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华校友通讯 目录
书海手记： 1945年印尼共和国宣布独立后，仍延续荷印政府政策，承认中国国民党在印尼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在雅加达设有总部，在几个大城市设有直属分部和分部。那么1958年，苏加诺政府为什么突然宣布在印尼的中国国民党为非法政党并立即取缔？ 原因是：1955年印尼主持召开历史性的万隆亚非会议，台湾蒋特策划谋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结果把中国政府包租的印度克什米尔号飞机炸毁了，多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外国记者葬身于纳土纳群岛海域。由于谋杀周总理的阴谋未得逞，蒋特和印尼当地的国民党特务还追杀到万隆。这件事极度触怒了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军方。为了保卫周总理和各国领导人的安全，印尼政府付出很大资源。 亚非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中印关系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应邀访问印尼的中国各类代表团络绎不绝。为了保证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尼的人身安全，为了遏制蒋特在印尼兴风作浪，印尼政府采取简单而不计后果的措施，除了取缔国民党外，还接管了各地亲国民党的学校。这下打击面就无限扩大，伤及无辜。 所谓接管，就是由印尼政府中央战时最高掌权者机构设立的学校管理委员会来接管学校的主办权，即所谓“参沙子”，在原董事会成员和学员中都加入了印尼官员和学员，并改变教学课程，以教授印尼文为主，华文为辅。 印尼政府这一举措严重伤害了当地华侨的正当权益，破坏了华侨传统教育事业。为此，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总领事馆和各地领事馆曾向印尼有关方面提出交涉，指出蒋特毕竟是少数，受牵连的亲台湾学校也是少数，不能把各地所有亲国民党的学校看成培养国民党特务的学校，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此外，各地被无辜接管的学校也纷纷向当地政府提出维护正当权益的交涉。 我当时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当印尼文翻译，曾经亲身经历和见证这一事，有必要向读者提供上述背景情况，以资参考。 1958年后的中华学校的变迁 印尼 沈华英 1958年11月5日，印尼政府通过所谓“中央战时最高掌权者”机构（PENGUASA PERANG PUSAT TERTINGGI），属下的“学校管理委员会”（PANITIA PENGURUS SEKOLAH）开始封闭并接管全印尼所有亲台湾的华校。因为PPS是“管理学校委员会”的简称，故当年就把接管的前华校统称为PPS学校。据说当年被封闭接管的所谓“右派华校”全印尼超过200所，受影响的学子超过16万人。 PPS学校的校长由军方战时掌权者指派，原校校董及教师可继续留任，经费依旧由原校董负责。PPS初期仍允许华语教学，即1959年至1962年。当局规定校中具印尼公民身份的华人子弟必须搬至印尼民族学校上课，不许在外侨学校上课。 直到1962年，苏加诺总统通过战时最高掌权机构颁布一法令，称为（PERATURAN PENGUASA PERANG TERTINGGI REPUBLIK INDONESIA NO.2 TAHUN 1962）取代1958年第022号法令，亦即取消PPS学校制度。 