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 达 通 讯 （第108期）

张琼郁讲述先达“反盟”成立经过

铁生

关于先达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反盟）成立之事，过去的书刊都有登载过，但比较概括。最近我看到琼郁先生写的一份材料，其中有关先达“反盟”成立的经过及前期的一些活动较为详实，特摘录于下，以飨读者。

1942年大约是在5月间，“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派了熊辛克同志到先达来发展组织。张谷和马上来征询我的意见。我们搞清楚了这一同盟的性质，是属“左派人士”所组织领导的，参加抗日也正是我的夙愿，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无可逃避的历史任务，所以立即分头进行建立支部的工作。我们很快地征得了张华德（张苞，曾到过延安学习，是老同学）、宋凉赞及李国海的赞同，因此便在一个雨夜里集中在张谷和家里，由熊辛克代表总部，正式入盟并建立了盟的先达支部。由大家分头活动的结果，在同年9月间已发展了盟员20人左右。张谷和被选为支部书记，并为出席总部会议的固定代表。我则先担任支委兼组织部主任，后改兼统一战线部主任，并被指定打入由职业青年组织的“商联篮球队”开展工作。商联篮球队不久扩充为商联体育会，我从中吸收了谢淑贵（在先达万源栈百货公司当职员）和李谦禧（商联体育会主席，商店职员）两人为盟员，建立了一个小组。在先达支部的领导下发动并扩大了好些外围的群众组织，如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健身体育会；以教师为主要成员的“文教工作者联谊会”（不完全公开的组织）及成分复杂的“业余体育会”。为扩大宣传，对群众进行教育，首先通过各盟员的社会关系，建立及开展了许多群众性质的“读报圈”，经常供阅盟的秘密油印的定期报纸、小册子，这种宣传教育的方式收效很大。至1943年9月止，直接接受支部领导或影响的外围群众达200人以上。在发展组织、扩大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支部还热烈地响应了为支援马来亚人民抗日游击队而发动的募捐活动，募得成绩为其他各支部之冠。

回首五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深圳  张泰永

1949年3月，还不到十五周岁的我，打算报考新加坡华侨中学初中一年级，但由于学校早已开学，想要中途插班，没有特别关系并不容易。为此，父亲通过客属总会一位老乡杨溢璘先生（如果没记错的话）亲自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去面见校长。

当时的华侨中学可说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最高学府，能否进到这所最高学府读书，心里实在没有底。但是，我还是兴高采烈地揣着介绍信走上华侨中学地标式建筑物——钟楼的校长室，把那封对我至关重要的信呈给了时任学校教育长的郑安仑（实际上他已是代校长，老校长薛永黍先生，以及赵沨、汪金丁、杜运燮等进步老师，由于受到英殖民当局迫害，被迫离校，另谋出路，有的后来回到中国任教）。郑安仑教育长二话没说，破例让我中途当作试读生入学，为期限定三个月，也就是说，三个月后学期考试时，如果不及格，我就只好说“拜拜”了。谁知只读了小学五年级又转去念英校，前后荒废了一年多中文学习的我，也不觉得特别用功，却犹如“有神助”似的，各门功课科科及格，竟然顺利通过了上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凭自己的“实力”在这所学府取得了立足的资格。

1951年8月，眼看还有几个月就要初三毕业了，不料此时由于我成了学生中的一位活跃分子，给英国殖民当局“相中”了，先是派警察和特务在某天夜里前往大坡福建街一处亲戚家搜捕我，因为我不住在那里，而是跟福华、周密等一伙从关丹来的同学，住在离华中不远的一处出租屋里，让他们扑了个空。于是，第二天上午，英国殖民当局索性派了一辆满载警察和特务的黑色“棺材”车（这是当时我们对警车的叫法），前来学校抓人。

说来正巧，“棺材车”驶进学校的时候，我们正好下课，我从学校楼上教室走廊下望，看见它最后停在钟楼校长室的下面。我心知不妙，便跑到楼下，正打算前往校长室看个究竟时，跟前来叫我的校工打了个照面，他立即说校长传我，说完又跑去叫福华等其他同学。我们几个同学不甘于被捕，商量后，便从学校后山逃跑，从此学业中断，不得不转入地下。

