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大冤狱之二

世纪大冤狱之二

           ——揭露李光耀上台后进一步野蛮迫害爱国民主人士、打击华文教育以及南大创办人陈六使的罪行
                                   

                                                              张泰永编辑
                           

                                前 言
      李光耀政权在英殖民主子和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联邦政府支持下，于1963年2月2日对新加坡左派反殖爱国力量采取所谓“冷藏行动”的野蛮镇压措施后，由于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继续遭遇到以社阵为主要力量的反对党激烈竞争，于是恼羞成怒，进一步采取蛮横措施打压和迫害在大选中支持社阵的南样大学、学生及其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并以冠冕堂皇的借口实行旨在消灭华文教育的双语教育政策。
事实上早在1950年代末他当上总理时，李光耀就对身为南大理事会主席的陈六使先生“尤其不满”，但是因为害怕“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李光耀只好“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第383页）
果不其然，李光耀这个心狠手辣连他的亲密伙伴无不怕他的假反殖、真亲英、亲美、亲苏哈多份子，就在1963年9月大选结果刚公布第二天，以为时机到了，就要求陈六使解释其公民权不被吊销的理由，并污蔑陈六使是“大汉沙文主义者”，“共产党帮手”，又以南大水平差赶不上时代发展厥词，攻击南大，为最后关闭南大制造舆论。
要不了多久，一生对新加坡各源流教育事业都作出了宝贵的重要贡献的陈六使先生，就这样被李光耀无理地褫夺了新加坡公民权，数年后含冤逝世，而东南亚地区唯一的华文大学——南洋大学厄运难逃，被李光耀说关就关了；不少南大生（包括谢太宝）也被李光耀以莫须有罪名不经审讯无限期拘留。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李光耀此后从来就没停止过以英殖民主子制定的恐怖法令——内部安全法来打击自己的对手，甚至连其阵营内部不听他的指挥棒，敢于主持公道的同僚（如萧添寿律师），也不放过，更不用说那些敢于挺身出来向他要求人权、民主的人士（如“马克思小组”成员），以及敢于揭露李氏家族有贪污舞弊嫌疑的政治对手（如邓亮洪律师）了。一句话，在他统治下的新加坡，为了保住西方世界的“小红点”和李氏王朝本身，李光耀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当然都是在法律的名义下。
现将笔者搜集到的有关材料发表在这里，仅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世纪大冤狱之一：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外孙——傅树楷医生强烈谴责李光耀政权野蛮迫害反殖爱国人士的罪行》一文里，傅医生第一篇讲话的题目应更正为：“一.2010-1-24日在柔佛新山新书推介礼上的讲话”，而不是在槟城新书推介礼上的讲话。谨此向傅医生和读者表示深切歉意。
1 李光耀对南大及其创办人陈六使的迫害与打击
           “是李光耀扼杀了南洋大学”!
2003年11月，我到怡保出席周增禧嫁女儿的婚宴，主人介绍我认识一位很久以来一直想结识我的人。我们一直无法见面，因为那位朋友是位非常成功的商人，每一次我到怡保来，他都是在外国。在周增禧嫁女儿婚宴之这一年中，就有两三次是这样的。
于是，因为要出席婚宴，这位名叫陈继唐（Chan Kee Thong）的朋友确保他在这个时间留在怡保，以及“我一定要在这一回见到赛-扎哈利。”继唐年六十余，还健康和充满活力。他的英语很流利，虽然他从小学，一直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在新加坡南洋大学，都是接受华文教育。
在婚宴当晚，我们谈得不多，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宾客。那个夜晚实际上可以说是周增禧在1960年代在南洋大学念书时的同学的“大团圆”。他们之中的所有人，几乎都是我在李光耀政权的樟宜监狱被扣留时已经认识了的。其中包括陈国防和妻子、秋莲、符国民、蔡寿川和妻子、林耀明、李腾喜及其他多位人士。我们借那次会面的机会重新打开40年前我们在樟宜监狱“E座牢舍”被扣留时的昔日故事。
陈继唐第二天来怡保Heritage酒店找我。他请我跟莎儿一起吃早餐。周增禧过后来酒店的咖啡屋跟我们一起用早点。
在餐桌上，喝着饮料时，陈继唐突然提起我的回忆录的中译本《人间正道》。他已经读过了整本书。他说，能够读到对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尤其是李光耀进行严厉批判的书的确很爽。接着，他转向坐在我旁边的莎儿：“赛太太，我是认真的，这是本很精彩的书……”,继唐说，似乎是在担心我和莎儿以为他只是在客气，作空洞的赞语。
在我对他的赞美表示感谢之后，继唐接着问关于第二本书的进度。“我听说赛您现在还在写书，什么时候会出版？”
“赛老兄已经要写完了，”周增禧插口说。
“好，很好，赛，”继唐回应。他接着献议在我的第二本书里加插一些南洋大学的事迹。他说，在第一本书里，除了几位跟我一起被捕和扣留的南大生之外，完全没有提到南大。我同意，保证会写关于南大的东西。
陈继唐曾出任南大学生会的总秘书。他说南大有很多故事可以写，我可以按照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来写。
谈起那个时代的自己，陈继唐说李光耀来不及抓他，因为他已经事先离开新加坡，回到怡保。有一位同情反殖运动的南大高级讲师，事先警告说他可能会被捕。
“李光耀抓不到我，于是就把周增禧抓去了！”继唐开玩笑地说，然后哈哈大笑，一面拍着笑着听他玩笑的增禧的肩膀。
然后，陈继唐解释说南大的成立和意义，当时在人民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尤其是在李光耀总理刻意政治化南大课题之后，就出现种族主义的味道了。
“从历史的角度，”继唐继续解释说，“写这间大学的事迹是重要的。例如，为什么要成立南大和在新加坡设立华文高等学府的实际目的。而最后这家华社所期待的大学究竟怎么样了呢？您用自己的看法和感觉来写。”我看到这位新朋友的确很认真地要我在新书中加进关于南大的一章。
反共堡垒？
南大是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华人社会的大力支持的鼓舞下成立的。当代的著名华商，包括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百万富翁李光前、连瀛洲及另外其他几位人士是主要创办人。
美国亲蒋介石的华文教育及文化的专家，也被这个成立华文大学的计划所吸引，因此也对新加坡成立华文大学表示大力支持。
恰巧南大创办人董事会里头有几位在政治上是亲国民党的董事，于是，他们共同都希望这家行将成立的大学将能够成为东南亚反共的堡垒，跟美国的反共政治非常一致。
南大创校理事会选择林语堂为南大第一任校长，他于1954年10月正式受委，其委任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无论如何，林语堂任校长并不久，因为他在校长的角色及条例制定权方面跟南大创校理事会产生冲突。最后，林语堂愿意呈辞，回到美国去。据说，他获得巨额的赔偿。
有好几位前南大学生领袖，在跟我交谈时，指林语堂其实是派来南大充当中央情报局的特务的。他的职务是：按照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和经美国扶持的政治议程，确保南大成为东南亚的反共活动中心。身为《马来前锋报》的记者，我在林语堂抵达新加坡以出任南大校长时，出席了由他召开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的设立，其首要宗旨是维护华族语文和文化，确保华文和文化，得在当时新加坡及马来西亚殖民主义英文和西方文化至上为主导的教育政策下，能继续得以保存。（李光耀在其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赢得1959年大选而出任总理之后，开始怀疑这家大学及对它产生偏见。他指责共产党分子和马共已经在学生之间扩大影响，并控制了校园内的学生团体。据说李光耀曾说过：75%的南大学生团体的领袖是共产党。）
