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洁霜 铁生 8月14日上午突接铮成从香港打来的电话，沉痛相告：洁霜走了。乍一听，有如触电，茫然、胸憋、眼眶湿润。怎么洁霜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突然，太可惜了！前几年，书海和我交谈，拟商请洁霜多写些东西，把先达那些珍贵的往事尽可能保存下来，留给后人。没想到这一切都落空了，这是无法挽回的损失。我们痛失了一位老同学，好哥儿们！ 日占时期，洁霜曾在中华学校上学。日军当局强制学校设日语课，强迫学生学日语，进行奴化教育，而他则专注学习祖国的语言文字——国语。在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后，他开始寻求课本以外的知识。他常到大街万隆书店，蹲在书柜下看书，到太子街一家书摊租书看。他看这“施公案”、“包公案”、“封神榜”、“七侠五义”等神怪小说；读过冯玉奇、张恨水的文盲表小说；向陈瑞良借过“福尔摩斯侦探集”“陈查礼探案”等侦探小说。他看书的痴迷程度，已达“昏天暗地，茶饭不思”的状态。那时，洁霜在知识海洋的遨游中发现唯一的好书是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著的《爱的教育》。他说：这本书使我从蒙昧中第一次领悟到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体会到什么叫亲子之爱、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乡国之恋！ 日本投降后，洁霜继续上学并参加社会活动。在郑子经、陈丽水、黄文泉、宋凉赞等老师的影响下，为了追求进步，寻找真理，他有意识的去阅读进步报刊书籍。放学后他常到青年会的图书室看书。我们一些爱玩爱闹的青年不是在青年会打乒乓球就是唱歌聊天。而洁霜独自在潮湿的图书室默默看书。他除了看“风下”、“南侨日报”等报刊，还看完胡愈之写的小说《少年航空兵》，引发了他对祖国的向往。 1947年后他常到职工会看书报。职工会楼上一侧的廊道是图书阅览室，比较安静，他全神贯注地看新、港的棉兰的报刊，把连载的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虾球传》和《春风秋雨》都看完。 1948年下学期，洁霜任学生会执委。学校易手后，校方解雇一批教师，调入一些“教员”，学生会出了两大版壁报反对解雇教师，反对党化教育，号召学生罢课。洁霜除了给壁报写稿外，还以“我们的国文讲师”为题给《民主日报》投稿，揭露某某某教师**无能（原文如此，编者注），贻误学生。 因学潮事件洁霜被校方开除，他初中未毕业就被迫离开学校。然而凭他的天赋和勤奋好学，逐渐显现了他的写作才华，大家给他取了个“秀才”的绰号。 新中国的诞生，极大的鼓舞了先达广大的青年学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国浪潮，洁霜也投入了这股洪流。不幸“安徽轮”在汕头海域触雷沉没，他回国不成。之后从国内传来这样的精神：回国学习，参加建设是革命工作，留在当地从事教育，为广大侨胞服务同样也是革命工作。洁霜毅然决心留下，立志为侨教事业奉献终止。通过不懈努力和钻研，他从小学教师提升为初中、高中教师，成为中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 “九三O事件”后第二年年中，学期行将结束，军事当局突然派人到校进行监视，请点校产，显然即将接管学校。在这最后的日子里，时任两班高中语文课的洁霜，特选了法国作家都德写的小说“最后一课”来朗读。当念到最后一段“……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毫以高大。”“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力量写了几个大字：“法兰西万岁！” 洁霜的声音有点颤抖，眼前模糊了，朦胧中看到几张闪着泪光的脸，后面几个同学已把头伏在桌上抽泣。他对同学们说：我相信每一位同学都能心领神会这最后一堂课的意义。我们要像韩麦尔先生所说的那样，永远要热爱祖国的文化，永远不要忘记祖国的语言文字。 在学校即将被封闭的时刻，洁霜特选“最后一课”来给同学们郎读，突显了他的睿智和胆识。在危急关头、关键时刻，最能显露一个人的高尚品质和出众的才智。 过去读这一课文，虽然激动、感慨，但总还有隔着一层的感觉，而今重读这一课文则有切肤刺髓之感，怎能不令人撕心裂肺，刻骨铭心呢！ 法国有韩麦尔，我们先达有李洁霜！ 野心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印尼的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文又获得合法地位，可以公开使用和传播。蛰居多年的洁霜，被禁锢的文思像井喷似的一发不可收拾，投稿报刊，针砭时弊，抒发情感，他写的文章可集结成册，遗憾的是我忘了索要。 北京“先达通讯”面世后，洁霜就不断赐稿，其中有：《先达华中“最后一堂课”》、《一个华裔青年的死——想起了吴锦标》、《摇篮和熔炉》、《梦忆先达》等。他犀利的笔锋，触及方方面面，字里行间流露他爱憎鲜明的立场和柔情似水的情感。它揭露军政权的暴行，鞭挞邪恶，申张正义；它沉痛缅怀仁人志士，疾呼为他们立碑以供怀念；它讴歌那些“吃进去草，挤出来是奶，坚持在教育阵地上孺子牛”，彰扬他们默默的奉献精神。 