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 达 通 讯（第101期）先达中华学校纪念特刊

先 达 通 讯

（第101期）

 北京先达校友会                           2009年10月1日

先 达 中 华 学 校

纪念特刊

热烈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目  录

编者的话                           

漫侃先达中华学校百年华诞                                        黄书海

摇篮和熔炉                                           桑  明

庆百年华诞  颂中华学校                               吴健如

一位先中学子的感怀                                   林秀兰

百年老校  两度读书                                   林叔明

永远的思念                                           邓新荷

《先达通讯》100期小统计                             林瑞玲

不务正业的愉悦                                       书  海

编 者 的 话

先达中华学校百年华诞庆典，高朋满座，气氛热烈。中华学校纪念相册也即将问世。北京《先达通讯》特为此编辑出版纪念特刊，以飨广大读者。

经多方寻觅和打听，发现中华学校的历史，见诸于报刊杂志和文字资料者寥寥。更多的是沉淀于个人或群体记忆中。而亲历亲闻早期历史的先达人，尚健在者也屈指可数。因此，如何有效地打捞记忆，留住历史，便成了《先达通讯》创刊以来的使命之一。

承蒙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关心和支持，本刊在前100期中曾陆续刊登有关中华学校片断历史，但残缺不全，仍有许多题材值得挖掘。个人记忆，虽然零碎，但积水成渊、集腋成裘。通过无数个人记忆或群体记忆，汇集成篇，再请高手，以此为基础，编撰一部完整或较为完整的中华学校历史，留给后代子孙，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而努把力或许就能做到的积德行善之事，何乐而不为。

广大读者殷切期盼先达老前辈和知情者，尽可能把记忆中的中华学校人事物，付诸于文字，留住历史。《先达通讯》唯一能做的就是留足版面，倾情刊登。

漫侃先达中华学校百年华诞

黄书海

来发兄要我为《相册》作序，再三婉拒，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

先达中华学校百年华诞，可侃的事确实太多。从陈顺丹捐资献地破土建校，缕侃校舍规模沿革变迁；从先达华侨华人社会因创办中华学校而发生的深刻变化；从中华学校历经荷治、日治、印尼独立三个时期的茁壮成长经历；从第一任校长，追述到历任校长以及老师们的丰功伟绩；从桃李满天下到精英人才辈出；从“红”“蓝”两派之争到“九·三O”事件后被迫关闭，乃至改名苏丹阿贡学校……如一项一项侃开去，何止连篇累牍。这里只想以一个离开母校长达六十多年的学子，满怀激情地拥抱母校、漫侃母校。

所以取名“中华学校”，除了表达华侨大众对“中华”两字深深的情结外，还包涵多层含义：

一是1901年3月，印尼巴城（今雅加达）中华会馆创办的第一所华校，就取名“中华学校”，标明其学制和课程属于现代化学校，有别于旧式“之乎者也”学堂和私塾。影响所及，后来先达和印尼各地相继创办的学校，大多也取名“中华学校”，即从一开始便确定了学校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二是中华学校面向当地全体华侨华人，不归哪个宗亲社团主办。成立董事会，主持管理校务，这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董事会由华侨华人各阶层和各社团代表组成，经费由华侨华人社会募捐。教育资源惠及全体华侨华人子弟。教学用语采用国语（即普通话），打破地方方言的局限，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大融合大团结；

三是课程由简到繁、由低到高，因地制宜。从培养华侨社会所需“能写会算”人才而设置语文、算术算盘开始，逐步发展到常识、历史（中国和外国）、地理（中国和世界）、几何、代数、英文、印尼文（巫文）、公民、尺牍、音乐、美术、手工、体育等等，这些课程，既突出德、智、体全面发展，也贴近社会和贴近将来回国或到新加坡等其他地方深造的需求。

中华学校的创办，对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提高先达华侨华人社会的文化素质和凝聚力，影响深远。回顾历史，人们对陈顺丹、李元亮、陈明春、曾中和、陈大钓等一大批热心教育事业的乡贤和荣利商号等的远见卓识和不朽功绩，始终怀有很深的敬意。没有他们对教育事业的热心和执着，众多华侨子弟很可能无法摆脱文肓的羁绊，更不可能走上成才之路。他们的光荣名字和不朽业绩，不仅已铭刻在中华学校大礼堂的纪念碑上，也牢牢地铭刻在先达众乡亲的心上。

