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达通讯 （第130期）

去年12月12日伍英光兄刚离开，料不到12月18日林少青兄又走了。一周内我们竟然失掉了两位抗日老战士，失去了好同志，令人惋惜、悲恸。

少青说：“我从小在贫苦的环境中爬滚成长，受尽人世的白眼，也亲历许多难得一遇的事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确，他的经历在先达人中是屈指可数的。

少青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在中华学校上小学时，因拖欠二个月的学费，被校方开除，他只好转到收费低廉的国民学校上学。穷，激励他发愤学习，要出人头地。

三校合并为中华中小学校后，他上中学，开始崭露头角，功课门门优秀，考试名列前茅，成为品学兼优的学生，颇受校长雷霆和训育主任陈丽水的青睐。雷霆教少青班语文，陈丽水教数学。初中二年级上学期结束，雷霆鼓励少青跳到初三去，少青婉谢。

少青除了学习勤奋外，也关注国内的抗战局势。他积极参加反对日寇侵华和募捐赈灾的活动。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皖南事变”，少青、肖邦豪等义愤填膺。邦豪在教室的黑板上挥（粉）笔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以示抗议。这句诗引自周恩来的题词。为了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围歼抗日新四年，时任中共中央代表的周恩来书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校方竟追查“肇事者”。次日邦豪和少青等大部分同学罢课抗议，到动物园去游玩。校方怕事态扩大，惊动警方，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便不了了之。

1941年6月少青初中毕业。正巧雷霆卸任，他鼓励少青跟他一起回国深造，承担路费，并亲自家访，劝说少青的父亲同意。而少青的父亲以家贫需要他帮助维持家计为由婉拒。

此时，正好新加坡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南侨师范学校在棉兰招生。陈丽水鼓励少青、邦豪、李国海、伍焕沾去投考并被录取。

同年八月初，少青在他的五叔林克胜的资助下赴新加坡学习。他说：“在南师短短三个月，给我们印象最深，帮助我们思想快速进步的莫过于两人，他们是陈嘉庚老先生和班主任王任叔。”

学校每周的周会，陈嘉庚都要给学生作报告，阐述华侨教育的重要性、创办南师的目的和意义；介绍他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考察国统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观感。他的结论是国统区令人痛心失望，而抗日民主根据地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陈老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讲话，使少青受到深刻教育。

王任叔教授语文和作文，晚上还亲临教室辅导，解答问题，讲述国内外形势。他指导少青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社会科学的书籍，督促做读书笔记，谆谆善诱引导少青去探讨真理。少青获益匪浅，为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日后的抗日活动打下基础。

同年底，日寇发动太平洋侵略战争，新加坡危在旦夕，南师被迫停课，少青等只好返回先达。

1942年3月日寇占领印尼。先达的爱国志士秘密串联，于6月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苏岛人民抗敌会”，后改名为“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反盟），领导人是张谷和、郑子经、陈丽水、张琼郁、李国海。经国海介绍少青加入了该组织。在反盟的领导下，少青积极参加组建外围团体健身读书会和健身篮球队的活动，团结爱国的青年学生，宣传抗日思想。

由于少青的字写得工整，陈丽水就约他和邦豪到家里，让他们把秘密小报<前进报>刻成钢版，油印后，由木英送给国海和焕沾去转发。

同年10月，王任叔从新加坡撤离辗转到先达隐蔽，与少青等南师学生重逢，师生都很激动。令王任叔十分欣慰的是他的学生全是反盟成员。应学生的要求，王任叔常到秘密据点给他们和其他反盟骨干讲授理论知识和抗战形势，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和抗日信心。

1943年9月20日日寇发动大检举、大逮捕镇压行动。王任叔等分散各地躲藏。少青因未暴露身份，在家潜伏。

为了职业掩护，筹措经费，沟通联络，进行长期的抗日斗争，反盟成员创办了以灰水和椰油为原料的肥皂厂，作为秘密的联络站。当时王任叔转移到距奇沙兰不远的新邦罗洛农村隐蔽，奇沙兰肥皂厂成为他的前哨站。

