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 达 通 讯 （第104期） 北京先达校友会 目
录 先达人的2009
黄书海 钟楼风云 邦 杰 荷治时期的殖民风光 日治时期的惨烈景况 华侨成立地下抗日组织 日本投降 印尼独立 进步华侨应对战后局面 先达“第一秘书”——邓衡山先生 饶铁生 《凤阳花鼓》歌里歌外 林焜辉 那些年苏联歌曲满天飞 林叔明 祝愿2010年给先达乡亲带来天天好心情！ 祝愿虎年春节给先达乡亲带来健康好运！ 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祝愿全世界人民享受更多温饱与和平！ 岁末回眸： 先达人的2009 黄书海 2009之于先达人，似乎是五彩缤纷、气象万千、好戏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份。 赤道线上的阳光也似乎特别眷顾先达这个美丽的小山城，特别眷顾在各地奔忙的先达人，使他们感到惬意和温暖。 2009上半年，先达人沐浴着时而和煦时而灼热的赤道阳光，一直沉浸在《先达照片》所激起的欢乐温馨的氛围中。一时间，先达小山城的故事、昨天和今天，先达人的足迹，包括你我他的经历和故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津津乐道。 有了这一层舆论造势和情感铺垫，2009年9月9日上午9时先达中华学校百年华诞庆典活动，更具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加光彩夺目。这是百年历史的第一次，是先达人的光荣和骄傲。人们可以预期，百年庆典活动，以及即将出版的中华学校纪念画册，对促进先达华文教育，促进华人大团结大融合，促进华族和友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真诚合作，必将产生深远重大影响。 先华校友会决定出版《先华校友园地》，众望所归，可喜可贺。陈永和主席给我发来邮电，邀我为创刊号写点文字，其时我正在香港、澳门、深圳等地旅游，未能应约，深表歉意。我想《先华校友园地》不仅仅为先华校友提供交流信息的平台，这个平台理所当然地面对所有先达乡亲，欢迎所有先达乡亲和校友投稿。永和，你以为然否？！ 北京《先达通讯》、香港《简讯》、印尼《先华校友园地》联起手来，为先达乡亲构筑联络感情、交流信息，团结合作的平台，这是我们编辑同仁的荣幸和福份。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 1965年“九·三O”事件彻底扼杀了华侨社团的存在，而后百分之九十九点几的华侨加入了印尼国籍，终于完成了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型。各种宗亲社团已不复存在，也不存在过去那种意识形态的纷争。意识形态也许可能残留在个别人的脑里，但已成不了气候。我很欣赏朝联总主席的正确判断：“新”、“老”公会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意识形态分岐。联谊会的资源可以共享，集体聚会可以共举。大团结大融合就是先达人根本利益所在。 有了大团结大融合，先达人就可以为促进先达华文教育事业、促进先达华人社会繁荣进步、促进先达华族与其他友族和睦相处，共建家园，甚至为促进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团结大融合的局面，需要所有先达乡亲好好珍惜、好好扶持、好好发展、好好巩固。 香港先达联谊会和北京先达校友会分别成功举办会庆十二周年，也给先达人的2009锦上添花。 告别2009年，希望世界金融危机一去不复返； 迎接2010年，希望世界企稳回升。 书海手记： “钟楼风云”是一篇难得的回忆文章。 两个月前，我电话向邦杰老师约稿，他欣然允诺。无奈，后来他因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来电话表示歉意。我则以保重身体，不要为文章操心相劝。 不料，11月下旬即收到此稿，铁生和我兴奋不已。我在深圳、香港期间，曾向谦宇、泗来、德华、文和等口头推荐这篇文章。谦宇说，邦杰平时很少动笔，能写出如此长篇文章，实属难能可贵。他们表达了想早日看到这篇文章的急切心情。 亲爱的读者，请您想象一下，一位耄耋老人，危坐电脑前，一字一句敲打出这篇长文，他的真诚和挚着，难道不令您感动和肃然起敬！ 文章字里行间，充满浓浓先达情，可以深切感受到作者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也是老一辈打捞记忆、留住历史的鲜活范例，谨请广大读者仔细品味： 钟楼风云 广州 邦杰 先达有座钟楼，座落在城市的西南角，是先达的政权中心，钟楼几度易主，反映了先达的一段历史。我亲历这几次政权更迭的历史瞬间，见证先达社会的变迁。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但那动人心魄的情景依然萦绕在我心中，一生难忘。 