校长队伍精英荟萃。他们是不同时期不同年代华侨文教界的佼佼者（个别例外者不在其列）。

第一任校长林赳候、黄建中（二十年代）、张资谋（二十年代）、张寿仁（三十年代）、周寒生（三十年代）、戴臣清（三十年代）、雷霆（三十年代）、李荫峰（1941年）、郑子经（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代理校长）、陈洪（1946年）、徐剑冬（1947年）、黄剑峰（1948年）、林伯丛（1950年）、邬松风（1950年）……

这一大批校长殚精竭虑，主导了学校的沉浮。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己载入校史，后人永远怀念他们。

教师队伍来自五湖四海，非常精干。有来自国内的，有从新加坡、马来亚应聘来的，有印尼各地慕名来的，但绝大多数是本地本校培养的。他们自学成才，无高学历、高文凭，但他们从实践中学会和掌握超乎他们学历和年龄的文化知识和教学技能。学而不厌、诲而不倦、教学相长，不因循守旧，善于引导学生大量阅读课外读物，让学生在知识海洋里徜佯，赢得广大学生的尊敬和爱戴。

这批老师和他们培养的学生，在关键时刻都能挺身而出，迎接挑战。

面对日本侵略者，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积极参加筹赈会募捐活动，支援祖国人民抗日战争；有的干脆奔赴祖国抗日战场，有的则在巴人、胡愈之等革命文化人的领导和影响下，就地参加抗日地下组织和活动；在学校，老师学生不分意识形态和政治派别，同台高唱“大刀向敌人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

战后，老师和学生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成为当地华侨社团、学校、报社等的新生力量；有的投身于印尼人民独立斗争，共同抗击两次荷兰警卫行动，有的从事商业活动，事业有成，慷慨解囊，资助印尼发展经济，谱写华侨和印尼人民融洽合作的新篇章；有的回国深造或直接参加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工作，他们受到祖国和人民的器重和培养，在新中国党政部门承担重要的工作，为华侨社会、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中华学校和先达乡亲的光荣和骄傲。

回顾中华学校发展壮大乃至鼎盛时期的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张让三、施翼鹏、沈成玉、洪友文、陶润鸿、王定一等乡贤的名字。正是在他们的推动和斡旋下，才促成了中华、国民和华侨三校的合并，使中华学校成为当时先达规模最大、师资力量最雄厚、学员最多的学府，从而奠定了先达文教事业的坚实基础。

但是，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红”“蓝”两派争夺中华学校的斗争更加白热化。从国内聘请的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校长，违背了中华学校从建校伊始到鼎盛时期—贯坚持的“有教无类、兼容并蓄”的教育方针、好同恶异，悍然开除了一大批进步教师和学生，引发学潮。从此学校陷入混乱。再加上育才、华侨、民众等学校相继成立，特别是1958年4月，中国国民党印尼总支部及其所属各分部被取缔，更使学校雪上加霜，校务学员日益萎缩，影响力也日薄西山。这不能不说是中华学校发展史上理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政变，所有华侨社团、报社、学校被取缔，甚至严令禁止使用中文，中华学校也在劫难逃。

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求生存，为了教育后代，中华学校几度易名，最后取名苏丹阿贡。苏丹（伊斯兰国家君主的称号）、阿贡（崇高、伟大）。

而今印尼已改朝换代。被禁锢了三十多年的华文学校、报纸、社团已重新开放。绝大部分华侨己加入印尼籍，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华族。苏丹阿贡秉承原中华学校“有教无类、兼容并蓄”的教育方针，与时俱进，并经印尼中央政府教育部批准，增设涵盖经济、会计、经营管理等学科的经济学院，使苏丹阿贡学校成为苏北西玛龙昆区教学水平卓著、师资学生力量最强的颇具规模的综合学府。眼下，学校拥有一百多名教师和教授，二千多名华族和友族的学生。教学语言为印尼语，同时开设一定课时的华语和英语。

世间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历史不能重复，也不应该重复。时代变了，主客观条件变了。原中华学校那套教学模式和课程发生很大变化，这是时代的要求。华族子弟和其他族群的子弟在同一个校园里接受教育，和睦相处，这有利于华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融入主流社会。华文和华人文化在印尼社会根深固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先达乡亲，特别是老一辈乡亲十分怀念“中华学校”这个名称，这是可以理解的。如征得当地政府批准，恢复原名，则皆大欢喜。如若不成，继续延用苏丹阿贡这个名称也无妨。毕竟时过境迁。

当务之急，就是把校务和教学水平提到更高层次，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以造福华族社会，促进华族与各友族之间的和睦关系，共同发展，再创辉煌。

