客人，我不便于干预一个兄弟党的事务，这是我希望留下的最后印象。

   波尔布特接着说，到了1967至1968年，柬共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开始采取行动。西哈努克亲王于是予以反击，企图一网打尽柬共全部领导人。柬共第二号重要人物乔森潘被他逮捕，并被判死刑。就在行刑前夕，乔在中国使馆的协助下，逃离监狱，并在他们的帮助下，逃到柬埔寨东北部。波尔布特指出，他随后跟他的副手会合。他们后来逐渐发展成一支小游击队。越南方面很快就向他们提供帮助。当波尔布特最后访问中国时，北京领导人也答应支持他。

   就在这位红色高棉领导人向我做这些介绍的时候，他的党开始获得中国提供的定期的武器弹药。这些军火都是通过胡志明小道往南运送的。有好几次，标明给他的高棉共产党的武器，却遭到北越军队的强占。因此，红色高棉和越共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波尔布特吐露秘密说，六个月前，当他们准备解放金边时，他和柬共中央委员会非常担心他们的计划会被北越抢先一步。而北越军队自己看来也急于开进柬埔寨首都。

   话题转到目前的状况，波尔布特坚持认为，（柬埔寨）解放后这段时期，西哈努克就立即变成他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位亲王由中国回来居住一会儿后，又返回中国去了。波尔布特担心，他的权力基石终有一天又会重新落到这个已被废黜的亲王手中。

  柬埔寨政府随后安排我前往各地参观访问，我在柬埔寨逗留了三个星期。金边已变成一个被放弃的死城。所有城市居民都被赶往穷乡僻壤。我亲眼见到好像是当地华人的居民。但是，他们都非常害怕跟我交谈。他们更害怕在公开场合讲中国话。我在柬埔寨南部海港城市西哈努克市住了几天，又在柬埔寨中部地区的磅同过了一夜。

对在柬埔寨所见所闻有所保留        

   我返回北京时，正是柬埔寨革命受到中国领导人热烈赞扬之际。我对我刚在柬埔寨的所见所闻，是有所保留的。不过，我只向驻北京的几位马共领导人谈及此事。我说，高棉人无愧是非常优秀的战士，但我也同时说出我的担心。我说，红色高棉的政策已经有些过头。我对他们把城市居民疏散到乡村地区工作的做法，尤其感到不安。依我看，这种做法只能带来灾难。我还告诉他们，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完全是行不通的。

   回到湖南后，由于受到印支三国刚刚解放的鼓舞，我想我一定是兴高采烈了吧。但是，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兄弟党捷报频传之余，我们最后总得心中有个数，虽说，在思想感情上，我们跟这些斗争是一致的。眼下马共要从哪里着手来跟上整个局势呢？

   为了满足北京、河内及其印支斗争的需要，我们于1961年彻底转变了两年前即1959年关于放弃武装斗争的决定。在北越军事形势一片大好情况下，越共、巴特寮和红色高棉的斗争从1961年起稳步向前发展，而马共则只进行了时断时续的越过泰马边境向南挺进的攻击行动。在1970年代，由于自己内讧和前线决策的失误，我们的组织很快就陷入瘫痪状态。有关这件事，我将在下一章里提及。

         　　神州政治动荡开始  邓小平东山再起

   与此同时，我们在这个时候所要做的一件事，看来就只有革命之声电台的工作了。我觉得心境轻松，或者确切地说，给自己找回了新的活力，我实在乐意将自己全情投入电台的工作，以便使自己在那个短暂时期里能够从要求我干预的日益严重的马共内部危机解脱出来。然而，从柬埔寨回来后，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开始对未来的远景，即便是对《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前途，深深感到不安。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已在神州大地开始，而文化大革命已成强弩之末。1976这一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都逝世了。同年10月，以毛的遗孀江清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的邓小平于1977年从 其第三度免职中东山再起。

     到了第二年，邓全面复职。不论国际或国内都承认，他是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背后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也正是在1978年，邓发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勃勃计划，期望以令人震惊的步伐促进中国的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发展。北京的宣传机构把邓的这一勇气非凡的举措，说成是为了恢复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生机的一次“新长征”。