殖民主义者的教育政策没有包含华族语文和文化之学习。因此，华校被迫自立更生，由华人社会本身来经营和管理，只强调英校和英文至上的英殖民政府根本不给予任何资助。
对于马来语文和马来教育，英殖民政府给予的待遇就只是装腔作势而已，根本就不认真行事。马来学校只限于小学阶段，只有六年。因此，在小学毕业后就只是认得一些字，只足够他们有资格去当杂役，或当司机，或成为殖民政府的士兵和警察。这就是英殖民者给予马来人的“特权”，那是让继续成为殖民地子民的马来人永远愚蠢和落后的特权。就算是如此，还是有许多华人对马来人眼红，因为他们以为英殖民者“偏爱”马来人。
语文和文化的问题的确经常演变成敏感课题，不只是在华社，而是也在马来社会。因此，南大的创立的确会产生种族间的摩擦，特别是在以前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马来族和华族之间。
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社会，当然会有很大的部分视南大的成立为朝向维护华族语文及文化的积极努力。长期以来，华族语文和文化的确是在英殖民主义的教育政策下毫无地位，甚至被边缘化。也就不奇怪华社会视南大为华族语文和文化的救星。
因此，华人社会对设立南大所表现出的自发性支持，不应视为是不健康的行为及具有“沙文主义”色彩。
马来人为什么担忧？
有一部分马来人怀疑设立南大的确实目的，以及担忧华社对它的全力支持，他们是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作出判断和假设。然而，他们的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够完全怪罪他们。那是因为，从一开始，南大的倡议者就没有对非华族社会做出太多的说明和解释。相反的，他们大都专注于只在华人社会内部作宣传，完全不顾及新加坡和马来亚其他族群，尤其是马来人的敏感性。
设立南大的主要宗旨当中，其中一项不只是要为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提供高等教育的需求，而是全东南亚的华裔都包括在内。它甚至是开放给全世界的华人，包括来自美国和苏联者。这一点，被一部分马来人视为不单只是语言文化的计划，而是带有华人政治色彩的。对他们来说，那样的职责，由中国和台湾来做不是更恰当吗？
如果这所大学命名为新加坡华文大学或马来亚华文大学，或许他们的担忧就会少一些。比起南洋大学，这两个名称比较符合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国家”色彩。事实上，南大董事会董事长陈六使要求这所大学被视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货真价实的国家大学”。在1958年3月30日的南大奠基礼上，新加坡总督威廉-顾德爵士（Sir William Goode）为座上宾，陈六使强调说：“本大学办理方式，虽大略仿效中国各著名大学，然教学媒介实华英并重，且将次第开设马来语文及印度文课程……。是以本人屡屡大胆声言：南洋大学乃新嘉坡与马来亚联合邦之真正国民大学…….”
我跟南大学生会领袖维持联系,一直到我和几位南大学生领袖在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被逮捕。几个月之后，另一批南大生被捕。我们于是就在监牢里以政扣者身份相聚，一直维持了很多年。
冷藏行动以及下来1963年及1964年的大逮捕，不只是瘫痪了南大学生会，也波及创办南大的推动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六使，他被李光耀指为是反人民行动党运动的首领，因为他在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的1964年大选中，支持和资助数位南大生在社阵的旗帜下参加竞选。陈六使被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形容为“大汉沙文主义”的头子，过后褫夺新加坡公民权。
具讽刺的是，在指责陈六使为“大汉沙文主义者”的同时，在陈六使支持下参选的南大生却被李光耀标签为是共产党分子。于是，李光耀警告所有反对他的作法的人说，他们会被控为是沙文主义或共产党，而对付他们的行动早有先例，就是对付南大学生领袖的内部安全法令，以及对付陈六使的褫夺新加坡公民权。
谁扼杀南大？
这么一来，也就难怪在这之前团结一致出钱出力支持创立南大的华人社会，在1963年陈六使被褫夺公民权时只能袖手旁观了。当大批南大生被捕和送入监牢时，他们也只能袖手旁观。为南大作出巨大牺牲及为华社贡献良多的陈六使，在九年之后逝世。到了1980年，南大寿终正寝，被人民行动党政权“并入”以英文为教学媒介的新加坡大学。
华人社会所展现的消极态度，让李光耀能够轻易继续他的个人政治议程，对付他恨之入骨的唯一的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华人民族大学，最后加以消灭。
一步又一步地，南大的特色改变了。就算是名称也已经不是南洋大学了。再也没有人敢谈起要维护华族语言和文化的地位，以及马来语作为新加坡的国语和共同语了。
他们不再有勇气，因为他们知道其后果。除了当初所出的钱和力之外，他们不再敢于牺牲，在南大成立之后维护其宗旨了。
再过几年，李光耀政权甚至以华人家长本身无意送孩子进华校为借口，以当初施诸于巫、印学校的手法，刻意让华校走向灭亡。既然没有了华校，新加坡要华文大学何用呢？那就是当时李光耀向华人社会散播的说词。
尽管如此，华人社会继续保持沉默，仿佛是被残暴的内部安全法令吓呆了。因此，当有好几位前南大学生领袖愤怒地对我说：“是李光耀扼杀了南洋大学。”我同意他们的说法。
南大学生的反殖角色
我决定在我的第二本书中写一些关于南大的事，特别是关于该大学学生参与新加坡和马来亚反殖斗争中的角色。1963年2月2日冷藏行动大逮捕之后，南大学生会发表文告严厉谴责该项逮捕，就如新加坡大学学生会和社会主义俱乐部所做的那样。从那时刻起，南大学生会更积极及公开支持左翼反人民行动党，并在1963年9月的大选中为社阵候选人拉票，当时，我们都被关在监牢里。
南大学生会甚至还组织选前民意调查，在该次大选前几个月在丹戎巴葛和牛车水两个选区进行民意调查，这两个区是人民行动党候选人李光耀和吴庆瑞参选的议席。南大学生会要通过民意调查来探索这两个选区人民对人民行动党，尤其是李光耀和吴庆瑞的看法和立场，其结果被认为将能够反映新加坡全岛其他选区选民的立场。
调查结果清楚显示选民唾弃那两位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超过90%反他们。可是，在几个月后举行的大选，李光耀和吴庆瑞却双双胜出，显示出对李光耀政权的“恐惧文化”，早在1963年就已经在华人社会的心底深处蔓延了。
华人社会在面对涉及本身前途的课题上，态度在短短的时间内，产生那么快速的巨变，南大学生会领袖深感震惊和惊讶，几乎不敢相信。在樟宜监狱内听到大选的成绩，我们只能失望和叹息，无法再做些什么了。残暴的“冷藏行动”证明李光耀在新加坡通过人民行动党政权向人民灌输恐怖和畏惧情绪，的确是取得了很大成效。这种恐怖和畏惧的感觉深入蔓延入人民的精神和思想去，形成了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就是李光耀发明的“恐惧文化”。
在樟宜监狱的“E座牢舍”，我和他们一起在那儿被扣留了好几年，我只能听着他们表达心中不满的牢骚，重复又重复的。其中好几位扣留者是南大学生会在丹戎巴葛和牛车水进行选前调查时的积极活跃分子。他们告诉我选民是多么气恼人民行动党，咒骂李光耀和吴庆瑞。于是，他们信心十足，确信社阵必将在大选中胜出。想起在进行选前民意调查所取得的巨大自发性支持，南大学生会领袖似乎很难接受这个重大打击。
虽然我在那个时候并不认识陈继唐，但却已经在1960年代认识了负责担任南大学生会校外事务的周增禧，他在那次的调查中负责要务。在周增禧之前，校外事务由陈国防负责。我其实早已经跟国防很熟络，他那时经常来吉隆坡探望他的未婚妻秋莲。她也是南大生，那时候她住八打灵加星路，是我在1961年底以前的邻居。那之后，我由于《马来前锋报》工潮关系，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及不准再进入马来亚。陈国防跟我一起关在樟宜监狱超过四年。
（引自马来进步作家赛-扎哈利回忆录II《万千梦魇》第十五章“南洋大学的命运”有关章节，译者赖顺吉，现题为编辑者所加）