1960年，中华学校在任“校长”伍天佑将前往美国深造，是以到棉兰欲聘请当时正执教于“南安中学”的谢潜芳代任，由于南安学校一时无法另找文史教师，故无法接聘任职，但谢潜芳推荐：郑保殷（台大机械系），李达明（台大土木工程系），吴侯仲（台大经济系），李瑞龙（台大医科），陈兆良（政大新闻系）到先达任职。 1961年6月，郑保殷等五位教师辞职回棉。中华学校董事徐炳星之女徐美兰二次到棉聘请谢潜芳接任，谢仍无法就任。后由涂志超（台大哲学系）就任PN.SEHATI一心中小学校长。 1962年底，涂志超辞职，徐美兰再次至棉兰聘请谢潜芳。1963年谢潜芳始受聘为（一心中小学）校长至到1966年辞职。任职期间增设高中部，且高中第一，二届在任期内毕业。奠定中华中小学校继续设立高中班的基础。直到1976年为止，除棉兰SUTOMO，三山，南安，卫理诸校以外，外埠华裔学校中，唯有先达中华学校办立高中班。 当年董事会组织原是1958年成立的董事会，成员如下： 董事长：除炳星，黄贻昌；文教：章达文，章达桓；财政：李树桂；监察：叶锦宗；董事：陈贵川；秘书：古继铮（训育主任）； 政府立案董事：第一主席：蔡文炎；第二主席：蔡铮炎；第三主席：伍福添；财政：章思国；董事：李金星 （董事名字或有遗漏，还请知情者添补上） 当年董事组织为“集体领导制度”，校长固定出席董事会，参与共议，并报告校政措施。每三个月开一次会议，若有特别事故可增开会议。诸董事时常到校巡视上，下课秩序、整洁等各方面。 由于当年鸠收的学费甚为低廉，每学年不敷的经费十余万，因而谈不上任何设备，不敷之数由各董事认捐，最后尚差的款目则由徐炳星及黄贻昌补足。当时董事们热心社会教育的精神，诚为可嘉。据知自1958年以来，学校不敷之经费即由在任的董事资助，迄至1967年。 （另述：1964年第一主席蔡文炎任期届满，由伍福添接任。时值印共声势膨大，印尼文“晨光日报”（SINAR PAGI）首先在报上攻击学校及谢潜芳，再由棉兰“民主日报”“苏门答腊民报”译成中文刊登，攻击谢为“台湾特派员”，学校中上中文课，采用台湾出版的课本。施行学生军训操练（课前晨操如：头及颈部运动，手、脚部运动，弯腰，深呼吸等）。呼吁政府封闭没收“中华学校”，前后五次攻击，使谢多次被军、警部门调去审查，被禁止离开苏北省。学校处境岌岌可危，董事会频频开会商讨对策以保存学校。幸得棉兰社会人士如：丘庆轩，丘志衡，张煊，沈瑞义，邓国治，严文柏，文嘉农等设法与棉兰教育局，军政部门沟通关系。再由棉兰谢的友人赖世星，萧晶华两位的帮助，苏岛岛际司令及军区司令俯允正式成为“先达中华中小学校”的监护人及顾问并予以保护。自此，所有报馆中止对谢潜芳和学校的激烈攻击，对谢潜芳亦不再调问审查。当时岛际司令特地发给谢一张通行证，若有事故，任何时间可出示此证到其办公室或住家谒见他）。 学校处于四面楚歌中，谢潜芳和诸董事齐心团结各尽所能，学校才不至于被封闭、被抢夺接管，终于平稳度过“九·三0”事件前后的恶浪。 “九·三0”事件过后半年，谢潜芳遂辞去校长职务，离校经营家私店生意。由孔永升暂代一段时日，过后则转交与印尼校长A.S.PINEM，待伍天佑美国归来后始接任校长职务。谢离去前，曾和伍福添商议发公函邀请一批社会青年，加入扩大董事会，旧董事则照旧。新董事名列如下：姚永坚（前校董姚雪村之子），施启光（前校董施翼鹏之子），徐福成（校董徐炳星之子），李智和，李锦麟，张慕礼，郑施培，林锦春，莫彬新，许德明（或有遗漏）等人，新董事统称为“协助委员”。 1966年，由于幼稚园教室不敷用，便由李远山为首的数位董事捐资改建，增加教室，旁列的楼上数间从1958年被政府征用的教室，也在伍福添任职期间，向政府交涉收回。 1968年，政府教育部颁新法令，批准无国籍籍民办立“特种民族学校”，由叶锦宗任董事长。