当我和福华从后山下到武吉知马路，正犹疑彷徨，不知前往何处容身之际，从坡底开来一辆绿色巴士停在我们面前，车上走下来一个矮个子，仔细一看，竟然是和福华、清祥同班的同学龚清泉，令我们惊喜交加。从他口里，我们才知道英国人昨天晚上就已开始进行逮捕行动。清祥在昨晚在家被捕，清泉则幸运地“躲过一劫”。

我和福华这两个外地人，幸好和他巧遇，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开始了在新加坡“浪迹天涯”的地下生活。

英殖民当局这次针对华中学生采取的镇压行动，原想对开始露出反殖苗头的全新华校中学生日益活跃的活动，进行威吓和打压，结果适得其反，我们拒捕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各友校引起不小的轰动，一时还传为“佳话”。其后华文中学生的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广大华校中学生精英，脱颖而出，成为日后新加坡人民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中坚力量。

回说1949年至1950年上半年，华中有许多从马来亚、印尼及东南亚各地前来求学的学生。为了让他们安心读书，学校方面允许这些外地生在学校寄宿。寄宿生的生活非常有规律，膳食、作息、财政都由寄宿生自己成立的自治会管理。后来，由于晚间复习功课后，学校里的地下活动相当活跃（如有“神秘之手”把新加坡马共市委出版的《自由报》等革命传单塞进同学的书桌里，每逢节日在校园内的树上挂起五星红旗或革命红旗），英国人虽然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每晚出动“棺材车”来校巡逻，妄想抓获“神秘之手”，结果，也是徒劳无功，于是，恼羞成怒，蛮横命令学校当局，禁止所有学生在学校寄宿。因此，从1950年下半年起，学生宿舍被封闭了。

华侨中学建在一个小山坡上，是当时新加坡占地面积最大的一间华文学校。学校钟楼建筑物下面是一个大草场，五十年代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时，成了全新华文中学生举行大游行和示威、跟英殖民当局抗争到底的一个地方。

记得1949年我在学校寄宿时，在宿舍前面的泥地上辟有三、四个篮球场，还有练跳高、跳远、三级跳、铅球、铁饼、标枪、单双杠的设施和场地。另有一个足球场就设在学校背后与南洋女中相近的空地上。每天下午放学，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各取所需，各有所好，或打球，或玩其它各项体育项目，锻炼身体。有时高兴起来，还把几个篮球场连成一片，当足球场踢足球。杀得兴起，吃饭钟声敲响时，往往欲罢不能。

就在体育锻炼这段时间里，如果稍微注意，经常会见到一位个子不高，不苟言笑，穿着普通短裤和背心，跟我们一起打球或独自练习投篮的同学，他，就是梁景胜。不知何故，顽皮的同学赠他一个绰号：“科学怪人”。那时，他已是念高中三的学长，比我这个念初中一的学弟，足足高了五班。正因为如此，我们之间并无交往。1949年底，他高中毕业后便离开学校，从此在篮球场上再也见不到他的踪影。

1952年中，组织决定把我从樟宜当小贩的匿藏处，转移到新加坡郊区三巴旺（离军港不远）的励德学校当地下小学教师，没想到竟与他不期而遇。带我前往学校的王钦，向我介绍说，他就是该校的校长，我心里未免一惊，不知他是否认得我。后来，一直到我最后离开学校，我们之间也没相认，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就这样，我们三人共处一校，下午放学后，除非有篮球比赛，否则梁景胜就回自己在坡底的家歇息去了。王钦和我则留在学校住宿。王钦偶尔也会外出办事或探望家人，留下我一人住宿在这所设在乡间树胶园里，用亚答和木板搭成的、大小不过一百来尺、既做校长和教员办公又做教员住宿之用的屋子里。

那时候的新加坡，可不是今天的名闻遐迩的新加坡。在我们乡间，没电，没自来水，也没电话，更谈不上看电视，连要听“丽的呼声”的广播，都得走到离我们学校几里路远的路口的一间咖啡店。就算在市区，普通老百姓也没抽水马桶如厕。每天清晨，可以看到倒粪工人，在后巷里清粪的情景；空气中散发出来的难闻臭味，令人疾步掩鼻而过。

在这种条件下，我和王钦在学校里每天得到学生家里的水井打水冲凉，伙食包给附近的学生家属，晚上就在煤油灯昏暗灯光下，改作业，看书，看文件，或用比圣经纸还薄的纸张和用留声机唱针做成的铁笔，抄写蝇头小字的文件，有时还得刻写钢版，之后又得把刻写好的蜡纸油印，并把印好的文件装订成册。