1944年2月少青被调到奇沙兰肥皂厂与黄文泉、陈斯刚一道工作。少青回忆道，肥皂厂设备很简陋，是典型的阿答屋，每天清晨就起床劳动，烧灰水，冲碱水，然后掺进椰油化合成液体，冷却，凝固，切割，盖印，装箱，托运，半夜三更还得摸黑巡视炉火，一点都不得闲。劳动是无偿的，只换取一天三餐。因为我们牢记挣的钱是用作接济逃难同志的。文泉在外四处活动，推销产品，与王任叔联系。他每月只回来二三次，每次回来伙食就会稍微改善，可以阅读<前进报>等，这是惟一的享受。王任叔曾秘密到奇沙兰肥皂厂联络过。后来，局势较为紧张，王任叔转移到泗拉巴耶，奇沙兰肥皂厂联络站作用已不大。1944年7、8月间，少青随文泉转到新邦地甲创办新的肥皂厂联络站。1945年初，在丁宜主持肥皂厂的克胜外联活动繁忙，少青调到丁宜接替克胜，坚持工作至日寇投降。 

二战结束后，少青曾在先达和棉兰的苏岛华侨民主同盟任秘书，后与邦豪一道协助李承杉等筹建先达华侨职工会，1947年调到华侨总会主办的中华学校教书。曾任先达青年联合会主席，积极参加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7月荷军占领先达。由蓝派掌控的中华学校原董事会向荷军当局提出归还学校的申诉。当局依据荷兰殖民地法律作出学校归还原董事会的裁决。原董事会于1948年下半年接管学校，无理解聘少青、焕沾等12名教师，引发了轰动当地的“学潮事件”。

华侨总会向荷当局进行交涉，少青等代表被解聘的教师向当局投诉，抗议校方违法行为，要求偿付解聘费，当局接受了教师的合理要求并准许创办育才学校来安置被解聘的教师。

育才学校创办不久，少青被调去协助郑子经筹办华侨学校。1949年华侨学校正式开办，少青负责教务工作。

1951年下学期，少青调到新接管的中华学校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印尼右羽政府策动的臭名昭著的“八月大逮捕”事件。在全印尼滥捕了一万多人，包括拥护新中国的爱国侨团、侨校的负责人和教师等。少青也被捕，关押在浮罗巴烟集中营。近一个月拘留期间，每天都有持枪的军警对他进行审问，要他承认是“共产党”、“阴谋反对印尼政府”，妄图罗列罪名，借以迫害。少青顶住了军警的恐吓威胁。因捞不到证据，关了四个月终于被释放。

在新中国的感召下，先达掀起了一股回国学习和参加建设的高潮。少青于1952年2月也被卷入这股浪潮中。当初回国的目标是投考南方军政大学。岂知，回到广州才获悉南大已完成培训干部的任务不再招生。少青只好北上，考入沈阳师范专科学校。翌年该校并入大连教育学院。1954年毕业分配到大连工学院工作。因爱妻陶雅贤不适应北方水土，常患病，于1960年调到汕头华侨补校（后改为十一中）工作。

少青在教书育人的工作中，一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谆谆善诱。对归侨学生更能体恤他们的处境，学习上耐心辅导，生活上关怀照顾。不少学生毕业后，虽身在外地仍与少青保持联系，问候问安。少青住院时，学生们纷纷前去探望慰问，以表达他们对老师感恩之心。

少青一生驰骋于教育战线上，从先达到国内，从北到南，默默甘当一名园丁，辛勤耕耘，为先达和祖国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桃李满天下，而且开花结果，果实累累，但他始终谦恭虚已。他说：“我们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对国家，对人民我们已尽了一分责任，虽然做得不够，一旦有一天离开人世，我们也是心安理得的。”