荷治时期的殖民风光 荷兰人统治时期，钟楼是市政厅的所在地，也是先达的政权中心，楼前旗杆上飘扬着红白兰荷兰国旗，楼对面是一座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右边是两座网球场和一座拥有跳舞厅的建筑物，称为“西马鲁温俱乐部”，后边是“先达旅馆”，往前是火车站，火车站对面是政府官员的住宅区，多是两层楼的别墅，钟楼后面是警察局和邮电局，另有一家叫“历顺”（译音）的百货公司，专营价格昂贵的舶来品，往前走是三支水公园、动物园和先达唯一的一座游泳池。当年俱乐部、游泳池和先达旅馆是不准有色人士入内，只供洋人享用，殖民色彩浓重，荷兰殖民者对钟楼及其周边的布局颇费心计，似乎想在这块殖民地的土地上也安排西方人享乐生活中的情趣。 先达是一个殖民地社会，市政厅的施政方针和管理体系都是以保护宗主国垄断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先达周边的大橡胶园、大茶园、大剑麻园，多是荷英垄断资本所有。种植经济是先达的经济主体，先达又地处苏东（今苏北）通往苏西的交通要道，也是周边地区土特产的集散地，因而市场繁荣，经济活跃。白天，巴刹一带，人来人往，喧哗吵闹，马车（sado）和小型客货车行驶于大街、榴莲街揽客，每逢月中和月底，园丘工人发粮（发薪金），休假的园丘工人拥进城里，更是人山人海，闹热异常。傍晚，华灯初上，南京街的大排档已灯火通明，有卖鱼生鸡粥的，卖炸豆付的，卖云吞面的，卖鲜蚶的。当榴莲、红毛丹大量上市时，就增多卖水果的地摊。南京街的夜市是先达人夜生活的一部分，三家电影院也门庭若市，看电影的，看海报的都有，而钟楼一带，入夜人静，凉风轻拂，不论是满天繁星之夜还是明月当空之时，都是游人或情侣们的好去处。社会安定，市场繁荣，治安良好，气候宜人，环境幽雅，都是当年先达的好声誉。 城里华侨居多，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设立甲必丹制度，委派一位华商任甲必丹，负责办理有关华侨的事务，其实甲必丹主要是代市政厅向华商、华人小贩征收各种各样的税赋。在政治方面，荷兰殖民当局打着西方民主的幌子，一方面允许华侨办报纸，办学校，成立同乡会和慈善团体，甚至允许中国国民党成立先达分支部；另一方面对华侨的正常活动给予诸多限制，明里暗里予以干涉，例如中国抗战初期，荷兰人害怕日本人，不准中文报《苏门答腊民报》刊登有关不利于日方的消息，不准华校继续开设《公民课》，不准民主的、进步的书籍和杂志进口；限制华侨开展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不过，一九三九年欧战之后，荷兰本土陷入德国法西斯手中，荷兰人的态度有所转变，对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较少干预。于是，先达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就开展得有声有色，除了学生募捐队的活动之外，筹赈会还经常组织大型的文艺晚会，体育义赛进行筹款，救济祖国的灾民，支持祖国的抗战。 但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破坏了人们的平静生活，日本侵略军挥师南下，相继进攻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次年三月初进攻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不足一星期，荷军不战而降，整个印尼沦入日本侵略军手中。 日治时期的惨烈景况 同年三月某日，日本侵略军不发一枪一炮而进驻先达，记得那一天上午，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突然间位于Kampungbantang的汽油库发生爆炸，滚滚浓烟直冲云霄，那是荷兰兵逃跑时放的火，人们意识到发生大事变，商店纷纷关门，人人急促走避，一会儿，有人向火车站方向跑，原来有人打开了火车站的货物仓库，哄抢仓库里的货物例如布疋、啤酒、面粉、炼乳、洋酒……等等，也有人低价收买这些货物，哄抢的人多起来，市面乱哄哄的，呈现一种无政府状态，幸好先达没有发生抢劫商店，杀人放火，大肆破坏的局面。傍晚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进驻市政厅“钟楼”及其他重要机构（包括先达监牢）。而带领先头部队的日本军官中，有一名佐级军官原是在先达大街经商的日本人，他熟悉先达的情形又懂印尼语言文字，不知在军政府中任何职务，后来见他主持先达的防空事务。 日军的进驻，表明先达的政权由殖民统治变成法西斯统治，先达的历史进入了战乱的时代。日本人仍以钟楼为先达的政权中心，在此设立军政府，钟楼前的旗杆上飘着日本的国旗，不多久，军政府把钟楼的足球场改建成日本式公园，建有日本风格的凉亭，左边建有数米高的纪念碑，西马鲁温俱乐部改成高级妓院，强制慰安妇为日本军官提供服务，大街尾段的雅兰hotel则被改成另一家妓院，集中一批本土妇女供日本士兵享乐。在网球场上打球的也是日本军人，进出先达旅馆的是坐小轿车的日本高官，火车站对面的官邸，住进了日本官员，历顺百货公司也关门大吉，店铺被一家日本银行占用，其他如警察局、邮电局都没有变化，而游泳池则向市民开放。 