故当时“一心中小学校”亦称为“克难特种民族学校”，所有董事照旧。学校主席伍福添任期满后，改由蔡铮炎接任。 “克难特种学校”学生人数剧增，故增聘前“南安中学”教师到学校任教，如：丘思澄（福建集美中学），马毓平（台大建筑系），钟蔚华（梅县中学）。以后再加聘：林荣珠（台大外文系），孔令绮（台大化工系），张社锐（香港华南神学院哲学系，谢潜芳的老师）。所以当时有中华学校是“四代同堂”之说，因所有在校的台大生都是张社锐的学生。而之前张老师历任“苏东中学”“三山中学”“南安中学”高中文史教师，1995年于雅加达逝世。“克难特种民族学校”时期，谢潜芳只担任两班的国文课程。 当时教师阵容堪称苏北第一，因棉兰苏东中学JAMBI街之校舍于“九·三0”时期被占领，“南安”亦被占领部分教室，“三山”及“卫理”教师阵容也在青黄不接的时期，而其他外埠学校还没办立高中班。 1972年董事会改组，由徐福成接替蔡铮炎，伍天佑主管校政。古继铮，谢潜芳及所有从棉兰聘请的教师离去，伍天佑由棉兰另请李森林（上海国民大学文学系，亦是谢的业师），丘庆轩（某大学），尢树意神父（神学院毕业，乃谢的高中同学）。 伍天佑为留美大学生，自有其广博学识及卓越见识，是以PN.SEHATI学校在苏北华校中，保持一定的良好声誉，办立相当完整的高中课程，在国内或回台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也逐年增加。 1975年起，苏哈托政府严厉执行“同化政策”，颁布所有华校改制为印尼国民学校。禁止华文课程，中国籍学生必须搬至印尼国立学校就读。每班规定华、印学生参半，否则不准开班，以加速达到同化的目标。 一时这些学生及家长难于接受这项法令，学校极其纷乱，学校当局者与市长及教育局长发生歧见，当时教育局长进驻校内，接管教育行政权，学校当局只许掌管财政事务方面事宜。 以后，不知何故伍天佑与教育局长发生冲突纠纷，伍被军警扣押不放，事态严重。市政府下令的条件是要董事会解聘伍天佑，则纠纷平息，否则，将全面接管学校改为政府国立学校。市长曾召集所有董事及协助委员会到市政厅开会，给予一个小时商议能否议决解聘伍天佑在校职务。经过诸董事商讨后，决定集体在市长面前写辞职信，辞去董事职位。唯有蔡铮炎（当时不在先达）及章思国两位辞职，至此事态演变成僵局。 棉兰方面教育界及社会人士为了保存学校不被政府接管，乃决定请叶锦宗，郑师培下棉商量组织新董事会。接受免去伍天佑的职位的条件，以平息学校与市政府及教育局之间对立的现状来挽回学校。棉兰方面的人士答应将鼎力协助。 于是，取代的人选一致指明有较高学历，在教育界具有履历，与中华学校也有相当深远的渊源，和苏北各地教育界亦有熟悉交情的谢潜芳。叶、郑由棉兰回先达后，便约谢面谈。 叶锦宗，郑师培，李拱照，洪映雪及一些叶老的朋友在幕后支持。希望谢潜芳复出，然谢已离开教育界多年，在商场经营，故表明再也无意插手教育界事务，叶先生等人至感失望，然仍约定日期要谢随同到棉兰与棉兰人士再做商讨。 1976年8月24日，谢与叶，李，洪一同下棉，张煊遂以电话召集邓国治，沈瑞义，丘庆轩，丘志衡，严文柏，文嘉农到他家会谈。这些长辈中有谢潜芳小时候的校长、中学的老师，都是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或是社团社会工作者。在诸位长辈一致劝导之下，谢再也无法推辞，只好勉为其难，答应组织董事会，保存学校免遭政府接管。以后半年里，谢与叶先生等三位，及谢本身也多次独自下棉与张煊等会谈。 由于当时报章上刊登伍天佑是犯了“颠覆罪”（subversif），故社会上一般人都不敢加入董事会，深怕牵连到政治问题。谢与叶，李，洪曾经四处物色新董事人选，登门邀请过不少社会人士，结果全都婉拒，以生意为理由，不想插手学校的事情。期间，章达文、章达桓虽帮忙却也推荐不出人选来。 