他回国未成，但他和祖国始终心连心，祖国的荣辱都牵动着他的神经。十年浩劫他痛心疾首，改革开放他欢欣鼓舞。1982年改革伊始他不顾仍有风险就毅然回家探亲访友观光，此后每隔一定时间他就回来一次，2001年7月13日他在京参加先达校友会会庆，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报我国申办奥运会成功的消息，平素含蓄不外露的洁霜也不禁眼噙热泪，与大家一道欢呼雀跃。 洁霜一贯关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多年来他力所能及地去化解、消除过去先达两派遗留的恩怨，增进理解和团结。他积极促进雅加达先达同乡联谊会的诞生和世界先达乡亲恳亲大会的成功举行。他更高兴的是看到近年海峡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两岸同胞的密切来往。就在他离开我们的两周前，他携全家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亲自领略、感受宝岛的绮丽风光和同胞情，了却了他多年的心愿，他更期待着祖国的和平统一能早日实现。 洁霜安息吧！先达乡亲和校友，特别是曾经受到你教诲的学生将会永远怀念你——先达韩麦尔式的老师！ 从讲台到文坛 ——悼念洁霜兄 天津 焜辉 笑英 洁霜兄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走得那么突然，以至我们都无法接受，但又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们只能在脑海里去追忆他的音容，缅怀他。 教学育人，孜孜不倦 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温文尔雅，不苟言笑。当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说说笑笑时，他往往在一旁侧耳聆听，时而插上几句话，语言幽默，令人捧腹，听到可笑之处，也只是抿嘴而笑。作为教师，沉默寡言的他，在讲台上则是另一番风采，在靠语言吃饭的教师这一行，他一干就是十几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子。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对学生的循循善诱，赢得了学生对他的敬爱。学生们永远记得，是他给自己传授了知识，是他交绘自己找开知识宝库大门的金钥匙，是他牵着自己的手迈开走向生活的第一步。 他桃李满天下，他既是良师，也是益友。斗转星移，师生之情谊越发深厚。那些当时还是少年而今已年近五十，立足于各地的学生，惊闻老师遽尔辞世的噩耗，无不深为震惊和悲痛。在那哀伤的日子里，他的学生如同老师的亲朋好友那样，在华文日报献上挽词或挽联，在灵堂里捧上一个又一个花牌，在与老师作最后告别的行列上，学生接踵而至。他们在悲悼中，以各种方式，深深表达对老师感念之情和敬意，以此方式高度评价老师在先达华侨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腥风血雨中，学校被强占，他只得离开学校，离开讲台，离开心爱的学生，“赋闻在家，无所事事”。他曾有过“苦闷、忧愤、彷徨”。他不敢想有重返讲台的那一天。不料，中印夏交华文在印尼社会重获合法的地位，华文教育又重新开展，他应该可以重返讲台。岂知这时，他已到了退休年龄。他曾写《先达华中“最后一课”》，对他来说真的是最后一课，从此，他再也没有重返那次讲台。 文章犀利 观点鲜明 他完全有条件过着“从容度余日，取乐于桑榆”的养老生活，而他不然，相反投身于文学活动中去，发挥余热，充分利用时间，撰写文章在报上发表，几年来的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大约三年前，我们到印尼扫墓探亲，临别时，他给我们已发表过的文章部分复印件的合订本。儿女们希望他将文章收集、整理以便出书。他却说：“文章都发表了，人家都看过了，还出什么书！”儿女们莫奈之何，只好作罢。而今，要读他的全部文章，要对他的文章作全面的评说，要对他的文章的反映的社会生活有所了解，难矣！这仅对家人来说不得是件憾事，对我们先达人来说也是莫大憾事。那本合计本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弥足珍贵。 四、五十年代洁霜兄已显露才华，作为教师和文学业余作者常在《民主日报》、《苏门答腊民报》发表文章，有口皆碑，到了晚年更是炉火纯青。可惜，他那个时期的文章也难以见到，我们只能从近几年来的文章中，见其一斑，所谓管中窥豹而已。他的文章体裁广泛，有散文、小品、评论、文学理论，还有诗歌、话剧等。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历史、文化诸多方面。 我们从《一块石碑》、《先达华中“最后一课”》、〈梦忆先达〉、《摇篮和熔炉》、《老歌》、《老片》等文章中看到他貌似不闻天下事的书生，而实际则是对社会、对人生有着深切关注和深入的观察，看到他的爱憎，看到他丰富的内心世界。而那优美的文字，流水般的行文、情景交融的描述，真挚感情在字里行间的流露，深深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给我们以美的享受。