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 达 通 讯（第105期）

老   歌

雅加达  桑明

旅游车在往不拉八的公路上奔驰着，车内坐满三十多个多数已晋级公字辈婆字辈的阿公阿嬷们。原来他们都是四十多年前的先达华中生，毕业离校后各奔前程，这一次还是头一遭团聚，大家相约到多峇湖和马达山玩几天。忽然，车厢里传出一个女高音，“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声像兴奋剂一样，连那几位昏昏欲睡的老头也跟着唱起来。一个同学提议，为了重温旧梦，每个人唱一首学生时代唱的老歌，大家拍手叫好。于是“歌唱祖国”，“学习雷锋好榜样”，“社会主义好”，“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些久违的歌曲又在耳际响起来了，甚至小学时代唱的“小嘛小儿郎呀郎，背起了书包上学堂”，“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到这里”也搬了出来，一首接着一首。只要一个同学唱开头两句，马上引起共鸣，齐声合唱起来。

歌声连连，笑声阵阵，旅游车满载歌声，从不拉八唱到马达山，尽管半世纪前的老歌有些内容已不合时宜，但它心系着对已不存在的母校的感情，深藏着对旧日美好的回忆，这回忆不是个别的而是共同拥有的。唱老歌真的使阿公阿嬷们返老还童。

老歌不仅是因为那美妙动听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使人难忘，同时也因为唱老歌时引起对当时情景的回忆。我们怀念起当年在华中广场唱歌和在华中的学习生活，我们怀念华中的礼堂、教室、篮球场、校园里的一草一木和在这里活动的同学和老师们，我们怀念那时的少年情怀，那动荡的充满激情的时代。

不久前，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首流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歌，那是中国著名作家、音乐家同时又是德行极高的高僧李叔同（弘一大师）根据一首美国歌曲的曲调作词《送别》，兹将歌词抄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听到这首老歌，很快想起有一年在一次告别母校同时为几个老师同学送行的晚会上，一个同学唱了这首歌，他唱出无奈的离情，歌声幽怨、哀婉、失落、感伤触动了每个人的心弦，特别是唱到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时令人感悟人生的短暂，聚少离多，有的同学甚至流下眼泪来。回忆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有温馨，有苦涩，有欢乐，有忧伤，人生有许多往事可以忘却，但藏在老歌的记忆是很难忘却的。唱老歌，听老歌让你寻回年青的梦，重现峥嵘岁月的豪情。老歌是一杯浓郁芳香的酒，让你陶醉，让你回味无穷。（转自《先华校友园地》）

怀念母亲——雷氏

巴厘 小鲁

每逢12月20日，母亲节，就会追忆起母亲的苦命身世，泪水总是夺眶而出。

我母亲姓雷，名什么？不知道。母亲出生在印尼苏北的亚沙汗。父亲是木匠，广东人，什么县人？什么乡人？我不知道。自我懂事起，问起祖父母，总是不让我知道，也不允许我与母亲的家人有往来。什么恩恩怨怨，我也不知道。母亲给父亲娶过来，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看生辰八字，是我祖父作出的决定。这一点，我知道。

母亲头胎就生下了我，是个男胎，承宗接代。一家人欢天喜地，祖父大摆宴席，宴请远近亲朋好友。祖父的身世，我知不多，知道的，是祖父因国内家乡兵慌马乱，只身逃离家园，背井离乡，扎根异乡，入乡随俗，白手起家，在印尼苏北一山清水秀的山城开了间金店，算是数一数二的富商了。在当地的侨贤名榜上，也刻上了祖父的名字，千古留芳。

母亲一年一个，一连生下了两个妹妹，但祖父就不再大摆酒席，宴请亲朋好友了。祖父金业，生意是年年有起色，越做越旺。祖父有了积蓄，早已在家乡，置田、建房、筑祠堂，打算下半生，衣锦还乡，落叶归根，光宗耀祖。

祖父念及在家乡买下来的30亩田地，建好了的分东西二厢的青砖绿瓦的二层楼房及祖祠要有自己人督管、打理，就在祖父一言之下，母亲和两个妹妹便被送回家乡，广东高要榄塘，并买了一个婢女和请了两个管家，一个管田地，一个管钱财，一个杂工，好让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家乡，有人照顾，母女相依为命，安居家园。那时，我还小，才五岁，母亲、两个妹妹的模样，我也不知道！