维基百科全书关于陈六使生平介绍
陈六使（1897年－1972年），中國福建同安人，南洋企业家、慈善家。
少年時期前往新加坡，曾在同乡前辈陳嘉庚的公司工作，并受到陈嘉庚的栽培，後與兄弟創辦樹膠公司，渐成巨贾。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首先提出马来亚(当时马新是一家) 是“吾人之故乡”，从而开启了华人在居住地落地生根的新时代。1953年效法陈嘉庚先生办学义举，創辦中國以外地區（海外）第一所華文大學──南洋大學，并聘请林语堂为第一任校长，以此受到僑界的尊敬。
但他亲共爱华的立场为新加坡政府所不容，更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1963年9月16日新马脱离英国殖民统治，9月21日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第二天22日新政府就宣布吊销南洋大学理事会主席陈六使的公民权。他一手创办的南洋大学因不符李光耀政府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亦不断受到官方的打压，终于在1980年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这海外唯一一所华文大学就此不复存在，退出历史舞台，令人扼腕叹息。
近年，世界范围的十三个南洋大学校友会联合呼吁新加坡政府为陈六使平反昭雪，承认他对新加坡的历史贡献。
                    

恢复陈六使的尊严
作者：易柳诗
南洋理工大学“复名”背后的真正动机，目前还不很明朗。提起南洋大学的事情，陈六使的不平遭遇，也就跟着上了日程。为陈六使平反，是不是要恢复陈六使的身份、地位、名誉、尊严和他的“光辉形像”？
陈六使于1950年当选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同一年，他被选为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以后连任终生。陈六使一生的社会贡献，已经确立他的身份、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
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举行大选，“……开票结果人民行动党大胜，……李光耀续任总理。选举结束第二天，新加坡政府便采取法律行动，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陶恒生，《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
如果说要恢复陈六使的身份，所指的应该是陈六使的公民权。公民权是官方认定个人身份、保证个人权力的一种法定形式。失去公民权，失去官方承认的身份，也失去政治上的权利。可是，对于众多南洋大学内外的人士来说，陈六使的社会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完全不受褫夺公民权的影响。
网页书刊，早已出现《陈六使与南洋华文教育》这类评论。1997年，香港南大校友会出版了《陈六使百年诞纪念文集 》。多年来，人们对陈六使的不平事件，都是心里不满，对有关的恶意诬蔑，也是十分愤慨。
网页读者这么写：“陈六使事件，失去尊严的是陈六使先生还是无理的褫夺者？……陈六使先生既不曾卖国、荼毒社会，何曾失了尊严？”因此，陈六使的地位、名誉、尊严和形像保持不变，要求“恢复尊严”或者“重现形像”，显然多此一举。
1972年9月11日，陈六使过世。此后，恢复公民权，再也没有实用价值。如果真诚地去做，却是一种象征表示，可以稍稍平息民愤。陈六使有灵，或者也可得点安息。
最近，报章上报导：“……几年后，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他的侄儿陈永裕（中华总商会名誉会长，曾任总商会会长多年）到内政部领回他的公民权证书。”平地冒出丈二金刚，令人摸不着头脑。
这个“几年后”，到底是何年何月？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报上公布，书籍也有记载。新加坡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为什么不在报刊公布？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如果“内政部恢复陈六使的公民权”的消息是实，也是过气的事了。有关方面不敢正面还个公道，怎能令人心服？又怎能算是已经平反？怎能算是恢复历史的清白？
事实上，有关当事人还在，陈六使的事敏感度还高，恐怕也不能得到彻底平反。所谓“恢复地位”，不能讨回公道，也扫不清迷雾。因此，“恢复陈六使先生的身份与尊严”的标签，也就要沦落成清高而不用执行的口号了。
（2003-9-7）