1977年3月7日，邓国治一日三次紧急电话，说是棉兰教育局长一行人与先达市长，教育局长等人已在不拉八开会，以彻底解决 P.N.SEHATI及政府之间的纠纷，正式接管学校。回程时将停留先达，主持此接管事宜。故催促这三天内务必成立新董事会，如果组织不成，棉兰人士将放手不理。情势危急，不能拖延。 当晚八时，叶老给谢一小时做最后决定，由他出来组织新董事或任由学校被政府接管。至此，谢只得答应。叶锦宗推出儿子律文，李拱照推出女婿尢祖发，加上莫彬新，许德明与谢共五位。1977年3月8日，叶，李，洪，莫，谢下棉到谢国治家。邓接收带来的证件，并答应将尽快处理好须呈交政府各部门共十五份的申请书。邓对谢说：“九·三0”前后，你尽了一份心力保存了学校，这是你第二次挽回学校。谢回答：希望不要有第三次！！（不料此语成谶，于1999年第三次着手全面处理将学校交付黄元根等新董事后，就此辞退。） 按照政府法律规定，当时唯有未辞职的第二主席蔡铮炎有权甄选新任董事，故所有十五份申请书需由蔡签名法律上才生效。而后蔡拒绝谢的建议出任第一董事的职位，却自选“监察”一职。（蔡的父辈“明珍”店号蔡仁隆几十年来出资捐赠教室，资助学校不遗余力，为众人所敬重。蔡铮炎后来因秉公监督学校食品部投标一事（当时谢在外地工作），被迫离校。） （另述：谢几经一番深刻考虑，始勉为其难接受，深知教育工作责任重大，必须全心全力而为，而当时正值从商，难于分身分心。叶先生答应谢无法全职驻校不能勉强，得先申请成立董事会保存学校为重，待以后局势稳定了，大家不再惧怕，方逐渐争取热心教育的校友来壮大董事会。目前挂上谢的名字，暂由莫彬新处理事务，反正当前教育行政权仍被教育局长接管，谢只要每天抽一两小时到校巡视即可。谢回忆起曾无限感慨；最后一小时决定出来挽回“中华学校”不受政府接管，改变了学校的命运，先达人士未必会领情感激，但若放手不理断送了学校，社会父老及知情人士将会归罪于他。） 政府推动的“同化政策”日益强制，由印尼学校转来的印裔学生不够凑数，只能设法从孤儿院甚至附近乡村的原住民孩子找来，给予半费甚而全免的优待。此学费不均无法统一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999学年，由沈华英策划统一了长达二十年华裔学生和印裔学生学费不等的问题。 （另述：这是沈离校前为学校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当时内中几位董事，连同高、初中及小学部皆为印裔的校长们齐齐反对，认为此举肯定引起印族家长不满，继而将引发难于控制的纷乱局面。沈再三衡量利弊，终于在沉稳的过程中顺利地结束了长久以来因种族问题造成学费不均的风波。） 76、77年代，新一批华裔大学生甚少，其中曾聘请当时的实习医生Dr.ALPIN HOZA,MM（目前先达VITA INSANI医院的院长）。于77年至81年初他转入医院全职服务后，才停止生物科目教学。谢等人多次到棉兰也难聘请得合适人选以主持校政。而谢一时无法脱离商场再全心致力教育工作，况且当时校政犹受政府教育局长驻校处理。故谢安排新董事人选如下：荣誉董事长：叶锦宗、李拱照、洪映雪。第一主席：尢祖发 第二主席：莫彬新 第三主席：叶律文 秘书：许德明 财政：谢潜芳 监察：蔡铮炎。（此安排引起当年各界极度的不满，皆希望谢担当第一主席兼任校政工作） 77年3月18日，全体董事将律师事务所公文及数份政府部门的公文呈上，经市长一顿训话后回校将公文交与伍天佑，伍答应移交，要求给三天期限以便处理一些文件事务。 自此P.N.SEHATI学校由谢潜芳更名为PERGURUAN SULTAN AGUNG（政府规定必须更换校名），而隐喻“保家卫国”的利剑和“知识强国”的笔杆并列的校徽亦沿用至今。当时高中校长A.M.SIAHAN。初中校长B.SINAGA.（后由 CHAIRANI SIAGIAN接任，今为JUNAIDA NASUTION任职）小学校长ISMAIL LUBIS及HOTMAN SITOMPUL 幼儿园校长SONTINA PURBA. 