                 听说泰共关电台  理解北京用心

      接着于1979年，我听中联部副部长说，中方已正式要求泰国兄弟党设在中国的电台要降低对现任泰国政府批评的调子，尤其是必须停止发表任何有损泰国总理江萨差马南将军权威的言论。泰共拒绝了这一要求，宁愿选择关闭自己在中国领土内开播了好多年的台号为《爱国阵线之声》电台。 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士坚持说，中方并没有下令关闭泰共电台。他说，这是泰国共产党自己独立做出的决定。我对他告诉我的这些消息，抱着洗耳恭听，不予置评的态度。

   我完全理解北京当局为何供应军事物资给其时正同越南打仗的红色高棉。而中国的供应线要经过泰国。没有泰国的帮助，红色高棉无法接受中国的援助。江萨以救济柬埔寨难民为名，提供这些便利条件。大部分军事物资都是通过中国飞机空运到泰国。据我所知，其中一部分，从来就到不了红色高棉手里。对此，中方把它看成是无可避免的一种在安排上流行的瑕疵。不过，北京的大部分援助，都落入柬埔寨共产党人手里了。

          　　    邓为红色高棉　 要拉拢泰国政府

     后来，邓小平本人亲自对我解释，泰国是柬埔寨对外联系的通路。红色高棉的高层负责人如果要出席国际会议，就得从边境地区经过泰王国前往曼谷国际机场。同样，所有通往世界组织如联合国之路径，也得经过泰国。江萨的确是非常肯通融的。因此，中方对于保证江萨的信誉不受以中国为基地的秘密电台的攻击和破坏，有着切身利益。我可以肯定，假如电台设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那将会是可以接受的事。

     我确信，泰共终将会在中国以外的某处设立《爱国阵线之声》电台。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什么，也从来都不会去问为什么。在马共和泰共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如果刨根问底想了解他们电台为什么关门，他们将会以为这样做是在干预他们的事务。他们甚至还会怀疑我们有意把他们说的各种话语向北京当局报告。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决定最好也不向中方进一步打听这件事。

               1980年12月邓召见  我心知不妙

   结果，我们的秘密电台的广播直至1980年都相安无事。那年12月，我应召到人民大会堂跟邓小平会面。我一听说邓要见我时，就即刻猜疑是关于《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事。在上一个月，北京领导人曾营造极其友好的气氛接待来访的李光耀。在中国首都，人们广泛注意到，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访问，非常之成功。

   好久以来，我总是想，邓对我心怀不满。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我经常见到他。他也经常跟常驻北京的兄弟党领导人开吹风会。他尤其热心向我们阐述中苏之间的各种问题，以及中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当时，我们之间的谈话都是开诚布公的。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些马共里的人曾参加群众要求倒邓的一边。坦白地说，1978年他再度执政后，他并不想费事见我。我因此而觉得，由于我们已有14年的时间没有交谈了，他必定有什么非常敏感的问题希望在这次会面时跟我讨论。否则，他只需派一位特使来见我就行了。

   那天早上，当我步入邓的办公室时，他显得特别友好。我所认识的一位中联部负责人也在场，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另一人。他负责做谈话记录。邓示意我坐在他听力好的一侧。他解释说，他的一只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我坐下后，邓请我用茶。我们一面品茶，一面交谈。他问起我的健康后，一一问起马共、我们的游击战士和马共中委同志们的近况。寒暄过后，他话锋一转说：“我请你来这里是要跟你谈有关你们电台的事。我们想要你们把电台关掉。”

邓应李光耀要求  下令关闭马共电台

   我还来不及问他为什么，他就单刀直入地解释说，几个星期前，李光耀曾跟他交谈过。他说，这位新加坡总理是以东南亚联盟（亚细安）国家，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代表的身份前来见他的。尤其是李曾告诉他：李动身出访中国之前，曾不厌其烦地同这四个国家政府说项。

   李曾要求中国当局下令关闭《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邓向我解释说，除非这个电台停止在中国国土上广播，否则，东南亚联盟国家很难游说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支持红色高棉。其时美国正竭尽全力企图阻挠红色高棉加入这一世界组织。如果柬埔寨共产党人要想保住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就非争取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投票支持不可。只要他们保住了联合国的席位，红色高棉在国际社会就有了合法地位，而且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正正当当地进出泰国，并经泰国前往其它国家。

                 身为客人当然尊重您的决定

   我仔细地倾听邓所说的他本人跟新加坡总理面谈的经过。可以理解，我是一点也不高兴。不过，我认为辩论下去毫无意义。邓的谈话的目的与我的反应之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在说之前，我全神贯注地在思考我要如何非常小心地加以回答。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一天所说的话。我对邓说，“谢谢你把这件事告知我。作为一个身在中国的客人，我，当然尊重您的决定。”我话里的含意，这位中国领导人心知肚明。他知道我的感受，以及我对他的要求是多么的不赞成。他也知道我别无选择，只能照他的话去做。

