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达有座钟楼，座落在城市的西南角，是先达的政权中心，钟楼几度易主，反映了先达的一段历史。我亲历这几次政权更迭的历史瞬间，见证先达社会的变迁。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但那动人心魄的情景依然萦绕在我心中，一生难忘。 荷治时期的殖民风光 荷兰人统治时期，钟楼是市政厅的所在地，也是先达的政权中心，楼前旗杆上飘扬着红白兰荷兰国旗，楼对面是一座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右边是两座网球场和一座拥有跳舞厅的建筑物，称为“西马鲁温俱乐部”，后边是“先达旅馆”，往前是火车站，火车站对面是政府官员的住宅区，多是两层楼的别墅，钟楼后面是警察局和邮电局，另有一家叫“历顺”（译音）的百货公司，专营价格昂贵的舶来品，往前走是三支水公园、动物园和先达唯一的一座游泳池。当年俱乐部、游泳池和先达旅馆是不准有色人士入内，只供洋人享用，殖民色彩浓重，荷兰殖民者对钟楼及其周边的布局颇费心计，似乎想在这块殖民地的土地上也安排西方人享乐生活中的情趣。 先达是一个殖民地社会，市政厅的施政方针和管理体系都是以保护宗主国垄断集团的利益为依归，先达周边的大橡胶园、大茶园、大剑麻园，多是荷英垄断资本所有。种植经济是先达的经济主体，先达又地处苏东（今苏北）通往苏西的交通要道，也是周边地区土特产的集散地，因而市场繁荣，经济活跃。白天，巴刹一带，人来人往，喧哗吵闹，马车（sado）和小型客货车行驶于大街、榴莲街揽客，每逢月中和月底，园丘工人发粮（发薪金），休假的园丘工人拥进城里，更是人山人海，闹热异常。傍晚，华灯初上，南京街的大排档已灯火通明，有卖鱼生鸡粥的，卖炸豆付的，卖云吞面的，卖鲜蚶的。当榴莲、红毛丹大量上市时，就增多卖水果的地摊。南京街的夜市是先达人夜生活的一部分，三家电影院也门庭若市，看电影的，看海报的都有，而钟楼一带，入夜人静，凉风轻拂，不论是满天繁星之夜还是明月当空之时，都是游人或情侣们的好去处。社会安定，市场繁荣，治安良好，气候宜人，环境幽雅，都是当年先达的好声誉。 城里华侨居多，荷兰殖民当局对华侨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设立甲必丹制度，委派一位华商任甲必丹，负责办理有关华侨的事务，其实甲必丹主要是代市政厅向华商、华人小贩征收各种各样的税赋。在政治方面，荷兰殖民当局打着西方民主的幌子，一方面允许华侨办报纸，办学校，成立同乡会和慈善团体，甚至允许中国国民党成立先达分支部；另一方面对华侨的正常活动给予诸多限制，明里暗里予以干涉，例如中国抗战初期，荷兰人害怕日本人，不准中文报《苏门答腊民报》刊登有关不利于日方的消息，不准华校继续开设《公民课》，不准民主的、进步的书籍和杂志进口；限制华侨开展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活动。不过，一九三九年欧战之后，荷兰本土陷入德国法西斯手中，荷兰人的态度有所转变，对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较少干预。于是，先达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就开展得有声有色，除了学生募捐队的活动之外，筹赈会还经常组织大型的文艺晚会，体育义赛进行筹款，救济祖国的灾民，支持祖国的抗战。 但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破坏了人们的平静生活，日本侵略军挥师南下，相继进攻菲律宾、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次年三月初进攻荷属东印度（今印尼），不足一星期，荷军不战而降，整个印尼沦入日本侵略军手中。 日治时期的惨烈景况 同年三月某日，日本侵略军不发一枪一炮而进驻先达，记得那一天上午，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突然间位于Kampungbantang的汽油库发生爆炸，滚滚浓烟直冲云霄，那是荷兰兵逃跑时放的火，人们意识到发生大事变，商店纷纷关门，人人急促走避，一会儿，有人向火车站方向跑，原来有人打开了火车站的货物仓库，哄抢仓库里的货物例如布疋、啤酒、面粉、炼乳、洋酒……等等，也有人低价收买这些货物，哄抢的人多起来，市面乱哄哄的，呈现一种无政府状态，幸好先达没有发生抢劫商店，杀人放火，大肆破坏的局面。傍晚时分，日军先头部队进驻市政厅“钟楼”及其他重要机构（包括先达监牢）。而带领先头部队的日本军官中，有一名佐级军官原是在先达大街经商的日本人，他熟悉先达的情形又懂印尼语言文字，不知在军政府中任何职务，后来见他主持先达的防空事务。 