为了防范敌人的突击搜查，每晚还得趁夜深人静、黑灯瞎火、从树丛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虫鸣声时，把所有秘密文件和材料拿到屋子附近的树底下埋藏起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住在我们屋子正对面的一家胶农的几个孩子（都是我们的学生），也许出于好奇心，早已暗中盯上了我这个差不多每晚都做“夜猫子”的老师。所以有一晚当我照常“如此这般”之后，以为非常稳妥，回到屋子里便倒头就睡。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赶紧爬起身跑到树底下，准备把文件起出来，竟然发现这些文件已不翼而飞了，吓得我不知所措。

当王钦回来得知情况后，也没多说什么，过后不久，对面农舍的几位学生主动把这些文件原封不动归还给我们。从此，他们对我们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却有数”了。后来，在这个乡村地区成了我们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余柱业、方壮璧那时就隐藏在离我们学校还要深入的那一带农村。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好书和组织文件，包括中共党员必读的《整风文献》。其中一本令我看了感到非常惊悚的苏联小说，书名好像叫《巧克力》，讲的是十月革命后，一个革命干部收受一盒巧克力，就被契卡人员当作受贿而被处死的反贪故事。还有一本是著名捷克记者伏契克写的反希特勒法西斯的报告文学：《绞刑架下的报告》，一直记忆犹新。

此外，我还把解放后中国出版的一些小说，如《新儿女英雄传》、《李有才板话》等，暗中介绍给几个学生阅读。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学生后来都很有出息，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反殖运动中，有的成了乡村妇联主席，有的成了一些公开团体的负责人。应该说，我们的这些秘密活动，是在作为一校之长的梁景胜掩护下进行的。他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心里透亮，可装着什么都没看见，从来不过问。更为难得的是，那时候新加坡教育署每年都会派督学到乡村地区的学校巡视一两次，每当这个时候，梁景胜还要面不改色，神态自若地与督学周旋应付。我这个地下教师当然不能露面，一听到风声，便急忙躲到房子里去，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那时的我，实在有点胆大包天，就像福建人说的“牛仔不识虎”，全然不顾可能招致的危险，还在房子里继续抄写文件，而这位督学则在只有一板之隔的屋子周围不停地转来转去，总想找出什么把柄，以便交差。

学生们不免好生奇怪，为什么只有我这个老师此时要躲起来。幸好，他们中没人“出卖”我。最后，这位督学转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悻悻“打道回府”了。此时在学生眼中的我，平添了一点神秘感，平添了我在他们心中的份量。

说起这段教书生活，令人发笑的事也不少。话说，当时新加坡乡村地区的居民，差不多都是福建人。学校上课要用福建话教学。我的福建话并不太灵光，所以讲课时常常闹笑话。有一次上语文课，我照本宣科，把“老母鸡”用福建话念成“lao bu guei”，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尤其是那些女同学，笑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正当我感到莫名其妙时，有一位同学指正我说“老师，福建话里的‘老母鸡’应念成‘lao guei bu’。”我才恍然大悟！不过，这些乡村学生都很纯朴、善良，他们从我的口音里听出我不是福建人，也不以为意，反而觉得我说的福建话很有趣。在我跟他们相处的半年多时间里，彼此之间建立起一段令我终生难忘的情谊。

1952年底，我离开了学校，那是难分难舍的时刻。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是感到“颇堪回首话当年”的。

从1952年到现在，时间过去了整整55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新加坡、马来亚、印尼和其它东南亚国家变了；亚洲中、印、日等大国变了；欧洲变了，前苏联没了，出了个俄罗斯；非洲、美洲也都变了，一句话，整个世界变了，似天地翻覆。回过头看，这的确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跃进的五十多年。未来的五十年会怎样，殊难预料，只能说，也将是充满变数的五十年。看似太平安稳的世界，往往一觉醒来，才知道又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突发事件。在我们有生之年，还能看多少算多少。活着就是胜利！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走的走了。不过，该来的总要来的。人总是要向前往的。历史的巨轮也要滚滚向前的。我要把这一刻留住，把过去这段历史留住，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梦想翱翔的地方

