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百年华诞 颂中华学校 厦门 吴健如 一提起咱们这所百年老母校,我总感到心潮澎湃、情绪激荡。因为她与我童少年时代的生长紧密相联,又对我青年时代人生取向的影响至深。她就是一座推不倒、抹不掉的丰碑,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又从1945年末至1948年,先后两次就读于中华学校,上过高小及初中二年级,最后共六年。这段时间,正如黄书海所言是“中华学校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内部矛盾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应当说,中华学校这时正处在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祖国正进行着烽火朝天的解放战争;印尼争取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印尼华侨社会民主爱国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每一个华侨青少年,在思想上都会有所思虑,在政治上都会有所取向,我们这些受到革命思潮熏陶,又阅读过大量涌进来的革命作家——鲁迅、巴金、毛泽东、艾思奇等作品影响的青少年,面对社会上这股波涛汹涌的民主爱国思潮更是感到欢欣鼓舞。而中华学校在那革命热情激荡的年代不仅为社会、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人才,它本身也吸引并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与教师。他们是一个战斗团体,不仅为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在社会上还从事大量公益事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组建各种社会团体——青年联合会、职工会、妇女联合会等。在我的记忆中,彷佛竖立着一系列优秀教师的塑像,他们是巴人、郑子经、李国海、郑钦美、宋凉赞、伍焕沾、陈斯刚、黄妙贤、王谦宇等人。对他们的音容笑貌、举止谈吐,习惯动作与特征等等,有些人我仍记忆犹新,有些人则已模糊不清了。 郑子经是我们任期最长的老校长,对先达的教育事业可说是竭尽毕生精力。他那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孺子牛精神是有口皆碑的。他生活俭朴、淡泊人生,从校长到副校长,又到校长,几度沉浮,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名次,不追求名利;他待人诚恳、热情,十分体贴人、信任人,善于用人。1950年,我从棉兰高中肄业回先达,一时又回不了祖国深造,便去找老校长商量。他劝我先到他当时主持的华侨中学执教,并安排我担任适合我特长的课程,在老校长的关心下,我在实践中与教师生活中学到了不少有益的知识,大大丰富并提高了自己,对我以后走向新的人生征途大有好处。郑校长对学生要求既严格,又慈祥。他对学生讲话,总是谆谆教导,和言悦色,从不厉言训斥。上课时,我经常看见他悄悄地巡视各个教室。有一次我们班级后排一位同学不专心听课,却埋头偷看小说,郑校长悄悄地走进来,从后边把那位同学的小说抽出来,放在他的书桌上,轻声说:“你爱看,就放在桌上看吧,免得伤了眼睛。”让那位同学羞愧得无地自容,以后再也不敢在上课时偷看旁的书了。 李国海是一位朝气蓬勃、浑身充满活力的青年教师。他的身影必然出现在每逢周一学校举行的“周会”上。周会固然由郑校长主持,但在校长致开会词后,第二位讲话的总是身为训导主任的李国海。这位在抗战时期跟随并保护巴人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士,讲起话来总是激昂慷慨,神采飞扬。他妙语连珠,时而诙谐幽默,时而严词厉色,对一些弊端与丑行大加抨击。他讲话时,常伴以丰富生动的表情与手势,且来回走动着,让台下学生的眼珠子随着他来回移动。 在周会上,最后出现在台上,又总是我们熟悉的王谦宇老师。他是中华学校文艺活动,尤其是歌咏的总负责人,周会都是在我们所熟悉的颇为堂皇、大气的礼堂前举行。