日军的进驻，表明先达的政权由殖民统治变成法西斯统治，先达的历史进入了战乱的时代。日本人仍以钟楼为先达的政权中心，在此设立军政府，钟楼前的旗杆上飘着日本的国旗，不多久，军政府把钟楼的足球场改建成日本式公园，建有日本风格的凉亭，左边建有数米高的纪念碑，西马鲁温俱乐部改成高级妓院，强制慰安妇为日本军官提供服务，大街尾段的雅兰hotel则被改成另一家妓院，集中一批本土妇女供日本士兵享乐。在网球场上打球的也是日本军人，进出先达旅馆的是坐小轿车的日本高官，火车站对面的官邸，住进了日本官员，历顺百货公司也关门大吉，店铺被一家日本银行占用，其他如警察局、邮电局都没有变化，而游泳池则向市民开放。 先达日本军政府的寿命并不长，只有三年半，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在这段时间里，日本军政府除了没收荷英垄断集团拥有的大橡胶园、大剑麻园，控制战时战略物资外，就是大量印发日本军用钞票，强行从市民尤其是从华侨手中换取荷兰银盾及金属辅币，搜刮了大量财富；同时使用不值钱的军用钞票向华商、小商贩大量“购买”军需用品和军队生活必需品，以其掠夺的财富和物资来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主要的生活必须品如大米、面粉、白糖、油料、火水、香烟……等等加予管制，实行配给制，数量少质量差；又经常征用民间的汽车供军用，造成市面车辆更加少，土特产的运输受阻，整个经济运行处于混乱之中，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市盛行，投机倒把，偷窃猖獗，给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困难，不少家庭因粮食不足，以木薯、红薯、玉米来补充，食油缺少，以初炼的难吃的棕榈油来代替，黑市白糖太贵，以土制的马达红糖来泡咖啡，没有肥皂，以辣手的木灰水炼制的肥皂来代替，没有进口香烟，以本地烟叶为主，加有玉米叶的手制香烟就成为抢手的烟制品，甚至出现了烧木炭为动力的汽车来运客。 日本人来了，并没有赐予印尼民族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而是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先达军政府更是别出心裁，在先达公园的凉亭上安装广播器，强令每一家商店每天派人到公园参加广播体操，事实上广播体操前后以印尼语反复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原旨，煽动敌视西方国家，我参加过几次广播操，亲历其境，深知其用意；华侨是敌国侨民，军政府施予高压政策，关闭一切华侨社会团体包括中国国民党分部、筹赈会及各地同乡会；关闭华文学校、华文书店，禁止发行华文报纸杂志，严禁华侨拥有枪支弹药、发报机及收音机，违抗者处以极刑。后来军政府又来一手软的，对华侨大讲“日中亲善”，鼓动华侨“拥护”汉奸汪精卫伪政府；又废除甲必丹制度以侨长制代替，负责管理华侨的事务；在市民中实行“联保制”，每十商户为一组，有人出入要报告，居民要办“良民证”等等。 华侨成立地下抗日组织 屠刀之下必有勇者。日军进占初期，棉兰、丁宜、先达等地的一批华侨爱国青年就暗中组织了地下抗日团体——“苏岛华侨抗敌协会”（简称华抗）和“苏岛人民反法西斯同盟”（简称反盟），进行地下抗日活动，用暗藏的收音机收听英国BBC电台新德里分台的新闻广播，把消息编成油印小报，报名几经改动，后称《前进报》，分发到各地的抗日组织及“读报圈”的爱国人士手中，及时揭露敌人的虚假宣传，报道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消息，两个抗日组织的各地支部都开展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先达“反盟”支部在各行业的爱国人士中组织秘密的读书会如“健身读书会”、“家政读书会”等以及在组建篮球队的活动中都做得很出色，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青年，培养了人才，为日后的华侨爱国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 然而，日本的特务机关并没有放松警觉，而是时时刻刻监视华侨的一切动向。一九四三年由于叛徒出卖，发生了“九•二O”事件，两个抗日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抗日志士被捕，十余人被杀害，五十多人被关在先达监狱。敌人的血腥镇压没有扑灭抗日的火焰，幸免于难的抗日志士本着保存实力的精神，隐蔽在小城镇和乡村，利用各种方式继续开展抗日工作。先达附近的马达原始村落——苏拉巴耶村，就是“反盟”重要成员的隐蔽据点，也是重要的联络点。 