中国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四川人  何淋利

从深刻理解“对外汉语”这个专业那天起，我就有了到异国教汉语、传播中华文化的梦想。因为这个梦想，我来到了美丽的千岛之国，开始了神圣、艰辛但却充满快乐的“旅程”。

2008年11月我来到了先达苏丹阿贡学校，这是一个让我的梦想得以翱翔的地方。2009年9月中旬，我再一次来到了这里，继续翱翔我的梦想。

一年多的志愿生活，让我收获了很多快乐，使我感受到了幸福，也丰富了我翱翔的羽翼。

一、温馨的生活

初到这里，就有一种亲切感和熟悉感。学校对我关怀备至，在我住的地方，厨具、餐具、空调、洗衣机、冰箱、热水器、卫星电视、网络等应有尽有，而且房间很宽大——两室一厅，相当于一个小户型的家，这首先就在物质上为我在生活和工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让我能够食宿无忧。而且宿舍是在教学楼三楼（顶楼），离教室、办公室都很近，上班很方便。渐渐地，我真的把这里当成了家！

学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坐落在先达市中心，位于两条主干道之间，所以很热闹，就近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周一至周五还可以在校门口买到新鲜的蔬菜。有这么便利的生活条件，我当然就可以全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了。更可喜的是，我已经是第三任志愿者，再加上这次留任，算是第四任了。这么积极地、坚持不间断地申请志愿者，就足见学校是多么重视汉语教学了。这让我更加有了实现梦想的坚定信念。

我与学校还真是有剪不断的情缘。据说，早年，在这所学校任教的第一位汉语教师就是四川人，所以很多老前辈一听说我来自四川就会很热情、很亲切地说：“四川呀，真是有缘！”就这样，更加拉近了我和这个异国学校之间的距离。学校所有教职员工都很热情，总会微笑着跟我打招呼，而且会很热心地帮助我。特别是慧香老师和桂虹老师，她们对我的生活和工作都给予了很大帮助。桂虹老师每天都为我准备早餐，她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慧香老师教我熟悉了先达的超市、菜市场（巴萨）和水果店等，还给我介绍了很多印尼特产和习俗。记得刚来这里一个月，我就得了重感冒，嗓子沙哑，两周都不见好。不但两位老师带我去医院看病拿药，甚至李督学也在INTAN的陪同下亲自把药送到我的住处。清瑜老师也在我嗓子沙哑时，特意给我熬罗汉果药汤，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他们给了我家人般的呵护！

学校有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大学生，他们热心、真诚、善良，把我当好朋友，给予我很多帮助，这使得我在这里从未有过孤独感。每逢中国传统佳节都会有很多华人朋友陪着我过节日，他们会在冬至给我送来汤圆、在春节带我去逛动物园、在元宵节带我去观看佛堂的元宵晚会……凡身在异乡的人都会有“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乡情绪和孤独感，而我在这里却大有“乐不思蜀”之趣！这里的日子很温馨、很幸福，我时刻都以愉悦的心情面对生活和工作。

二、感知学校、翱翔梦想

第一年刚到这里时，上课经常会迷路，每次在教学楼间穿梭就像是在走迷宫。因为学校建筑的构造像“回”字形，中间是办公楼，从中间通向四周便是教学楼。这样特别的构造，还真是很有趣。

自2000年由饶朝联会长及黄元根主席带领的新一届董事会上任以后便大刀阔斧地对学校基础设施进行建设。现今在这个“回”形建筑里有完善的教学设备和丰富的教学资源。如大礼堂、电脑室、初中多媒体室、图书馆、食堂、文具店等等；每间初中教室里都有一台大电视；办公室里都有电脑、打印机、扫描机和个人储物柜等等。新一届董事会不但添置了好几辆豪华校车，还配置了大型发电机，该发电机会在停电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自动发电，这就保证了每时每刻给全校上下带来光明，使全校一切电气设备能正常运作。“回”字左边两个“口”字之间的空隙处有一个平坦宽阔的篮球场，每天清晨会有很多长辈在这里晨练，下午学校篮球队的队员们会在这里苦练。教学楼周围有很多花草树木，绿树成荫、芳香四溢，杨桃树和莲雾树上硕果累累，在这样一个物质丰富、环境优美的校园里，老师和学生都会感到无比惬意。