   我想，邓会有什么反应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有好几秒钟，他脸上毫无表情。但瞬间便流露出他的情绪，此时他的脸显得特别严厉。我问他，他想要我们什么时候停止在湖南的广播。他答道，“越快越好。”接着又说，“李要求我立即停止马来亚革命之声的广播。“随后邓又声称，他已告知新加坡领导人，需要时间来说服马共这样做。

   他说，李后来又对他施加压力，要他早日关闭马共电台。对这一点，邓透露说，他对他的这位客人已感到不耐烦。以下是邓的原话：“我告诉李，我可以立即关掉它。我只需打个电话到湖南，叫他们切断电台的供电就行了。不要再广播了！”他说，这个新加坡人施加的压力实在太厉害了。李后来不得已退让，同意应给予《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一些时间结束。随后，邓转向我说，“这就是说我们得把电台关掉，虽说不用立即关掉，但也相当快了。”

                   必需于1981年6月30日结束电台

      我问这位副总理，他认为给我们的最后的关闭日期可能是什么时候。邓说，联合国大会将于明年，也就是1981年的9月召开。他劝说，“必需在此之前几个月关闭，以便东盟国家有时间完成其游说。”

   “你可否让我们广播到明年8月？”我问。

   他立即答道：“不行。这样一来不能给他们有充裕时间去游说，以争取我们所需要的票数。”邓想了片刻后补充说：“你们必需于明年6月底结束电台的工作。”

   此时，邓的脸才轻松下来，一丝笑意掠过他的面容。“不要担心，陈平。”他说，“如今我们已达成有关电台的一项谅解，我再次向你保证，我们会在其它方面支持你们。”他接着提到中国方面对马共斗争的财政援助会继续下去。我们的会面结束时的气氛，比起开始时显得更为平静和令人愉快。这次会面只进行了一个小时。

   我把这次会面经过向身在前线的包括小章在内的中委们做了全面汇报。他们每个人对情况表示理解，并且明白中方的做法。跟他们争论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泰南总部也没有向我提出推迟结束电台期限的要求。

   不久后，中联部通知我们，一旦《马来亚革命之声》停止在中国广播，其所有设备都归马共所有。我们可以拿走这一切，也可以随意使用这一切，只要不是在中国国土上。这的确是一个慷慨的建议，但不切实际。我们并不像泰共，在他们解散其电台时就有一条现成的陆路通道，方便他们把设备拆卸下来运回去。我们在湖南的发射台及其附属装置足够装一大仓库，根本就不可能经羊肠小道，跋山涉水，穿越国际边界线，再通过泰国的敌方区域把它运回。

   不过，我告诉联系我们的中联部负责人，我热切希望在我们泰南基地创办一个新的广播电台，兴许这方面的配件可以随时供应。这类配件可以通过地下关系经泰国偷运回去。我们需要在中国购买一些手提式无线电设备。可否为这方面的需要提供额外的资金呢？他们的回答非常快，而且是表示赞成。

   正当我跟中联部磋商时，在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我在前线的中委们已经开始利用各种可能办法，购买了一部小型流动发射机，来代替我们在湖南的电台。小章曾征询我们森林里无线电技术人员的意见。他们宣称，这项计划是可行的。不过，他们有一批组件不能在当地市场上买到。我们可否从中国供应呢？我们当然可以。

         《马来亚革命之声》停播 《马来亚民主之声》接力

   在湖南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于1981年6月30日晚结束了她最后一次的播音。翌日清晨，我们在泰马边境的新流动电台接力播音。数天后，中联部有关人员告诉我，美国国务院曾跟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联系。美方曾就本应停止而仍在继续广播一事，向中方一位高级外交官提交一份投诉。事实上，美方清楚知道所有的有关处理以及《马来亚革命之声》关闭的时间表。

   中方还告知我，中国外交官曾建议美方的投诉者应该调查一下这个马共电台的位置在哪里。她肯定不是在中国国土。华盛顿对此事终于无话可说了。

  从此，我们的电台实际上换上了新的台号，如今是《马来亚民主之声》在播音了。

      （2016-2-3完成校正，全文完）

图片说明：这是马共领导人阿海（即陈瑞）、阿都拉-西迪主席和陈平总书记在一次纪念大会上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