学生按班级排列在礼堂前的地面上和相连的大操场边上,讲台则是比地面高出三四个台阶的一块平地。在校长和相关教师作完报告后,王谦宇便出来指挥大家唱校歌。校歌是新编的,由郑校长作词,作曲者则为王谦宇老师自己。整首歌曲抑扬顿挫、昂扬激越,大家越唱越有劲。王老师个子不高,但他经常竖起脚跟,挥动着双臂,哼着曲子,有力地、坚定地指挥大家齐唱。同学们也群情激昂,歌声响彻校内外,引来了围栅外边不少听众……王老师还经常领着大家学唱从国内传来的解放区的革命歌曲。这时候,同学们唱得更来劲了。王老师在传播与推广先进的革命文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周会末了,还经常安排一些能歌善舞的同学登台表演,展示他们的文艺才华。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莫过于张福英的独唱了。她歌喉婉转甜美,一些中西方高难度的女高音歌曲她都能唱出来,着实叫人惊叹。平时只能在电影或唱片里听到的女高音发出的天籁之声,却在这座小山城里,在中华学校就能听到,真是幸运极了! 在谈到中华学校所拥有的“灵魂工程师”时,我不能不提到一位无法从我记忆中磨灭的人,那就是巴人。作为一位当时苏岛华人文化与思想的领军人物,巴人在中华学校任教时间十分短暂,仅一学期而已。由于当时我们初中二班缺乏语文教师,郑校长亲顾“茅庐”把他请来担任我们班的语文教师。而身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家、政论家,他能“屈尊”来我校任教,这件事本身就显示出他的人格魅力,说明他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充分体贴华侨的难处与需要。在课堂上,巴人并没有像一般教师那样“照本宣科”,他只朗诵其中一些精彩段落,课文的其他部分则要我们自己阅读,让我们自己去体会,分析其中含义。他却围绕着课本向我们讲述了许多书本外的知识,例如作家及作品的处境、历史背景、作品的价值及意义等。只要一上巴人的课,全班同学——不论是一向景仰他的红派,还是对他怀有成见的蓝派,无不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我不知道大家是出于对他的尊敬,还是摄于他的威望,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讲课的理论水平之高,逻辑之严密,说服力之强,足以让大家听得兴致盎然,必恭必敬……他鼓励我们要多读好书,先从小说等文艺作品读起,再去涉及政治、哲学方面的书籍;要从各种书籍的阅读中吸取于已有用的养分;要善于学习,勇于思考,学会处世做人。最后,还要从书本中学习语言,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与写作能力……巴人在中华学校的教学工作虽然短暂,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精神遗产。作为学生与晚辈的我,永远不会忘记巴人和李国海两人那光芒四射的形象。特别是由于他们都有着轰轰烈烈的前半生,而后半生却悲剧性地“熄灭”,只能令人扼腕叹息,却令我加倍怀念他们! 俱往矣!回首中华学校百年历程,她曾经辉煌过,也曾暗淡过,更有过蓬勃发展的时期,真令人感慨万千。看今朝,中华学校已是桃李满天下,从她怀里走出来的莘莘学子及精英,已遍布全印尼、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我们怎能不为她的百年华诞而纵情欢唱,高歌赞颂呢? 一位先中学子的感怀 福州 林秀兰 先达中华学校是一所具有辉煌悠久历史的学府,1909-2009今年是创办一百年。作为该校一学子的我,除恭祝母校百年华诞之庆外,并致以感激母校培育之恩。 我是丁宜人,读书时间不长,学历不高。自小学至初中曾在三间学校就读。第一所学校是丁宜中和学校念小学。记得每间教室的两扇玻璃窗上贴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警语。就是这两句话误导我们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一头栽进死胡同里。从不与外界接触不谈国家大事,思想上禁锢了我们整整六个年头。 第二所学校:小学毕业后,父亲把我送进棉兰美国教会主办的美以美英文女校。学生中有黄、白、黑三种人,观念不同,难于沟通,彼此排斥,更不说团结友爱了。全是优柔文雅的女生,在美国的月亮更大更圆的洋化教育下,思想更麻痹了。