“回”形建筑的每一幢楼都标注了修建的年份，当第一次发现办公楼上写着“1909”时，掐指一算，差点惊呆了—— 一百年！后来才知道，学校真的有一百年的历史了，2009年刚好是学校百年华诞，并且选了一个很吉祥的日子——9月9日举办百年校庆盛典。这一吉祥的日子，正所谓“九九归一”，是一种涅槃、一种再造、一种升华，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在这样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工作或学习都会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虽然我没能赶上9月9日，但依然能从各大报刊报道以及人们的叙述中感受到那百年才得一遇的盛况。听说有很多贵宾出席了盛会，包括现任总统私人顾问希拉拉伊以及先达军政界首长和代表等。

建校之初，学生人数并不多，但随着学校的发展，师资力量越来越雄厚，教学成果也越来越突出，慕名前来就学的学生当然也越来越多。现在，学校已经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于一体，2000年还获得中央教育部批准增设了经济科高等学院，全校学生总数增至两千多名，教职员工一百多名，高等学院还聘请了教授。在现任董事会的努力下，2005年学校还成功邀请了前任总统瓦希德、现任总统私人顾问希拉拉伊以及苏北省长等莅临学校视察并指导工作。这大大提高了学校在印尼教育界的声誉和地位。

学校也一直很重视华语教学，一共有六位华语老师，还有一位老师受学校资助正在厦门大学深造，毕业以后将继续为学校的华语教育服务。学生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华语，小学、初中、高中每周都有华语课，大学生也有一年华语必修课。我刚来时，图书馆里已经有了一些中文书，但是就学校两千多名学生都在学华语来说，图书数量实在难以满足需求。所以，2009年，借助中国国家汉办向志愿者学校赠书的机会，我为学校申请了价值近三万元人民币的汉语书籍，并连续两年申请到了志愿者个人赠书（任期满后，所有书籍交由学校保管）。希望这些书籍能够满足学生们的需求，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阅读汉语的兴趣。

我在高中部进行志愿服务。从高一到高三共二十个班，合计九百余人，每班每周两节华语课，我与清瑜老师（高二、高三文科班华语老师）、慧香老师（高一年级、高二、高三理科班华语老师）一人各上一节课。每节课，华语老师都会陪着我一起上课，帮助我管理课堂纪律并做适当的课堂语言翻译。学校有很严格的纪律，对于上课捣乱的学生、迟到的学生、衣冠不整的学生等等都有严厉的处罚，所以课堂秩序一般都很好。课堂上，学生们也会自觉主动地管理班级纪律，每班都能找到几个得力的小助手。虽然学习华语对于友族学生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们总是很认真，有一种坚持不懈的毅力，他们乐学善思，也经常请教水平相对较好的华人学生。华人学生乐于助人，大家共同进步。学生的这些良好品质增加了我实践梦想的信心和勇气。

据悉，学校最初取名“中华学校”，而且教学用语是普通话，这着实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汉语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学校为华文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一百年来，在风雨兼程中，学校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华语人才：有在棉兰、先达华语演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有在雅加达华语演讲比赛中获得冠军的学生，更有正耕耘在华语教学热土上的园丁……2009年5月，高三年级的学生黄红经过努力也获得了印尼赛区汉语桥比赛二等奖。尤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2009年毕业的学生中，有几位在大学读汉语专业，甚至有学生（包括友族学生）打算在汉语方面不断深造，将来当汉语老师。这些或许就是我在实践梦想的过程中收获的果实吧！

三、浓浓节日情

学校很重视每一个有意义的节日，不管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印尼节日，都会有很隆重的活动。学校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等多教混合学校，每逢这三大宗教的重大节日都会举办相关活动。每逢中国传统节日都会有浓厚的节日气息，如：春节贴年画、春联、挂灯笼，张灯结彩，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因沉浸在那浓浓的节日气氛中而忘了自己正身处异国！

清明节，更是隆重！据说每年清明节，分散在各地的先达乡亲都会聚集到学校，既为纪念清明节，也是举办先达同乡会。2009年3月28日，真的很幸运，我亲历了那种热闹场面，从雅加达、北京、香港等各地赶回来的先达人齐聚一堂，欢歌笑语。活动是在学校礼堂举办的，规模很大，宴席多达一百多桌，每桌都坐满十余人，学校还特意从棉兰请来了艺术团助兴。大家谈笑风生，久别重逢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整个活动，掌声雷动、笑声不断、热闹非凡。