岂知，中国的八年抗日战争，三年的内战，解放后的土改、大跃进，十年的文革，早就把祖父的光宗耀祖，落叶归根的美梦，被残酷的现实一个个所破灭了！母亲和妹妹，几十年的苦难，几十年的煎熬，一言难尽。

我在2004年与内人去了广州，见了二妹及其儿孙。母亲、大妹早已不在世间了。一见面，泪水满面，在向我泣诉她和母亲及大妹的遭遇和苦难。二妹拿出她自己口述，媳妇代笔的诉泣书，书里，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诉泣书里说：“……我三岁时，就和妈妈、姐姐三人从印尼回乡下榄塘长住，就开始了艰苦的生活。当时祖父为了安置我们，早已买下30亩地，买了一个婢女，雇用了一个工人，还请了两个管家。一个管田地的叫“臭口笑”，一个是管金钱的叫曾公源……但这两个管家恶毒又阴险，欺负我母亲善良无知，把祖父留下来的30亩田地，都给霸占了。那时，我俩姐妹还小，衣食无着，求助无人，逼得在村里讨乞……买下来的婢女，吃不了苦，逃去香港打工去了。母亲过年没有钱，向管家“臭口笑”要些糠头卖了来过年。“臭口笑”将一把刀，一条绳子让我妈妈选择，厉声说，杀了你，还是吊死你。我妈妈气不过来，和他吵起来。管家一刀之下，砍伤母亲的手，血流不止，当场把姐姐吓倒，断了气。这个管家买个猪盘来葬我姐，猪盘不够大，就把姐姐的双腿折起两段，草草地把姐姐埋葬了。村政府腐败无能，恶霸天下，求助无人……”

我不能重读二妹的诉泣书，再读，泪水已朦住了双眼，再也读不下去了！妈妈，您的祖国，今天，曙光照满天，国家与人民迈向和平发展，饱衣足食了。二妹在中国，儿媳安居乐业，也子孙满堂。我和内人，盼来年，享天年。妈妈！您在天之灵，可含笑九泉了！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睡前，我总爱闭目背颂起这首诗来。

父母音容  历历在目

深圳  张大永

我原名叫张大永，1934年出生于先达。

父亲张建源，出生于19世纪末旧中国粤东一个贫瘠山区——梅县（现已改称为梅州）。由于家穷，13岁的他，迫于无奈，离乡背井，漂洋过海，远赴南洋谋生。他先是到新加坡，原本想投靠一位亲戚，谁知遭到白眼，吃了个闭门羹。但他年纪虽小，可人穷志不穷，绝不能向这个亲戚恳求，便转身走人。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刚开埠不久，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由唐山输入的劳工（猪仔）大把，找工作不易。可是，正当他深感前路茫茫，苦无立锥之地之际，遇到了一位“贵人”，一位在鞋铺里当鞋匠的乡亲阿钦叔，帮他在鞋铺里找到一分临时工——当“火头军”。年幼的他，每天一大早就得背着一个比自己个头还高大的箩筐上巴杀买菜。就这样做了一些时日之后，南来时就立志要闯出一番事业和寻找父亲（即我的祖父）的他，又不畏艰险地来到与新马只有一衣带水之隔的荷兰统治下的先达打拼。

来到苏北后，他终于与日夜思念的祖父团聚，同时在他极力劝说和帮助下，染上鸦片烟瘾的祖父，终于把抽鸦片的恶习戒掉了，这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荣的一件事，而他自己一生中，在生意场上应酬打滚，从不抽烟，也不到风月场中“逢场作戏”。也正是这个时期，原本在家乡就惯于吃苦耐劳的他，不怕人生地不熟，日晒雨淋，骑着脚车，到先达附近乡村，走村串寨，做些小买卖。几经艰辛，努力拼搏，终于积累了发展生意的“第一桶金”，并在先达站稳脚跟。

据说，1920年代经济好景时，他在先达开了三间经营洋杂货的商店。随着事业有成，他也于1920年代中后期，经“媒妁之言”，与母亲缔结良缘。从此，父母亲除了要为自己的营生继续努力拼搏之外，也开始了为养育自己的8个儿女而操劳一生的努力。特别是1929——1931年席卷全球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债台高筑，父亲拥有的三间店，最后只剩下一间勉强维持。从此，父亲的生意，从上坡走向下坡，风光不再。

