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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走来 ——读黄书海同志《翻译杂记》感怀 汕头 朱蓝 您从波澜壮阔的历史中走来，披一身绚丽的光彩。 读了您的《翻译杂记》，激情在我们心中澎湃。您的光辉历程是一首感人的赞歌，热血燃烧着浓浓的爱。 感 恩 上世纪六十年代，您有幸给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担任印尼文翻译，“任务既光荣又重大”。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您回忆当年的场景：伟人波澜壮阔的传奇生涯，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那感人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是那么历历在目，永远温暖心怀。 “一个普通爱国华侨学生……没有党的培养教育是不可想象的”。 您忘不了那成长的足印，忘不了那深情的目光。岁月悠悠，饮水思源，热血在心头激荡。如今，您打开珍藏的记忆，汇成感恩的乐章。 闪光的青春 1954年底，您刚满21岁，是那么年青。您为了祖国、为了民族和人民，奉献了美丽的青春。“在使馆连续工作了八年半，参加了大大小小的外事活动，翻译了大量照会和外交文书，把大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大使馆”。 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您那闪光的青春之帆，巍然升起在蓝天里，像那振翅奋飞的雄鹰拥抱辽阔的天宇。 信仰•追求 “1963年6月调入北京外交部亚洲司，参加印尼处的调研、起草文件和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印尼文翻译工作。环境的改变、视野的开阔、责任的加重，使我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 1964年，您被评为外交部印尼文甲级翻译。 读这段文字，我反复思考：您为什么能闯过重重难关，让眼前出现一派春色斑斓？啊，是坚定的信仰，崇高的追求，才会有这样蓬勃的生机，澎湃的活力；才会砸碎征途的坎坷，驱散迷茫的风雨。您真幸福啊，在我们这块神圣的国土上，享受着奉献的乐趣。 珍 藏 “后来，中南海警卫团通过外交部给我发了一张准予上天安门的通行证，即每年五•一、十•一，只要有印尼外宾上天安门，组织上即可派我上天安门当翻译……至今，我仍保留着这张通行证。” 啊，这张通行证，见证了您当年的风采，见证了您的爱国情怀。您洒下了热血，收获了豪迈。珍藏它，心中的激情，就能汇成惊天动地的合唱；那永恒和谐的旋律，就在心中不断伸延…… 博大的胸怀 “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外交家，举世公认。”他一生波澜壮阔，功勋卓著，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特别感人。 作者在《翻译杂记》（二）中，满怀深情地回忆给周总理当印尼文翻译的情景。 “……我给周总理当印尼文翻译，次数最多，翻译用时最长，所见所闻所思，这段经历，对我的成长大有裨益……我更加虔诚地感谢这段经历。” 让我们用心读下面这些片段，好好体会什么是魅力和神奇，什么是才能和胆量凝成的诗，真诚和友谊谱成的曲。