李光耀政权不只对冷藏行动的政治扣留者进行残暴迫害，其他扣留者，包括被他们指为“马克斯小组”者，也遭受同样命运。连代表他们的律师萧添寿也被扣留。这一切，是萧添寿在他的那本由美国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在1994年出版的To Catch a Tartar一书中所揭露的。
我认识“马克斯小组”的一名成员。她叫张素兰（音译，Teo Soh Lang），是位年青的律师。素兰和她的几位同伴在1979年我释放之后，在《亚洲研究杂志》任协调编辑时认识我。素兰和她的同伴非常关心新加坡当时的人权问题和社会经济之状况。在我看来，他们很显然对新加坡的民主受到污染，尤其是李光耀政权对人权的破坏感到不安。那是我对张素兰和她的同道的政治倾向所得到的印象，尽管他们有好几次跟我一起喝茶或吃午餐，却从来没有邀请我讨论任何时事课题。
他们很想知道和听有关我在扣留营里的生活和经历。他们看来不敢相信，我怎么可能被关在监牢里达17年那么久。实际上，连我本身都难以相信。自从我被释放之后，常常有人向我问同样的问题。一直以来，我都感觉到很难给予准确和令人满意的答案。
瞧，在他们认识我之后不久，就自己被逮捕，跟我之前那样成了政治扣留者。这就是身为新加坡公民所面对的风险。这个风险经常会出现，往往就是在他们对新加坡的人权和民主课题表现出关心，并尝试要贡献力量和意见在这个国家确立民主和建立公平社会的时候。
李光耀的谎言
素兰和她的同道是在1987年5月21日被捕，原因好像是他们是“马克斯阴谋集团”的成员，要在新加坡“建立一个共产国家”。看了这样的胡言污蔑，我冷笑了。新加坡共产国？在1987年？真滑稽啊！为什么李光耀要愚弄新加坡人民呢？
还有，据说在背后操纵这项阴谋的黑手是陈华彪，一位被新加坡放逐的政治人物，已经在伦敦住了很多年。他是在1970年代中，当李光耀政权要逮捕他的时候，成功逃脱的。
所谓的“马克斯阴谋”，其实是李光耀在面对令他担忧的政治挑战时泡制出来的。看来李光耀也是很容易畏缩的。这跟他当时及之前的立场有所不同，总是对人挑战要进行公开的对抗。李光耀和他的政权的一切谎言，以及他在新加坡的政治劣行，被两本书给赤裸裸地揭露了。这两本书，所有相信真理、正义和民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人都应该找来看。李光耀的政治面具，被两个新加坡儿女的作者给撕烂了，他们就是陈华彪和萧添寿，两人都是李光耀政权暴政的受害人。（参阅：To Catch a Tartar，Francis T.Seow及Let the People Judge，Tan Wah Piow，Insan Kuala Lumpur1987）。
一直到今天，他们两人还继续是政治流放者，分别住在英国和美国。其他的新加坡政治流放者包括在伦敦的Francis Khoo和何标；在澳洲的邓亮洪，在加拿大的傅树楷，而邓凤霞和许多其他人则分散在香港、中国、泰国南部和印尼。
再度被捕
当张素兰和她的同道于1988年4月在新加坡第二次被捕时，凤霞正好身在伦敦。再度被逮捕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发布新闻稿，讲述她们在监牢单独监禁时被政治部官员施刑的经历。她们的联合文稿令李光耀总理恼羞成怒，就下令再度逮捕她们。在第二次逮捕中，她们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最后被逼收回这之前所发表的联合文告。

前政扣者，张素兰和她的同道的辩护律师萧添寿，他在To Catch a Tartar一书中，对这次事件着墨甚多。对于想了解新加坡在李光耀政权统治下的黑暗政治史的新、马人民，必须读这本书。一直到今天，李光耀还是在新加坡当权，套用了三种官职称呼，开始时是总理（1959至1990年），退居旁线后成为资政（1990至2002年），最后在他的儿子李显龙在2002年8月12日出任总理时，变成Mentor Minister，那或许是全世界首次出现这样的职位。据说，这个职称是李光耀自己在参阅同义词词典之后亲自选的。

张素兰和她的同道所发表的那份叫李光耀老羞成怒的联合文告，其中作了以下的揭露：

“在我们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严厉和深入的盘问，睡眠和休息被剥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冻的冷房里长达70小时。

“我们全部的人都被逼脱去自己的衣服，还有眼镜，鞋子和内衣裤，被逼换上囚犯的制服……。审问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令站着受审问，有些人站了超过20小时，而且是在把冷气机开到最大的极低温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盘问过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们中的多数人的脸都被重掴，有些被掴不少过50次，而其他人则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攻击，那是在受盘问的头三天。

“我们在受盘问时受到遭受更多肉体施虐的要胁。我们受要胁，要对我们的配偶、亲人和朋友进行逮捕、攻击和殴打。

“我们受要胁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在20年后的今天还被扣留的谢太宝被引为实例。我们被告知 ，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除非我们跟内部安全局‘合作’……。”

这份联合文告有九名扣留者签署：董丽莉（Tang Lay Lee）、曾志成（Kenneth Tsang）、张素兰（Teo Soh Lang）、黄美玲（Ng Bee Leng）、张瑄芝（Chang Suan Tze）、叶汉源（Yap Hon Ngian）、黄淑仪（Wong Souk Yee）、Kelvin De Souza和邓凤霞。（文告全文，参阅附录一）

邓凤霞当然在她的同道重新被捕后无法回来新加坡。只要她一踏上新加坡的国土，就肯定会被捕。更何况，她在伦敦时已经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 谈关于她在新加坡被扣留的事。

她所持的新加坡国际护照，在香港无法获得更新，因此，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后，邓凤霞的新加坡公民权就按李光耀政权通过的新条例，自动吊销了。在邓凤霞之前，陈华彪也在伦敦成为政治流放者超过十年之后，被自动吊销公民权。陈华彪丧失公民权，也是李光耀政权通过同一条条例加以褫夺的。

邓凤霞的呐喊

让我们来听一听邓凤霞内心的呐喊，以了解她在单独扣留期间的经历和各形各式的审问，那是跟其他扣留者，包括张素兰的呐喊有很多的共同点。邓凤霞讲述她被扣留时所受到的迫害和折磨，以及她在残暴的内安法令下，未经审讯而被扣留长达85天的感受。

1987年6月20日，星期六的晚上，凤霞在家里工作至深夜，备妥律师楼星期一的工作。她家墙上的钟显示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时分了，她于是进入睡房。她的丈夫彼德正睡得很酣。

过后不到一个小时，凤霞被响亮的敲门声所惊醒。她打开大门，一位政治部官员不请自进，然后问她的名字是不是邓凤霞。“我点头，他就告诉我说我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扣留。”

那就是邓凤霞生涯中一项可怕经历的开始，她受到李光耀政权的政治部官员那么残暴的对待。“我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感觉到很冷，很生气，眼困，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凤霞被带进一间黑房，唯一的光线是来自两盏探射灯。那房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房内有七或八个人。各种问题和无根据的指责开始向她抛来。凤霞还在惊吓之中，根本就听不清楚，在黑房内也看不到什么。

只有在取回她的眼镜之后，才看见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她所站处不远。还有两、三个人在离他们不远处站着，他们穿着全副抵御冷气房寒气的运动夹克、鞋子和袜子。

“我只是赤着脚和穿着单薄的监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战栗发抖，认真地设法要叫牙齿停止打颤，不要因摩擦而发出声音，但却失败了。而那些审问者则只是看着我几乎要昏过去，奋力在抵顶那寒气，”凤霞继续她的讲述。

接着下来，他们就采用肮脏、残暴和野蛮无耻的伎俩了。他们要胁邓凤霞，要永久永久扣留她。他们语带恐吓地问正被他们迫害和折磨的人，是否要像谢太宝那样被扣留20年之久。“我不肯相信他们。可是，我的心已经剧烈地跳动。我感觉到，在那种鬼地方，一分钟我都不能忍受，还说20年。可是，也正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对谢太宝的敬佩……。”