先达日本军政府的寿命并不长，只有三年半，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军政府除了没收荷英垄断集团拥有的大橡胶园、大剑麻园，控制战时战略物资外，就是大量印发日本军用钞票，强行从市民尤其是从华侨手中换取荷兰银盾及金属辅币，搜刮了大量财富；同时使用不值钱的军用钞票向华商、小商贩大量“购买”军需用品和军队生活必需品，以其掠夺的财富和物资来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主要的生活必须品如大米、面粉、白糖、油料、火水、香烟……等等加予管制，实行配给制，数量少质量差；又经常征用民间的汽车供军用，造成市面车辆更加少，土特产的运输受阻，整个经济运行处于混乱之中，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市盛行，投机倒把，偷窃猖獗，给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难，不少家庭因粮食不足，以木薯、红薯、玉米来补充，食油缺少，以初炼的难吃的棕榈油来代替，黑市白糖太贵，以土制的马达红糖来泡咖啡，没有肥皂，以辣手的木灰水炼制的肥皂来代替，没有进口香烟，以本地烟叶为主，加有玉米叶的手制香烟就成为抢手的烟制品，甚至出现了烧木炭为动力的汽车来运客。 日本人来了，并没有赐予印尼民族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而是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先达军政府更是别出心裁，在先达公园的凉亭上安装广播器，强令每一家商店每天派人到公园参加广播体操，事实上广播体操前后以印尼语反复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原旨，煽动敌视西方国家，我参加过几次广播操，亲历其境，深知其用意；华侨是敌国侨民，军政府施予高压政策，关闭一切华侨社会团体包括中国国民党分部、筹赈会及各地同乡会；关闭华文学校、华文书店，禁止发行华文报纸杂志，严禁华侨拥有枪支弹药、发报机及收音机，违抗者处以极刑。后来军政府又来一手软的，对华侨大讲“日中亲善”，鼓动华侨“拥护”汉奸汪精卫伪政府；又废除甲必丹制度以侨长制代替，负责管理华侨的事务；在市民中实行“联保制”，每十商户为一组，有人出入要报告，居民要办“良民证”等等。 华侨成立地下抗日组织 屠刀之下必有勇者。日军进占初期，棉兰、丁宜、先达等地的一批华侨爱国青年就暗中组织了地下抗日团体——“苏岛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抗）和“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进行地下抗日活动，用暗藏的收音机收听英国BBC电台新德里分台的新闻广播，把消息编成油印小报，报名几经改动，后称《前进报》，分发到各地的抗日组织及“读报圈”的爱国人士手中，及时揭露敌人的虚假宣传，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两个抗日组织的各地支部都开展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先达“反盟”支部在各行业的爱国人士中组织秘密的读书会如“健身读书会”、“家政读书会”等以及在组建篮球队的活动中都做得很出色，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青年，培养了人才，为日后的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然而，日本的特务机关并没有放松警觉，而是时时刻刻监视华侨的一切动向。一九四三年由于叛徒出卖，发生了“九·二O”事件，两个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抗日志士被捕，十余人被杀害，五十多人被关在先达监狱。敌人的血腥镇压没有扑灭抗日的火焰，幸免于难的抗日志士本着保存实力的精神，隐蔽在小城镇和乡村，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开展抗日工作。先达附近的马达原始村落——苏拉巴耶村，就是“反盟”重要成员的隐蔽据点，也是重要的联络点。 一九四四年初，美军在太平洋开始大反攻，先达也觉察到战事的极速变化，在棉兰机场遭到美国空军轰炸后，先达开始频繁地进行防空演习及晚间灯火管制，也见到日本军车频繁调动，种种迹象表明，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印尼的日本军政府封锁消息，人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投降的讯息，大约迟了十天之后，在棉兰出版的《苏门答腊新闻》（印尼文版）才奉命公布此消息，人们欢呼胜利，相互庆贺，苦难的战时生活终归结束了。 