父亲虽出生在“男人读书，女人种田”，有“文化之乡”美誉的梅县，但由于家里非常穷，一位姑姑从小因为养不起，就送人当童养媳；祖父出洋谋生没有路费，把祖上留下的一间小房间典当给乡亲来做盘缠；父亲和他唯一的弟弟，从小就没条件上学。因此，父亲南来谋生后，深感不识字、没文化之苦，在为生活拼搏之余，也在读书方面，狠下工夫。他勤奋好学，终于自学成才，学会了看书、看报、会写，会算的一位生意人。

他经常挂在嘴边鞭策自己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孔夫子的“不耻下问”。他不断激励自己奋发图强的“偶像”，是靠自学成才最后当上商务印书馆老板的王云五。他最爱看的一本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三国演义》。而当孩子们稍为长大时，他有空就经常给我们讲《三国演义》的故事。他说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非常入神，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此外，由于出生于有“足球之乡”之称的梅县，他也喜欢踢足球，后来因为看到一位队友的脚被踢致重伤，他害怕了，便改打羽毛球。他深知，运动是强身壮体独一无二之道。所以，他在我们兄弟孩提时期，就鼓励我们要多运动，不怕吃苦。在他的言传身教影响下，我们几兄弟的确都非常好动，爱玩孩子们喜欢的各式各样的游戏和玩意，也爱打球、游泳和骑脚车，或走路到郊外去捉非常漂亮又非常好斗的打架鱼，摘各种果子吃，红毛丹、柚子、芒果、番石榴等，应有尽有，到先达附近连绵数十公里的树胶园里捡橡胶籽玩。

不过，有一次，大哥、我和三弟跟着一位年长的大孩子，偷偷摸摸跑到流经先达一家制冰厂的河里游泳，当时我并不谙水性，差一点儿溺死。多亏那位年长的孩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奋力把我推回岸边，否则，我早就向阎王爷报到去了。父亲知道后，狠狠教训了我一顿。其实，他曾一再警告过我们，就算学会了游泳，也不准到河里游泳，因为，河里暗涌多，水流湍急，一不留神，就可能被水卷走。长大后，有关游泳遇溺或到海边戏水被浪卷走的事或报道，听多了，看多了，而且，其中还有几位是认识的好人，转眼就没了，令我不胜唏嘘，对水产生了敬畏的心理，才知晓“欺山莫欺水”、“水能载舟，也能复舟”，实在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至理名言。

母亲姓梁名欢（欢妹），也是客家人，1909年出生于亚齐一个叫南必力的小市镇，比父亲小约10岁。外祖父虽是大户人家，但并不富有，加上家里人口众多，母亲小时候只上过一两年荷兰小学，便辍学了，所以，母亲只懂点荷文和印尼文，中文斗大的字一个不识。和父亲成亲后，夫妻恩爱，相敬如宾，而且在父亲的点拨下，靠着自己的聪慧伶俐和勤奋学习，很快就学会看、会写中印文书信和会算的“贤内助”。

凡是认识母亲的亲友都公认，母亲智慧和美貌双全，贤良淑德，说话斯文，举止大方，为人随和，通情达理，而且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她不仅对待亲人如此，对待邻里如此，甚至对待店里的伙计也如此。记得，店里一位簿记的婚事，就是母亲特意撮合成的；一位伙计得了肺痨病住院治疗，母亲不仅给他弄饭菜，有时还带着我和小妹去探望。当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母亲的某些做法，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母亲虽说是在当地出生的第二代华人，但她的举止言行，穿着打扮，一点都不像一般的娘惹，而更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影响的中国妇女。她“十八般武艺”——从协助父亲做生意、操持家务、烧饭做菜到制作各类糕点、酿酒、缝纫、刺绣都有一手，尤其是她烹饪的菜肴，酿造的米酒，在先达客家人圈子里，有口皆碑。而她的待人接物，热情好客，不亢不卑，也为人称赞。正因为如此，二战后，有“小延安”美称的先达，左派妇女团体成立后，曾想请她“走出厨房”，参加妇女会的爱国民主进步活动。1970年代，李凡同志（1980年代末，泰王国、马来西亚政府与马共三方的泰南普吉岛举行和谈时，任马共代表团顾问之陈再润女士，原名伍瑞霭）和她见面谈话后，不无惊奇地对我说：想不到你母亲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