由于新董事第一次的会议，秘书处并无记录，只凭谢记忆略述如下：一、采用“集体领导制度”。重要事项由董事会议决策，再由执行董事执行，驻校董事如有新措施，可召集董事会议商讨、决定。二、每月至少有一次集会，意在沟通不致散涣，希望尽快合力实现伍天佑及新董事的办学计划。三、政府法律规定，五年为期一任，董事职位最多两任轮流更换。四、设法分设董事会、秘书处、事务处各自的办公室，却又连成一气，成为学校的神经中枢。五、董事每周到校视察。每月最后一日全体到校开会。六、学校收入全寄存银行，驻校代表仅有权支出一万盾，超出此额应由财政及主席依次签准才能支出。所有开支单呈交叶律文存查。支票由驻校代表填写，财政签号，主席签号，叶律文签号并记录银行开支簿。 隔日，叶锦宗提议将会议议决译为印尼文，到律师处录成董事会正式的章程，然谢认为仅得六名董事免此麻烦，待扩大董事会后再详细议定章程，这可说是谢的失误，因为除了谢曾在教育界参与董事们共事多年，其他四名董事并不曾在教育界真正服务过，或曾担任过实质的校务工作，因此对校政事务的认知、惯例以及处理方式难免有歧见。 （另述：为此，谢对于章达文、达桓、叶锦宗三位忘年交的父老曾经语重心长，出于对华裔教育的关注所做出的抨击，以及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评论下，迫不得已的再三说明： 一、SULTAN AGUNG学校董事会是在关键时刻仓促间成立，以后将逐渐吸取知识分子加入董事会，俾成为主办教育的完善机构。 二、目前校政尚由教育局长接管，董事会只有处理财政、事务方面的权限，故暂由莫彬新为驻校代表，以后再物色合适人选。（1980年学校向政府申请回教育行政权。82年欲回）校执校政，被拒。） 三、董事会采用集体领导制，分工合作，一切校务实施由董事会议议决，故挂上谁的名字无甚大碍，况且议决在案，职位最多两年，以后轮流担任。 四、现届董事，将尽快完成伍天佑留下的办学计划。） 根据历史经验，老一辈董事极为重视学校与社会的体育活动，对当年伍天佑举办气魄宏大的“全苏北华裔学校学生运动会”赞赏不已，催促谢尽力发展体育运动。认为先达前韩江曾培养出李远辉篮球国手，后来韩江没了，如今SULTAN AGUNG也应该效法培养好球员。以后的确也裁培出少年组国手吴奕铁。 SULTAN AGUNG篮球队在官成孝、洪金发培训下，两年多的时间，使校队甲组篮球队名列苏北二强，女队名列四强，乙组为全苏北冠军！男篮曾代表苏北省篮总到泰国参加国际比赛，乙组亦有入选为苏北篮总球员，到耶城参加全国乙组篮球联赛。乙组教练前为体育主任华佑贤，后由体育主任叶金水担任。 当年学校常邀外地球队前来或回访做友谊赛，观摩球艺，推动社会活动。曾有五次外国篮球队前来先达比赛，分别由棉兰PANIN银行洪深总经理，及棉兰“ANALISA”报社社长苏进达先生报销经费。 每回大赛，除本市各部门政府官员应请到场观看以外，更有来自：奇沙兰、亚沙汉、三板头、丁宜、新邦帝卡，甲汶也海，巴敢各地篮球界人士及球员受邀而来，场地爆满。至于当年阵容不小的学校铜鼓乐队则由华佑贤、杨桂虹主持。其他羽球、乒乓队也都在培训中…… 由于有些人对此持不同意见诸多流言干扰，导致叶体育主任常为球赛事受阻挠而心灰，加上谢常年头痛不愈远至台湾治疗一段时日等因素，1982年，谢遂全面放下体育活动工作交与尤处理。 后来乒乓队球员梁伟健、徐汉兴、许德璋、李泽科等人慢慢地解散了，篮球队也逐渐没落，以后甚多大赛已无法参与，辉煌一时的篮球运动终于沉寂了下来。 （另述：1981年间，谢赴台湾治病时，曾与当时十余位到台湾就读的学生聚谈，并归纳他们的意见如下：中、英文程度先达我校与棉兰各校程度相等（中文在1975年才被禁止）。