日本投降，印尼独立 二战结束了，而局部战争从未停止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苏加诺和哈达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告印尼共和国成立，而荷兰殖民主义者妄图卷土重来，重新奴役印尼人民，在英美的支持下，打着“盟军”的旗帜，以武力进攻几座港口城市如棉兰、泗水，印尼人民奋起反击，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先达，印尼各界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其中以号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势力最大，团结一致，占领钟楼，夺取先达政权，建立临时政府，成立人民军，指令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以防先达受到破坏。又是历史一瞬间，政权又一次易主，先达政权从此牢牢掌握在印尼人民手里，钟楼仍是先达的政权中心，钟楼前的旗杆上从此飘扬着印尼国旗，钟楼周边的机构如警察局、邮电局、先达旅馆等都由印尼政府掌管，而西马鲁温俱乐部则成为人民军的活动场所。随着局势的发展，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组织铁路工人、园丘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独立万岁”（Merdeka,Merdeka）。当时上街游行示威几乎天天都有，民族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一天，忿怒的群众包围了先达旅馆，驱赶打着“盟军”联络小组名义的几个洋人和安汶兵入住先达旅馆，大声呼叫“滚回去，滚回去”。人越来越多，先达公园一带都站满人，有人拿巴朗刀，有人拿竹长矛，群情激昂，我和几个友人曾到现场察看，我们听到被压迫民族迸发出的革命呼声，我们也看到印尼人民反帝斗争的现实场面。 印尼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先达成为抵抗荷军入侵的坚强后方，而荷军占据的棉兰则成为“孤岛”，四面受到印尼各派游击队的包围，其中最著名的是驻守在栋檬一带的BEJO（伯佐）领导的游击队（注一）。可是印尼上层领导人却开始同荷兰人谈判，讨论成立荷印联邦制国家；和谈之风也吹到苏东，棉兰的荷军也同印尼地区政府谈判恢复交通，互通物资等问题，其结果是不定期恢复了先达、丁宜到棉兰的火车，后来又增加了火水山、民礼到棉兰的火车。物资交流一开放，有些商人就长途贩运短缺商品，投机倒把，当时棉兰使用NICA币（注二），而印尼地区使用印尼币，甚至部分日本军用币，因此几种币制的黑市交易也十分活跃。随着荷印谈判时断时续，交通和物资交流也随之而变，其实在政治和谈之时，荷兰人已作好军事部署，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进步华侨应对战后局面 华侨社会也随之激烈震荡，社会各界人士对时局持有不同看法，思想混乱，因而，原隐蔽在乡间的“反盟”和“华抗”的一些领导人，立即汇集棉兰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们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向各地组织提出了真知灼见的指导意见。而先达“反盟”迅速行动起来： （一）派出以黄文泉为首的代表到日本军政府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关在先达监狱的政治犯，初战告捷，军政府于九月一日无条件释放先达监狱中的政治犯。当天先达“反盟”就在监狱对面的空地上开了个简单的“欢迎抗日战士出狱大会”，黄文泉发表谈话，闻讯来参加大会的人群很多，家属见到难友，簇拥而上，热泪盈眶，场面动人。棉兰等地的政治犯由军政府派车运回原地，这一行动扩大了抗日组织在侨胞中的影响； （二）当年先达通讯落后，消息闭塞，“反盟”设法找来一部收音机，由宋凉赞负责收听和记录新闻广播，王谦宇刻蜡板并编成油印小报，由我们免费派发给侨胞，深受大家的欢迎。不久，棉兰邵宗汉主编的《民主日报》（中文版）出版了，我们在先达立即组织发行工作，让广大华侨及时了解战后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中国蒋毛会谈，签订双十节协定，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好消息，掌握了舆论宣传大权； （三）为了尽快解决侨胞子弟的读书问题，先达“反盟”当机立断，克服困难，迅速复办中华学校，郑子经出任校长，我们年轻的“反盟”盟员不论学历高低，不论年龄大小，不分男女都到学校任教，另有一批有志于华侨教育工作的青年人也到学校教书。