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 念 许 灿

在香港《侨友社》为许灿逝世举行的《追思会》上的发言

深圳  王谦宇

许灿走了，像一片秋天的黄叶，轻轻的飘零落地。

我自认为是一个参透人间生死的行者。生死者，生命自然生息演进之规律也。哲人有言：面对自然发生的一切，人们当以平静之心顺然处之。话虽如此，对于许灿的离去，我仍然不能让自己的心得到平静，我内心生起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伤痛。我说不清楚其中的因由：是他死前半年疾病和手术对他精神和肉体施与的折磨，是他一生曲折坎坷、事业无成、报国无门的生命途程，还是因为我失去了一位相交半个世纪的真诚的朋友。

我认识许灿是许久以前的事了。那是1949年，在刚刚解放的北平，我和他同是中央一个“训练班”的同学。“训练班”开始时有三个队，我编在第一队，做一个普通的学员，许灿是第一队的队长。言谈之间，得知他原也是一个华侨青年，在上海上学，毅然放弃学业，潜入解放区参加新四军，随军转战南北，这次是从东北作为骨干调来学习。他的经历让我感到亲切。当时他头上一顶灰色军帽，身上一袭掉了色的军衣，同我们这些从香港或国统区来的同学相较，俨然是一个没有小资气息的土八路，虽然看来还有几分造作。他工作积极，待人热情，这些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训练班”的任务是学习理论，改造思想。学习理论不容易，改造思想更是痛苦。当时的口号叫做，不怕丑，不怕痛，脱掉裤子割尾巴。这明显是采取延安整风的方法，思想斗争的激烈可想而知。“脱裤子”这个口号就是延安整风留下来的“传家宝”。我记得，当时的许灿并不是那么使人可怕，他对人严格，却也心中有数，不像我的一些“积极分子”朋友，“左”得那么可爱。我发现从老区出来经过延安整风的当年的华侨青年，像训练班的几个指导员，大都如此，因为他们经过“抢救”，吃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苦头。许灿也有过同样的经历，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在一次部队的审干运动中，审查他的历史，问他你为什么叫做许铲，铲就是铲除，你是不是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解放区来的。这在现在听来是一个笑话，但在“海外关系”等同于“国特”的年代，这样的问题是可以断送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甚至引起更为严重的结果。这也许就是他后来改名的原因吧。

“训练班”的纪律是严格的，实行军事生活，作息定时，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起床操练，在队伍前头吹哨子喊口号的就是许灿。从1949年到1950年的两个夏天和两个冬天，我们是在许灿的哨子声中跑过来的，这个情景深深的印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也没有消失。当然，我们也有着更多的欢喜和快乐，当着站在天安门前，听着礼炮隆隆轰鸣，看着红旗冉冉升起；当着在中南海的怀仁堂，我们的专场演出博得中央领导和国际朋友如雷的掌声。这个时候，我们怎能不把我们在海外忍受的全部屈辱和辛酸，一齐迸发出来，欢欣鼓舞，心潮逐浪，泪涌如泉呢。从训练班出来，同学们各奔东西，大部分同学南下土改，许灿直接到了工作岗位，先在中联部，后调交通部，下到广州。离开训练班的时候，我们这一群，对个人和国家，都是满怀激情，充满希望。一个一个都准备着为人类的最后解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那怕赴汤蹈火。展望未来，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就要出现在眼前。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天真。但是，我要说，我们是真诚的，这是处在那个伟大时代的革命青年共同的心声。

1957年10月，我从四川调回北京，这时反右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报纸上反右的文章铺天盖地，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口号响彻云霄，“章罗联盟”、“民盟六教授”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陷入“人民战争”的海洋。不久消息传来，广州的许灿、费曦也中箭落马成为右派。这样，费曦一家就有了四个右派，叔父费孝通，父亲费振东，丈夫许灿，还有她自己。章罗我不了解，六教授中有我的三个老师，费孝通则是我心仪的学者，费振东在海外就是我父亲的挚友。他们成为右派让我震惊，但我想起或许因为他们是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真的有着未为人知的反党阴谋也尚未可知。可是许灿、费曦，却是我所熟悉的同学，我知道他们热情如火，从做学生起就追求进步，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青春、理想，以至自己的生命，都献给他们所追求的事业，费曦在海外同反动派斗争而身陷囹圄。他们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为什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百思不得其解。

1976年文革结束，我逃离湖南到广州，同许灿见面，相隔二十年，仿佛从噩梦中醒来，当着空气略为松动的时候，我要许灿告诉我他的右派罪状，我帮着写个材料进行申诉。许灿打开记忆的盒子，用力的搜索，说出来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没有我所预想的恶毒言论，从中好不容易我拣出重要的两条，一是在北京出差说过，报上所载章伯钧的有些意见是说得好的。二是在讨论工作时说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我问许灿，你说这些干什么。他说，不是上级号召，要帮助整党，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吗。我不像费孝通，可以鸣，可以放，我只是偶然发表些感想意见罢了。原来是这样，许灿是听党的话，响应领袖的号召，却不知为什么，胡里胡涂就成了右派。我想起在训练班的时候，反复教导给我们的是，听党的话，党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许灿就是照着这么做的。他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教导，做一个共产党员，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头脑，更没有人告诉他，每个人的脑子都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就是这样，他哪有理由不听党的话，他哪有胆量不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

我和许灿、费曦相晤，从不谈起反右文革中各自的遭遇。这是因为，这种丧失人性的人格侮辱和人身摧残，不仅是受害者个人的灾难，更是整个民族的耻辱。在许灿死去的时候，我重提这些，不是替他平反，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也不是要求谁人向他赔礼道歉。有人说过，中国人的一部分，是一个不知忏悔的群落，缺失的是俄狄浦斯，他们从来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的勇气。我重提这些，目的只有一个，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必将重蹈覆辙。

最后，我要说的是，许灿虽然道路坎坷，遭际困顿，但是他爱国之心不变，服务人群之心不变，对朋友的真心实意的热情不变。这有他移居香港后的活动作为佐证，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多说了。有朋友说，许灿这一辈子活得不值，付出了许多，却没有收获。是的，许灿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青春和力气，却没有捞得一官半职，甚至连晚年的退休金也没有。可是我要说，这不是生命价值的全部。徐世民先生说过：热心报国的华侨，他们冒着风险投身革命事业，却无心做官，他们仗义疏财，也没有任何以金钱入伙的想法，没有想到要求祖国来报答自己。我想，这点许灿做到了。

许灿移居香港，我是不十分赞同，我担心他难以维持生计。但我理解，这个决定的作出，要有极大的勇气。他置经济物质于不顾，为的是维护做人的尊严。许灿晚年经济不宽裕，靠着香港政府的“综援”为生。但他活得自在，摆脱了思想禁锢，寻回了自己。而世间最重要的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了。最后的十年，社会活动少了，却是乐于读书，勤于思考，偶而同朋友通通电话。青年时候失去的东西，老年时寻回来了。我为他欢喜。

2002年，许灿年交80，我约了几个朋友，同他庆祝，座上胡诌几句让他高兴：

人说七十古来稀，

如今八十不希奇。

高踞泰和看世界，

活到一百没问题。