呵，那么博大的胸怀！博大的胸怀，是一个奇异的世界，那是春风吹拂，百花盛开，没有猜疑，只有理解；没有嫉妒，只有和谐。有了博大的胸怀，就能呼唤人间的真情挚爱。 我们愿蓝天下没有硝烟仇怨，和平友爱之歌地久天长；愿文明之花灼灼怒放，人类共有一个快乐的家园！ 黄书海同志，您走千里，走万里，跨过历史长河，穿过沧桑风雨，刻下一个个闪光的足迹，放飞永不休止的希冀。 从先达一路走来…… ——《福建侨报》记者专访游宝珍老人 林小宇 我已经是92岁的老人了，很多东西记不住，反而越遥远的事，记得更牢、更清楚…… 一、 父亲是福建永定人，当年他一人到南洋，不久就来到印尼苏北省的先达市，在这里落下了脚，开始有了家庭，之后就有了我。 先达市位于印尼苏岛北方，市中心有两条大街，一条是以荷兰女皇威赫敏娜命名的大街，一条是以公主朱莉安娜命名的榴莲街。两条大街之间，还有一条平行的较小的街（应是“与两条大街平行的一条较小的街”——编者）叫太子街，三条街中段是一个大“巴杀”。 据说，19世纪时，先达属于先达第14世王纳瓦鲁（RAJA SANG NAWALUH）的领地。从1871年开始，中国东南沿海移民逐渐聚居先达，与当地原族群杂居，开荒耕地，开小店，小本经营。后来从中国来的人越来越多，商业贸易也越来越繁荣，城市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形成了现在的先达市。 到了20世纪初，荷兰殖民政府在先达周围大面积开拓橡胶、油棕、剑麻等种植园，并把先达定位为苏岛东部种植园中心、土特产集散地，是仅次于棉兰的苏北第二大城市，以供周边种植园主休闲娱乐，度假购物。 先达市的三条大街就在这时出现，荷兰人根据先达市的特点，以“巴杀”为中心，在其左右修建了大街，然后让三条大街在城市的西南角汇合，并在汇合处兴建市政大楼，同时在城市的四周修建足球场、火车站、动物园、医院等。 二、 先达这个城市给人很好的印象，不仅它完美的城市布局，更在于它位于山区，比起印尼别的城市，它的海拔较高，常年气温在28℃左右，所以先达市的人们终年都浸泡在春天里，领略尽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微风清清的空气。 如果不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一些中国著名人士就不会来到先达这个城市，也是由于他们的到来，先达的华侨很早就投入到爱国救亡运动中。但在日本占领印尼后，日本侵略者在这里进行了灭绝人寰的大屠杀，很多热血华侨青年惨死在日本的屠刀下。 日本占领先达后，不仅抓人杀人，而且关闭华文学校，当时我在先达中华学校一年级当老师，学校关闭后，我就失去了工作，生活过得非常艰苦。日本投降后，印尼摆脱荷兰殖民统治，我才结婚有了家庭。 这之后，虽然还可以再出来工作，但孩子的出生，使我不得不留在家里全心相夫教子，让这个家能幸福平安。 丈夫的祖籍广东，他是一名汽车司机，专门为渔行运货，虽然我们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生，到了后来全家足足有8人，但丈夫的收入还是够家里用的，只是他真正的心思不是挣钱，而是放在华侨社团上。在新中国成立后，丈夫更是积极宣传新中国，鼓励大家站在新中国一边。 作为家里人，我们都全力支持丈夫，每当印尼国庆日，我们都要上街和“红色”队伍在一起。当然，那些支持“蓝色”的人也会出来，和我们“舞龙舞狮”队伍不一样的是，他们基本上是“童子军”队伍，从声势上看，站在“红色”一边的人多，每次看到这些，自己都很受鼓舞。 三、 从抗日战争开始，先达的华侨思想都比较进步，并且有光荣的传统，很早的时候，这里就有“小延安”的称呼，而且进步思想更多是在华文学校，所以学校成为了两派政治势力争夺的对象。有的华文学校由于董事会的变更，学校的政治倾向也随之改变；有的学校几经易手。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先达的华侨出现了回国热潮，年轻人居多，且多为学生，但不管是谁，大家都抱着支援祖国建设的理想回国。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丈夫也提出来要回国，不仅是他要回国，而且还要带着我们全家走。当时，我也没多考虑，就同意了。因为在我眼里，丈夫很爱国，他做出的决定一定不会错，即使以后我们遇到困难，只要全家在一起，什么问题都可以克服，都可以战胜。 丈夫的家族很大，兄弟很多，他们先后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在回国这个问题上，就只有我们这家人赞同。