对于一位曾参加抗日斗争以及默默地献身教育事业的老同志，党和国家没有把他遗忘。少青结束他的教育生涯时，享受到抗日时期干部的离职休养的待遇。2005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为表彰参加抗战的老同志的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他们颁发了纪念章，这是对少青的最高褒奖。

少青安息吧！你在国内外的学生和亲朋好友会永远怀念你的！

每个正常的人，不管出生怎样，无论父母贫或富，总会有个一生中最难忘的童年时光，让他一生缅怀，一世难忘，我也是。我的童年由三岁到十一岁，都在先达市度过：我的幼稚园和小学时代，在中华学校上。

印尼独立不久的先达市，当然没有现在的热闹，人口还少、市容简朴，它还保存许多荷兰殖民地时期的痕迹，晨光戏院还是古老白色的荷兰建筑呢。有许多华人、马达人会说荷兰话。我家所在的女皇街，街上还有戴甲八拉（Kapala荷兰人的头头帽）如绅士般的人行走；路中央的交通指挥高台上，一位警察，一边吹警哨，一边噼噼啪啪地转动他头上的红绿色牌子，不是红的，就是绿的，没有黄。因人稀车少，秩序井然。

由我家到中华学校，必须从后门穿过一片杂乱无章的民居，然后沿着那缓缓而流的小溪，到了三叉巷口，往左通过“大道板廊”就到。中间那条则穿过一排数十家的木板屋，也可抵达中华学校。三叉巷右边那条，巷口那家养有猴子的，是小孩最不敢靠近的无手阿伯家。经过那里，接下的是一片较宽敞的住家区，两株高大、浓荫覆盖的老榕树，耸立路中央，经此就是女皇大街了，有名的“瑞安家私”店就在路口。

我的童年，分坏孩子和好学生的两个极端阶段。前者，因我父母不在身边，没有人管带，也没有可畏可怕的人教导，是我最调皮、最野蛮的童年。后者，父母在身旁，父亲的那把红条家教藤鞭，把我的野性驯服了，从此变成成绩优良的好学生。

1950年，先父应美国丰年园林公司的要求，到离先达百多公里的园丘小镇英佛，开一家专供他们园丘日常用品的店铺，因此把家搬去，我因读书和健康关系，必须留下和叔父一家共住。没父母在身边的孩子，很自然地野了。放学回家，丢下书包，匆匆吃了午餐，就往大道板廊冲去。在那里，我的朋友已等待多时。

那大道板廊，俨然是我的第二个家，除了上学、吃饭、洗澡，就整天在那里玩，玩得泥泞满身。因为，那是个小孩子喜欢玩的地方。它前宽后窄，占地不下千平方米。向东与中华学校隔街对立，是它的大门口，右边和独立街的军营接连，左边与小溪为界，后方，狭窄尖小，是板廊主人的住家区。有株巨大长得如科幻电影《阿凡达》的高大浓密的老榕树，树下是土地公和那督神的家，那是我们最不敢接近的地方，却常有印尼族小孩偷拿那督神的香蕉。板廊中央，宽广非常，是我们活动最多的地方。那里种有六株高耸、垂根及地的大榕树，是板廊架板让客人挑选的天然板架，也是我们钻入藏身捉迷藏的好躲点。除此，大片的晒板场，任我们在有弹性的木板上跳。

板廊的后方，建起几座存放晒干后木板的仓房，那是下雨时玩跳的地方。因有横梁，不知是谁找来一条长索，紧绑在梁上，下方穿入一片板片，便是我们的秋千。每每看到横梁上有洞，知道已有黑蜜蜂住进，就拿支玻璃瓶，将瓶口套上洞口，然后拿个石头敲打梁木，不一会，一只黑黑的大蜜蜂不堪受干扰，坠落瓶子里，成了我们的俘虏。关好瓶盖，到处让人看战绩。或把它尾部的针拔掉，系上一缝衣线，把它放飞，当飞机玩。