邓凤霞接着被乱套多顶罪名。她已经不能再忍受了，于是她首次开口反驳。可是，她还来不及继续她的反驳，其中一个审问者就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我的左脸掴了一巴掌。他所使出的力道，并不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我摔倒在地下，眼镜跌到胸部。我对那一巴掌感到震惊。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能昏过去，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从未曾受到这么样的侮辱……。”

邓凤霞最后在9月12日被释放，总共被扣留了85天。“我离开扣留所，陪同我的是彼德（丈夫）和父母。我很高兴能够跟所爱的家人重逢，但我却不能够全身完整地踏出那扣留中心。有一部分的我还留在扣留中心里。我更深一层地学习到要如何珍惜正义和自由。我绝不保持沉默，如果正义和自由不植入我们的基本人权里的话。那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不是当权者可以任意取消或剥夺的特权。”（参阅附录二）

“光谱”行动前扣留者之声明（附录一）

“我们被指涉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阴谋，使用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伎俩，颠覆新加坡现有的社会及政治制度，以期要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度。’

“我们绝对及明确地否定政府对我们的指控。

“我们从来就不是涉及任何阴谋的马克思主义阴谋家。

“我们都不曾是秘密共产党员或属于马克思主义网络，而在被捕之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互不认识或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我们更确切的属于社区及教会工作者，合法改革人士，业余戏剧爱好者，协助工人党的人士，专业人士和普通公民，在新加坡行使言论表达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宪法权利……。”

扣留期间之待遇

“在我们被扣留期间，我们受到的待遇，是根本不应施诸在任何受盘问人士的身上的。

“在我们突然被逮捕之后，受到严厉和深入的盘问，睡眠和休息被剥夺，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留在冰冻的冷房里长达70小时。

“我们全部的人都被逼脱去自己的衣服，还有眼镜、鞋子和内衣裤，被逼换上囚犯的制服……。审问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被令站着受盘问,有的人站了超过20小时，而且是在把冷气机开到最大的极低温情况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的其中一个人在盘问过程中一直被淋冷水。我们中的多数人的脸都被重掴，有些被掴不少过50次，而其他人则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被攻击，那是在受盘问的首三天。

“我们在受盘问时遭受更多肉体施虐的要胁。我们受要胁，要对我们的配偶、亲人和朋友进行逮捕、攻击和殴打。

“我们受要胁在未经审讯下长期扣留。在20年后的今天被扣留的谢太宝被引为实例。我们被告知，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除非我们跟内部安全局‘合作’……。”

我们在扣留期间写各自的“声明”时，这些威胁一直在我们的心中。

他们很落力地劝阻我们寻求法律咨询及劝告我们休掉我们的律师和拒绝采取任何法律行动（包括出席内部安全法令的咨询团），以免破坏我们被释放的机会。

我们被迫上电视，并被警戒我们的释放有视于我们在电视上的表现。我们被迫作出像以下这样的声明，“我们倾向马克思主义……；”“我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某某人是我的导师……；”“我被某某人利用……”，以牵连自己本身和其他的扣留者。

我们在电视上的谈话，经过编辑和评说，完全被歪曲和谬误呈现，给我们的行动和相互结交添加高度恶毒的用心。

我们再度明确及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们从来未曾通过任何行动颠覆我们国家的安全；我们从来不是任何要建立共产主义国度的马克思主义阴谋份子。如果需要，我们愿意在公开法庭证明我们的清白。

我们把自己视为是新加坡公民中最效忠和最具责任感的一群。我们深深感到遗憾的，不是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是我们的政府竟然感觉到必须中伤我们的良好声誉，并以我们做过或根本没做过的事为借口，逮捕、扣留及向我们施刑。

签名   Tang Lay Lee              签名   Yap Hon Ngian
签名   Kenneth Tsang             签名   Wong Souk Yee
签名   Teo Soh Lung              签名   Kelvin De Souza
签名   Ng Bee Leng               代签名 Tang Fong Har
签名   Chng Suan Tse

邓凤霞之声明（附录二）

“我感觉到真正的害怕，感觉到很冷，很生气，眼睏，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在进行了‘医药’检查后，我被带离那房间并走下一条走道。转了几转后，我到达一扇门前，打开后是通向地下室的梯级。

我走着，没有戴眼镜，只听到四处都是噪声。不同的人分几次走近我，每一个都用轻蔑嚣张的语气对我说，“哈！你就是邓凤霞啊！”，然后就走开了。地下室一片漆黑，除了那道刺眼的光以外。我被带进一间房里。

那是一间黑房，只有两盏探射灯，房间弥漫着香烟的烟雾——那儿好象有七或八个人。冷气很大，吹得很强，而地下就只是水泥地板，我感到很冷和恐惧。

经过一阵感觉上是一段很大的恐怖的寂静之后，爆出了一串声音——“好啊！邓凤霞，你终于来了。”接着就是各种问题和无根据的指责向我抛来。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因为还在惊吓之中，适应不过来，而且我又没有戴眼镜。

抛向我的问题和指控，加上响亮的噪声维持了好一阵子。我是给吓呆了，于是就保持沉默。当我觉得不能再沉默时，我告诉他们我需要我的眼镜，因为它影响我的听觉。

他们把眼镜还给我。我看见有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着，离我站处不远。还有两、三个人在不远处站着。他们穿着全副抵御冷气房寒气的运动夹克、鞋子和袜子。我只是赤着脚和穿着单薄的监牢制服。我感到被侮辱和非常冷。我战栗发抖，认真地设法要叫牙齿停止打颤，不要因摩擦而发出声音，但却失败了。而那些审查者则只是看着我几乎要昏过去，奋力在抵顶那寒气。

在盘问过程的某个时刻，他们用永久无限期扣留要挟我，并问我是否要像谢太宝那样。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我选择继续保持沉默，他们可以等二十年或更久，就像他们已经等候谢太宝那样。

我不肯相信这事，可是，我的心已经剧烈地跳动。我感觉到，住那种鬼地方，一分钟我都不能忍受，还说20年。可是，也正在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泛起了对谢太宝的敬佩。在整个过程中，那个男盘问者都在讥讽律师和法律专业，及贬抑我在法律协会的工作。

面对各种罪名向我扔来的当儿，我开口反驳，“现在，听我说，……”或是带相同意思的其他用词。我还来不及完成我的句子，其中一个审问者就在我的左脸掴了一巴掌，所使出的力道，并不仅是手腕之力，而是用上了全身之力。

我摔倒在地上，眼镜跌到胸部。我对那攻击感到震惊。在心底里，我只希望自己昏过去，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无法承受得了那样的折磨。我在一生之中，从未曾受到这么样的侮辱。