最可恼的是地理课文有一篇谈及中国,把满清时代的长辫子讥为“pig tail”猪尾巴,侮辱中国人是猪。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几次向父亲提出转学华文学校,得不到允许,只好把气泄到死啃课本上,结果以优越成绩从二年级越跳四年级,父亲的奖励我并不以为荣,反而感到郁闷,迷茫。学期末结束日本南侵,停学了。 第三所学校是先达中华学校。我之所以特写前二所学校,目的是相比之下,突出先中之不同点。是我撰写这篇拙文的主题。这时的我,是最阳光,最绽放,最开心的时期,也是我人生的起跑点。 1945年日本投降,人们欣喜若狂,各地华校纷纷复办,失学三年多的学子,如饥似渴,兴高采烈,重返学堂。先达中华学校亦迅速复课并附设初中班。先达有“苏岛延安”之美誉。战后民主运动比其他各地起步早,节奏快,运动蓬勃发展。我、伍护德、苏松仁、李明龙是丁宜第一批慕名到先中就读初中的。我先到新慧级,他们后到春潮级。没有宿舍暂居我大哥家一段时间,他们数学好,我英语有底取长补短,互相探讨,和谐愉快。 一走进校门,老师们和霭可亲的笑脸,学子们欢歌笑语,一派朝气勃勃的新气象,呈现在眼前,让人耳目一新。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灿烂的阳光,浓郁的气息充满整个校园,象徵着先中美好的明天。 担任初中部的老师有郑子经、黄文泉、陈洪、陈丽水、张谷和、曾文等等。小学部有陈斯刚、伍焕沾、宋凉赞、林少青、王谦宇等等。他们在日侵时参加抗日斗争。在这具有爱国思想的学府里就读。正如当年国统区进步青年奔向延安,投考抗大的心情是那么的激动和兴奋。今日我同样是抱着充实自己、锻炼自己的愿望来到先中,有此机会实感有幸。 先中的老师们,在战后新的形势下,打破旧框框循规蹈矩的旧教学制度,为造就有用人材,他们用亲身经历,精辟言论,由浅而深的方法进行教改,指导学生学习联系实际;启发学生认识社会、服务社会;让学生了解国与国之间的发展趋势;进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我在学习过程中,领会、体验感悟出先中的教育精神。 同学们,由于日本的摧毁,失学了三年有余,多是超龄,程度参差不齐。但大家都很珍惜,努力夺回失去的时间,分秒必争,责任在心,以求早日共同达到初中水平。班里勤奋刻苦的学习风气蔚然成风。 老师们在校里,谆谆善诱,孜孜不倦的教课,课余在外是民主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部分同学在校内踏踏实实学好各科,完成作业,在外跟随老师参加社团活动,成为新生的力量。 我初到先中时,思想上很幼稚一片空白,茫茫然。记得当时要交日记或周记作业。我很苦恼,因没有实际内容,经常胡编应付了事,随着时间渐进每天所见所闻,频繁接触,点点滴滴,潜移默化,溶进了新思想新潮流的大溶炉里。在先中二年的短暂时间里,既增添了学识,又拓宽了眼界。对国内外大事,民主社会问题看得更明朗更清楚了。 离校回丁宜后,继承先中教育精神,投入民主爱国运动。从印尼到国内,我始终是一名教师,直到退休。现在我已是八旬老人。当年在先中所获得的丰硕成果直到老用之不尽。 母校啊!是您培育了我,让我有了智慧和力量;是您给予了我,让我有了希望和理想;是您指引了我,让我认清正确的方向。 母校啊!您百年培育出千千万万的学子,今日已成为一根根坚实耐用的栋梁! 这是您的荣誉,您的骄傲! 百年老校
两度读书 香港 林叔明 三校合并之后,在中华学校读初小,教室在教学楼下。记得曾被推选参加校运动会的百米赛,却糊里糊涂地在场外“观赛”。好彩没参赛,否则肯定名落孙山。 日本投降后,插班海燕级,已是高小毕业班,升读初中时,教室是木板,在学校的前左侧,后来搬入大礼堂的右后教室。在“先中学潮”时被开除。 百年老校里,培养人才无数,当有不少优秀教师,希望有心人追忆成文发表。 永远的思念 雅加达 邓新荷 值此原先达中华学校百年华诞,再看看《先达照片》,它唤起了我对年轻时期的记忆。从照片中,我又见到了已不在世的老师、同学。 见到了郑钦美老师。日本投降后,中华学校复办了,我在高小部第一年级。在班会上,班主任郑钦美老师给我们班级命名为‘海燕级’。他说:海燕在辽阔的天空中,在狂风暴雨中勇敢地展翅飞翔……希望我们像海燕一般坚强、勇敢。 两年的小学生活,我从幼稚到懂得认识现实、懂得真理。当时我们同学‘红’蓝两派明显对立,但大家都很佩服和尊敬我们的班主任。