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刚满九岁的父亲，跟着我的祖母，离开普宁乌石老家，下南洋去找我的祖父。老家很穷，一年辛苦到头吃不上一顿饱饭，眼见生活苦得挨不下去，祖母迫不得已向亲戚邻里筹借得一点路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年幼的父亲，踏上了未知的行程。父亲的大哥多年前就已经随祖父先去了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岛的先达谋生，老家的乡亲，祖祖辈辈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父亲离开家徒四壁的老屋时，在门后的墙上写下五个大字：出洋找饭吃！ 我总是宿命地认为，我的生命中有一只扬着红帆的船，冥冥之中那只船总在乘风破浪地远航。1988年，当我第二次回到汕头老家时，在海边曾经看过扬着红帆的船起航，在我的印象中，过去从未见到过这种红帆船，也许只有潮汕地区的帆船才是红帆。我并不确切知道父亲和祖母当年是不是乘坐这种船出洋的，但我在心底里已深深认定，主宰我生命历程中种种幸运与不幸的，就是那只红帆船。我静静地坐在海边，长时间地目送红帆运去，天清气朗，在阳光的照射下，暗红色的帆格外耀目，呈现有层次的透明质感，与蓝色的天空相映衬，端庄、壮丽、雄奇，美得无法形容，一系列的联想搅得我内心激动不已。以后的某一天，我看了香港的名导演严浩导演的电影《似水流年》，影片拍得非常好，正是从这部片子，我开始认识香港电影，而影片的背景，讲的就是我们老家的事情：人们离开家园，流离失所，而心灵的家园又在哪里？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刚好就是扬着红帆的船远去，它触动了我心灵深处的隐秘，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很长时间里，老家只不过是我的档案上的一个符号而已，迄今为止，前后加起来我总共只去过老家一个星期，但那一片红帆，却牢牢地刻在脑海里，取代了对老家的所有印象。 能够与父母亲一起去印度尼西亚是我最向往的事。我生在北京，长在湖南，从小到大常常听父辈说起那个富饶美丽的千岛之国，蕉风椰雨，稻米飘香，播下种子，不用施肥管理，就能开花结果。油棕、胡椒、可可、各种香料、奇花异果，还有岛国的不同的民族风情……六十年代，祖父曾经回国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开国十年大典，我年龄还小，但已知事，祖父领着我去上海，游杭州，在西子湖划船，至今我还记得起他的音容笑貌。1973年，国内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父亲被打倒，其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监督劳动，祖父就在那时在印尼去世。消息辗转传来，父亲在他被红卫兵抄家抄得像一位缺牙豁齿的老人的嘴一样的书架上，恭敬地摆上祖父的遗像，身陷囹圄，仅能如此。那年头是人的情感被榨干了的时代，我记得当时我已被多年的黑鬼崽子帽子压得木头木脑，看到爷爷的遗像已经毫无感觉，似乎这个爷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又过了十几年，我才渐渐明白事理，我对自己的命运开始感兴趣，更想搞清楚家庭的历史，为什么父亲要从那么富饶的地方回国，为什么他不顾父兄继承家业的家喻祖训？父亲这一辈人，饱尝了历史的变迁所带来的苦难，但自始至终为什么执迷不变？ 终于有机会成就我的寻根之旅，临行前父亲搬来一大本我从小看到大的《印尼画册》和一本《印尼古代史》，让我先做功课。此行对我和我的父母亲意义同样重大，他们从1947年离开印尼到香港读书，然后再回中国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前后刚好半个世纪。而我却装了一肚子“为什么”要去圆一个家史之梦。 50年一次的行程充满了戏剧性，首先是印尼国内大选使局势略显紧张，有的地方出现骚乱，大选结束骚乱平静后又出枝节，香港拒绝印尼航空公司的空中巴士A330入境，说是引擎有问题，我们的飞机刚好是A330。印尼航空公司改换波音747才解决问题。当我们安安稳稳地坐在飞机上，飞越赤道，向那个想望已久的千岛之国飞近，我想这戏剧性的开场白一定预示着此行圆满。 风下之国 挂帆东来的欧洲殖民者，把南洋群岛叫“在风之下”的岛屿。风下之国，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坐印尼GARUDA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香港飞雅加达，再转印尼MANDALA的国内航机从雅加达到苏门答腊首府棉兰。雅加达机场非常漂亮，富有民族特色，适合热带的气候特点，通风、采光和其它的功能性设施非常合理，是法国“AIRPORT DE PARIS”公司的设计。 飞行两个半钟头，再次穿越赤道到棉兰，还要再坐两个钟头汽车才到先达。路旁是一片片的棕榈林和橡胶林，父亲打开了记忆的匣子，告诉我这些以前都是荷兰人的种植园，荷兰殖民者开始上岛时也极不容易，受不了潮湿炎热的气候和原始森林的瘴气，那些探险者的死亡率高达40-50%，但是，热带肥沃富饶的土地的诱惑力太大了，掠取丰富物产的欲望终于战胜了死亡。一块块土地开垦出种植园，离乡背井的华人和当地的印尼人被招募到农场做工，“黄金之岛”（印度史诗《罗摩耶那》对苏门达腊的称谓）的盛名传遍了欧洲大陆。棉兰和先达，都是二十世纪初荷兰人开垦植物园才发展起来的城市。 先 达 先达是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卡罗高原上的一个小城，父母亲50年前离开的侨居地。