本《相册》集中刊登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中华学校百年华诞庆典的照片，是对《先达照片》的重要补充。两册在手，中华学校百年史便跃然纸上。这是对母校最温馨、最珍贵的纪念，令人欣慰。

摇篮和熔炉

雅加达  桑明

先中，我们的摇篮，我们的童年在这里度过。

我们在这里读书识字，接受中华文化的哺育，即使在日治时期也没有中断。

日治时期。许多失学儿童在街头游荡，但先中在日本军政部管制下还开办几班，收容一部份学生。记得那时的校长是李荫峰，教师有古继铮、高泉峰、范淑贞等。老师上课时唯一的教具是手上拿着的一根藤条。老师一味要学生朗读课文、背诵课文。李荫峰校长还一个个把学生叫到校长室。（也是他的寝室）背诵课文，然后在学生的课本上打分数。

日治时期的奴化教育不可能学到什么东西，但背诵课文使我们牢牢铭记着祖国的语言文字，也因此掌握一点基本的阅读能力，有可能寻求课本以外的知识。虽然那时所能看到的书只是一些连环图画、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神怪小说等，但偶然会看到适合儿童看的健康书籍。那时我唯一看到一本好书，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著，夏丏尊译的《爱的教育》，这本书使我从蒙昧中第一次领悟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体会到什么叫做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恋！至今还有一点印象。

先中，我们的熔炉，我们的青少年在这里度过。

战后，华侨总会接办先中。这时，我们已经是初中学生。教导我们的除了老一辈的老师郑子经、陈琼瑶、徐剑冬、陈洪、陈三友、张尚志等老师以外，还有几位年青教师：宋凉赞老师教我们语文，采用课外教材，让我们睁开眼睛看看校园外的世界，认清时代的潮流；王谦宇老师教我们唱歌，寓音乐于教育，激发我们爱国热情；郑钦美老师教我们美术，介绍中外艺术家的作品，引导我们走进瑰丽的艺术殿堂。我们就在这些老师春风化雨的滋润下成长，坚定的信念在这时凝成，对美丽理想的追求从这里起步，但是正当我们充满青春活力、充满对未来的憧憬时，1947年荷兰发动警卫行动，荷军战领了先达，先中也随之变了天。新的董事会辞退十多位教师，新来的校长黄剑峰，教务主任严雪，训育主任李秀白掌管学校行政权，学生自治会为了抗议校方排除异已，反对校方实施党化教育，出版两大壁报，号召同学罢课起来抗争，这就是先中有史以来第一次学潮。当然，同学们这一行动为校方所不容，于是报警取走壁报，并逮捕壁报负责人。记得那时我和黄文和、黄文钦等同学到李秀白家交涉，要求取回壁报时，被警方用吉普车把我们押送政治部录取口供，接着学治会全体执委被开除学籍。我们班在那学期正好是初中毕业班，离毕业只差一两个月，我和同班同学文和、文钦、静海、泗来、务成、英香等只好提早对先中说“拜拜”了。我一直保存着那份由校长黄剑峰签署的开除通知书，视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可惜在后来几次搬家时遗失了。

虽然在1951年林伯丛任先中校长时，一部份教师重返先中，夺回这块教育阵地，但为时短暂，在当时政府的压力下只好退出先中，一些教师还为此吃上官司，被判处三年预约徒刑。

从1948年算起，离开先中至今已六十一年，在时光的河流中回首看看，先中已经离开我们很远很远了。

2007年3月，先达乡亲在先中礼堂举行世界先达同乡联谊恳亲大会，舞台上的对联写着：“人隔万里仍念情，树高千尺不忘根”，道出了先达游子的心声。为了响应先达乡亲的召唤，我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老先中踏进了日夜思念的先中。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已经改头换面的礼堂，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妇，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强作欢颜地迎接我们。

这那里是我们的先中？心中泛起一阵说不出的失落感。

寻寻觅觅，走遍每个角落，再也找不回昔日先中美丽清纯的影子，唯一能唤醒记忆的是那块见证、记录先中历史嵌在礼堂墙壁的大理石碑文，那碑文记载着先达先贤创建先中的经过，告诉后代子孙先中是先达华族前辈用他们的心血凝成的文化遗产，即使在多次改朝换代的动荡局势中受到冲击、折腾，她仍然屹立在先达市中心。虽然，她的外貌已经改变，学校性质也已变成印尼学校，但她在受过先中母亲哺育的先达游子心中是永远斩不断的悬念，每当回忆起先达的陈年旧事时，一定离不开先中。

先中，你永远是我们的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