他发表于日报的社会评论、文学批评、小品则是爱憎分明、观点明确、笔锋犀利、入木三分、高中肯*（原文如此，编者注）。 他从来不以民众的代言人自居，也不因文章写得好而自诩。他写文章只是把心里话说出来，把思想表达出来，别无其他。但是他的文章反而生动反映了社会现实，道出了我们的心声，反映了我们的喜怒哀乐，引起共鸣，知音者众。这只能说是他想我们之所想，与我们有着相同的情感，共同的信念，都有一颗先达心。 在他发表于日报的文章中，表达他对印集文坛现状的认识和忧思。他认为，当今印华文坛今非昔比。五十年代文艺创作，文学批评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和繁荣景象至今尚未重现。文坛由于一度的沉寂，至使两方的美学理论、观点、思潮，如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等等趁势而入，受到青睐、吹捧，而现实主义的文艺观被摒弃，对文艺创作、文学批评起着不良的作用。他直面印华文坛，毫无顾忌地、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呼吁作家不要只“喜欢风花雪月”，写“无病呻吟、形式主义的作品”。他认为文艺家、文学家应该“心中有人民，笔下有爱憎，写出人民的心声”。他强调作品要“反映社会进步力量”，“对不合理的现象要有不妥协的原则精神”。他反对文艺作品的概念化和形式化，认为“以概念化代替生活内容，以公式化安排现实的发展，在那里出现的人物，必然是没有血肉，没有灵魂，没有生动个性的人物”。他主张健康的文学批评，驳斥那些反对文学批评，并且诬蔑批评者为“人身攻击”，“图谋不轨”的谬论。指出文学批评并不意味着破坏文坛的安宁，而是为了提高作品质量，增进对文学理论正确的认识。他满怀希望说：“印华文学再也不能象纸扎的小船，只能在小水池载沉载浮，它要象一艘巨舸，扬起风帆，驶向世界华人文学的海中，文学批评应该是这艘巨舸的动力”。 印尼华文日报辟专栏，连载了他撰写的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比较系统集中和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文学理论涉及到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不同观点、思想、思潮和流派、乃至历史哲学等等。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底子，没有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的研读，没对古今中外历史的洞悉，没有掌握大量的有关资料，没有自己的写作实践、体验，要完成这些文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而他完成了，洋洋洒洒一篇接一篇发表在报上。 他的这些文章对印华文学青年的成长，对印华文学的繁荣大有裨益。 他深知，在印尼，文学不可能统一于一个观点，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一种创作方法。然而，作为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作为文坛上的一家之主，应有它的一席之地，应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多年来洁霜为此而努力。从他的藏书，他的文章里，我们得知他从我国及世界古今的文学巨匠那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获得了巨大的力量，那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在他身上得到了传承。所以在他的文章中，随处能看到文学巨匠的影子和遗风。今天他虽然走了，但我们相信文化薪大会有人延续下去的。 他有此成果那一朝一夕之功。他自年轻之时，就酷爱文学，痴迷于读书，沉浸于“夜读”，只要第二天没课（指当教师时），他就埋头读书，不知东方之既白。到晚年凡到中国来，他如果逛街，最爱去的地方是书店，陶醉淘书的乐趣，买来了书，爱不释手，又是“夜读”。 人生如舞台，洁霜从讲台到文坛，手中的粉笔换成笔杆，如同演员的上台下台，扮演不同角色，而在台下，他始终是他。他所追求，所致力的是文化教育和文学。命运改变了他，从此唯文学是务，他对文学的追求是那样执著，达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境界。 他处世低调，不事张扬，胸怀坦荡，与世无争。他才华横溢，文采出众，是他同辈的佼佼者，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代表。他的辞世也是我们的一大损失，也是印华文坛的一大损失。 洁霜，洁白如霜，纯净明彻，人如其名。 洁霜这个名字体现了他的人生道路，清清白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洁霜兄，一路走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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