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归侨的故事》（九十三）
铁窗遮天日 汗青留丹心
——父亲黑婴在爪哇华侨集中营的日子
作者 - 蓝素蘭（梭罗河） ——原载《难忘烽火岁月》（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题记：值父亲黑婴（张又君）诞辰100周年和世界人民庆祝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际，仅以此篇，寄托对父亲无限的敬意与无尽的哀思！
（一）怀念
今年是父亲黑婴（张又君）诞辰的第100周年，在天上的父亲，您好吗？在没有您的日日夜夜，女儿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您啊！ 每当看见有人带着年迈的父母到茶楼饮茶吃饭、每当看到身边朋友的父母九十多岁依然健在，女儿的心就充满悲伤。父亲77岁就与世长辞，女儿痛惜父亲实在太早离开人世。 对于父亲，女儿无限感恩。女儿感恩父亲和母亲一生相随、一路相伴、白头偕老，给了女儿一个幸福的童年、一个温暖的家。如今，父亲已远去，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想起来，真是心如刀绞，无限伤悲。 听母亲说，我小时候，父亲常常抱着我到外面听鸟叫。我想，那应该是我刚刚出生才几个月的事吧，因为我知道，父亲曾因抗日“罪名”，被日寇视为“敌性华侨”而被抓捕，投入华侨集中营达三年半之久。在日寇投降，父亲重获自由后写的《华侨集中营回忆录》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 “我睁着眼睛，望着比人高出一倍以上的铁窗 ......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朦胧地睡去了 ...... 在梦里，我还是在我的小小的家里，抱着出生才八个月的可爱的女儿。但是，沉重的钥匙声响起来了，那样的刺耳，我给铁的声音唤醒过来，世界已经变了样，我的 女儿呢？我的朋友呢？国歌，《满江红》，这庄严的歌声离开我们远了，远了 ...... ” 危难时刻，铁窗烈火中，父亲仍在想念我、呼唤我，我感到无比感动和幸福！ 如今，我在思念天上的父亲，正象当年父亲在集中营里想念我一样。此时此刻，我泪流满面，象当年父亲呼唤我一样地呼唤着他 ...... （二）被日寇视为“敌性华侨”
父亲原名张炳文,又名张又君，一九一五年三月五号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棉兰市,祖籍广东省梅县。 父亲一度是名震南洋的华侨作家，早年是个才华横溢的文学才子，1932年，父亲只身回“唐山”到当时位于上海的暨南大学求学。求学时期就以后生可畏的姿态闯入上海文坛，发表了量质均可观的一批短篇小说和散文，当年，他只有十八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自上海重返棉兰,任《新中华报》总编辑,从事抗日宣传。1941年7月，父亲自棉兰到爪哇岛巴达维亚（现雅加达市），在新创办的《朝报》工作。 《朝报》一出版，就致力宣传团结抗日，反对法西斯独裁专制。因此，编辑部四个人（创办人董寅初伉俪，外勤记者黎瑞格和父亲），都上了日本总领事馆的黑名单，被视为“敌性华侨”。 日寇攻占缅甸、马来亚以后，荷属苏门答腊、爪哇和其它各岛笈笈可危。爪哇岛上空，出现涂着太阳 徽的机群；雅加达的夜晚，不时响起了空袭警报。父亲和编辑部的同事在黑布遮掩的电灯下，紧张地工作，坚持出报，一直坚持到日军进入雅加达市的前一天，才分 别离开报社，携带妻儿避居万隆乡间。 1942年3月，爪哇岛全部沦陷。大家在乡间，消息不灵，身无积蓄，生活困难。到4月，未 见动静，黎瑞格一家先走出乡间，回雅加达去了。几天以后，父亲母亲和刚刚几个月的我也返回了雅加达。原以为平安无事，不料，第二天一早，一辆吉普车开到我 家门前，跳下两个日本宪兵，直闯进来。带他们来的是《朝报》经理，脸色铁青，不敢正视父亲。就这样，父亲被捕了。 那年，父亲26岁，母亲怀有身孕，年仅19岁的母亲那时的艰难，可想而知。 （三）饥饿 苦役 疾病