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在程度上，要比棉兰SUTUMO、三山、卫理学校来得低，比台湾本地生更差得远。先达学生连最普通的实验仪器或化学药物都不懂，上实验课常不知所措。由于这方面的程度偏低，造成这些学生即使追赶功课也谈不上好成绩。 由以上学生们的意见，谢知道数学、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必须尽快设备，再聘请高素质的教师来任教，才能逐渐提升水平。 82年，谢正式向董事会提出到校任职，职务是校政和着手设备理、化，生物实验室，并逐步筹备将开设电脑课程。因当时棉兰有些学校高中部已开始了电脑课，而校务仍由莫彬新主理。然经其他四位董事开会讨论，被拒。通过许备明的提议最后议决为：学校只准莫彬新一人驻校包揽一切事务，而校政则交由印尼校长处理。此举有失慎重，误以为事务相等于“办教育”，事实上以任何一人的微薄能力实不足独自担当办学重任。更何况基于学识、经验、思维、决策，魄力等各种因素…… 缺乏远瞻的轻率决策，导致后来长达十年没有召开过董事会的现象，以及学校教学水平一直迟滞难于提升。） 鉴于薪火相传的教育任重道远，谢亲自拜访先达黄智文做一番会谈，对他学识、处事经验，人脉关系等各方面实力的认可，希望将学校重任交与黄先生，由他重振学校校风、教学、纪律等已日渐松弛的问题。黄允诺出任，并于接任后随即捐出为数不菲的钱款改建学校三楼右座，用以增设理、化、生物实验室。 董事会经过一番商讨，四名董事同意于1999年9月份的数日内，相继在政府公证处正式辞职，主席一职交与谢潜芳（循法律程序，只有主席方具改组董事部的权利）。同年11月19日，谢潜芳正式于政府公证处签署移交并请辞。当时政府立案新董事第一主席：黄元根/HASAN WUAYA，监察：蔡建材/JOHN SE，秘书：陈来发/RIDWAN CHANDRA。 以下录取自《了要丹阿贡（前中华学校1909--2009）中小学校百年校庆历史纪念相册》： 会长：黄智文（2004年退出），饶朝联。 顾问：姚文发，郑钟亮，洪国量，许百全，叶律坤（2010年退出），吴益汉。 监察：蔡建材（2006年退出），刘启华，章思国（2006年退出）。 督学：谢潜芳（2000年退出），李华征（创办苏丹阿贡高等经济学院兼任该学院院长）。 财政：陈振庭（2004年退出）。 体育：张增坤。 附注：几经思考，虽自认所记乃属翔实，然局限于学养浅陋，深信难免有所疏漏或偏颇之处，是以恳请知情的社会人士愿助我一臂，补充或修正该资料，以期即使部份校史因我而无法臻于完善，然能以先达祖辈们本着教育初衷坚毅的办学精神，尝尽筚路蓝缕的艰辛，跋涉一路的曲折坎坷，而书写呈现给后代子孙，或能激发励志代代无私接棒，肺腑之言也。 自2000年我离校过后，一度迁居外岛，如今虽返回棉兰定居，却从不过问校事，故对十多年来有关学校校政、教学等诸项的更新进展不详。在此恳切企望当年任职而今仍在职的董事会秘书：陈来发先生愿不吝执笔编述，从而有望将中华学校校史延伸向未来意义深重的第二个百年…… （以上学校资料部份取自谢潜芳先生遗稿，“前中华小学校百年校庆历史纪念相册”，前中学教师、同学、学校教职员等，而有关PPS的资料则承蒙棉兰孔智璋老师供给。） 电话里的“春树暮云”还在继续 黄书海 上期《先达通讯》发表的“春树暮云”直抒情怀，引起一些读者的共鸣。于是打来的电话，继续“春树暮云”。 福州九十高龄的林秀兰大姐说，这几天福州很冷，我是躺在被窝里给你打电话：你的文章，题目很好。文章里提到的先达那些老前辈，老熟人，也引起了我对他们深深的怀念。你文章中提到的几位蓝派人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李智和，当年我在先达中华学校念书时，他曾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个儿不高，很精干，能言善辩，经常和铁生辩论，不知后来怎样？ 