那个女华人假装扶我站起来，并讲了像“没事，没事。别紧张。为什么你不合作呢？”之类的话。我不记得那个掴我的盘问者过后有没有留在房内。可是，我记得他的脸，并在较后知道他的名字叫S.K.Tan。

接着他们盘问关于我在5月21日“逃离”新加坡的事，以及从那一天起到6月8日回来这段期间的行踪。我也必须解释我回来之后的行动。他们向我保证，我的被捕，并不是因为在法律协会里的工作，或是在1984年大选中协助阿历山大区工人党候选人柯列拉（Corera）。

可是，我并未被告知对我的指控和罪状，直到他们向我发出扣留令那天才这么做。在提问/声明/罪状打圈圈，继续了好几个小时。每一次上厕所，我都吐，并在回来后感到更冷了。我曾在厕所内镜子看自己，我的样子真是很恐怖。

那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场合不穿乳罩。走路时，我都是弯腰曲背，以免暴露胸部。不久后，我的身体成了永久性半弯曲的形状。我无法制止自己发抖。我吐了无数次，而在第三天的早晨，我来月经，染红了囚裤。

我一直继续吐到第四天，这时我感到饥饿难忍了。我的一生中不曾感觉比这更恐怖的事。大约是十个小时之后，我被带离地下室，进去走道旁的一间房里，他们给我一张椅子。

管我案件的官员黄大卫坐在我对面，我们开始谈话。当我们讨论我的口供时，其他官员如S.K.Tan，一个叫Benny的(宣称是内部安全局的第三号人物)，林宝贵和沈保兴会在不同时间各别走进来，‘澄清’一些点。

在我被逮捕之前，我的心中坚决相信，在这个滑稽行动下，从我和其他扣留者身上挤榨出来的供词是不能成立的，根本没有证明检验的价值。它根本就经不起法庭的检验。我从没做过什么颠覆的事，我也没有不效忠新加坡。它是当权者的国家，可也是我的国家。

我应该保持沉默而让他们随意对付我吗？我决定要写；可是，事后回想，我觉得，在描述事情和人物时，我有时候不够小心，而我所写的东西被歪曲了——因而我就在致力于要保护他们时，却反而连累了他们，包括已经被扣留和还未被逮捕的。

他们从不给我机会让我用自己的方式写供词。当我首次开始写时，还写不到两面，负责我的案件的那个官员看过后说：“这不行的，凤霞，你这是描写一项又一项的活动。那味道根本就没出来，凤霞，你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并学习从他那儿找暗示。我只在他感到满意时才下笔。写那东西耗尽了我的精力。我感觉到筋疲力尽，就只是要弄完它，越快越好。然后，他们告诉我关于上电视的事……。”

(引自马来进步作家赛-扎哈利回忆录II：《万千梦魇》第十三章“马克斯小组也遭迫害”，译者：赖顺吉)
3. 请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李光耀如何迫害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
                维基百科全书关于徐顺全生平介绍
徐顺全（Chee Soon Juan, 1962年—），新加坡政治人物、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以多次向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作出反对为知名。
　　徐于1990年从乔治亚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参与政治前为神经心理学家。1992年加入新加坡民主党，其后党创立人詹时中离任秘书长，投奔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一职由徐接任。徐因多次被政府当局指“无准证演讲”及“无准证集会”罪名而入狱，2001年被行动党领导人控告诽谤，2006年因未能缴付案件赔偿金而被宣告破产。
　　徐于1993年前曾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心理系，1992年加入民主党，詹时中曾形容他在事业上“走危险的路”。同年首次参与国会大选，出战马林百列集选区，徐领导的小组共取得24.5%选票。
　　在徐加入民主党不久，徐因使用学系的136新元作邮费，把学术论文寄往美国，而被国立大学校方指侵吞研究资金。其后徐发起绝食抗议，绝食期间徐仅饮用葡萄糖水。
　　由于徐与詹时中意见不合，詹因而加入新成立的人民党。民主党从1991年到1997年曾在国会中拥有3个议席，在詹离党后，民主党至今再没赢得任何国会席位。其后詹时中曾控告徐顺全并胜诉，徐须向詹缴付150,000新元赔偿金。
　　1997年，麦波申单选区从马林百列分拆出来，徐顺全出战新选区，但以34.8%得票率败给行动党的姚智。2001年，徐领导的竞选小组出战裕廊集选区，并以20.2%得票率败给行动党。
　　2001年，徐曾指总理吴作栋及国会资政李光耀两人隐瞒国会，向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提供总值170亿新元贷款，其后徐被控诽谤，并须分别向吴及李赔偿20万及30万新元，至2006年因未能付清款项而宣告破产。
　　徐被指于2006年4月进行“无准证演讲”而被罚款5,000新元，至同年11月因未能缴付罚款，而与另外两名民主党成员一同被判入狱五星期。根据民主党发表的文章，徐在狱中出现晕眩、作呕、难以入睡等症状，引起了外界认为徐遭下毒的揣测。
在公布徐的健康状况四天后，内政部发言称徐的待遇“与其他囚犯一样”，并指民主党的言论“毫无根据、恶意抹黑新加坡监狱名声的”。12月3日，医生验出徐的尿液带血，徐随后被送往樟宜综合医院接受治疗。
徐顺全—李氏眼中钉
作者: 萧栩雨
新加坡纪录片制作人施忠明拍摄了一部26分钟的短片，报名参加新加坡国际电影节银幕大奖，结果被警方传召到警署问话。如果他是以“李资政”为主角，描述他如何苦读苦学华文，撇开早期认为华文无用只能在支票上签名，南大不能不关闭的观点，相信短片不仅可以如期参展，甚至还会在电视媒体上重复宣传并转播。
可惜，施忠明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工作者，他有自己的艺术良知，从艺术角度出发进行创作，短片主角却是“徐顺全”，通过影片让人“了解新加坡的反对党为何被边缘化，以及哪些因素激发像徐顺全这样的人坚持下去”,（见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昭鹏《当政治无所不在》一文29/05 ）不巧违反了“行动党就可借由这些媒体报导不利反对党的负面消息”（《新加坡的政治领袖与政治领导》郭俊麟著）的抹黑反对党政治游戏规则。
为何需要将“徐顺全”赶尽杀绝呢？虽然谢太宝和徐顺全属于两个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理想的人物，双双不幸皆成为了李氏的眼中钉。谢太宝比李氏年轻，是南大培养成才的讲师，兼通多钟语文足以向李氏本人挑战的本钱。徐顺全是个博士，比李氏第二代掌门人具有更高的学历和更年轻。即使徐顺全不像谢太宝一样在监狱中蹲上大半辈，当李氏闭目之后从牢中走出可能会成为未来年轻英语群众心目中的“英雄”，东山再起严重威胁长子李显龙执掌的政权。当今新加坡反对党阵营中除了“徐顺全”外，尚无灼眼闪耀的年轻政治明星。不能以早期不经审问的内部安全法令拘捕“徐顺全”，唯有通过屡试不爽的诽谤罪“毁灭”他,告他破产不能直接参选就是唯一“合法”的手段。一个堂堂正正大学授课的一个博士骤然之间被描绘成为“骗子”或“疯子”，部分人暂时也许会受媒体影响，但经过长期考验和思虑之后是很难叫人信服的。
尽管李氏能言善辩，许多话毕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他曾如此比喻吴则栋：“苏卡诺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苏哈多却不是，但把印尼带成功之路的却是苏哈多。吴作栋可以作为新加坡的苏哈多。”
前印尼总统苏哈多在好友李氏眼中是怎样的强人呢？事实结果适得其反。
“徐顺全”呢？李氏欲在他羽翼未丰之前去之而后快。
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能否成为李氏王朝未来的心中大患。
 