因为在当时，大家基本属于“小康”生活，回国更多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 我理解丈夫的想法，因为他长期从事社团工作，对祖国有着特别深的感情，他很想今生今世为祖国做点事，出点力，他想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祖国，因此回国成了他不可回避的事实。 而作为我来讲，我也觉得应该回国，因为自从我懂事以来，就知道我们脚下的土地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我也在想，什么时候能回到故乡，在自己的故乡生活，可能是最美好的。 也就是在这一年，全家一起离开了先达，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和当年回国的人不一样的是，我们买8张船票几乎用尽了所有积蓄，所以我们回国的行李很少，就只有几箱的衣服和食物，没有什么自行车、缝纫机、照相机等贵重物品。 四、 到了广州，我们暂住三元里归侨招待所，等待祖国安排。这时，丈夫生怕我会提出一些个人要求，一直告诫我：“一切服从祖国分配”，所以我们从来不提想到哪里，想做什么工作，尽管侨务干部耐心询问我们有什么要求，丈夫和我都一直说，听从分配。 就这样，我全家来到了福建省泉州双阳华侨农场，这一住就是50多年，当年我回国是40多岁的中年人，现在就成了90多岁的老人了。 时间对于我来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活到今天，活到今天的目的是能看到自己祖国发展壮大，正像当初我们期望自己祖国繁荣富强那样。 而让我更高兴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我和丈夫回到了印尼探亲。这也算是我人生中一件大事，因为在此之前，这样的事想都不敢想。所以印尼方面解禁后，我们迅速就办理了回印尼探亲的手续，尽管探亲的费用很高，但我们的印尼之行得到了孩子们的支持，就像当年我们回国用尽了所有的积蓄那样，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给了我和丈夫做路费，我们才得以重新踏上了印尼的土地，回到了我们曾生活过的地方。 那次回印尼时，我已70多岁了，父母以及兄弟姐妹都已不在人世了，但丈夫的兄弟都还健在，重逢的喜悦让每个人激动不已，特别是看到美丽的先达市，唤起了自己不少的回忆。 在当时，应该承认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这里边是因为他们都在做生意，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也相信，不久后的中国一定会发展进步，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不长时间里，我们就看到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按照这样的速度，不用多久，就能有更了不起的飞跃。 五、 之后的几年，我又回去了两趟，一次是儿子陪我，还有一次是女儿陪我，直到现在，我还在想，只要我能走得动，就一定还要回去看看。 说实在的，我所看到的先达，无论是有变化，还是没变化，我都很喜欢。 比如城市中间两条大街上的房屋，因为路要扩建，需要把具有中国特点的骑楼部分切掉。但改建后的楼房也别具特色；再比如，原来城市的马车不能在市中心行驶，而换成了载人的摩托车，这又让城市多了一种声音；原来两条大街之间的横街，起的都是中国名字，如福州街、南京街等等。现在都改成了印尼名字，但这又何妨呢？它们不过只是名字而已，老年人习惯叫它的旧名字，年轻人叫它新名字，而街还是那条街并没有改变多少。 有时想，也许这个城市可以容下越来越多的人，但这个城市未必能记住每一个人，而我们却把这座城市记在心上，至少我已经把它记住了近百年了，所以这座城市再怎么变，都无法改变我对它的记忆。 …… 说实话，当初我随丈夫回国，还有一个念想，因为我住惯了四季如春的先达，因此我也向往有春夏秋冬的中国，没想到，这一走就是这么长。 （摘要转自《福建侨报》） 闲聊“新慧级” 铁 生 日本投降，中华中小学校复办。1946年初新学期开始，学校兴起一股给班级取名的风气。我们班叫“新慧级”，怎样取的？何含义？忘得一干二净。顾名思义，或许是新的智慧吧！这个班有何智慧不了解，但留下一些印象，待我胡诌胡诌。 一、全校最高班，且是唯一的初中班。课室设在后楼二层的东南角，楼梯口头间，依次是春潮、民主、少先、海燕……后来课室调整了两次。头次是大礼堂右侧的西北角课室，第二次是篮球场东侧曾作展览室的小屋。先后的同学有： 尤传汉 古铨祥 古玉清 丘玉英 丘素英 叶敏东 陈炳伟 陈彩兰 陈约书 陈柱年 陈淑英 陈瑞良 陈铮海 李智和 李碧玉 李碧云 吴健如 吴日杭 张华天 张爱群 张桂昭 张凤英 张银良 张洁新 张仲锦 张仲欧 张炳坤 林秀兰 林梅英 郑遂源 洪玉端 洪莲心 洪玉招 洪青庚 陶雅贤 陶演昌 陶焕昌 黄文和 黄鸿美 黄联发 游国渊 谢自来 饶铁生 首届级任郑子经老师，班长陶演昌。 二、同学来自四面八方。二战前学校就有些名气，周边的一些市镇如西利勿拉湾、峇古弄、三板头等的学生慕名而来上学。复办后也有不少外地的学生来学习。我们班就有来自兰都的黄鸿美、奇沙兰的谢自来、丁宜的林秀兰等。 三、兄弟姐妹多。这是由于日本占领印尼近四年，学生失学，一旦学校复办，渴望求知的学生便蜂拥上学所造成的现象。他们是：陶雅贤、陶演昌、陶焕昌，张仲锦、张仲欧，古铨祥、古玉清，丘玉英、丘素英。 四、全校最活跃的班。我们班的同学年龄都偏大，阅历也多些，有些同学是民主同盟、青联会、妇女会和国民党、三青团的成员，所以更多的参与学校和社会活动。 初期，全班融洽相处，互相友爱，充满欢乐的气氛。随着国内国共两党斗争的发展，先达华侨社会出现了红蓝两派对立的局面，这也反映到了学校和班里。我们班常为国内的局势争辩，从班里争吵到学生自治会。 与我们相邻的春潮级的同学，对我们班里的一举一动都看得见听得着。伍护德忆及当时斗争的情况时说：“他们班（新慧级）分红蓝两派，立场分明，他们为国家前途辩论不休，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得鸡犬不宁。”可见争论的激烈程度。由于学校是红派主办的，班里红派人多势众，蓝派同学最后纷纷退学。 五、巴人代课。1947年初新学期开始，国语老师还未确定，而巴人于1946年下半年从棉兰转移到印尼控制的先达来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和支持印尼人民维护独立的斗争。学校便商请他来救急，巴人欣然允诺。巴人是位赫赫有名的文化人和活动家，竟然屈尊来教授初中语文，着实令我们感到意外和受宠若惊。 上课时，教室格外宁静，大家专心致志聆听。他的教授法与过去的老师截然不同。他采取启发式、引导式，激发同学独立思考，使我们从被动学习改为主动学习。此外，他还教作文课、批改作文，写评语。虽然巴人代课时间不长，但促进了我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写作文的兴趣。 六、寿命短。新慧级只存在两年，1947年末终结。这期间，有的回国或到外地深造：爱群、约书到厦门，智和到广州，桂昭到新加坡，健如、仲锦、仲欧、鸿美到棉兰；文和、铮海、素英、碧云、玉清继续上学，因人少拼入春潮级。而多数同学就业，有的当教员，打工或继承父业做生意。新慧级，从此寿终正寝。 七、尾声。新慧级散伙后曾搞过两次聚会，第一次是1948年期假到不拉八游多峇湖，留下一张合影，只有18人参加。第二次是1950年也是最后一次，在照相馆留下一张“全家福”，共有26人参加。 沧海桑田，六十多年一晃而过，多数人失去了联系，情况不详。据悉，仍在先达坚守故地，安度晚年的仅剩洁新、焕昌和梅英。其余都远走高飞分散各地。在雅加达的有演昌、玉端、英凤，新加坡鸿美，巴黎瑞良，香港文和、遂源、仲欧、彩兰，广州碧云，汕头雅贤，厦门健如，福州爱群、秀兰，天津桂昭，北京饶铁生。 如今健在的同学都已是子孙满堂的耄耋老人，祝愿大家健康长寿，阖家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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