宪兵的吉普车把父亲押送到雅加达市干东圩监狱。在爪哇，日寇搜捕的目标是被他们称作“敌性华侨 “的侨领、侨团负责人、从国内来的文化人、新闻工作者等。从每天例行的报数声中可以听出，关在这里的已有一百多人，同父亲一同奋战的《朝报》创办人董寅初 和外勤记者黎瑞格也先后被捕了。 和父亲同牢房的是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著名华校巴城中学校长、著名华侨教育家、爱国侨领司 徒赞先生。难友情深，父亲和司徒赞先生从此结了生死之交，直至司徒赞先生离世十年之后，父亲还对老友念念不忘，写了文章《司徒赞 —— 其人其诗 》来怀念当年在华侨集中营共生死的难友。 集中营是一个可怕的地方，饥饿、疾病、苦役、殴打时时威胁着阶下囚徒。爪哇是“鱼米之乡”，几 百年来没有饥饿，这生疏的名词现在和战争一起来了！父亲告诉我，在集中营里，他们吃的是白盐，红米，菜汤，或是用“三亚粉”做的“浆糊”，或是一块重量不 到二百“加蓝（印度尼西亚语geram,意即“克”）的面包。很久以来，难友们每天都饥肠辘辘，已不知肉为何物，连椰子油也没有。最坏的时候，他们得吃木 瓜汤，许多年老的人，吃了无法承受，晚上泻肚子、痢疾马上就来了。 在那饥饿的、被损害的漫长的日子里，父亲和难友们还得像牛马般地工作，在烈日之下种菜、浇水、挑肥料，掘防空壕，背米包，开山路……他们曾经在强烈的太阳下，一连做八个小时以上的园工；也曾给载重车送到七八公里远的地方上山开路，这样的生活，大家咬紧牙忍耐着….. “有一天我们会胜利的，那个时候应该轮到他们来尝这种日子了”！大家这样相互鼓励着。 “哭有什么用？”一位难友大声地说，“要给敌人耻笑的，我们要永远不屈服！” “是的，吃这一点点苦算得什么？想想我们祖国前线浴血的将士吧，我们今天的遭遇，还比不上他们所受的苦呢。” 难友们一面做工，一面这样地交谈。一说到胜利，很容易会联想到恢复自由和敌人变成俘虏，于是在汗珠迸流的赤黑色的脸庞上，大家总算露出了一丝笑容。 咬紧牙根，束紧裤带，一天又一天。许多难友病了，痢疾猖獗肆虐，苍蝇在病人的脸上、手上、身上爬着，而难友，却连动一动的气力都没有了。 每天，看见棺材静悄悄地由死者的同伴用两轮车推出去，有的时候一天八九个。为什么死去的？营养不足、肺痨……可是百分之九十是痢疾，还有连医生也诊断不出的疾病。 和恶劣的环境战斗着，难友们还是满怀着信心和希望。有位年长难友病了，他笔直地躺在破旧的椅子上面，眼睛呆滞，说话的声音抖悸着：“我的年纪已经不少，我是不怕死的。不过，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屈膝投降，那样，我死也瞑目了！” （四）通过印度尼西亚看守输进报纸 在狱中，大家都因爱国抗日获“罪”，命运相同，所以彼此没有什么隔膜。难友们在促膝谈天中，相 互了解不少情况。但是，没有报纸看，是最痛苦的事。于是，父亲及几位做新闻工作的难友，提出能否通过监狱里的印度尼西亚看守，偷偷搞进报纸来。这个想法， 得到多数侨领赞成，如丘元荣、庄西言、陈兴砚、寿崔焰、廖子君等。不过，在日军监狱里干这种事，危险性很大，万一出事，以日军的残暴，后果可想而知。但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还是打通了一位印度尼西亚看守。这位看守见钱眼开，不止答应为难友传递家书，还答应以每份报五盾钱的报酬带报纸进来。 日军占领下的雅加达，有一份军部全权控制的日文报纸《共荣报》，是利用原《新报》设备出版的。 不过，《新报》原编辑人员有的被捕，有的逃避，办《共荣报》的则是另外一批亲日文人。拿到报纸以后，大家不懂日文，只能从版面上的汉字猜测，找到零星信 息。为了避免危险，不能不秘密阅读。报纸是由两三个人负责看，然后指定一个时间，向一小部份人报告，再由听过报告的人，回到各房间向更多的人再报告。在报 告新闻的时候，有专人先行“放哨”，如果有日本人来了，马上通知，大家就迅速散开化整为零。三年多中，日本人有时似乎也知道营里传着消息，可是总找不出消 息的来源，真是无可奈何！ （五）刚出世的二妹被抱进牢房见到了父亲
在雅加达干冬圩监狱度过了近一年的日子以后，父亲及难友们被转移到雪冷港的雪冷监狱。从爪哇各地来的“敌性华侨”全部都集中在这里了。 雪冷的监狱修建于荷兰侵占爪哇初期，年代已久，显得阴森森的。一进去是个大院子，中间的大水 池，是供洗澡、洗脸、洗衣服用的。水池后面，有一扇大铁栅，里面就是牢房了。这牢房很大，临时用木板在睡炕上加了一层，一百多人全挤在这里，阴暗又潮湿， 生存条件比雅加达干冬圩监狱差多了。 但是有一件事却让难友们十分高兴，那就是看守宪兵宣布，可以给家里寄明信片了，同时，每月的第一天，家属可到雪冷监狱来送一次衣物。 父亲被捕时，母亲已怀有身孕，此时，母亲已平安生下二妹。母亲的娘家远在棉兰，音讯不通，想到 刚刚二十岁的母亲，孤身一人带着我和刚出生的二妹，父亲牵肠挂肚、十分心痛！天高路远，母亲能来吗？父亲既期盼，又心疼母亲的艰难。父亲把明信片发出去之 后，就焦急地等着回音，同时眼巴巴地盼望下月一日的到来。 到了那天，听见看守高声叫着难友的名字，看见他们一个个领着包裹进来，自己却冷落地孤坐一旁，父亲甚感凄清落寞。 突然，在叫喊声中猛地传来了自己的名字。这一声叫喊震撼着父亲的心！ “她终于来了！出乎我意外的是，她不止送来衣物，还抱来了出生不久的女儿！这个出世才几个月的婴 儿，是唯一进入牢房见到亲人的家属。但是，她只张大眼睛看我，还不知道人世间的痛苦。当我从日本宪兵手中抱起只有十几磅重的女儿时，又高兴、又难过！日本 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多少灾难和痛苦！”父亲出狱后，在他的《华侨集中营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六）被关押在万隆国际集中营