转引自《新加坡文献馆》

         4.被李光耀迫害有国归不得的邓亮洪

维基百科全书关于邓亮洪生平介绍
邓亮洪（Tang Liang Hong, 1935年—），新加坡政治人物、律师，曾于1997年以新加坡工人党候选人身份参与国会大选，出战静山集选区，在点票结果中，邓的候选团队共获得45%的选票。
邓亮洪在大选前曾多次遭国内媒体指为“反基督教、危险人物、大汉沙文主义者”等，及曾收到死亡恐吓信，便向警局报案，惟警方不受理有关指控，邓遂离境前往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逗留。在大选过后遭国会资政李光耀、总理吴作栋等11人控告诽谤。除此之外，邓也曾被税局指控逃税，妻子的护照曾遭没收，及后获发还，其后邓氏与妻子各自前往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大洋报访问邓亮洪专辑:《与李光耀较量》(节选)
一．选举前后
新加坡──一个令人为之侧目的岛国：她向来以傲人的经济成绩、绿化成荫的市容和整洁的马路、严厉的法律制度和富裕安定的生活的广泛报道而闻名於世。
　　经历了三十多年风平浪静的岁月，人们总以为新加坡似乎已陶醉在富足和美的生活之中，人民不再会有群情激昂的举动了。
　　然而，事实却是完全出乎世人预料之外！在“人人有分，人人安居乐业，人人都有均等致富机会”的美好赞誉的传闻中，那知一石却激起新加坡的“千层浪”！
一位由华校出身的律师
 　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在1980年关闭以华文为媒介的南洋大学及全面以英文取代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体的教学制度。有一位从以前的华文学校出身的学生，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1968年跻身于以英文为载体的律师界。
　　他的名字叫邓亮洪。
　　之前，他在新加坡的曝光率不算甚高，也鲜为世界媒体所注意。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除专业事务外，他主要是活跃於华人社会之中，他曾担任过南洋艺术学院董事主席十多年，历任著名的华侨中学、华中初级学院及其他中小学及两家医院的董事职位。他是华侨中学毕业生，就读过南洋大学，是新加坡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因为律师专业和执行各个组织职位所赋予的任务，他必须和官方行政单位、政界、文化学术界及商界有较多交往；因此，他是一位为各界所接受的人物。
“官”炮齐轰邓亮洪
弹头却在自家后院爆炸
　　1996年的圣诞节前夕，各种迹象均表明：一场不可避免的大风暴即将来临。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五年执政期又告届满后，於是在1990年12月尾宣布，订于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大选候选人提名日。1997年1月2日为投票日，准备选举下一任政府。顿时，整个新加坡社会及国内外媒体，都在殷切地等候各党派将要公布他们各自的候选人名单。
　　慎重地考虑了几个邀请后，邓亮洪选择了工人党的邀请，和知名的印裔律师惹耶勒南先生及其另外三位党员搭档，组成五个小组，参加静山集选区竞选。于是，1996年12月23日，当新加坡工人党宣布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名单中，出现了邓亮洪的名字，一时间，整个新加坡为之哗然！
　　世人皆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几十年以来，从来不能接受、容忍或放过异议人士；如果有人敢和他们竞争、对抗或和他们对著干，他们都必然会开动国家机器，用各种各样的名堂，各种各样的手段，把他们拖跨；或使对手阱入各种法律或经济的困境之中，弄得你半死不活；或索性动用公安法令，不须经过审判，将你长期监禁。二三十年后，在各种苛刻条件之下，才把你释放，废去你一切的能力，就像著名政治扣留犯谢太宝那样，将他一生摧毁。于是，鲜有人敢出头来和行动党抗衡，争夺国会议员席位。这说明为何历届大选，行动党候选人，总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形之下，不费举手之劳，持续执政达几十年之久。
　　现在邓亮洪律师竟然胆敢加入反对党阵营，参加竞选，摆明要和人民行动党候选人过意不去，争做国会议员！大选气温，即时急升。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好不热闹！报刊特号及专题文章纷纷出炉，除了热烈讨论之外，电台及电视台也邀请各界人士登台亮相，发表意见、评论及预测各种可能的竞选结果。
　　1996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召开了那一届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当内阁正式会议议题讨论一结束后，内阁成员即时紧急讨论邓亮洪的“不寻常的出现”。在会议上，各部部长和出席会议的议员们，各自回忆了以往和邓亮洪的个人交往经验。最后，内阁资政李光耀柏板定调：邓亮洪是个危险人物，必须尽早将其抹掉(Demolish)！否则，人民行动党三十多年来在操作华人社会所下的功夫，将毁于一旦（此系李光耀事后于1997年5初在新加坡高等法院控告邓亮洪诽谤案件中，发誓作供时所透露的）。
　　由此开始，不论邓亮洪到什么地方，总有多位便衣人员，如魔鬼随身，到处跟随。他们当然是有关当局刻意安排来的人对付邓洪亮这个“烫手芋头”。连邓亮洪的家人成员也得到特别的“照顾”，出入有人跟踪，使到家中大小，诚惶诚恐，坐立不安。他们哪里会料到，只因邓亮洪参选，更大更多的苦头，还在后头等候著他们去尝呢！邓亮洪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明白及体会到，为什么有些为人妻子的，要以“跳楼自杀”来威胁，逼迫丈夫放弃参加竞选计划。