更为难得的是，母亲全无不良的嗜好习惯，当时，许多客家妇女喜欢玩纸牌，但她和乡亲邻里相聚，从不玩牌。是虔诚的佛教徒，但不完全迷信。她之所以信佛，主要是希冀通过祈求菩萨，保佑家人一切顺遂，平平安安，以减低心里的忧虑和恐惧。值得一提的是，她自己信神拜佛，但绝不强加于人，对儿女也是如此。不仅如此，其它的神和菩萨，同时与信仰其它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的人，也能友好相处，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

印象中，母亲绝少发脾气，不论对任何人都是晓之以理，耐心说服。她和邻里相聚时，经常津津乐道各种古代动人的故事，如“木兰从军”、“孟姜女哭长城”、“岳母刺字”等，或歌颂巾帼英雄，或赞颂敢爱敢恨、忠贞不渝爱情的传说，反映出她爱憎分明，感情丰富，对年幼的我们，影响深远，不仅使我们从小就对具有悠久历史、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古典文学、戏剧、音乐，深感兴趣，而且教育了儿女爱什么、恨什么。还记得，1950年代，《梁山伯祝英台》、《天仙配》、《刘三姐》等新中国电影在新加坡上映时，轰动一时，父母亲也和当地男女老少一样，成了这些电影的“粉丝”，其热爱程度丝毫不逊于年轻人。

我们姐妹兄弟共8人，我之上有一个大姐和一个大哥，之下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因为男的数下来，排第二，所以，姐妹兄弟们都叫我老二或二哥。除小弟出生于二战后，我们各姐妹兄弟都是出生于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经历了战前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相对稳定的和平年代，也经历了日本入侵时期的战乱年代以及战后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的动乱年代。可以说，我们在孩提时代，曾沐浴在和平阳光下，也遭受逃难、恐惧、血腥和战火的洗礼。

跟许多老一辈的中国人一样，父母亲本想一索得男儿，谁知来的却是一个“好”字，所以，就给大姐取名桂招，企盼大姐像月桂树那样开枝散叶，把一众弟妹招来。上苍果然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大哥就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父亲给取名大有，即包涵大富大贵的意头，也蕴涵着大的有了，希望小的跟着接踵而来的意思。随后我、三弟、四弟、五弟就像是跑接力赛那样，一个又一个跑出了娘胎。父亲给我们取名时，曾请算命先生算过命，我因为“命”里缺水，就取名大永；三弟取名大荣，可能是缺火；四弟取名大松，可能也是缺火；五弟取名大淼，看来是严重缺水。小妹取名宜招，蕴涵“来不来总相宜”的意思，不再强求了。然而，二战结束后第三年，比小妹小7岁的小弟大江，还是姗姗来迟，使父母亲的添丁事业终于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父母亲对儿女的热爱，尤其表现在对儿女教育和学习的重视。我们到了入学年龄，个个都有机会背着书包上学堂。必要时，还专门请家教来给我们补习功课，练字，学书法。父母亲对子女，决不溺爱，犯了错，照罚不误，绝不袒护。

父母亲爱听歌。记忆中1930年代，家里就有一部小狗唛（His Master Voice）留声机，几乎天天都有播放那个年代“百代唱片公司”发行的由周旋、姚莉等歌星演唱的流行曲的唱片，其中有《马路天使》、《渔光曲》、《木兰丛军》等电影里的插曲。

在这种“艺术氛围”影响下，大姐对音乐很有兴趣，她当时还定期到教堂学风琴，我有时还陪她去，看她弹琴。我们兄弟妹则在她的带动下，都爱听歌，爱唱歌。“我的家庭真可爱，美丽清洁又安祥，姐妹兄弟很和气，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后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这优美温馨的歌声，经常缭绕在我家的上空。当我们尽情欢歌的时候，我那慈祥的外婆和母亲，就会喜滋滋地站在一旁，望着我们，倾听我们的“大合唱”。此情此景，其乐融融，令我们姐妹兄弟经过漫长岁月的艰苦奋斗，与母亲重聚香江一起同声再唱这支歌时，回味无穷。

父母亲爱家，也热爱家乡，热爱自己的祖国，尽管那时候的祖国和人民，正处于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国难当头的时刻。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开始了全民抗战。位于地球偏僻一隅的小山城——先达的上空，也响起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九一八’，‘九一八’！……”抗日救亡的歌声。父母亲像众多华侨一样，不愿当“亡国奴”，密切关注国内时局的发展，关注国家的前途、中华民族的命运，并且响应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踊跃捐输，支持国家抗战，打日本鬼子。