与其它的群岛上的城镇一样，先达是由勤劳耐苦的华侨开发起来，并发展成为苏北颇有名气的华侨聚居点，三条直街叫太子街、榴莲街、女王街；其它的横街分别起的中国的城市名：北京路、上海路、杭州路……先达的华侨讲国语，奇怪的是他们的国语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像桂林官话的语调，据说第一个来这里教书的人就是讲的这种话，华侨们以为这就是普通话，从此这种先达国语就流传下来，如今成为先达人的一个标志，无论在哪里，只要听到讲这种国语的人，就知道一定是来自先达。 父亲的记忆力惊人，离开50年就像昨天刚离开，在先达的大街上转了一圈，他居然可以讲出当年他的熟人朋友们的住处，而母亲出生在那里，对一切却已有些模糊不怎么记得了。 在去祭拜先人的路上，父亲讲起他和祖母下南洋路途上的一段故事。马来西亚的槟城，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勿拉湾只隔一道马六甲海峡。父亲和祖母下南洋时，曾经在槟城搁浅了一个多月，祖母仅有的一点盘缠全部用完了，祖父在对岸交不起人头税，暂时不能担保他们到苏岛，一位在槟城打石街打石头的老乡，同情祖母，让他们暂住他家，帮他带小孩。那一个多月非常漫长，父亲每天下午都跑去海边码头张望，只希望看到祖父来接他们的船。最后是由父亲的大哥向放高利贷的印度人借贵利，还清了祖父的人头税，祖父才可担保祖母和父亲上苏岛。父亲对60多年前发生的这段故事记忆犹新，前几年他还专程到槟城去找打石街，找那位收容过他们的乡亲，人去楼空，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毕竟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人事沧桑，许多东西50年不变，许多东西已经全变了。 我祖母，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我只是在父亲的影集里看见过她的相片。她是一个美丽的妇人，有一双明亮动人的大眼睛，嘴角上透着一股倔强和刚毅。那个勇敢的妇人，只身带着幼小的父亲飘洋过海，也许这就是求生存的本能使然？父亲离开先达50年后，再次踏上印度尼西亚这块曾经养育过他的土地，在祖母的墓前，他百感交集地嘱咐我，你帮我跟祖母再照一张相，若是没有她历尽艰辛带我出印尼，也许我早就饿死在老家了。父亲的一个哥哥，就是早年在老家夭折的。人生是没有“如果”的，我的手有些颤抖，要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才不至于照花这张相片，祖母的在天之灵一定会知道，她的从未见过面的孙女，在她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这只是一个家庭的历史，但它包容着人的生存、奋斗的曲折历程，有阴暗狂暴的命运悲剧，也有恬然自若的宁静，我想在我的生命中也有祖母那些不屈不挠的遗传因子。 跟父亲一起逛先达，我真有恍恍惚惚如梦如幻的感觉，也许是从小听得多，想象得多，竟然使我对这里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小城像任何一座中国沿海的小镇，街道两旁房子连着房子，每栋房子大多有三层，一层是商铺，二、三层住人。父亲和祖父住过的老房子早已易主。父亲曾经在先达的中华学校教书,17岁就当学校的训育长，现在学校已改为印尼学校，1965年九·三零事件后，先达的街道也全部改成印尼名字了。荷兰人建的火车站、市政厅、公园，全部没有变，城市的格局也如50年前一样。在老火车站旁有一栋老房，父亲说，那是荷兰人押逼王任叔劳动的地方。王任叔，笔名：巴人，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正是这个巴人，影响了父亲的一生。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在新加坡办报的巴人，从新加坡乘小船飘流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躲避日本人的追捕，在棉兰先达一带隐居。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杨骚等，也随后来印尼，郁达夫化名赵廉，当一个酒厂的老板，因叛徒出卖，停战后，在日本人即将投降时，遭日寇秘密杀害。胡愈之则利用隐藏的几年时间，编了一本印尼语法和一部印尼文中文词典。巴人的性格热情、外向，到印尼后，参加和领导了由“苏岛人民抗敌会”改组的“苏门答腊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并主编地下抗日刊物《前进周报》。父亲正是“大同盟”的成员，而在此之前，他十几岁就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为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筹募捐款。在巴人的影响下，不但使他体会到了巴金笔下的革命者充满惊险和罗曼蒂克的地下活动的滋味，也通过巴人传读的书报，让思想走进更宽广的世界。 父亲也是在1947年年底到香港的。祖母去世不到100天，父亲就向祖父提出要去香港读书，祖父沉吟不语，大哥坚决不同意，一定要父亲留下来继承家业做生意，后来是巴人的一封信，劝说祖父让父亲去读两年书再回来，祖父才勉强同意，并说，如果祖母还在，是绝对不会允许父亲走的。父亲走时带走了我的母亲。父亲到香港就读“达德学院”，然后又由组织派送去北京读书，到中联部工作，参加南方土改，去大学教书……去北京、四川、湖南、广东……走遍大半个中国，光北京就是四进四出，最后落户到深圳。