一九四四年初，美军在太平洋开始大反攻，先达也觉察到战事的极速变化，在棉兰机场遭到美国空军轰炸后，先达开始频繁地进行防空演习及晚间灯火管制，也见到日本军车频繁调动，种种迹象表明，黑暗即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印尼的日本军政府封锁消息，人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投降的讯息，大约迟了十天之后，在棉兰出版的《苏门答腊新闻》（印尼文版）才奉命公布此消息，人们欢呼胜利，相互庆贺，苦难的战时生活终归结束了。 日本投降，印尼独立 二战结束了，而局部战争从未停止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苏加诺和哈达签署了“独立宣言”，宣告印尼共和国成立，而荷兰殖民主义者妄图卷土重来，重新奴役印尼人民，在英美的支持下，打着“盟军”的旗帜，以武力进攻几座港口城市如棉兰、泗水，印尼人民奋起反击，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先达，印尼各界群众特别是知识青年，其中以号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势力最大，团结一致，占领钟楼，夺取先达政权，建立临时政府，成立人民军，指令警察维持社会秩序，以防先达受到破坏。又是历史一瞬间，政权又一次易主，先达政权从此牢牢掌握在印尼人民手里，钟楼仍是先达的政权中心，钟楼前的旗杆上从此飘扬着印尼国旗，钟楼周边的机构如警察局、邮电局、先达旅馆等都由印尼政府掌管，而西马鲁温俱乐部则成为人民军的活动场所。随着局势的发展，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组织铁路工人、园丘工人上街游行示威，高呼“独立万岁”（Merdeka,Merdeka）。当时上街游行示威几乎天天都有，民族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有一天，忿怒的群众包围了先达旅馆，驱赶打着“盟军”联络小组名义的几个洋人和安汶兵入住先达旅馆，大声呼叫“滚回去，滚回去”。人越来越多，先达公园一带都站满人，有人拿巴朗刀，有人拿竹长矛，群情激昂，我和几个友人曾到现场察看，我们听到被压迫民族迸发出的革命呼声，我们也看到印尼人民反帝斗争的现实场面。 印尼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先达成为抵抗荷军入侵的坚强后方，而荷军占据的棉兰则成为“孤岛”，四面受到印尼各派游击队的包围，其中最著名的是驻守在栋檬一带的BEJO（伯佐）领导的游击队（注一）。可是印尼上层领导人却开始同荷兰人谈判，讨论成立荷印联邦制国家；和谈之风也吹到苏东，棉兰的荷军也同印尼地区政府谈判恢复交通，互通物资等问题，其结果是不定期恢复了先达、丁宜到棉兰的火车，后来又增加了火水山、民礼到棉兰的火车。物资交流一开放，有些商人就长途贩运短缺商品，投机倒把，当时棉兰使用NICA币（注二），而印尼地区使用印尼币，甚至部分日本军用币，因此几种币制的黑市交易也十分活跃。随着荷印谈判时断时续，交通和物资交流也随之而变，其实在政治和谈之时，荷兰人已作好军事部署，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进步华侨应对战后局面 华侨社会也随之激烈震荡，社会各界人士对时局持有不同看法，思想混乱，因而，原隐蔽在乡间的“反盟”和“华抗”的一些领导人，立即汇集棉兰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们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向各地组织提出了真知灼见的指导意见。而先达“反盟”迅速行动起来：
先达，多峇湖畔的一颗明珠（引自《先达照片》），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一个年头，度过了纯真而快乐的童年，也在乱世中亲历了一段火红的岁月，在实践中受到教育，受到磨练。在离别四十四年后，我于一九九零年第一次回先达探亲，到家次日上午，我带着非先达人的老伴迫不及待地从家里步行到先达公园，我们巡视一周后，我发现钟楼景物依旧，仍是先达的政权中心，而公园里的日式凉亭和纪念碑已被铲掉，凉亭改建成印尼式，显示印尼的传统民族艺术，网球场改建成柏油马路，直通先达旅馆，而西马鲁温俱乐部据说是被一华人购得，改作他用。最后，我坐在钟楼对面公园的石板凳上，久久凝视着钟楼和飘扬着的印尼国旗，我想了许多许多……无奈，只能是想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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