我说，当时在学校，他和铁生是“死对头”，个儿一般高，经常因政见不同，而辩得脸红耳赤，但他们一直保持“君子风度”，只动口，不动手。周围旁听的同学，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时而鼓掌，时而起哄。现在回想起来，太有意思了！还有，更有意思的是，后来铁生和智和竟然变成了亲家。这点你可能不知道。 我一直认为，先达华侨之所以分为红蓝两派，这是历史造成的。但只要他们曾为先达华侨的福祉做出过贡献，为促进先达华文教育事业付出过努力，都值得我们怀念。 她说，我很同意你的观点。我再提一个人，不知你还记得不记得：张华天？ 当然记得。这里我先给你讲一个小插曲：1947年“警卫行动”时，华天和文泉、国胜三人从荷占区要到印尼游击区。临走时，他为了安全起见，把自己写的一本日记，交给我二哥树泉保存。我翻阅过这本日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误认为这是巴人的日记。因为他的笔迹太像巴人的字体。其实王谦宇老师的笔迹也很像巴人的笔迹。在闲聊时，谦宇老师曾说过，当年先达有些年青人很崇拜巴人，就模仿巴人的笔迹。 她说，“你说的这一段，我过去不知道。但我一直很感恩华天这位同班同学。我是丁宜人，到先达念初中，在新慧级认识了华天，接触并不多。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脾气火爆，遇到不顺眼不顺耳的事，他就会拍桌子，吹胡子瞪眼”。 “多少年以后，我们邂逅广州，他却变成了柔情满怀的华天。当时，他在广州经营一家建筑装修公司。他知道，我被分配到华侨农场，生活较苦，在家庭遇到困难时，他曾雪中送炭给予资助”。 “有一次，我应龚瑞花邀请到广州华侨新村，他得知后，派车来接我，请我吃饭。吃完饭，他说，今天你不必回龚家，我派车让洪清庚陪你到花县华侨农场见李碧玉。临上车时，还叮嘱我，见到碧玉时，千万不要提及她女儿遭不幸的事。你看，他是不是很心细、很柔情”?! 我说，离开先达以后，我没有见过华天。他病逝后，我曾多次到肇庆，见到曾文、浮莲、宝蒂。宝蒂姐多次谈及华天回国后的经历，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坎坷不顺”。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华天是属于先下海那一批，他脑子聪明，敢作敢为，没几年功夫，公司初具规模，业务蒸蒸日上。为了找个可信帮手，他特意把在花县华侨农场务农的洪清庚调来公司，既解决了清庚低收入问题，又减轻了华天的工作负担，两全齐美。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华天的生意如日中天时，他却被肝癌夺走了生命，悲呼，哀哉！ 说到这里，秀兰也十分难过。她说，“在花县那一晚上，她和碧玉同睡一张床，谈了一宿，其情其景，至今还在眼前。华天很善解人意，没有他的精心安排，我是不可能有机会和碧玉长谈叙旧，你说，是吗？所以我很感恩华天！ 秀兰大姐是性情中人，心底善良。谈到华天的好处时，有几处突然哽噎起来。 我为此感叹，道德的力量，真是“润物细无声”！ 接着，秀兰把话题转到陶雅贤身上。一提起雅贤，她的情绪就欢快起来。她说，前几天刚给雅贤通话。雅贤是个乐天派，每天都邀左邻右舍到家聊天，还共进午餐。生活得很滋润。德华一再叮嘱，不要把雅容逝世的消息告诉她，其实她早就知道了。她说，十三个兄弟姐妹中，现只剩她和雅兰，暖昌是她的堂弟。 她说，雅贤成天嘻嘻哈哈，没有忧愁，可能活过百岁。她的大女儿，原是羽毛球运动员，现担任羽毛球裁判员，未成家，和妈妈住一起。晚年，有女儿身边陪伴，食住无忧，雅贤感到很惬意很满足。 秀兰话兴正浓，又把话题牵到张爱群那里。