后来又开办义务夜校，为经济困难的男女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又占领了教育阵地； （四）一九四五年年底，为了适应新形势，“反盟”和“华抗”决定联合改组为公开的组织，易名为“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以便统一领导，更广泛地团结广大侨胞，先达也成立了“华侨民主同盟”分部，把华侨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 （五）以“反盟”的外围组织“健身读书会”、“家政读书会”、“工商联读书会”等为基础，先后成立了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职工会，以及各地同乡会，然后再联合组成先达华侨总会，而华总以新的姿态出现，统管华侨一切事务，保护华侨的合法权益，彻底代替了旧的甲必丹制和侨长制，掌握了华侨社会的领导权； （六）面对风起云涌的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民主派着力宣传新的观点，即华侨应当摈弃旧的思想观念，积极支持印尼民族独立运动。《民主日报》（印尼文版）在许多社论中也精辟地论述印尼人民独立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及华侨应当顺应时代潮流，采取同情和支持印尼独立的正确态度。先达华总及其下属社团都支持这一观点，并采取一些措施，如当棉兰新中国剧艺社到先达演出巴人编著的《五祖庙》话剧时，华总特邀先达市政府的高层官员及各党派负责人出席观看，剧中反映了华侨反对荷兰殖民主义的精神，又如青年会、妇女会、职工会等联合举办文艺会演，筹款资助印尼人民的反帝斗争，再如职工会联合印尼各派工会共同庆祝“五一”劳动节，这些活动有助于促进印尼人民和华侨之间的了解，因而，即使在先达政权发生剧变的时刻，先达市区也没有发生骚乱事件，保护了华侨的生命财产安全； （七）经过反复商谈，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在职工会大礼堂召开“印尼中华青年联谊会”成立大会，青年会主席黄文泉、华总外交秘书陈丽水和政府的青年官员都在会上讲话。同年十二月，该会组织巡回讲演团到马达山、民礼、火水山等地讲演，大力宣传印尼民族和华侨团结一致，共同抗击荷兰殖民者的重大意义。经过一番努力，先达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当然民主派在开展上述活动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遇到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复办中华学校，成立华侨总会以及对祖国内战等问题上，形成持有不同观点的红蓝两派，但在当时的斗争中民主派占有优势，其实红蓝两派的对立是时代的产物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了。 世事变幻莫测，一九四七年七月，荷军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占领了先达。先达的政治形势也随之而变，市政府内的进步力量受到排挤，右翼政党、宗教派别掌了权，对华侨抱敌视的态度，华侨和印尼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遭到破坏；华侨内部矛盾尖锐，民主力量受到打击，蓝派趁机夺得华侨社会的领导权，中华学校易手，进步教师和学生被开除，民主派领导人巴人被捕等等……局势发展到发生多次排华事件。我一九四六年年末已离开先达，这些都是事后友人叙说的，非我亲身的经历。 先达，多峇湖畔的一颗明珠（引自《先达照片》），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一个年头，度过了纯真而快乐的童年，也在乱世中亲历了一段火红的岁月，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受到磨练。在离别四十四年后，我于一九九零年第一次回先达探亲，到家次日上午，我带着非先达人的老伴迫不及待地从家里步行到先达公园，我们巡视一周后，我发现钟楼景物依旧，仍是先达的政权中心，而公园里的日式凉亭和纪念碑已被铲掉，凉亭改建成印尼式，显示印尼的传统民族艺术，网球场改建成柏油马路，直通先达旅馆，而西马鲁温俱乐部据说是被一华人购得，改作他用。最后，我坐在钟楼对面公园的石板凳上，久久凝视着钟楼和飘扬着的印尼国旗，我想了许多许多……无奈，只能是想想而已。 （注一）一九四七年七月初我由棉兰乘火车回先达，抵达当天，世面盛传要打战了，到棉兰的火车也中断了。为了不误船期，经家兄安排，委托周德光、吴国胜带我通过栋檬封锁线进入棉兰。次日我们三人先乘火车到新邦地甲附近的小火车站，后改骑自行车前往，抵达封锁线时我看见一些战士都蹲在壕沟里，有的持枪，有的拿竹制长矛，武器弹药极少，但斗志昂扬。他们检查完我们的证件，知道周、吴持有司令员BEJO亲笔签署的特别通行证后，高呼“MERDEKA，MERDEKA”，有礼貌地放行。我们于中午在日里苏丹皇宫附近潜入棉兰，幸好没有遇到荷军的巡逻队。果然，七月底荷军就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武力进攻先达。 （注二）NICA即荷兰人侵占棉兰后成立的“荷印民政管理署”，原文为Netherland Indies Civil Administr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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