在大道板廊里，我们无所不能玩。兵追贼、捉迷藏、抛空罐（丢Kongkong）、打藤段（Patoklele）、打玻璃弹子（Guli）、放风筝、打泊泊竹枪、花蕾水枪、瓶盖飞轮、线轴战车、铁钉步枪……连女生的玩意儿：绣花枕、跳月光舞、跳房格、老鹰抓小鸡……也玩得不亦乐乎。玩死的也玩活的：打架鱼、蜻蜓、蜜蜂、蟋蟀、红蚂蚁……不是抓它们打架，就是把它们当飞机，玩得它们死去才甘愿。

一晃眼，我们都已是几近古稀的老人，童年玩物早已随时空远去。时代的进步、人文的发达，都把它们遗弃无踪，我们的孙子们再也无福领会到我们那个时代的天真情趣！

老同学林少川夫妇从北京回印尼探亲，他是北京复兴医院的医生，现已退休。爱人是北京人，没有到过印尼，此次是特地回来探望在印尼的亲人。

住在他妹妹美珠的家，他得到美容、美珠及亲友们的热情关心与照顾。印尼的菜与水果：蛇皮果、红毛丹、榴莲……要他们尽量吃这吃那。少川讲年老了，吃不了太多，接收不了。总之他们此次回来，气候、饮食方面都会适应。加上亲人的关怀，精神舒畅，健康情况也很好。

1954年少川和我弟弟爱竹同趁一艘船回国升学。当时先达华侨学校，没有条件开办高中，我的弟妹初中毕业后，就回国升学。也有些同学到棉兰升高中。当时很多人都这么想，到外地升学，费用也不小，准备一笔回国的路费，带上一些在中国可能出售的物品做费用。而且回国升学的路途，是年轻人唯一的理想，是有美好的前程。

我有四个兄弟姐妹，弟妹更年轻，应该让他们走回国升学的路。父亲希望我和哥哥留在印尼。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好，需要帮忙照顾。

我的大部分同学都走回国升学的路，可以想象当时我是以怎样的心情，送走弟妹、同学、朋友们。

今天老同学有机会在印尼见面，无比高兴，会留下永久的记忆。

我来自苏门达腊岛北部美丽的先达小城。中国有句古诗“月是故乡明”，那么首先，我就来夸夸我的故乡——先达。“绿杨芳草几时休？”先达是个绿树常青、鲜花盛开、风景迷人的地方。“民族团结，亲如一家。”先达又是个多民族团结互助、各宗教和睦相处的地方：包括我的华族在内，先达生活着风情各异、多种多样的民族；在前不久的华人元宵会上，我们的市长Hulman Sitorus先生，还身着吉祥喜庆的红色唐装，用中文向大家恭贺“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在先达的大街小巷上，还可以看到印尼各大宗教的教堂，各具特色、异彩纷呈；各个宗教的信徒，相敬如宾、其乐融融。

身为先达的女儿，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我更感荣幸，能代表故乡先达和我们的印尼，远赴中国和43个国家144名选手在“汉语桥”的舞台上同台竞技，并载誉荣归！我荣获个人综合三等奖，优秀网络人气个人奖和两个团体奖。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先达政府、先达教育局、先达华文教育促进会，尤其是先达市长鼓励我拼搏进取、努力竞赛。还要感谢我的母校先达卫理学校以及华校长的大力支持，还有中国志愿者教师杨盛楠的辛勤辅导、庄淑心老师和陈彦澌老师长期以来对我的谆谆教导。

还记得在中国比赛期间，我们印尼的三名选手身着马达民族盛装，在重庆的舞台上展示先达的文化。我们跳Tor-tor-Somba舞，各国选手连声叫好。我们还游览了北京故宫、万里长城、鸟巢、水立方，深刻感受到中国的发展进步和灿烂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热情友好。我非常高兴，能为中印尼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一点贡献，更深情希望中印尼之间的美好友谊，万古长青！

排名不计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