她说，我和爱群是在福州菜市场邂逅的。真有意思。从此，我们交往频密。现在爱群搬到美国小儿子那里长住，只能靠电话联系。爱群这辈子，没有吃过多少苦，年轻时就嫁给福州文化局长老干部，育有两男一女，生活美满。 她说，爱群其实很想回福州来，因为国内有许多老朋友，老熟人。在美国除了陪伴未成家的小儿子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可聊天的。最近她到移居美国的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也深感孤独寂寞。 我说，六十年代初，我在驻印尼使馆工作时，见过她爱人。他率领福建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尼。一面之交，没有深谈。但至今还有印象。 爱群四姐妹，长得很漂亮。大姐爱兰，嫁给中联部的林克胜，多有来往。二姐爱香，嫁给萧邦豪，留在先达。小妹爱娥，是我小学同学。后来我到棉兰《苏门答腊民报》工作，她在棉中念书，半工半读，每天下午到报社当校对。几乎天天见面。 1954年我调到驻印尼大使馆工作。1958年出差棉兰领事馆，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爱娥，让我大为意外的是，她已成了姚光兴的太太。六十年代他们乘接侨船回国，工作生活很不顺。光兴和爱娥，先是被分配到华侨农场务农。后为了照顾侨干，光兴被安排在华侨大厦搞行政，爱娥被分配到三元里招待所，搞后勤服务工作。 光兴因喉癌病逝后，爱娥带着两个女儿移居香港。她曾邀我家访。在光兴的姐姐资助下，她的生活还不错，把两个女儿培养成材。九十年代初移居新加坡。从此断绝联系。没过几年，便接到噩耗，说她也因癌症走了。真是“红颜薄命”！ 爱兰走后，爱群曾来京探亲访友。这是她四十年代离开先达后，事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和我在北京见面。其实她并不认得我，或认不出我，只从爱娥那里略知我的情况。相反，我对她在中华学校念书时的清秀模样还有印象。她，风韵犹存。 我和铁生曾多次请她吃饭，还邀请她到寒舍家访。彼此畅谈了很多往事。增进了了解。后来，她到美国探亲，我和铁生还在克胜家与她视频聊天。她一再表示，很想回国，很想念国内的亲友。 秀兰说，她也经常和天津张桂昭通话，无所不谈。关于她的情况，以后再聊吧，耽误你很多时间，对不起啦！ 我说，见外了。能有机会聊天，这才是最宝贵的。 她说，是啊，过去还有个铁生可以长聊，现在只剩你一个。 我说，德华也常这么说。唉，活着真好！ 刚刚失去爱妻的德华也常来电话和微信，借以排遣内心的失落和孤寂。我也礼尚往来，安慰和鼓励他，继续下去，这样或许可以尽早摆脱情感困境。他说，“春树暮云”那篇文章也勾起他对故人无限的回忆。真所谓：“如梦依稀忆旧情”。 他说，看了铁生在天津养老院的近照和视频，不胜感慨！很可惜，离得太远，如每天能和他聊天，谈谈过去，例如我们在中华学校念书时成立的光头篮球队，或许会刺激他的美好回忆。 我说，清香每次都带《先达通讯》给他看，他认得字，还能念出声来。但是否理解？问他，他不答。 光头篮球队九名队员中，陈修庚、黄清来、周泗会、黄文钦、李承和、陈顺发，都已走了。现在世的只剩你和铁生两人。梁华坚是否还健在？ 我希望你能把这一段有趣的故事，付诸笔端，既怀念已故队友，又能给铁生看，如若你的文章能激活铁生的回忆神经，那将是功德无量。 今年春末夏初，你如能来京探亲访友，我们可以一起去天津看望铁生和其他先达乡亲。你意如何?! 北京<通訊> 第 178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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