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深切怀念司马文森先生 黄新聪 1956年国庆刚过，我到北京出差，从一位老同学那里得悉：坤甸《黎明报》总编辑张世成先生参加印尼华侨国庆观光团，现下榻北京新侨饭店。张世成先生是我当年在《黎明报》半工读时的老领导。我立即到新侨饭店会见张先生，见面后寒暄了几句，张世成先生卖关子似地说：“我这次回国观光，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遇到了你的一位熟人，他至今还很关心你！”谁？在大使馆工作的我的一位“熟人”？我开始有点发蒙，这人能是谁呢？但过后一想，便随口答道：“司马文森先生！”“正是他，司马文森参赞！” 原来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在观光团回国前夕举行欢送宴会，席上文化参赞司马文森见到了张世成先生，亲切地问他：“以前在黎明报半工读的黄新聪回国后，还有没同你们联系？”当张世成告诉他，我回国后不久便参军，现在东北航校工作。司马文森参赞诙谐地说：“他当年读了沙平的《少年航空兵》（沙平为胡愈之的笔名），幻想当新中国航空兵，现在投笔从戎，当了新中国的空军战士！算是圆了他的‘少年梦’。”没想事隔六、七年，这位未曾见过面的启蒙老师，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还记住我这个海外青年学生。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激动得热泪盈眶。临别时再三拜托张世成先生回到印尼，代我问候司马文森先生，感谢他当年对我的培养教育。 司马文森先生是我崇敬的老师。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他几年来通过鸿雁传书，对我的思想教育和写作上的指导，是我终生难忘的。我早年爱上文学，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与司马文森先生对我谆谆善诱的教诲分不开的。 1947年夏，我在坤甸《黎明报》当电讯抄写员，经常在编辑部翻阅一些香港和星马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其中有星马的《风下》、《现代》杂志和《南侨日报》，香港的《文艺生活》、《华商报》以及“北方文丛”等书刊。一天，我正埋首阅读《风下》杂志的长篇连载《少年航空兵》时，副刊编辑郭克拿着一本刚到的《文艺生活》对我说：“新聪！《文艺生活》是国内流亡香港的作家办的文艺杂志，经常登载著名作家的小说、诗歌、剧本。这是一本很好的文艺刊物，你喜欢文艺写作，可以拿回家看看。”我接过手一翻，果然有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从此我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份杂志。每当新的《文艺生活》一到，我如饥似渴地从屝页读到底页。从郭沫若、周钢鸣、冯乃超、邵荃麟、黄秋耘的文艺理论文章到陈残云、司马文森、杜埃、碧野的小说，林林、马凡陀的诗歌，我一篇不拉地细心阅读。我特别喜爱马凡陀的用漫画式的手法和辛辣的讽刺语言鞭鞑旧社会，反对国民党腐败政权，反对内战的诗歌；喜欢他的诗歌中跳跃式、节奏性极强的音乐旋律。我更喜欢司马文森先生的朴素、自然，读后使人身临其境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他的《尚仲衣教授》就是我当年最“热读”的小说。司马文森先生朴实无华的文风，以小见大、开宗明义、卒章显志的写作手法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至今我在写作时脑海中就浮现《尚仲衣教授》这篇中篇小说，想起司马文森先生朴实无华、不弄玄虚的文风。我写《赤道城故事》，写怀念师长和忆旧谈趣的文章，一开篇就切入主题，开门见山的叙事，正是受到《尚仲衣教授》所展示的文风和写作手法的启发和影响的。 一次，我在《文艺生活》底页读到“文艺生活社”（简称“文生社”）征求海外通讯社员的启事。启事写明了社员的义务和权利：社员每年需交12元港币（这个数是否准确，记忆可能有误）作为社费，社员负有推销《文艺生活》的义务，并积极联系热爱文艺的青年，互相切磋和交流写作经验；社员每年获赠12期《文艺生活》杂志，社员的作品可寄“文生社”，由编辑部给予评论和指导，优秀作品经评选后可在《文艺生活》上刊登。我当即如数给“文生社”匯款，并给主编司马文森先生写了一封表明心迹的极其热情的信。很快，我接到司马文森先生的复信，并附来一个编号为“1948/B23”的社员证。复信只有一页纸，大意是“文生社已接纳你为海外通讯社员，今后每月会寄给你一册文艺生活，希望你能多向同学和朋友介绍文艺生活。你喜欢写作，如有作品可寄给我们，我们会考虑将你的优秀作品在文艺生活杂志上发表。”信末署名：司马文森。 接到司马文森先生这封亲笔信，我激动不已，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几乎把信都背熟了。一次，在郭克主持的“热风读书会”的活动中，我让大家看了这封信，很多文友都赞羡我成为“文生社”的通讯社员，我也趁机开展工作，当场就有几位文友订了《文艺生活》，并且委托我通过“文生社”邮购香港出版的“北方文丛”等进步书籍，如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马凡陀的《马凡陀山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沙平的《少年航空兵》。我到当地“批局”（钱庄）将书款匯去“文生社”。半个多月后就收到“文生社”寄来的书，司马文森先生还随书附来一封简短的信，列出各书的价钱和邮费的明细表以及余款，同时还给了一份香港出版的新书目录，他那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司马文森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又是《文艺生活》的主编，可以想象他的工作是极其繁重忙碌的，但他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仍然亲力亲为，帮我们邮购书籍，向我们推荐新书，如果不是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出于对海外青年的关爱，是很难做到的，他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至今仍令我敬佩不已！ 从1948初到1950年夏回国前，我几乎每月都给司马文森先生写信，他接到我的信从未延误过复信。司马文森先生在信中谆谆善诱地指导我写作。我每有习作必先寄给司马文森先生审阅修改，然后才向《黎明报》或校刊投稿。