与祖父约定的两年后回来变成了50年。50年后，他终于再次踏上先达的土地，祖父和大伯都已长眠地下，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尘归尘，土归土，阴阳相隔，父亲又怎么能不感叹人世的无常与无奈。 父亲专程带我去看他参加地下活动时同志们相聚的咖啡店，朋友的母亲还在，已经105岁，眼睛全瞎了。但身体还很好，嘴里嘟嘟囔囔的都是二十几岁时的事情，后来就再也记不清楚了。母亲也再一次去50年前她游泳的泳池，我看着她怡然自得地畅游，心中想着生命的各种契机和神秘，也许只是一个偶然就注定了人的一生。巴人的一句话，我的一家从此回到中国。父亲告诉我，小小的一个先达，抗战胜利后，先后回祖国的有100多人。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北京的中联部、外交部、总工会等国家机关。他们和千千万万中国人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在历次运动中，被怀疑、被误解，被关押和监禁。甚至鼓动他们回国的巴人，反右倾时被重点批判，文革中被逼得精神失常，遣送回浙江奉化老家，孑然一身，凄然去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仍是他无比眷恋的千岛之国。这些都是后话了。 家园在哪里？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饥馑和动乱，战争和各种运动，众多的人生变故，如果当初他留在印尼，他会不会变成一个腰缠万贯的侨商？我像一个小说家一样，假想着各种不同的结果，以我对父亲的了解，其它任何一种结果都不太可能发生。我不能想象他像留在印尼的亲戚一样，二十几岁就把生活的目标放在挣钱养家上，苦乐忧喜总不超过自己的家庭和子女，他没有把自己囿于一家一户，而是生活在一个大背景，置身于一个大舞台上。他在童年和青年耳濡目染的时代气息，已深深地溶人血液中。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他想让老家的乡亲再不用饿肚子、再不用飘流海外的信念，他想消灭一切邪恶和暴虐，注定了他只能走这样一条路，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他是被理想主义迷惑的一代人，他选择了知识救国的道路，自始至终无论处于什么样的逆境都不妥协、不气馁，乐观坚强地面对种种厄运。父亲年轻时非常热爱文学，他的一位语文老师曾经预言他会成为文学家，结果他选择了读经济学和哲学，他以为这些学科更能救国救民。今天再来回顾他的一生，以他敏锐的才识和思想，独特的人生经历，他本该享受到更多的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但他却在一些根本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上，所谓“顶峰论”、“一分为二”、“真理标准的讨论”等等，耗费掉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他用客观理性的治学态度去与那些无聊的吹捧抗衡，每次都把自己送上大批判的前台，甚至受到政治投机者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及对肉体的凌辱。他明知对待依仗权势的群丑的喧嚣，任何个人的抗争都无济于事，而适足以招来更大的迫害，即便如此，他也从不采取“聪明”的态度，反而紧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条，决不低头。他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在地狱的入口处》，这一切在聪明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有说不尽的悲哀和伤痛，同时也注定了我对人性的怀疑和对生命的悲观。在今天这种以金钱衡量一切的时代，人们会嘲笑理想主义者，说他们愚蠢，而我却认为，若是没有他们，这个世界将变得乏味、单调而不堪忍受。从父亲和许多与他有相同的追求的人身上，我看到了人性流溢的光彩。 与父亲相比，我们这一代人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信仰的丧失。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是以荒谬的血统论、种族论、出身论划定人的贵贱的，我们曾经被歧视、被驱赶、被摧残，注定了我们对政治的怀疑，对人性的怀疑。与父辈相比，我们不执着，没有信仰，玩世不恭，因此也就不能被拯救，对于生命来说，也许我们更不幸。我们的家园又在哪里？ 在先达只呆了短短的一个星期，刚刚熟悉了一切，又马上要离开了。晨曦下，我再次漫步小城，与那些与我相关的景物告别。小城的故事在心头挥之不去，心中竟然涌起深深的别绪离愁。亲戚们问：什么时候再来，是不是又要五十年？我无言以对。人生总是这样，相聚、分离，分离、相聚。我眼前淡淡地浮现出我的祖父祖母的面容，父辈们经历过的光明和黑暗，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当然还有那只扬帆远去的红帆船。我无法知道这次来是只此一次，还是后会有期，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无论在哪里，这次先达之行我不会忘记，它将与我的生命共存。 1997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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