日本投降后，二战期间藏匿在先达乡间从事抗日秘密活动的著名进步人士，如巴人（即王任叔，中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小说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等以及在他们培养和影响下的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纷纷出来进行各种活动，同时担任当时先达唯一的华文学校的教师。在他们的努力下，民主爱国进步的团体，职工会、妇女会、青年会一个又一个浮出水面，精彩夺目的文艺演出和体育活动精彩纷呈，革命歌曲（《延安颂》、《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响彻先达上空。

说实在的，我那时候，就爱上了这些歌曲。学校举行歌咏比赛，我的参赛歌曲，就是《歌八百壮士》。记得当我站在台上，张开喉咙激动地放声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引得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高兴地笑了起来。《新加坡河》这首动天地的悲歌：“暮色下新加坡河，悄悄地流，暗暗地诉，你啊，可知道，多少惨泪冤血，滴入你心中，……”，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些鼓舞人心、激昂慷慨、旋律优美的革命歌曲，我也很喜欢唱了。

先达的进步活动红遍了整个苏北地区，“小延安”之美称，由此而来。影响所及，我家“与时俱进”，由支持蒋委员长抗战转而支持共产党解放全中国，从此以后，我家大人孩子都成了“红屁股”，除了堂弟和我留在海外闹革命，大哥早早就病故，其余姐弟妹（包括堂姐），都先后回中国学习和参加工作，外婆和父母亲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回国养老。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变成一个热烈的“红屁股”的时候，外婆曾幽默地对我说：“小心啊，阿永，不要由‘红屁股’又变成‘赤屁股’了！”由于年幼，当时我对这句话并不理解，只当是外婆的玩笑话。现在想来，这句话富于哲理，是她对从小就热衷于政治的小外孙未来人生旅途发出的“预警”：千万不要由极左变极右。

二战后，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未愈，先达社会百业凋零，百废待兴。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又妄图卷土重来，恢复其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它在美英支持下，派遣殖民军重新占领了棉兰及其周边地区，并且严密封锁了棉兰与以外地区的交通往来。父亲为了打开一条生路，不惜冒着这一带海域的风高浪急以及有可能被海盗抢劫或杀害的危险，乘坐机动木船，从亚沙汉港出发，到新加坡或槟城走水（跑单帮），然后从这些地方带回苏北地方上稀缺的商品销售，以赚钱养家糊口，供儿女读书上学。

由于跟外界接触多了，拓宽了“国际视野”，让他看到要想培养儿女成才，必须让儿女到新马“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进一步的良好教育，于是和母亲商量最后决定让他们的掌上明珠——大姐，第一个到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上学。此事发生于1946年，对当时还相对封闭的先达社会来说，不少左派人士都认为，这不失为一件开明和大胆的举措。

1947年中，荷兰侵略军终于按捺不住，从其占领区棉兰出发，出动飞机、大炮、装甲车，向苏北地区印尼人民军防守阵地发动了所谓“第一次警卫行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侵略战争），企图恢复其在印尼（包括整个苏门答腊）的殖民统治。由于印尼人民军武器落后，寡不敌众，先达最后也被攻陷。刹那间，有“小延安”之称的先达，犹如变了天日：家家户户被逼重新升挂红白蓝荷兰国旗；印尼人民抗荷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被俘的印尼人民军将士惨遭枪杀；华侨社会进步势力（红屁股）也同时遭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打压。当时在先达活动和任教的巴人被捕。先达社会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有意要把儿女送到新马受教育的父母亲，当机立断，下定决心，立即把我和三弟送到马来亚霹雳州首府怡保，托付给一位堂兄管教和照顾。其时，我13岁，三弟12岁。顺便说一句，这样一来，我家就有三个子女在新马求学了。对我家来说，这恐怕是父亲财力上所能负担的“极限”了。

附短信一则

书海、铁生兄：你们好！现附上一篇短讯，是否适合在《先达通讯》发表，请予考虑。

简讯：

广州先达校友新春聚会

二月七日，春雨绵绵，广州先达校友举行新春聚会。虽然由于天气原因，出席者只有四十多人，但欢乐气氛依然浓烈，校友大声欢唱，翩翩起舞，浓浓先达情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