司马文森先生很少在我的习作上大删大改，而是在信里给我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我当时喜欢模仿马凡陀和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写些讽刺时局和社会弊端的短诗。他看过我写的一些诗后给我回信说，初学写诗的人，开始时模仿别人的风格是可以的，但还是要有自己的文风；一首好的诗是取决于诗的内涵，因此不要太专注于写作技巧。司马文森先生在信中还说诗歌和其它文艺作品一样，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希望我多学些哲学理论，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信中还向我推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深切教诲至今我仍牢记心中。我把司马文森先生当成良师益友，当成最可信赖的人。每当遇到不如意之事或有疑难问题，我便想起了司马文森先生，毫无保留地向他诉说，希望他为我指点迷津。1948年，我在中华中学读初中二年时，国民党员的校长李XX先生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禁止学生在校内阅读进步书刊，不准学生议论政治、发表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言论等，并公然纵容三青团份子搜查一些思想倾向进步的学生书桌，我是被搜查中的一员。当时我们很气愤，想以退学表示抗议，其实我早就不想在这间由国民党控制的学校读书。我给司马文森先生反映了这个情况。很快接到司马文森先生的复信，但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支持我退学，也没有鼓动我向“反动校长作坚决斗争”。反而希望我要珍惜读书的机会，不要轻易退学，要我相信学校中还有很多心地善良，同情我们遭遇的老师和同学，相信社会上有很多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语气极为平和、低调。 果然不出司马文森先生所料，年底在社会公众的压力下，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解聘了李XX的校长职务，李XX趁机宣布“中华中学”脱离中华公会独立自办，此时一大批思想倾向进步的学生，在训导主任宋庆玉先生的带领下退出中华中学，另組新的中华中学，因此我才没有中途綴学，继续读完初中课程。1949年初，平津解放，三大战役胜利结束，百万大军渡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国内政局的变化引发海外侨社的重大震荡和分化，坤甸侨社进步和反动两派营垒分明，抗争日趋激烈。这时坤甸教育委员会的个别领导人不顾社会公众和广大学生的反对，聘请从北平流亡到印尼的反动文人李XX神父为新中华中学校长，解除进步教师宋庆玉、方步樵先生的代校长和训导主任的职务，学生掀起了一场护校斗争。我以此为题材写了一出独幕剧《中华儿女》，我将原稿复写后用航空特快寄给司马文森先生阅改。司马文森先生这次没有将稿件退回，但他给我提了几点意见，大致是：你将同学们的护校斗争编成剧本，生动地反映海外华侨学生的爱国活动，剧本写得还算成功；不足之处是你的剧本中有些句子是口号式的，缺少生动、活泼和口语化的对白。同时，你的剧本中还应多写些中间派学生的思想和行动，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学。看来司马文森先生对我这篇处女作是看得很认真细致的，我立即根据司马文森先生的意见作了修改，后来刊登在《黎明报》的副刊上，并收集在我们班的毕业纪念特刊内。 1950年春节过后，我开始做回国的准备工作。那个年代的华侨学生很喜欢请老师和同学在纪念册上题词留念，我汇款给司马文森先生，请他帮我在香港买一本精致的纪念册，并恳请他题写赠言。很快就接到司马文森先生帮我买的纪念册，但他并没有给我题写赠言，而是附了一纸简单的信：“黄新聪同学，你要的纪念册，我帮你买了，你要我题写赠言，我想就不必了，你还是请你的老师和同学题写吧，他们给你的赠言才是最宝贵、最永恒的。”信末给我留下他在香港九龙的地址和电话，约我回国途经香港时到文艺生活社编辑部晤面。这几句简单朴实的话语，体现了司马文森先生谦虚的高尚人格和品德，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7月我回国路过香港，住在港岛一处专门接转归国华侨学生的接待站。接待站严禁归国华侨学生外出，以防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劫持，我几次要求去九龙弥敦道拜访司马文森先生都被严词拒绝，最后只得打电话给他。我同司马文森先生在电话中简单交谈了几句，他对我回国升学表示祝贺，鼓励我为建设新中国努力学习。年底，我在广州参军后北上，长期在牡丹江航校工作，再没有同司马文森先生联系了。后来知道他 1952年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广州后在文化部门工作，主编文艺刊物《作品》，1955年又随黄镇大使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任文化参赞。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前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的进步作家，一个个被打成黑帮和反革命份子，我忧心忡忡，担心司马文森先生也难逃凶劫，但又心存幻想：司马文森先生在驻外使馆工作，愿他能逃过劫难。但后来还是获悉司马文森先生被残酷迫害，含冤死于1968年。这是一位多么善良，多么令人崇敬和爱戴的老作家和革命家啊！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真是天理何在！司马文森先生是中国知识份子的楷模，他长期为革命事业忘我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数十年如一日笔耕不息，著作等身，为新中国文学谱写了光辉篇章；他是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为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海外青年的知心朋友和革命引路人，为培养和教育“海外孤儿”呕心沥血，许多当年受过他教诲的海外青年学生忆起往事，无不魂牵梦萦，心怀由衷敬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永远怀念司马文森先生。 （全文刊登于2010年5月22-24日印尼《国际日报》） |
由点达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