虽然我们思想上,对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在班会上因为政治观点不同有辩论,但大家都会听老师的话。为了班集体,我们始终团结一致。 小学毕业了,郑钦美、王谦宇老师离开先达到香港达德学院深造。宋凉赞老师也离开了先达。我们多么惋惜老师不能再教导我们。 中学时期,由于师资缺乏,我们的学习是不够全面的。陈宏伟老师曾经当我们的语文教师。教给我们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养成我们写日记的习惯,也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他处处为别人想得多,为自己想得少,这一点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我们完成了中学课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路:继续升学、走进社会。陈老师讲:继续升学是幸福的;走进社会也是值得骄傲的,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锻炼。要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加油。他在我们的纪念册上的留言是:“坚强勇敢的人是从钉子堆中站起来的!”这一赠言,永远激励着我们向前走。 走出校门,走进社会,我和好几位同学到丹南农民学校教书;黄石明同学任校长。当时,我们也得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郑钦美老师到了抗美援朝的前线!我们可以想像那里的艰苦和危险。 我们在农村,晚上在煤油灯下备课、改卷、学习,还不停地摇动双脚驱赶蚊子,喝着带泥土色的井水,这些算得了什么?我们每晚还得教夜校的职业青年,每星期一节的音乐课,我们让学生唱“雄纠纠、气昂昂……”的志愿军歌曲。 我在北京《通讯》上得知黄石明、王羡琦同学去世令人悲哀的消息。黄石明同学很能干,在丹南农村工作其间,校内校外的事都干。我们初出校门,在工作上他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离开农村后,他回中国大陆,我回先达工作,从此没有再见面的机会,真是遗憾! 在《先达照片》中,见到了我们参加庆祝国庆的游行队伍,羡琦同学是领队,那时他多么健康、庄重、严肃,没有平时爱笑、爱闹的模样。我也记起了他美好的歌声,他的‘黄河颂’在我脑海中回旋。 时间就这么无情,带走了许多老师、同学,《先达照片》会给我们对已失去的留下永远的思念。 《先达通讯》100期小统计 应读者要求,谨将《先达通讯》100期有关数据统计如下: 《先达通讯》1998年11月1日创刊。 投稿者 151人(其中多次投稿者为数不少) 文 章 678篇(约二百多万字) 捐款赞助者 95人(其中有多次捐款者) (注:因名单篇幅太大,从略,谨请鉴谅) (林瑞玲) 不务正业的愉悦 书海 每年九月中旬,仁强树西照例来京颁奖。临走时,仁强顺手递给我一张类似名信片、又比名信片小的印刷品,“明媚时光”(Glamorous Youth),几个大字映入眼帘。开始我并不在意。后来发现背面写着即使带老花镜也看不清的密密麻麻几行字,借助放大镜才看清:“明媚时光”是一部电影片名,描写香港一对男女中学生谈恋爱和到大陆发展的故事。 此片曾先后参加香港国际电影展、慕尼黑国际电影展,并入选亚太地区电影展提名,近日还将在香港百老汇电影中心公映。 关键是下面几行字:出品人:张仁强、监制:张雯(仁强之女)、编辑、导演:翁子光,令人惊奇。搞房地产和炒股是仁强的正业,搞电影显然是不务正业。顿时也让我想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有几位先达人罗列(王立达)、陈斯泉等从事电影事业的事。罗列是武打演员,曾经红极一时,可能也是印尼归侨在香港电影界取得成就的第一人。很可惜,他2002年10月只有六十岁,便英年早逝。 而今,先达人张仁强和女儿张雯站在更高的起点上涉足香港电影业,且已经拍出令人瞩目的处女作,可喜可贺。看他们的架势和财力运作,在香港电影业不会浅尝辄止。只要有好的剧本,好的投资环境,相信事业会越做越大。观众,特别是先达观众,拭目以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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