最令我难忘的节日当然是教师节，学校很重视教师节，每年都用一整天时间庆祝。我想，这是学校建校百年传承下来的“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每次庆祝都很隆重：首先是在篮球场上进行升旗仪式、唱国歌和校歌、国旗下讲话、合唱团献歌给教师，最感动的时刻就是学生给老师们献花同时行握手礼或贴面礼。那朵小小的鲜花载在胸前，代表了老师的光荣。接着便是在大礼堂开会、表演、分发教师节礼物和聚餐等。两次参加了这里的教师节，幸福得心花怒放！尤其是当学生小心翼翼地为我载上那朵鲜花并深情地说出“教师节快乐！”这句祝福的话时，眼里总会禁不住泪光闪烁。此时，我会用相机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让这瞬间的美好变成永恒！

四、丰富多彩的活动

学校时常举办一些文体活动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学生的各种潜能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开发和展示。

每周一，组织升旗仪式，国旗班训练有素，整个仪式严肃庄重；每天，按教学部轮流做早操；每学期，初中部、高中部都会举办学生活动，如篮球赛、羽毛球赛、排球赛、智力抢答赛、服装秀、厨艺大赛和校际舞蹈大赛等等，学生都很积极地参加这些活动，在活动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去年三月份，我就亲眼目睹了学校主办的“苏丹阿贡杯”校际篮球比赛，这是全苏北一年一度的篮球盛会，不仅先达的学校参赛，奇沙兰、丁宜、亚沙汗等地的学校也远道而来参加比赛。比赛采用循环制，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开始，一连两三场，持续十天左右，最后决出前三名。比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都很隆重，有歌舞表演、时装表演、跆拳道表演、杂技表演和太极拳等等，整个篮球场周围人山人海。每天观赛的人也很多，呐喊助威声响彻云霄。学校的篮球队经过平时严格的训练，每年都会在比赛中名列前茅。

学校不但有一支优秀的篮球队，还有一支百人铜鼓乐队，他们的乐器全都是崭新的、一流的。更令人骄傲的是学校的舞蹈队，这支队伍逢活动必在场，她们婀娜多姿的身影深深地印刻在每位观众的脑海中，她们总是穿着华丽的民族服装把马达舞、爪哇舞、印度舞等演绎得出神入化，甚至还会跳中国民族舞蹈，如高山族《阿里山的姑娘》。2008年学校的百人舞蹈团凭借高超的舞技受现任总统邀请在独立宫参加国庆演出，他们受到总统高度赞扬并在总统府内合影留念。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呀！

高三年级的活动不但丰富，而且很特别。每届毕业生，学校都会组织毕业旅行，马达山、多巴湖这些风景秀丽的地方是他们毕业旅行的好去处。

去年三月份，我跟高三学生一起参加了他们的多巴湖毕业之旅。经过这次活动，我更加了解学生了。每个学生都多才多艺，他们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唱歌、乐器表演，每一项都很精彩。毕业旅行最重要的仪式是篝火晚会，教师代表发言、学生代表发言、点燃篝火，篝火熊熊燃烧，映红了每一个人的脸庞。当学生们在狂欢中拥抱在一起抽泣时，那种难舍难分的情谊如篝火般温暖着每一个人。篝火晚会快结束时，学生们还邀我一起合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浆》，这时，我也已经泣不成声了，心里充满了欣慰和不舍。除了毕业旅行，还有“Mohon doa restu & perpisahan”活动，这是一个展示班级风采的活动，每班都必须穿着自己设计的班服上台合唱同一首印尼歌，最后会评出唱得最好、最有创意的班级。这些活动使即将各奔东西的孩子们更加懂得了珍惜中学的友情、同学情和师生情。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来，学校百折不挠、奋勇向前、春风化雨，为社会培养了无数人才！为了铭记这百年来的艰辛和辉煌，学校相册编委会经过一番废寝忘食的工作终于成功出版了“庆祝百年校庆”历史纪念相册。该相册详细再现了百年来学校的发展历程，见证了学校的伟大与不朽。

这，就是我的梦想翱翔的地方——苏丹阿贡学校。“梦想一旦被付诸行动，就会变得神圣。”我的梦想已经付诸了行动，而且我也感到了它的神圣，这神圣，源于这所百年老校！我会继续放飞梦想，让梦想翱翔，让神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