父亲和泗水、三宝垅、井里汶、万隆、苏甲巫美……各地被捕的抗日华侨，足有八百人（其中有三宝垅侨领张添聪等人），后来都被集中关押在万隆近郊芝玛圩的国际集中营。 万隆是爪哇岛的一座名城，荷兰殖民者在近郊芝玛圩建造了一个占地很大的兵营，现在被日本人改为集中营。在父亲到来之前，这里已关进了约八万名欧美侨民，全部是男性，妇孺关在另外的集中营。八万名左右的白种人中，荷兰人占绝大多数。 万隆集中营天地比较大，日夜都可以在营地行走，或脱光上衣在室外晒太阳。八百名华侨中，多数参加早操，锻炼身体。 这时期，美军开始在太平洋反攻，并取得胜利。集中营里的荷兰人，显然在偷听联军电台广播。他们 的收音机放在非常秘密的地方，不单日本人不知道，营内八九千人中恐怕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被日寇称为“敌性华侨”的中国人，有联络员跟他们联络，一有消息， 就很快地传出来了，而父亲及难友们从日本文的报纸上得到的消息，也交换给他们。这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干的事情。为了报纸而受到日军酷刑的，在芝马墟有好 几个，有些最终生死不明。不过无论日本人的刑法如何残暴，勇敢的人还是有的，这是法西斯主义者最感到无可奈何的事。 （七）胜利归来
万隆的爱国华侨，关心集中营的难侨，想方设法，给了难友最大的接济。他们利用中国人的年节，或日本天皇生日的机会，要求送食物慰问。这样，难友们有时可以收到猪肉、牛肉、蔬菜、面包、白糖等等，改善几天伙食。 随着战局发展对日军越来越不利，集中营难友处境也越来越艰难，伙食极差，几乎不见大米，每天吃番薯粉或苞米糊，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年老的难友有些支持不住了。大家只有以胜利在望，自由有日互相鼓舞。 1945年的春节来了，八百名集中营难友怀着期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心情，度过了自己民族 的节日。春节过后，照样吃浆糊般的主食，照样上山挖坑；在路上，街上的店铺、车辆、行人，依然是老样子。不过，在集中营里，日本宪兵打人、骂人的现象减少 了，走路的样子不那么神气了。最有意思的是，有的荷兰人，在父亲和难友们面前伸出两个手指，比划成英文字母的V字，大家脸上同时露出会心的微笑。 胜利终于到来。9月，盟军在爪哇登陆，日本的占领结束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在集中营不胫而走， 难友们个个欢欣鼓舞！万隆华侨商会为迎接难友出集中营，做了许多准备工作。1945年9月15日,集中营铁门打开，大门顶上的太阳旗降落了，日本宪兵消失 了，在万隆华侨代表的欢呼声中，八百多名集中营华侨难友步出大门，终于恢复自由了。 （八）汗青留丹心
父亲重获自由后，立即口诛笔伐，控诉日寇法西斯罪行！他出狱一个月后，1945年10月24 日， 即在印尼《生活周报》刊登了他的第一篇题为《死亡线上》的回忆华侨集中营苦难生活的文章。此后连续七期的《生活周报》，都登载了父亲分别题为《老人们》 《铁窗的忧郁 》《 西冷的黄昏》《苦役 》《在山中》《我的大学》《我们的秘密》的反映被日寇称为“敌性华侨”们不畏日寇强暴，堅持到最後胜利的偉大精神和日軍残酷迫害愛國華僑知識分子的殘暴罪 行的文章。 父亲恢复自由的第二年 ，1946年1月26日， 印尼《生活报》登载了父亲在华侨集中营的一篇诗作。 这篇题为《海的怀念》的诗，是父亲于1944年5月在狱中写的，诗中极尽抒发了他渴望自由、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坚信胜利一定到来的革命情怀： “这里有蜿蜒的水， 这里有起伏的山， 这里有温暖的窑洞， 这里有老少同欢！” “早上我用河水洗脸， 我吃的是黄色的小米饭， 我在百姓群中学习， 我在战斗的熔炉中锻炼…… ” 暗无天日铁窗中，父亲如此憧憬着革命圣地延安！ “我记起了： 信念，不变的信念—— 我悄悄地等待， 有一天会挣脱这条锁链—— 我要重新回到 ——那海 （本稿张大永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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