圣诞节假日一过，中、英、印、巫文等各家报纸，恢复出版。众所周知，新加坡所有的大众传媒，不论是报纸，电台或是电视台，全由人民行动党所控制及操纵，毫无例外。他们每天夜以继日，集中火力，重炮轰击邓亮洪，犹如一颗颗的原子炸弹在爆炸，阵阵热浪，直向他逼去，直叫他喘不过气来。邓律师说，撇开别的不说，只要随便翻翻一下，由他所累积到的一叠又一叠的新加坡华文报剪贴，看到那些大字重墨而又刺目的标题，就足以令人心惊肉跳，目瞪口呆：
　　“李光耀资政：采用邓亮洪做法，我国将成波斯尼亚”、“吴总理：邓亮洪是危险人物，不应让他进入国会”、“邓亮洪在玩火”、“多位议员指邓亮洪言论极端”、“邓亮洪若当选议员将像（澳洲）汉森掀起风波”、“吴总理指邓玩危险游戏，利用宗教课题鼓动情绪”、“别让邓亮洪破坏社会安宁”、“李资政：静山是关键战役，关系总理与两位副总理前途”、“吴总理：静山是总理对邓之战”、“吴总理：如果邓亮洪中选，我在国内外声誉将受打击”、“陈庆炎副总理；阻止邓亮洪进入国会，不是反对华族文化”、“偏激煽情者，应严厉对付”、“李资政：行动党若输掉静山集选区，将是整个新加坡的大失败”、“把组（官）屋翻新与选票挂钩，并不是在威胁人民”、“吴总理：以计票结果决定组屋翻新快慢，是民主过程，并非威胁选民”、“李资政：静山区集选区共有25个计票中心。哪个区最支持行动党，组屋将最优先获翻新”。
　　上面所列的只不过是从大量报道中挑选出来的几个标题罢了。其文章内容重点主要是，指邓亮洪是个反受英文教育者、反基督教徒、反回教徒、反马来人的大汉沙文主义者的危险人物，如果不制止他传播他的言论与思想，那他将把新加坡带入像波斯尼亚、斯利兰卡和非洲卢旺达等国家处境一样，因种族、宗教或语言的争拗而引发流血冲突事件，使到社会发生动乱不己，危害国家与人民。
　　观察力及分析力极强的邓律师当然洞晓行动党政权所发的强势不但空洞又没有根据的舆论攻势的用意与目的。邓律师说：“首先，那是‘借刀杀人’的毒招。用意是在煽动基督教徒及回教徒伤害我及家人。刑法禁止任何人（包括行动党人在内）通过报章、电台及电视台，针对我个人而发动带有挑衅及煽动性的指控，说我是反基督教徒和反回教徒。这样的做法，目的是使教徒们对我产生憎恨，甚至进而伤害我及我家人。那是绝对触犯刑事法的”。身为律师，邓亮洪只好以专业的态度，处理这事。他将各家报纸所登载的资料集中起来，於1997年1月1日傍晚，交给警方入案，并要求警方保护人身安全。
　　完全出乎邓律师预料之外，他向警方备案的记录资料副印本，本属警方机密文件，竟然全部出现在隔天（投票日）各家的报刊上。因向警方备案记录资料上，列有发表那些言论者的十一位行动党领导人名单。李光耀、吴作栋和李显龙等十一位行动党领导人，竟然指控邓亮洪及惹耶勒南两位律师促使报界登载这些资料。这又构成了他们多宗控制邓亮洪及惹耶勒南诽谤案的根据，要求赔偿名誉损失。对他们来说，既可打倒对手，又可捞钱，真是一箭双雕，美事一宗！
　　紧跟著而来的，行动党人也把邓亮洪夫人张秀霞抛下泥坑，也把她列为这许多大诽谤案子的第二被告人，她的个人财产，连同子女的银行户口，也被法院查封！她的护照也被移民局没收取消，不准出国门。这些超法律的闹剧，及时成为新加坡民间及国际媒体的笑柄。
这像是炮弹掉在自家的后院。
　　果然，在行动党发动媒体炮轰邓亮洪一两天内，邓亮洪住宅及办公室就收到，由所谓的“基督教徒”和所谓的“回教徒”签发的一些恐吓信件。有的要邓亮洪到回教堂去道歉，不然对他不利，有的直接威胁他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当然，也有些信件说不相信行动党人的鬼话。邓亮洪进一步说，当时内政安全局人员对他的住宅及办公室进行24小时的严密监视，当局完全清楚是哪些人马及何方神圣，将恐吓信放进置於邓宅门前的邮信箱内。
　　1月3日傍晚，邓亮洪将这些恐吓信，拿去再次向警方报案，但都没有下文！
邓亮洪继续解读及分析上述行动党人对付他的强力的舆论攻势：
　　指控他是危险人物，将会危害社会安宁，是当局准备大选后算帐的布局。不论邓亮洪是否当选国会议员，行动党政府都会像过去那样，肯定会引用公安法令将其扣留，除去后患。同时极力制造骇人的白色恐布，阻止及防止今后再有像邓亮洪这样的人物，挺身而出。
　　指控邓亮洪是反对回教是要断决他的退路及防止对他可能获得的支持，因为周边邻近国家都是以回教徒为主。
　　指控他是反英语人士及反基督教徒的大汉沙文主义者是想要防止西方人权组织及媒体对他的声援和支持。
　　行动党政府向选民发出明确而又强烈的讯息：投行动党票者，其组屋将得到翻新，其市价增值，将享有经济效益甜头；投反对票者，则相反，其组屋得不到翻新，将尝经济损失苦果。这简直是威逼利诱，兼而有之。行动党政府哪里还尊重选民神圣的、宪法赋予和保障的选举权力与自由。更严重的是，他们居然公开地、厚颜无耻而又毫无忌惮地动用国家资源，利诱及贿赂支持他们的选民，及动用国家行动机构及行政权力威逼选民，妨碍他们自由自主的运用他们的选举的权力。这些都是国法所不能容忍的。
　　这像是又一颗炸弹落在了自家的后院里。
　　李光耀身为参选人之一，居然在投票前夕公布说，静山这一选区，将有25千计票中心。实际上，他已经取代了本应保持独立、中立及公正的选举监督官的职位及功能。静山区选民何其幸运，能得到他老人家的亲自关照。出身律师行业的李光耀，在他心目中，此时哪里还会有国会选举法令这回事呢？这一特殊布置与安排，向选民们再次发出强烈的讯号：行动党政府将会知道，这些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什么党，他们投票的取向，将决定他们的组屋翻新，是否得到优先对持。法律赋予选民的选择保密权力都被赤裸裸地强奸了。
　　这一招，直逼得参选的工人党参选人手忙脚乱：工人党临时不可能找到足够的人员，敢而又有能力去担挡这25个小组的组员。这个小组的工作范围包括：选举投票时间结束时，监督选票箱被密封，避免有人作诈；监督选票箱从投票站被运载到计票中心处，防止有人在途中对选票箱作手脚；监督选票的点算，以免选择工人党的选票，归给对方，如有争执，要和监选官交涉或和工人党领导人联系处理等。工人党只能临时凑合了几组人应付。但他们都不准跟随运载装有选票箱子的车辆。自己备有车子的工人党代表，只能尾随官方车子到计票中心去；没有车辆的，只能自己想办法，尽快赶到各自被指派的计票中心去。那些没有工人党代表到席的计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